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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总是和生物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方法论要么采取生物学隐喻，要么直接将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类比于生物演化。Dawkins(1983)更是将此称为“综合达尔文主义”(universal Darwinism)，认为达尔文的演化选择理论普遍适用于一切复杂、开放的系统。随着近年来演化经济学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自组织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理论的兴起，演化选择理论的内核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一、演化选择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
(一)主要反对意见及其辩护
E.Penrose(1952)明确反对将社会演化过程与达尔文主义的选择理论做类比。在Penrose看来，深思熟虑和算计是人类最为重要的行为特征，但是，这在达尔文主义中是缺失的，后者的演化过程是在没有认知主体下由遗传物质储存信息进行的(Herrmann-Pillath,2004)。按照Penrose的理解，如果社会演化的概念仅来自生物学的类比或隐喻，人类深思熟虑的行为将很难纳入分析。或者更为极端地说，一旦我们谈及“有意识的行为”，那就不是演化的事了，演化的分析范畴仅限于“无意识”。Penrose的论述隐含了两个重要的假设，即人类行为是以理性算计为特征，生物演化是以无意识为特征。但是，这两个假设是否正确还有待商榷。抛开人类许多由规则支配的无意识行为不谈，就算是有意识的“目的性行为”也必须经历对目的的建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当事人经过长时间的知识积累演化形成的。休谟、斯密和哈耶克等演化学者都倡导“理性源于经验”，这也得到新近认知科学的证实。我们不能仅仅就行为的表象，而断定“目的性行为”是人类重要的特征，并宣称无法运用演化分析。至于“生物演化是无意识”的断言也是过于草率。许多当代新达尔文主义学者甚至宣称，基因也具有目的性。Hodgson(2002)对此做了辩护，认为Penrose的论述仅停留在表面，其对达尔文主义的理解有误。在Hodgson看来，达尔文主义并不依赖于行为是否具有意识，其方法论的精髓在于对事物“因果关系”的探寻。在达尔文体系中，并不存在没有原因的结果，人类目的性行为形成的原因也是达尔文主义所要解释的(Hodgson,2002)。依据此解释逻辑，我们可以将人类目的性行为视为神经系统经过长期适应性演化而成的。这类似于纳尔逊和温特(1982)在处理企业有目的地搜寻新惯例时的做法，他们将企业这种目的性行为视为更高一层的惯例，即学习规则。笔者也赞成Hodgson的辩护，我们不能运用心理学词汇(“意识”)来作为达尔文主义适用性的判定标准。毕竟在不同层面(例如基因层面和个体层面)，“意识”、“理性”、“目的性”等词汇很难得到统一的界定。但是，如果想提高演化选择理论的逻辑解释力，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个体发生层面上解释“目的性行为”形成的原因及其演化，还必须在系统发生层面上解释个体互动的演化，并且进一步阐释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的逻辑关联。例如，企业惯例的演化通常受到内部经理人有意识选择和外部市场竞争选择的共同作用，一个有说服力的演化选择理论就必须建立内部经理人有意识选择和外部市场无意识选择的关联。
J.Foster(1997)认为经济演化和生物演化存在重大区别，任何运用生物学类比来探寻经济演化都是不适宜的。Foster反对的理由是，经济演化主要是基于人类创新和合作维度展开的，生物演化则是基于生存竞争。Foster对于经济演化和生物演化特征的描述令人费解，这似乎排除了经济领域中的竞争与生物领域中的创新和合作。竞争显然也是经济领域重要的现象。当代生物学大量研究成果也指出合作和不自私的行为在生物演化中的重要性(Sober & Wilson,1998)。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Foster明显误解了经济演化和生物演化的特征，他对演化选择理论指责的前提是有问题的(Hodgson,2002; Knudsen,2002)。尽管如此，Foster的观点也对演化选择理论提出挑战。例如，我们该如何来分析人类大量的合作行为？新古典理论对此提供了一个博弈论解释，它是建立在个人对于“合作”和“不合作”的理性选择上。但是，该理论却无法解释大量纯粹利他行为，并且无法解决“搭便车”难题。社会资本理论也尝试从社会网络和关系资源的视角，论述道德、规范等合作行为的产生(林南，2004)。我们认为，演化选择理论中所阐述的种群和群体选择观点也许能够更好地解释人类的合作行为。这方面的研究早些时期可以追溯到哈耶克(1960，1967，1987)对于规则系统进行的文化演化解释，新近研究主要集中在H.Gintis(2005)和S.Bowles(2005)等桑塔费学派的跨学科综合研究上。
此外，U.Witt(1992，1999，2001)也对生物学类比持保留态度。他认为，社会经济系统不存在和基因相似的等价物。Hodgson(2004)对Witt谨慎的态度表示赞赏，但并不赞同就此拒绝达尔文主义。在Hodgson看来，更加重要的工作是，对“复制者”、“互动者”、“选择”和“复制”等概念进行详细界定。
(二)演化选择理论的一般性
通过上述对演化选择理论的争论和辩护，我们发现，尽管许多反对意见指出了社会经济演化运用生物学“类比”的局限性，但是，这些并不足于证明达尔文主义不适合于社会经济领域。相反，D.Campell(1965)认为达尔文能够为所有复杂系统提供一般性的演化解释逻辑。R.Lewontin(1970)建议演化论者应该拓宽达尔文理论的应用范围。R.Dawkins(1983)更是认为宇宙所有有生命的地方都会遵循达尔文“变异、遗传和选择”规则。尽管有的领域可能存在不同的遗传系统，例如，纳尔逊和温特(1982)提倡的拉马克主义获得性遗传，但是一个具有逻辑自恰性的演化理论则需要达尔文主义“变异、遗传和选择”三个基本理论要件。Dawkins将达尔文“变异、遗传和选择”原则称为“综合达尔文主义”(universal Darwinism)。G.Cziko(1995)将此称为“综合选择主义”，并认为这是“第二次达尔文革命”。Hodgson(1997，2002，2004)近期研究认为“综合达尔文主义”并不仅限于生物领域或社会经济领域，它为一切开放和复杂的系统演化提供了许多基础和通用的概念，它在逻辑上是独立于特定的复制或选择类型。尽管可能存在不同变异系统、遗传系统和选择系统，但是达尔文所描述的演化三段论(变异、遗传和选择)是普遍适用的。当然，普遍达尔文主义也给演化理论留有足够的想像空间，它仅提供一般性的分析框架，还需要许多辅助理论来分析特定的研究对象。
随着语言哲学的发展，“隐喻”和“类比”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上的修辞”，而是具有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重要功能(Massen,1995; Lewes,1996)。尽管生物学隐喻和类比能够为理解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提供借鉴，但我们不能仅止于此，还必须深入研究演化选择理论的逻辑推演，以便更加准确地把握社会经济演化的规律。Hodgson(2002)更是进一步将达尔文主义从生物学类比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认为达尔文主义能够为我们理解所有的演化现象提供一种普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其本质在于通过研究复制者和互动者在各个时期的分布来探讨随时间累积的各种变化。
(三)演化选择理论与其他演化理论的关联
也有不少学者主张，自组织等复杂系统理论能够为经济演化过程提供一般性的分析框架(Foster,1997; Witt,1997)。布罗克(Brock,1993)认为复杂系统应具有下列生成特征：散布的交互作用、无指导之手的自组织、不同水平层级的联结、永久的新奇、持续适应和偏离均衡的动态等(Metecalfe,2004)。Foster(1997)认为，自然选择无法对上述复杂系统的起源提供解释，并强调自组织理论是对选择理论的替代。尽管自组织理论阐述了个体发生的演化过程，揭示了有机体或组织的发展和成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发生就不存在选择过程。Kauffman(1993)指出，一旦自组织系统或子系统出现，自然选择将对它们起作用，以区分出不同组织的适应性强弱。例如，许多有机体的成长也包含着免疫系统、神经系统模式和肠道细菌的自然选择(Edelman,1987; Plotkin,1994)；同样，一个企业的成长也包含对惯例或习惯的选择(纳尔逊和温特，1982；Hodgson，2002)。Kauffman强调必须建立自组织理论和演化选择理论的联系，而不是前者取代后者。Webber(1995)则将自组织理论视为“达尔文范式”的拓展和“达尔文主义的演化”。Hodgson(2002)指出，当我们谈到自组织或个体发生时并不必然包含系统发生，而系统发生却经常包含个体发生。演化选择理论描述了一个种群的有机体或组织的演化，其个体群的思考方式(population thinking)包含着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从一个更为广义的演化过程来讲，完整的演化描述需要一个系统发生来论述个体层面的单位的选择(Hodgson,2002)。因此，在Hodgson看来，即便自组织是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它也不能提供一个完整的演化解释。因为如果仅限于个体发生层面的描述，我们将无法解释不同自组织或有机体的生存差异。
总之，自组织理论向我们展示了复杂组织在没有设计下是如何生成的，但这些组织的生存却受制于自然选择。其实，只要我们建立多层级和多时期的演化选择过程，便能够描述布罗克上述复杂系统的生成特征，演化选择理论和自组织理论的不协调将消失(Metecalfe,2004)。所以，演化选择理论是更为一般性的理论，自组织、非线性动力学等复杂系统理论必须内嵌其中，才能形成较为完整的演化理论体系。
二、核心概念的再考察
有别于生物学对“变异、复制和选择”的清晰界定，这些概念在社会经济领域的运用却比较随意，这也是许多经济学家明确拒绝使用此概念的原因。我们必须对于这些基本概念给予足够详细的定义，才能避免逻辑上的混乱。
(一)变异：创新的理论化
Witt(1993，2004)对于创新理论的研究是重要和富有启发的。由于创新具有不确定性的特质，可以将创新理论分为两个阶段，即事前显露分析和事后显露分析。前者是解释创新如何出现和为什么出现，后者是创新扩散的原因、时间和方式。我们也可以将前者视为创新发生，后者是创新扩散。针对创新发生学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企业家的抱负理论中。它通过建立企业家的主观预期水平(抱负)和客观绩效的反馈机制，论述企业家创新的动力机制。当企业家在一个较高的抱负水平时，可能会对现时的企业绩效不满意，这将驱动其从事创新活动。例如，纳尔逊和温特(1982)谈及企业家在“不满意”的情况下将放弃现有惯例，搜寻或通过试错获得新惯例。创新扩散主要集中在学习理论的研究中。除了对企业学习能力的研究(McKelvey,1998)外，一些基于网络理论的产业创新体系研究也正在兴起(Morone and Taylor,2004)。不难发现，创新的扩散就涉及到复制过程和选择过程。创新的理论化(事前显露和事后显露)本身就是在“变异、遗传和选择”框架中展开。这也是达尔文主义想揭示的主要逻辑规律。在此解释逻辑上，演化选择理论和新熊彼特主义是一致的。
(二)复制者和互动者的定义
P.Godfrey-Smith(2000)给复制者作了如下定义：Y是X的一个复制，当且仅当：(1)X和Y在某些相关地方具有相似性；(2)X和Y具有这样的因果关系，即X产生Y，从而能够解释X和Y的相似性(Hodgson,2004)。在Smith看来，复制是一个复制品产生的过程。R.Aunger(2002)进一步细化和精炼了复制的定义。他认为，从总体上说，复制是复制品和原件的一种关系，它具备以下一些特征：(1)因果关系：原件和复制品的产生具有因果关系；(2)相似性：复制品必须和它的原件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3)信息传递：产生复制品的过程必须包含那些“促使复制品和原件相似性”的信息；(4)复制：在此过程中，一个原件将引起两个或多个复制品。此外，Dawkins(1983)指出，一个好的复制者必须具有三个特征：(1)存活时间长(longevity)；(2)能够复制较多的复制品(fecundity)；(3)复制的精确度高(fidelity)。
Dawkins(1983)首先区分了“复制者”和“传播介质”。Hull(1988)则用“互动者”来替代“传播介质”。这不仅强调复制者传递单元的粘性特征(系统有机性)，还强调其与环境的互动。Hull将互动者定义为“一个具有粘性和整体性的单元，该单元与环境进行直接互动，通过这种互动导致复制的差异性”。R.Brandon(1996)进一步指出“复制者”和“互动者”分别等同于“基因型”和“表现型”。在Hull的启发下，我们认为，对互动者的定义必须强调两点：其一，它必须是一个具有粘性的统一体，即互动者是一个整体、有机的单元，其各个部分的生存必须依赖于整体单元；其二，它在与环境互动时要产生不同的复制，即互动者存活率的差异将产生不同的复制者分布。
(三)选择的定义
以G.Price(1995)为首的“普遍选择主义”对选择作了很宽泛的定义，即选择涉及到时序前后的两个集合，选择发生时，后集合的所有元素和前集合的元素应该具有某种相似特征。Price进一步归纳和精炼了两种选择机制。一种是子集选择(subset select)，是指依据一定的选择标准从一个更大集合挑选出一个子集。这类似我们日常所谈的个体的行为选择。另一种选择机制是自然选择(nature select)。显然，在自然选择中，后集合便不是前集合的子集。例如，我们不能说后代是父辈的子集。自然选择是指通过淘汰适应性差的互动者而产生差异化的复制分布。例如，有的变异被保留，有的变异被废弃。通过比较，我们容易发现，在维系前后集合相似性的机制上，子集选择是依据集合的特征，自然选择则是依靠复制机制。由于复制过程中也会产生变异，自然选择产生的后集合是变化的。子集选择不会产生变异，它是静止的。因此，我们所谈的演化选择是指自然选择。这里，我们采取Hull(2001)的定义，将自然选择视为“复制、变异和环境互动的重复循环”，这三个过程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复制分布的差异性。
此外，还必须注意Sober(1984)在“对……的选择”(select for)和“……的选择”(select of)之间所做的区分。前者指的是自然选择的原因，是指决定有机体相对复制成功的原因；后者是指自然选择的结果，即我们所观察到的客观现象(弗罗门，2003)。Sober的区分说明，仅仅观察到的一些特性的存在并不保证这些特性是被选择的，它们的存在可能是其他特性选择的副产品。例如，我们不能轻易断定企业的存在是因为其惯例被选择，还有可能是其他特征的综合作用(例如，组织形式、交易成本等)。因此，自然选择无法保证存活的互动者是因为某一特定复制者被选择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某些特性和复制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解释逻辑。这大大丰富了演化选择理论的解释内容。
(四)变异、复制和选择三者的关系
演化的本质在于“累积好的变异，淘汰差的变异”，是一门有关变异在复制过程和选择过程作用下随时间累积的学问。在生物演化中，自然选择所导致的群体动力学是以个体停滞为假设前提，即一旦个体形成，其基因就相对稳定，个体层面不发生变化或者说不存在个体动力学。这样，生物演化就不涉及个体动力学和群体动力学的共演关系。这意味着复制和选择是两个独立的过程。
有别于达尔文的个体停滞，拉马克主义允许个体将获得的信息传递给基因，并且强调这些信息的可遗传性。这便是我们日常简单理解的“获得性遗传”。其实，拉马克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允许个体发展，而后者预设了个体停滞。由于个体后天获得的特性能够遗传，拉马克主义演化速度显然要快于达尔文主义。尽管拉马克主义在生物学中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它却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得到广泛的推崇和运用。这主要是因为拉马克主义包含了个体动力学和群体动力学的共演。这种共演恰恰是社会经济系统的重要现象。例如，我们到处可见到企业的适应性学习。企业不是停滞的，它能够通过学习改变其惯例。这里便存在企业的适应性学习(个体动力学)和市场选择(群体动力学)之间的共演过程。如何建立这个共演过程的逻辑是演化经济学的重大课题。纳尔逊和温特(1982)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他们却对此做了简单的处理。他们认为，企业适应性学习过程先于市场选择过程，即只有等到所有企业都学习完毕后，市场选择才施加影响。这显然回避了共演的话题。弗罗门(2003)对此做了下列精彩的评述“如果企业确实被诱导去搜寻盈利性的惯例，而且确实可以在选择之前有充足的时间去寻找，那么适应性学习机制和选择机制将会彼此相互强化。在和谐的相互作用中，这两个机制将不得不复制标准‘正统’结果，使产业趋于一个新的‘正统’均衡。”显然，现实中并非所有企业都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其学习。这意味着适应性学习和市场选择还存在复杂的逻辑关系。当然，惯例的复制成功也就取决于复制过程和选择过程的共演关系。因此，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复制和选择两个过程并非完全独立。
同样，在经济演化中，创新也并非都是随机和盲目的。许多创新都受到以前知识传统的指导，这是人类知识增长的重要特征(哈耶克，1967)。Metecalfe(2004)指出传统的演化选择理论仅涉及到“先前的变异”(prior variation)和“事后的选择”(subsequent selection)，但没有进一步拓展“事后的选择”和“新的变异”的逻辑关系。在Metecalfe看来，创新还受到选择作用的影响。例如，被选择留下的盈利性企业可能有更多的资源从事R&D活动。此外，复制的不精确也是产生变异的重要途径。
三、结论和进一步研究
通过梳理近年来西方演化选择理论的研究，我们发现，尽管演化选择理论在社会经济系统的运用存在一些局限，但它仍旧能够为我们研究经济变迁提供一般性的解释框架。当然，这里还需要其他诸如自组织、非线性动力学和随机理论等演化理论作为辅助理论内嵌其中，以弥补演化选择理论的局限。此外，演化选择理论还必须拓展自身的理论逻辑，尝试建立多层级和多时期的演化解释逻辑，才能更加深刻地揭示现实经济演化的复杂性。
我们认为，进一步的研究将集中在对于多层级和多时期演化过程的考察，主要涉及不同层级的演化动力之间的交互关系。演化并不仅仅在个体层面上发生，还会在高于个体(例如，社会组织和制度)或低于个体(例如，脑神经系统)层面上发生。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在于存在多层级的演化过程，层级之间不是线性的关系，而是具有复杂的网络式反馈环。当演化在不同层级历时或共时作用时，我们必须尽量找出层级间的信息交流和反馈机制，这样才能准确预测系统演化的趋势。Sober & Wilson(1998)和Keller(1999)等都对演化层级问题有所论述。我们也可以从社会学家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得到启发(吉登斯，2003)。Knudsen(2002)认为，演化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必须建立互动者和复制者在多个时期分布变化的联系，而一个多时期的演化过程是建立这种联系的理论逻辑。我们需要拓展达尔文的解释逻辑，把互动者的学习过程纳入分析范围。对个体动力学和群体动力学的共演过程的分析是很重要的，它也是揭示人类知识积累规律的重要课题。具体到现实经济中，存在企业个体动力学和市场群体动力的共同作用过程。如何阐述其互动的关系，是解释企业成长差异化和产业演化的关键，也将是演化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挑战。自纳尔逊和温特(1982)开创性的工作以来，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不同层级的信息交流或者反馈机制是极其复杂的，这需要演化选择理论和复杂系统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的融合(包括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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