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类型对决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智力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智力类型是依据领导者在领导决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思维特点、思维取向和思维素质等,对领导者的智力进行的一种划分。智力类型对领导决策的影响是无形的,它是通过影响决策者的思维过程来影响决策效果。领导者的智力类型可分为四种:创新突破型、智慧策略型、从众趋同型和恶性取向型,这四种智力类型对领导决策的影响各不相同。
1、创新突破型。 这种领导者在智力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突破大众性思维定势的倾向,在领导和决策过程中敢于和善于做出逆向性思维、辐射性思维和超前性思维。这种智力类型促使他们在领导决策的风格上,形成了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特点。他们大多以维护和服务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为己任,是国家和社会的栋良之材。这类领导者大到国家领导层、小到各级单位并不少见。远可举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及把“德”、“赛”两先生请进中国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近可举将马列主义创造性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毛泽东及将中国引上改革开放之路的邓小平。至于我们身边的那些才华横溢、思维独特、有献身精神的“卧龙式”人才,更是不胜枚举。
任何一种事业,尤其那些需要破旧立新的事业往往需要一大批具有这种创新突破型的领导者。近现代中国革命和当代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与我们党内始终有一批具备这种创新突破型的政治领袖和领导者是分不开的。他们在打破常规进行破旧立新的政治决策时,既需要“破”的胆识,更需要“立”的能力。在革命过程中,破坏和创新都需要某种冒险精神,新旧事物斗争有时极为激烈,创新性决策开始时具有脆弱性,容易被旧事物压制和消灭。所以,创新突破型的领导者身上的决策勇气和为创新而宁可献身的精神是最为难能可贵的。
2、智慧策略型。 这种智力类型的领导人其实也是极具创新精神的,只不过其创新的表现形式比前一种类型的领导者更讲究策略。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有压制人伦、官本位等不良因素,封建统治过程中有上智下愚、裙带统治、启用庸人与奴才等政治恶习,造成了在历朝历代都有一些创新领导者在创新受挫后中止了创新而归隐山中,同时也在政治文化中产生了重视策略和变通的政治智慧,发展出了许多有益的政治权谋可贵的思想。
当然,强调政治活动讲策略性绝非主张中庸圆滑、见风使舵,而是强调领导者在合理决策的前提下,在提出和实施的方式上要有灵活性。这类领导者内心中不乏“天地我立”的远大抱负和政治责任感,而且由于他们更讲究策略,他们的创新型决策会比前一类型的领导人有更大的可接受性。
智慧策略型的领导者往往表现出一种大智若愚的智慧。因为,许多事情更多地需要以渐进的而不是激进的方式进行,过于激烈的突破和创新的决策往往于事无补,只会损害改革大业。智慧策略型的领导者由于深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保持着“茂绛藏于内腹”的特性,从而在处理和解决过程中避免了许多新思想、新事物一出头就被抹杀的命运。任何一种决策都是决策者的牵引力与现实的后坠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个科学的决策必须不断地进行调整和修正,智慧策略型的领导者可以说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3、从众趋同型。 从众趋同型的智力类型是一种最常见的智力类型,是领导者智力的主体类型。从众是人们普遍的心理特点,人们在思维和社会活动中,是处理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关系时的一种损失最小的选择。
一般地说,文化素质越高的人,其思维的独立性越强,反之,则越弱。在现代社会,一些从众趋同智力类型的领导者在文化素质上虽然可能并不低,但他们可能为了苟且自己一点物质利益或政治利益,或是受体制环境的压制,虽有独立思维却很难进行独立地思考,仍然会显示出从众趋同的特点来。
这种从众型领导者的决策处于一种人云我云、人行我走、人停我止的状态之中,始终只能跟着上头、跟着潮流走,难以形成自己的决策风格。导致办任何事情都讲究“一慢二看三通过”,一看上头脸色,二看左邻右舍,三是小心翼翼地跟上“大流”。这种领导者的责任感大大弱化,自我保护意识冲淡了其责任意识。在领导行为中,个人利益远高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这种人是官僚体制的产物,政治体制越官僚化,这种人产生得就越多越快。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对这种类型的领导者冲击较大,但根本上剔除这种类型领导者和领导思维习惯的任务仍然很艰巨。
4、恶性取向型。这种智力类型的领导者往往志大才疏, 道德水准不高,缺少“官德”。恶性取向智力类型的领导者身边往往聚集着一批起着爪牙和打手作用的趋炎附势者。这类领导者不管采取智囊团式的决策也好,还是采取个人独断式的决策也好,由于他们在决策时的动机不纯和身边存在大量的“拍马屁者”和“趋炎附势者”而难以形成正确的决策。
人在智力活动过程中是具有一定自我修正能力的,有些决策失误是可以通过自我意识来进行修正的,但恶性取向智力类型的领导者由于惯于独断专行,周围没有动机纯正和善于进行良性智力活动的辅助者,其决策思维过程很难进行调整,从而使领导者的决策思维活动的恶性取向更加恶化和膨胀。各种政治体制中的领导者选拔机制本身永远都存在着某种不完善性,要避免出现恶性决策的有效办法是,要形成对领导者决策过程中的制约机制,保证把恶性智力类型的领导者排除决策圈和把决策者的恶性智力活动的恶性影响降低到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