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十年后的再反思——樊纲教授在北京大学的讲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论文,亚洲论文,讲演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的“免费午餐”
1997年7月2日，泰国央行宣布放弃实行了14年之久的美元联系汇率制度，改行自由浮动汇制。泰铢当日应声贬值20%，并由此引发一场席卷除中国内地以外的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金融风暴。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亚洲最严重的危机”暴露出众多新问题，引起了许多新变化，以至于整整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在深刻反思亚洲金融危机所带给我们的警示。
我们现在回顾亚洲金融危机，应该说还是很鲜活的一件事，记忆都还在。的确，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当时的经济学界似乎很兴奋，最兴奋的要数西方经济学界了，那里的经济学家们高呼：“亚洲终于出事了!”神情同那些预言中国会出事的人看到“非典”发生时的兴奋劲一样。但是，后来国际经济学界认识到，亚洲金融危机不只是亚洲的问题，国际组织也有问题。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在国内体制还没有发展、改革到比较成熟的程度，也就是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时候，过早开放了本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而开放市场，正是上世纪80、90年代世界上所有国际组织的那些顾问们，所有投资银行、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们到世界各地“传经布道”所大力推行的一件事，他们根本不会顾及那些国家的现实情况。一旦金融危机出现了，他们一开始指责说，危机都是这些亚洲国家的体制弱点，如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不健全等等所造成的。但是，既然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不健全，为什么还要过早地开放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呢？现在我们反思这一问题，发现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此后，那些国际组织终于不再鼓吹发展中国家越开放越好了，而是建议它们循序渐进，重点是要搞好国内的发展、改革，健全体制，然后再逐步地开放资本和金融市场。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似乎很侥幸没有被卷入其中。尽管如此，中国的金融体系还是受到一些冲击。这些冲击，尤其是中国1997、1998年以后发生的金融风险，其实不主要是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而主要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包括一些信托公司倒闭，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银行贷款有问题，出现了很多坏账。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我国的金融体系虽然与国际有来往，但相对还比较封闭。那时候，我们经受的惟一巨大压力是人民币贬值，因为周边货币都贬值了。当然，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周边的经济环境出现了恶化，对我们各方面都会产生影响，但影响并不能算太大，1997和1998年我国的外贸出口依然相当快。直到2000年，我国出现通货紧缩，开始对一些金融机构加以清理，那是我们的内部问题。当时信贷萎缩，钱都贷不出去，银行惜贷，我们进入通货紧缩，处理了一些坏账，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目前国际经济学界有一种怀疑论调，说中国经济增长那么多年了，什么时候会发生危机呢？的确，一国的经济不可能总是高涨而不遭遇任何危机。我们必须清楚看到，中国经济不是没有发生过所谓的“危机”，只是因为我们的经济以往长时间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即使发生了所谓“危机”，外人可能还感觉不到。1999年，我国的投资增长率只有5%，是一个相当低的数据，我们当时实际上已经处于所谓“危机”的状态，只是这种“危机”对全球没有产生太大影响。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出现过通货紧缩？我们则出现过几年时间的通货紧缩，那是我们自己的信贷萎缩造成的。对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认识。
亚洲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更像是一顿“免费的午餐”，周边国家遭受挫折，我们则可以从中吸取很多的教训，给我们带来了太重要的警示。1995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时，我们很多人认为那是在遥远的拉美发生的事，与我们无关。日本经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衰退，我们很多人说那是发达国家的事，也跟我们无关。但是，亚洲金融危机在我们家门口真实发生了，那些亚洲邻国，大多与我国的发展水平差不多，我国的香港地区也受到很大冲击，再也不能说与我们无关了。从我们的角度看，作为后发国家，别人的经验教训，可以成为我们的宝贵财富。只有认真吸取所有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这些后发国家的“相对优势”或所谓的“后发优势”才能体现出来；人家在前面犯了错误，可以使我们在后面吸取教训，使这些错误不再重现。
二、亚洲金融危机的特点
整整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认真分析一下亚洲金融危机的特点，以便更好地对照我们现在的形势。
亚洲金融危机同以往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发生的经济金融危机有什么区别？或者说，世界上每次出现的经济或金融危机都不一样，亚洲金融危机又有哪些不同呢？
在我看来，亚洲金融危机的第一个特点，主要在于那些国家出现了“资产泡沫”。追溯上世纪80年代乃至70年代，拉美出现过各种危机，其主要问题不是资产泡沫，而主要是财政赤字、外债、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等，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产生了支付危机和国内经济危机。这是典型的上世纪80年代乃至7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出现的危机。由于这样的背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经济界开始总结拉美国家出现金融陷阱的原因，得出了这样的共识：要重视国内财政的平衡，防止通货膨胀，推行市场经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教训，亚洲各国此后都能较为成功地防范了这些方面的危险，各自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外债都普遍不高。像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当时的外债都不是很多。但是它们的主要问题出在资本流动方面。这些国家跟日本、我国香港类似，都出现了较大的资产泡沫，其中泰国最为典型。对一些大的金融机构发布的1997年1到7月份的分析报告加以回顾和分析，大家都知道东亚国家那时要出事了，都在考虑什么时候撤离这些市场。大家都在看那里的房地产和股市的情况，一有风吹草动大家就开始跑，一跑，那些国家的整个经济就很快崩溃了。因此，亚洲金融危机，包括日本经济衰退，给了我们一个教训，那就是：我们在预防通货膨胀的同时，如何预防资产膨胀？我们如何在资本市场和要素市场之间求得平衡发展？要知道，一国多发行货币，这些货币终究是要流动的，一国即使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也仍然会在资本市场上出现膨胀。资产膨胀与通货膨胀有区别，但两者都是风险。这对我们有直接的警示作用。
亚洲金融危机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在资本全球流动、也就是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过去的金融危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发生在发达国家，他们之间已经是资本自由流动，与资本流动相联系而产生了一些危机。另一类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基本上跟外界还是比较隔绝的，即使有所联系，也是拉美那些国家由于债务危机，与国际金融体系相连接。因为债务危机导致支付危机，因为支付危机导致货币贬值，从这种传导关系中可以看出，拉美国家的货币贬值主要跟债务有关，而不是跟资本流动有关。为什么呢？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当时还没有完全开放，它们的资本流动还受到限制，加上国际资本本身在这些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投入也不是很大，所以，拉美国家当时的危机还主要是债务危机，而不是资本流动引发的危机。
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情形则大不一样。那些年，全球各地都在鼓吹全球化，各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投资，这些东亚国家也开放了包括股市在内的各种金融市场，大量资本流进流出，很容易使这些国家发生监管不力等问题。因此，这场危机可以说是全球化带来的新型危机，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带来的新型危机。这一全新特点对我们当下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分析这一特点，吸取其中的教训，对新兴加转轨的当下中国而言非常重要。我国目前的资本流动性也在不断提高，今年一季度13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增长，其中900多亿美元是在资本账户上发生的。资本账户的这一盈余是如何产生的，很值得我们研究。过去几年我们某些市场的波动，就同外资的流入直接相关，在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长中，目前比较大的部分是外贸顺差造成的，但是至少还有三分之一、有些年份甚至是三分之二的外汇储备增长却是资本的流动所造成的，这些流动的资本不是我们自己的储蓄，而是别人的储蓄，是别人的资本流动造成了我们的外贸顺差。随着我国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这一问题将越来越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如何防范全球资本大进大出所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需要我们做出很好的应对。
亚洲金融危机的第三个特点，其实同上述第二个特点相关。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但是必须看到，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却存在着重大缺陷，亚洲金融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资本流动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但是全球却没有一个系统的监管体系。我们发展中国家固然可以加强金融监管，但是全球还是缺乏一个健全的监管体系，这反映了全球化条件下全球治理结构有待进一步完善。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暴露出全球化条件下全球治理结构的缺陷，暴露出这种治理结构的不对称，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发达国家和国际资本主宰的金融全球化存在着严重的治理缺陷。这样一个大背景，是新兴加转轨的中国应该加以思考的。
三、我们如何应对可能的金融风险
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整整十年了，现在是时候来认真思考一下我们自己所面临问题的特殊性了。危机从来都是新的，不会简单重复，每次危机的发生都会有新的东西增加。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大家都面临着没有钱的困境；但是现在，钱却是太多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流动性过剩。亚洲金融危机是支付危机，发生危机的那些国家外汇储备都用完了，大家至今还记得这样的电视画面，即韩国的老百姓在街头捐首饰帮助政府还债；但是现在，我们的外贸出现大幅度的顺差，同时资本账户出现了大幅度的顺差，使我国处于高额双顺差局面，尤其是我们的资本账户还是有管治的，所以，类似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支付性危机目前确实不大可能在我国发生了。
但是，我们现在确实面对新的风险，特别是一些未知的风险。
首先，看得到的风险，就是我们国内流动性的增强，导致了国内的超额流动性、过剩流动性，给我们的宏观调控带来了问题。其次，从国际上看，如果美元突然对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会发生什么问题？去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是升值的，但美元对欧元的贬值速度比人民币升值的速度更快。再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身处全球不平衡的旋涡中心。这是一个全新的特点。目前美国是7%的经常账户逆差，我国是7%的经常账户顺差，在全球不平衡的旋涡中，我国可谓首当其冲。我国现在的大量顺差还集中了地区的顺差，因为我国处于亚洲供应链中心，我们从韩国、日本进口高新技术和设备等到我们这里组装，我们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半成品到我们这里组装，我们还借用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金融与贸易服务来进行我们的组装生产，“中国制造”说到底其实是亚洲制造，其最终都表现为我国的贸易顺差。这种格局下，我们面对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汇率风险等都在加大。所以，我们当下面临着全球不平衡的风险。
而全球不平衡归根结底就是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现在总有人说中国的外贸顺差太多，人民币汇率必须改变，似乎问题都是中国的。其实，汇率问题事关两种货币，如果美国仍然不断制造逆差，不断印刷多余的美元发行到全球，“全球不平衡”就总是无法解决。目前全球货币体系仍以美元为中心，是与黄金脱钩的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下，美元有不断贬值的倾向，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极大风险。十年前，这些风险即使有，也没有现在这么严重。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有许多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前所从未遇到过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很少出现长期的、大幅度的双顺差，就是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是顺差的局面很少出现。日本上世纪70年代遇到过，但是日本很快就对外投资，资本输出。而我们好多年都出现双顺差，而且还是大幅度的增长。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目前达到80%以上，这在其他大国中从来没有出现过；1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没有出现过。所有这些都是新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国际合作。货币市场是全球性的，资本在全球流动不是一国的事情，而是国际的事情。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必须改革。怎么改？显然，美国是不会同意改变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但许多事情都是在实际的变化中逐步得到解决的。至少，目前全球有了“欧元”，现在还有不少人在谈论“亚元”。我不认为“亚元”能解决现实问题，但亚洲国家加强相互之间的金融合作，的确有利于地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从而逐步改变全球金融市场格局。亚洲的问题只能在全球范围内才有希望得到解决。最近，东亚三国在实行多边货币体系方面加快了合作脚步，这应该说是好事。
诚然，要防范上述金融风险，实现外部经济的平衡，最为重要的，首先还是要从解决我们自己的内部问题着手。最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固然要不断推进我国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但这还不够，还有其他一系列的体制要改革。我们说我国的外贸顺差大，经常账户顺差大，它们对应着储蓄与投资问题。许多人认为目前我国的投资太大；但是如果投资不大，我国的外贸顺差会更大。关键的前提在于，我们的储蓄太多，消费太低。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的投资趋缓，于是大家都往外贸挤，出口更多、进口更少。因此，我们要讨论那个前提，即储蓄为什么那么多？
现在大家一说储蓄高、消费低，都说居民不消费，把钱转化为越来越多的储蓄。中国的居民不消费好像也不是事实。细致的分析表明，居民的消费率，就是居民收入中用来消费部分的比率，这些年基本保持在72-75%之间，其实是相对稳定的。那么居民储蓄率为什么会不断提高呢？为什么按照GDP计算，居民消费率会降到40%左右呢？原因在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在下降，尽管也是增长，但是比重相对是下降了，而政府的消费率在提高，从10%提高到24%，假定政府有许多社会责任需要承担，那么24%还算合理。另外，企业的未分配利润占GDP的比重也在增加，从13%上升到18%，这两年还在进一步提高，估计会达到20%左右。结果，企业的储蓄在总储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从过去的20%提高到现在的40%左右，同居民储蓄在总储蓄中的比重基本相同。看来，我们这些年储蓄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而不是居民)储蓄的提高。
目前我们的企业确实都在盈利，这一点是进步，其中有效率提高的因素。但这导致什么结果呢？我们过去为亏损企业制订的制度，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盈利企业了。过去国有企业的利润税后全部是企业留成，不做分配，不形成个人或国家的可支配收入或消费基金，而且以前是33%的企业所得税，现在降到25%，未分配利润更多。这些利润只能用于投资。再者，我国的某些行业尤其是资源行业，其利润之所以增长，源于资源开采不用为开采全民所有的资源付“资源租”。这直接导致资源定价过低，以及那些资源性行业的企业出口竞争力更强，利润更高，储蓄不断增长。投资过热的时候，我们没有“剩余储蓄”或贸易顺差，而一旦把投资控制下来，外贸顺差就会出现恶性循环。国家拿不到资源租和国有企业的利润，就会多向居民征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无法上涨。
所以，解决顺差太大、外部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关节，是我们如何降低企业的未分配利润或未分配收入(有些不属于利润，是属于国家的资源收益)，如何降低企业未分配收入在GDP中的过大比重，如何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减少“剩余储蓄”。不能只想着鼓励居民消费。居民不消费不是因为有钱不花，首先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钱花。为此，我们要统筹考虑财政税收政策改革，做到更加藏富于民，使储蓄和消费的关系更加平衡。很多问题不是靠货币升值就可以解决的，而是我们内部的经济关系要理顺、经济体制要改革，从而使我们的经济更加平衡，使我们可能遭遇的金融风险更小。要有综合、全面的眼光看待目前的问题，才能防范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使我们的经济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