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国家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初期，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尚未搞清楚的情况下，暂时搁置“姓资”与“姓社”的争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即使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不争论”应该只是就实践而言，而不是针对理论探讨的。也就是说，“不争论”并不意味着在理论上停止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和联系的探讨。由于在理解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偏差，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大谈特谈与世界经济接轨问题，而不太愿意谈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问题。一时间，仿佛我们从刚刚打开的国门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市场经济的大同世界”。然而，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市场经济的大同世界”里，西方学者（无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却从未停止过。
在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后的今天，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再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世纪困惑”的问题，应该说有了一定的实践基础。
一
2006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首届年会上，有些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现在不再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了。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观点并没有错。另外，西方社会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现在实际上搞的是资本主义，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至少说对了一半。为什么这样说呢？要讲清楚这些问题，还必须回到马克思的理论。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长期未能弄清楚的问题，基于中国近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可以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加以诠释，即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①可能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现实性，更具有前瞻性。因为，把社会主义理解为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就意味着在一个农业国度里，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不能基于“人的依赖关系”，只能基于“物的依赖关系”，即市场经济。同时也意味着社会主义虽然离不开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只有直接的社会生产以及这种社会生产从属于个人的新型生产力，使“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和控制生产资料，并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和把这种联系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从而每个人才能够全面而自由地发展。②简言之，只有实现社会联系受人类支配，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国内有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因囿于现实的市场经济，从而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基本观点”，“总的来看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实际情况应该是社会主义离不开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却不等于社会主义。如果商品货币关系即“物的依赖关系”不被人所支配的社会关系所取代，共产主义社会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基本观点既是基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又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本支撑点。如果否定了这一基本观点，真不知这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何借助卢卡奇的思路，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③
另外，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都很熟悉马克思所提出的一条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即经历一个革命转变时期后，资本主义社会会演进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然后再由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演进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可以说马克思的这条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最大特征是完全的公有化和非市场化。在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所有国家，都是沿着马克思的这条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通过完全的公有化加非市场化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的。如果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用完全的公有化加非市场化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来看世界，无疑可以说全球不再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外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方面的观点并没有错。
但是，不要忘了，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马克思始终强调必须注意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环境，认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马克思明确反对将其基于西欧工业国的历史环境所提出的上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运用到其他国家。并警告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不幸被马克思言中。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实践者将马克思的西欧工业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运用于一些农业国家，是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末遭受严重挫折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马克思除了以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条西欧工业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外，还以俄国农业公社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条农业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马克思认为，俄国农业公社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成为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的可能性，在于农业公社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构成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并可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从而“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而与俄国农业公社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可以“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这样，“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④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为俄国提出的一条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⑤
列宁似乎从未论及马克思所提出的农业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但是，在客观上，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及其实践，不仅与马克思关于农业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一脉相承，而且为马克思提出的农业国基于公有制利用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那就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列宁强调，虽然国家资本主义“离共产主义之远，有如天壤之别”，但是“在我们和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条件下，是没有其他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的”。⑥
二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被正确地定位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而放弃了非市场化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转而探索一条市场取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虽然并未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的农业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和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但实际上是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走向了马克思的农业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即通过改革开放来建立与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的联系，以利用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实际上找到了将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付诸实践的具体方式，即国家监控下的外商直接投资。实践表明，正是在国家既鼓励又限制的政策下，采取与外商合资和合作经营的这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才能够充分和有效地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从而一方面使中国的经济实现了高速的增长，另一方面又确保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通过这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才能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士关于中国搞资本主义的观点只是说对了一半，因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且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与西方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它的目的是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而不是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里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将这一原理同我国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而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资本主义具有二重性质。具体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对于公有制经济的体制改革、对于提高其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从而巩固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公有制企业改革中较为成功的一种方式是与外资企业合资和合作经营。这种方式可以使公有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外资企业，特别是一些西方跨国公司的资金、技术、管理、品牌和全球销售网络，从而能够较快地提高自身的技术与管理水平，扩大经营规模，以及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即使是在中国独资经营的外资企业，也对解决国内就业、国际收支等方面的问题具有积极的作用。
不过，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与20世纪80年代的制造强国的日本相比，与现在仍处于世界头号制造强国的美国相比，中国虽算得上是制造大国，但却算不上是制造强国。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只是世界的“生产车间”或世界的“生产线”。形成这种巨大差距的根本原因，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不过是其为寻求高额利润而进行的全球性战略布局的一个环节，或者说，外资在中国的产业只是其全球产业链的一个部分。他们垄断了产品的研发、品牌和全球销售网络，并将这些产业价值链中的高端部分留在母国，而将产品的制造和部分服务等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的部分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这样的一个制造大国，虽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但如果长此下去，则无法改变在全球经济中的依附地位，并最终会被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国所控制。
值得指出的是，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也就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引发了引进外资的激烈竞争。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我国采取了一些超国民待遇的措施，而各省市区为吸引外商则竞相开出更为优惠的条件。“你发财，我发展”这句流行语准确地道出了这些做法的代价和目的。显然，从成本收益原则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悖论。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就单个的市场经济主体还是就一个国家来说，只有实现了赢利（发财），才能实现发展。但我国竟然在实现了外资发财的同时，经济也发展了。当然，能够做到这点是以超低价格的生产要素和超高的社会成本为前提的。这意味着“你发财，我发展”的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从长期来看，必须实现“你我都发财，我才能持续发展”。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如果继续在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下谋发展，则无论从资源、环境和社会来说都是不能承受的。而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则必须突破现存的国际分工格局，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发展。为此必须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在产品研发、品牌和全球销售网络方面的垄断地位。实现这点的关键在于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实际上，我国93%的规模以上企业都没有研发活动，这是因为它们根本没有能力承担研发中的高投入和高风险。因此，就整体而言，在研发能力方面我国企业处在弱势地位。显然，仅靠我国企业的现有研发能力，要突破现存的国际分工格局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虽然从长期来看，必须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但是在短期内绝不能像西方经济学家那样将企业创新仅仅视为企业家的行为。培育我国企业的研发能力，需要政府的资金投入、组织协调、政策支持和法规保护。否则很难解开企业在当前技术创新中所面临的“不搞技术创新是死路一条，而搞技术创新则是一条死路”的死结。这方面发达国家有一整套成熟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如美国政府一方面投入巨额资金支持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又按市场原则组织相关企业合作研发，以解决单个企业无力研发的技术。总之，在当前的历史转折时期，国家资本主义在内容上必须由过去的承接发达国家的“生产车间”转向引导和鼓励外资企业与中资企业合资和合作进行技术创新。也就是说，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应从生产制造环节上移到技术研发环节。由此，在政策上应鼓励和支持中外合资的研发项目，在必要的情况下，政府应组织协调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合资研发项目。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第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⑦
结论是十分清楚的：如果社会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那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建设社会主义，则必须建立与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市场的联系，并在现阶段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来利用垄断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以完善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或者说，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不正视从而不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客观存在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偏差。其突出的表现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将政企分离的原则误认为政府无须去支持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将公有制经济视为沉重的历史包袱，借政企分离的原则将其抛弃。它们完全依赖外商直接投资来发展地方经济，却根本没有认识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没有认识到具有“候鸟经济”特征的外商直接投资虽然能在短期内带来地方经济的繁荣，但如果长期依赖其来发展地方经济，必将危及地方经济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不难看出，探索国家资本主义及其二重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项重大研究课题。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②参见方兴起：《市场经济宏观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③林岗：“总序”，见张忠任《数理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1页。关于马克思对俄国农业公社的论述，可参见方兴起的《农业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马克思论俄国农业公社》，《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7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02-503页。
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2页。
⑦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列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