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关于新产业区的国际学术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讨论论文,简评论文,新产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新产业区的国际讨论背景
当前， 在西方经济地理学等有关学术领域， 新产业区（NewIndustrial District）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概念， 成为区域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大量文献对美国硅谷、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格纳、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等地的新产业区进行了实例研究。在研究中既存在共识，又存在分歧，学术讨论正在向纵深发展。几年来，本人积极参加了这一国际学术讨论。在此，根据本人的理解，将国际学术界进行的这场讨论作一评述。
在跨世纪的新技术革命时代，生产驱动的标准化大批量产品的刚性生产方式，正在转变为市场驱动的小批量定制产品的柔性生产方式，新产业区是世界上以柔性生产方式为主的最发达经济区域的典型象征。西方大量文献表明，它们为技术创新提供了特殊的文化环境。其中，鉴定新产业区与否的重要标志，是区内小企业密集，企业间形成稳定的合作网络（包括正式的合同和非正式的信息交流）以及企业扎根于本地文化的性质。由于新产业区内的稳定而密切的地方联系网络，使这种区域成为“集体企业家”。研究指出，当代发达的世界经济正是由这样一些柔性生产综合体拼合而成的。前几年，关于新产业区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活动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中进行的，讨论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区域创新环境问题，包括本地行为主体间的联系、联系的性质和根植性、公司—供应商—客商的地理接近性，以及学习型区域的文化等。
发达国家关于新产业区的讨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有无意义呢？1995年1月，国际著名学者、 韩国朴杉沃和美国马库森教授联名在《环境与规划A》第27期上发表文章， 根据韩国发展最快的两个产业区的经验提出，由于发展中国家不存在发达国家的新产业区现象，应当把新产业区的概念一般化，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新产业区的特点：发展迅速、产业区间劳动力流动以及国际的产业联系等。鉴于这样的分析，他们提出了卫星产业区（Satellite In-dustrial District）的概念，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新产业区问题。最近，国际刊物《环境与规划A》1998年第31卷第4期上刊载了我和香港大学王缉宪博士合作的“北京新技术集聚体分析：它是正在形成的新产业区吗？”一文，使发展中国家之间对新产业区问题的讨论正式展开，引起了国际有关学术界的重视。
那么，什么是新产业区，关于新产业区的国际学术讨论对我国有什么意义呢？
2 新产业区的概念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地区陷入了经济衰退与停滞，伴之而来的是社会劳动条件的严重恶化。意大利北部的艾米利亚—罗马格纳区以及美国的硅谷等少数几个地区的经济却呈复苏甚至增长的势头，成为成功地战胜衰退的“经济之星”。这些地区有多种多样的产业，不仅包括技术先进部门，还包括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部门。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格纳区等从乡村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发达区域与美国硅谷等高技术区域在经济运作模式上的相似性，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由于它们和历史上马歇尔所描述过的产业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学者们将它们归为一类，称之为新产业区。
80年代中期所讨论的新产业区概念是由历史上19世纪马歇尔研究的具有创新环境的小企业集聚区的概念演变出来的。简单地说，新产业区是生产系统或生产系统的一部分在地理上的集聚。在跨世纪的新技术时代，由生产驱动的标准化大批量产品的刚性生产方式，正在转变为由市场驱动的小批量定制产品的柔性生产方式，新产业区为技术创新提供了特殊的本地社会文化环境，成为柔性生产综合体〔1〕。 随着学术讨论的深入，一些学者提出，广义的新产业区宜包容当今绝大多数新兴的、以专业化生产为特点的就业增长的地区，而不是将定义范围仅限于几个符合特定的新产业区标准的地区。
尽管新产业区最初源于欧洲与北美，但由于其不但经济效率高，而且吸收就业能力强，博得了世界上有关学者以及区域决策者们的青睐。最近，关于新产业区的国际学术讨论仍在不断深入。新产业区是由服务于全国或国际市场的中小企业组成的，是既竞争又合作的中小企业的综合体，它为竞争优势产业提供了区域创新环境〔2〕。 区内独立企业之间通过中介机构结成稳定的合作网络，从而促进技术创新和区域发展。新产业区成功的法宝是促使企业不断创新，以及技术、经济、社会三者协调并持续发展，对新产业区的研究对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所谓柔性专业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在新产业区内，单个的企业生产总是集中于有限的产品和过程；另一方面，新产业区内中小企业在互相竞争的同时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作为一个集体，其生产是相当灵活和多样化的。这种集体的灵活性保证了对高度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和投入供应的及时反馈，对新技术和市场信息的快速吸收，以及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使用、培训和分配。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市场供求的高度不确定性，促使了中小企业间生产的分离，以及对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依赖，以此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
3 发达国家对新产业区的研究
严格意义上的新产业区是新技术革命以后出现的。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小企业为主的柔性生产网络模式的出现，使区域发展降低了对跨国公司分厂的依赖性。到目前为止，国际学术讨论的集点在于定义和认识新产业区的关键概念，以及本地网络和全球网络重要性的比较。
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新产业区的主要识别标志是本地网络和植根性。第一个标志是本地网络，是指区内行为主体间的正式合作，以及它们在长期交往中所发生的相对稳定的非正式交流的关系。本地网络是发展企业和区域的新的制度性手段，它可以活化资源和信息，增加灵活性，减少不确定性，使企业更好地控制环境。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提出，在知识经济中，厂家和用户在交换编码化知识和隐含经验类知识的过程中相互作用推动了创新活动。尤其是对高技术所需要的合作创新来说，市场或等级组织都无能为力：一方面，市场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创新所必须的知识难以交易或交易费用很高；另一方面，单个企业不能支配全部的创新过程，它们必须跨越组织边界，解决困难，达到目标。
鉴定新产业区与否的另一个标志是根植性。由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国家环境，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它所在的区域和地方环境。区域和地方环境是一种文化力，在这种文化力的推动下，供应商—制造商—客商三位一体，在地理上尽可能接近，有利于使研究与开发、生产、销售的信息及时反馈，减少交易费用。当代复杂的技术系统（例如信息、生物工程、交通、能源等系统）的建立都需要扎根于当地的社会文化，密切接近目标用户，考虑当地原有技术的基础和联系的界面，适应当地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建立标准和规范。因此，有活力的社会文化环境保证了经济活动和技术创新的持续发展。
4 发展中国家对新产业区的研究和讨论
1995年初，根据韩国发展最快的两个产业区的经验，韩国著名工业地理学者朴杉沃教授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未发现西方文献中所定义的新产业区，因此建议放宽鉴定新产业区的识别标志（指本地网络和植根性，如前所述），从而把新产业区的概念一般化，即用新产业区一词来涵盖全球化时代发展迅速的产业区。从朴杉沃的观点出发，我国的很多发展迅速的工业开发区和专业化的乡镇企业区都可能归于新产业区的范畴之内。虽然朴杉沃等人提出在发展中国家的新产业区内需要加强企业间的联系，但是他们过分强调跨国公司的力量而较少探讨本地区域创新网络的培育。
我们的文章用新产业区理论分析了中关村新技术集聚区域，与朴杉沃教授商榷，参加了正在进行的国际学术讨论。该文认为，用网络和植根性两个主要标准识别的新产业区，对于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很大的意义。西方新产业区的精髓是走自立型而不是依附型发展道路。尽管我国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还未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新产业区（中关村已经具有了新产业区的雏形特点，但是由于区内行为主体间联系薄弱和本地植根性差，在目前阶段还不能称为成熟的新产业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加强区内行为主体间的合作联系、建构区域创新网络和发展新产业区是非常重要的。
该文对于新产业区理论的贡献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新产业区应是具有发展意义的，而不是依赖意义的，因此，与发达国家类似，发展中国家新产业区内企业的联系与合作网络，是其持续创新的重要条件。发展中国家需要高度重视产业区内企业的合作网络和企业在本地的根植性问题。区内企业间、企业和大学间、企业和其它机构间应该大量地相互作用，形成不断促进技术创新的区域社会文化环境。
5 我国对新产业区研究的来龙去脉
早在1988年，张蕴岭和顾俊礼主编的《西欧的区域发展》一书（中国展望出版社），就对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格纳、德国巴登—答腾堡州等地的新产业区现象进行了初步的介绍，但是并未引起我国有关学者的注意。
我从1992年开始在国际会议上接触新产业区理论，1994年在北京举行的东亚工业变化国际学术讨论上安排了新产业区专题讨论。并发表了“The making of new industrial districts in China:Insightsinto the development zone's phenomenon”一文（其译文发表在《地理译报》1994年第4期）， 同时在我编著的《现代工业地理学》一书中，写进了“现代工业区”（即新产业区）一节内容，并开始对北京中关村地区高技术企业集聚现象进行研究。
1995 年8 月，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庞效民博士在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工业空间组织委员会的学术年会上， 以我国乡村工业区为例讨论了新产业区问题。
1995年，我申请到加拿大研究基金，对加拿大新产业区进行了专题研究。此间对新产业区理论的来龙去脉进行了8个月的较详细的探讨， 并结合北京中关村的实际，与香港大学王缉宪博士合作，写出了用新产业区分析中关村新技术集聚区域的论文。
我们的文章是针对朴杉沃等人的观点而展开的。感谢他们把新产业区问题应用到发展中国家来，但是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根据北京中关村新技术集聚体的发展经验，该文提出，西方的新产业区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很有价值的。在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体制和科研体制的改革，以及学习美国硅谷经验的结果，确实出现了某些类似西方新产业区的现象。例如，中关村具有发达国家新产业区的三个重要特征：小公司为主、新公司的形成和创新性，因此可以认为，中关村的发展初期处在新产业区的胚胎阶段。然而，根据某些学者所认同的发达国家“纯”新产业区的两个标准——网络和根植性来衡量，中关村又不能属于新产业区。
该文在第四部分，即文章的核心部分，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了企业本地联系网络没有形成的状况：其一，中关村企业“飞”到外地和香港，然而与北京国有企业的联系微弱；其二，直接与外国企业建立联系。在中关村的发展过程中，本地网络不仅没有增强，而且有削弱的趋势。由于中国决策者还没有充分认识本地网络的重要性，使改革以来本来已经形成的网络组织又有重新被纳入等级制组织中去的危险。另外，由于风险投资的机制未真正建立等原因，投机和套利等纯贸易而非创新的活动在中关村地区十分活跃，使中关村地区的发展处在十字路口——变成象东京秋叶原那样的电子市场，还是高技术的创新中心？
该文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新产业区，对于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是十分必要的。然而，要真正形成这样的新产业区又是十分困难的。以北京的中关村为例，这种困难不单是基础设施和蓝领工人不足，也不是西方学者曾经指出的中国社会资本供应不足（指人与人之间缺乏合作的基础——彼此信赖）所能完全解释清楚的。该文认为，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同地区政策灵活性的空间差异、本地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所有制距离”，以及本地政府促进企业网络的服务机构不足、企业对网络缺乏认识等问题，都阻碍了本地网络的形成和增强。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关村企业纷纷与跨国公司建立联系，然而忽视了与本地企业的联系和合作。长此下去，中关村地区的创新能力将会削弱，最终只能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网络中的一个微弱的节点，这种危险性正是西方有些文献在英国硅谷等“分厂经济”的教训中所早已警告过的。
该文对国际上正在深入展开的关于新产业区问题的讨论，正在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该文中隐含着对全球化和地方化辩证关系的深刻认识，它运用新产业区理论来认识我国新形势下的区域发展问题，尤其是区域创新环境问题，这对中关村地区乃至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1996年12月，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我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中指出，应对意大利的（新）产业区的经验进行借鉴。
1997年，李小建博士在《地理科学进展》上发表了“新产业区经济活动全球化的地理研究”一文，对产业区的来龙去脉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1998年，我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产业区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开始进行。至今还未在我国发现对新产业区的更多研究论著。
6 新产业区在我国的研究背景：柔性生产系统
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内的资金积累方式已经从所谓福特制走向后福特制，具有福特制特点的制造业公司，越来越多地把标准化产品的装配工业建立在本国边缘地区或第三世界的生产地点。在我国广大地区现存的刚性生产方式，是使用不灵活的机械和固定的生产流水线，利用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和较低技能的工人，大规模地生产标准化的廉价产品，从而获得生产力。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加速的技术进步和多样化的消费方式所提出的必然要求，是从刚性生产方式逐渐向柔性生产方式转变。柔性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小批量生产定制的产品，以灵活地满足市场变化的需要。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CAD／CAM）、柔性制造系统（FMS）等新技术的发展， 将为和正在为柔性生产方式提供条件。柔性生产方式对组织创新的要求，是灵活的、网络化的组织合作。
新产业区是柔性生产综合体，它的形成和发展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本文初步预测我国将会形成以下不同类型的新建企业集聚区域的柔性生产系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我国的新技术浪潮开始于80年代中期，并诞生了柔性生产方式。例如中关村就是柔性生产方式的诞生地之一。其核心技术（如清华大学的CIMS系统）以及以电子传输系统（EDT ）等都出现于中关村。以“四自原则”组织起来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是柔性生产组织形式的表现。由于从严格的等级组织（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的“高楼深院”）走向网络组织（产、学、研结合），产生了“创新氛围”。但是，由于对发展高技术所需要的柔性生产组织的发展方向缺乏认识，使网络组织和“创新氛围”都未能很好地持续下去（其重要表现使新企业出生率下降；“好大狂”的等级组织复苏）。我国高新区企业的“根植性”和“本地网络”是其持续创新的核心问题。由此引发的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发展我国高技术大公司和发展高技术区域创新网络的关系。这是研究高新区企业空间集聚过程中必须涉及的问题之一。
较发达的专业化乡镇企业区：改革以来出现了一些较繁荣的专业化的乡镇企业集聚区域，从形成专业化市场导致制造业的发展。其产品种类繁多，小企业密集。然而，由于基金和技术严重不足，企业无“后劲”，甚至区域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例如浙江永嘉桥头镇的钮扣生产，颇得意大利等国外商的重视，被誉为“世界钮扣之都”（见《中国国情国力》1996年第6期）， 但我国对此类特色产业和小企业集聚区域缺乏应有的重视，关于在小企业集聚区域如何发展柔性技术没有相应措施和长远的设想，反而简单地提倡企业兼并和联合，使区域趋于衰落。一般来说，乡镇企业区域的本地“根植性”较强，具有独特的本地社会文化特征。
外向型工业开发区：由于招商引资而发展起来的工业开发区，有一些已经初具规模，主要是国外企业标准化产品的生产（大量下承包企业），其中先进的三资企业已采用了柔性生产。这些工业多是“松脚型工业”（footloose industry），当区位条件变化时，一些企业有可能再次发生区位转移，使我国开发区未来可能发生“空洞化”现象。因此，需要了解外商在本地“扎根”的需求（当地化）、与本地工厂的物质和技术联系，引导外商在对提高本地劳动力素质和企业家能力等方面发挥作用。研究工业开发区的产业结构升级问题以及与改造本地传统产业的联系。一般来说，这些开发区的工业联系主要在国外和区外，本地联系较少，因而具有“飞地”的性质。
对以上三类区域，可以用新产业区理论，调查企业在本地、国内和国际所发生的物质、信息和社会联系。根据成熟新产业区标准—区内行为主体合作与交流的网络及其植根于本地社会文化，研究创新的民族工业对本地环境的要求，并提出政策建议；探讨新产业区理论在我国乃至发展中国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