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7)01-0026-06
在我国当下学界出现的文化研究是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建构起来的与西方文化研究有联系但也有所不同的文化研究的话语方式。文化研究和文化的研究不同，后者是把文学放到文化视野中来进行的研究，只是把文化学作为一种方法、一种视野来进行的研究，仍然属于文学领域内的研究。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文学，也包括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以及传媒文化等等。文化研究从范围上看比对文学的文化的研究要广泛得多，而且从学科上看文化研究不仅仅是对上述文化现象的文化学研究，还包括有社会学、传播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等的跨学科研究。
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形成和发展除了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理论资源的影响外，也有我国本土文化的缘由。所以，探究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的形成过程及原因是本文的任务所在。
一、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确立
在探讨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之前，有必要回顾20世纪前半叶文化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状况。
在20世纪前半叶文化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大致经历了兴起与论争、译介与研究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兴起与论争时期。这时期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长达十余年的东西方文化论战。“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国文化的转折点。这之前的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文言与白话之争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1915年《新青年》和《东方杂志》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展开了大讨论，从而拉开了东西方文化论战的序幕。这场论争一直到1927年，中国社会问题争论的焦点转移到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之后，才告一段落。这种讨论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是罕见的。参加人数数百人，发表论文近千篇，出版著作数十种。当时很多文化名人都参与了这场论争，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张东荪、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等人纷纷发表文章，蔚为大观。五四时期的东西方文化之争，开启了中国文化学研究的先河，尽管当时没有明确的文化学的建构，但是为后来一系列文化思潮的兴起和传播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译介与研究时期。这时期由对中西文化的论争转到了对文化学翻译、介绍与研究、探讨，并取得显著的成绩。对于文化的论争，引起了学界对文化学本身的兴趣，于是对西方文化学著作的大量的译介成为当时文化学界的特点。翻译出版的著作有：爱尔马德（美）：《文化进化论》，上海，1930年版；韦尔斯（英）：《世界文化史》，上海大江书铺，1932年版；洛博特·路威（美）：《文明与野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版；福利德尔（德）：《现代文化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桑载克（美）：《世界文化史》，中华书局，1940年版；马林诺夫斯基（英）：《文化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史密斯（美）：《文化起源论》，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等等。外国文化学著作的译介促进了中国文化学研究的深入，出版了许多文化学专著，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陈序经：《东西方文化观》，广州岭南大学，1933年版和《中国文化史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富示显：《现代文化概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林语堂：《中国文化精神》，上海国风书社，1941年版；吴文藻：《文化学》，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路明书店，1949年版，等等。
建国以后，文化学和许多学科一样，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曾经一度中断了研究和探讨。新时期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曾经受到冷落的文化学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得到了持续和特别的关注，形成了所谓的“文化热”。新时期以来的文化研究分为20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三个阶段。
自8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的较早的关于文化学研究的文章是钱学森先生的《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文化学》一文。钱先生认为文化学是关于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基础理论，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建立文化学学科是十分必要的[1]。1982年12月16日到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文化史研究室、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共同主办的《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编辑部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邀集国内学术界著名学者在复旦大学召开了“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会上对文化与文明及其关系、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文化的性质、形态、结构、演化和分类及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讨。1984年3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11月3日到9日，由《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南省历史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在郑州举行，会议讨论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特点、作用和历史地位”等问题。同年12月20日到27日上海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召开了“全国首届东西方文化比较研讨会”。与会者就“文化及东西方文化的概念”、“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意义”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成立上海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心。此后，北京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武汉成立了“文化研究沙龙”等。1985年上半年，北京的中国文化书院和九州知识信息中心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期“中国文化讲习班”，很多著名学者诸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李泽厚等主持讲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年在深圳召开了“全国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协调会议”。1986年在上海举行了“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与此同时，《文汇报》、《光明日报》相继开辟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专栏和出版界一批文化系列丛书的出版，对“文化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系列丛书包括山东文艺出版社的《文化哲学丛书》(1986)；上海人民出版社《文化新视野丛书》(1987)；浙江人民出版社《比较文化丛书》(1987)；光明日报出版社《现代文化丛书》(1988)；浙江人民出版社《世界文化丛书》(1988)，等等。从1985年开始，上海、北京、广州、厦门等相继开展了文化战略研讨活动，使得文化学研究由书斋走向了现实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形成了文化的热潮。80年代形成的“文化热”是新时期人们文化思想争论的交锋。
到了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关于文化的讨论有所沉寂，在进入新世纪后又大有再度兴起之势。和20世纪文化讨论不同的是这时期的“文化热”呈现了诸多新的特点：人们突破了狭隘的学术探讨，文化热潮开始波及文化的各个领域，文化学学科向各个学科渗透，进入文化研究的深化发展期。
在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有一个文化学和艺术学相结合，向文学过渡的阶段。从目前的材料看，较早把文化学和艺术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是张伟在1990年第3期发表在《广东社会科学》上的《艺术文化学论纲》。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艺术文化学(Culturology of the Art)是从文化学的视野研究艺术现象的介于文化学和艺术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他在1994年第2期的《美学与文艺学研究》上发表了《艺术文化：生命象征符号》一文，进一步阐发了艺术文化学的构想。1992年潘泽宏出版了《艺术文化学》（湖南文艺出版社）。王岳川主编的译文集《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出版。这些研究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
到了90年代中后期，文化学开始向文学界扩展，引起了文学理论界的关注。金元浦与陶东风在《文艺报》发表长篇对话《在悖论中开辟道路：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管见》，提出必须面对中国当下的文化变革的现实语境，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马列（苏联模式）、西方文化的三重交错，形成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元共存的交叉运作形态[2]。陶东风发表于《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的《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开始关注文化和审美文化问题。1994年初，金元浦与陶东风在《文艺研究》著文《从碎片走向建设：当代审美文化二人谈》，认为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带来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根本性的变化，相当多的人以亲身感受表明了对“阶级斗争模式”的厌倦和心理拒斥，进而发展为理想主义“乌托邦”的破灭，启蒙主义热情的消退和利他主义崇高感的消解。人们物质消费的欲望日益高涨，享乐型的生活期望日益膨胀。这一转变带来了中国百年来审美风尚的一次根本性的变化。由以崇高为形态的审美道德教化文化向准审丑的、享乐的消费文化转化。1995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室成立，戴锦华任主任。1996年，王德胜出版《扩张与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话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这部著作中，他认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归根到底是在从事一项文化批评的工作，而当代审美文化理论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强调具有建设性的文化批评意识：“批评的观念”之确立，为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实践奠定了把握当代审美文化、特别是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现象的主导性理论意识，因而当代审美文化理论之区别于一般经典美学的最明显之处，就是它从根本上指向了一种新的文化批评活动的诞生——当代艺术活动、当代人日常生活形式在这里不是被当作一般经验的美学事实，而就是当代文化本身的一些充分直观的审美实践。1998年王德胜《文化的嬉戏与承诺》（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张伟的《艺术文化学导论》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99年5月，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在南京共同举办了“1999世纪之交：全国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1999年12月，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美学所和《文学前沿》编辑部共同举办了“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王宁在《外国文学》1999年第4期发表了《文化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童庆炳在《江海学刊》1999年第5期发表了《文化诗学是可能的》，金元浦、陶东风出版了《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这些论文和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以后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开始进入深化发展时期，这时期的文化研究表现为自觉的特点，一大批文化研究专著问世，文化研究的网站和文化研究的专门刊物出版发行。2000年罗钢和刘象愚主编了国内第一本《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涉及“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起源”、“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传媒研究”等内容。陶东风的《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是全面研究文化研究的理论著作。该书系统讨论了文化研究与大众文化批评、后殖民批评、知识分子的关系，勾勒了文化研究的发生发展史、它的理论资源及其传播，厘清了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学者阐释“文化研究”的内在脉络。与此同时，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著作纷纷问世，比如金元浦主编的“六洲歌头当代文化批评丛书”、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等。相对这些较为专门的研究成果而言，对文化研究这个新的知识生产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出现是以陶东风、金元浦等主编的《文化研究》（此刊创刊于2000年，是大陆唯一专门的文化研究丛刊，第1辑—3辑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第4辑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为标志。2002年5月，国内第一家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学术网站正式成立。这家网站以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推广与传播，介绍国外前沿理论及重要理论家，力倡文化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及中国学派的建立为宗旨。2003年孟繁华出版了《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央编译出版社）。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化主要由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主要话语构成，但三者内部绝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又生成了一些各具特点的部落。这是一部对中国文化各阶层分析的文化地形图。2004年，金元浦主编的《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一书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收集了国内专家近30篇文章。2005年，陶东风、金元浦主编的我国第一本文化研究的英文著作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Singapore 2005)在新加坡出版，介绍了我国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收集了国内专家的研究论文。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以同名的学术刊物《文化研究》的创立和同名的网站“文化研究”的成立为标志得以确立。
二、影响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西方三种理论资源
现在学界通行的看法，对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有直接影响的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代表的英国学派，其实人们还忽视了另外的一种理论资源：那就是前苏联的文化研究。
（一）早期的站在精英立场上对大众文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批评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资源。
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介绍，特别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1990年在大陆的出版，其中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引起大陆学者的关注。霍克海默通过批判性的理论研究认为现代人的生活虽然物质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人们的精神生活却越来越匮乏，人的本质遭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压抑，所以才需要对资本主义进行势不两立的批判。真正的理论都应该是批判的，没有批判就没有理论的生命力，也将失去现实的对理论的关注，因此，批判现存的东西是理论的真正的社会功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恢复了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本性，其代表人物都共同关心文化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批判”变为“文化批判”，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主要代表力量。法兰克福学派把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早期著作结合起来，作为“文化批判”理论的基础。他们把弗洛伊德主义引入马克思主义之中，以此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后期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已经过时，应重新回到“异化”的观点和“交往实践”的观点上来，才能给资本主义以有力的批判。马尔库塞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认为这是统治者的“操纵意识”在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的集中体现。与“大众文化”相对应的是“高级文化”，这是一种与“大众文化”相对抗的文化形态。“高级文化一直是同社会现实相矛盾的，而且只有少数特权者享受了这种文化的幸福并代表着它的理想。社会的这两个对抗领域一直是共存的”。现在的情形是“不是高级文化退化为大众文化而是用现实来驳倒高级文化。现实压倒了它的文化。人们今天所能做的超过了文化英雄和半神似的人物所能做到的；人们已解决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人们也背叛并破坏了那些在高级文化的升华中得以保存的希望和真理。”[3](P54)马尔库塞认为艺术是对抗现实社会的重要的形式，造反或者说革命已成为艺术的重要的功能。艺术创造出的世界虽然与现实的世界相分离，但它存在于人们的理想之中，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昭示未来的理想而成为与现实相对的力量。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资源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学界，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后来中国学者对自己的观点都有所反省，逐渐放弃了站在精英立场上对大众文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批评态度，开始从肯定的视角关注中国本土大众文化。
（二）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论资源。
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建立，使艺术的文化学研究成为自觉，标志着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正式确立。狭义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指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代表的英国学者的研究取向与研究成果。该中心学者理查德霍加特提出了“文学—文化分析”的研究模式，认为艺术是一种文化中的意义载体。艺术的文化学研究所要考察的不是作家在其作品中用以探索社会的方式，而是直接地对当时的各种问题、对其文化的“生活特质”所作分析的参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另一员主将威廉斯将文化理解为整个生活方式，电视、报刊、体育、娱乐等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成为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大众文化的崛起开辟了理论空间。这个学派积极肯定了大众文化历史价值，注重以影视为主要媒介的当代大众文化研究，强调文化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关注文化中的权力关系和机制运作研究以及注重提倡跨学科、超学科的研究等。这个学派站在左派立场的文化观点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
（三）苏俄美学和文化学的理论资源。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理论给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以很大的影响。程正民先生等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为文化学转向提供了理论资源上的借鉴。其实前苏联文化理论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起步，直到60年代末期才从西方引入“文化学”这一术语。但是，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前苏联的文化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并将文化学研究的成果广泛地运用到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
前苏联对艺术的文化学研究首先从美学界开始的。美学家鲍列夫在他70年代出版的《美学》一书中专门探讨了“艺术文化”问题。他将文化视为人的活动的产物，是人类的社会（不是遗传意义上的）记忆。显然，他将文化纳入了人类实践的范畴。正是人的活动对无机的自然界进行了加工和改造，创造了人类所特有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仅是一种存在，而且是一个过程，从而成为维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纽带。艺术文化则是在自己的千变万化中保持稳定的那一人道主义文化领域，它不同于其他的文化形态，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具有审美的功能。他认为艺术能把人从精神上陶冶成艺术家，陶冶成按照美的规律创造一切物质和精神价值的能手。由于艺术文化能使人的精神始终具有创造力，它好像成了文化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动力来源。这种文化进化论观点说明作者对艺术文化存在着过高的期望值。他将艺术文化看作了文化变迁的原动力，仿佛艺术文化可以决定世界未来的走向。
如果说鲍列夫的艺术文化观还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的话，那么前苏联另一位著名美学家卡冈的艺术文化理论则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他是从不同于生物生命的人的基本活动开始他的文化分析的。卡冈在《人类活动》一书中从理论上演绎出人类的五种基本的活动——改造活动、交际活动、认识活动、价值——定向活动和艺术活动。这五种活动构成人类活动的整体系统。他认为如果说文化是人类活动的方式和产品的总和，那么艺术文化就是人们艺术活动的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卡冈认为艺术文化不同于审美文化，后者消融在整个文化之中，而艺术文化仅仅是整个文化一个局部层次，即处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中间层次。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不是截然划分的，物质文化全部过程表现为精神的目的和模式，而精神文化的内容要完全地物化，否则精神产品将不复存在。因此，艺术文化就不是精神因素和物质形态的简单的结合，而是有机地交融在一起，互相融为一体，产生出某种第三者的东西，某种性质上独特的现象——被称作艺术的精神——物质价值。这样，在艺术文化的所有子系统的统一和相互作用中，在其形成和进化的历史过程中，在其于文化里发挥功用的特征中去研究整个艺术文化的学科被卡冈称之为艺术文化学。苏俄美学和文化学的理论也为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
三、文化研究兴起的本土文化原因
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发展除了与西方文化理论资源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关系外，探究其本土文化的原因还是多方面的：
（一）文化研究是对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过于关注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忽略文学外部研究的反动。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结构主义和“新批评”引进到文学批评以后，我们的文学研究开始从外部的社会政治批评转入内部的艺术形式、艺术技巧的研究，这时研究者把“审美性”和“文学性”作为文学的本质特征。这种研究是对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反抗，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种研究由于忽略文学的外部关注，以致走入了另一种极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文学研究远离了现实生活和当下的文学创作，形成了文学研究的边缘化的倾向。这种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他们开始关注现实的文化现象。如金元浦在《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一文中认为的那样：“进入新世纪，世界文学艺术与美学理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时间，文化的转向、视觉图像的转向、美学的转向、后现代转向以至身体的转向纷至沓来，不绝于耳。处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文艺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在今天，美不再是艺术‘蛋糕上的酥皮’，文学也不再是艺术‘皇冠亡的明珠’。审美似乎已不再专属于文学和艺术，审美性、文学性也不再是区别文学与非文学、艺术与非艺术的根本的或唯一的特征。社会生活出现了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与文学性向非文学领域全面扩张的普遍现象。”[4]
（二）大众文化的流行是文化研究兴起的现实基础。文化研究的兴起不仅有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而且中国社会文化自身转型也是文化研究兴起的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文化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经济转型导致了社会文化的转型。在这种背景下，纯文学不断走向大众化。大众文化以消遣娱乐性为目的，以商业时尚性为表征，以当下现实性为指归。面对这样的大众文化，西方的文化研究似乎对这种文化现象更具有解释的有效性。面对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泛文化现象的冲击，文学理论原来固有的范畴和范式对于纷繁复杂的大众文化现象就显得很不适应，于是，文化研究在中国迅速蔓延开来。
（三）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关注的热情也是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的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的那场风波过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开始消退。他们中有的人或者投身商海去赚钱，或者躲进小楼搞起所谓的纯学术研究。包括文学理论在内，人们研究的重点是关于文学的形式批评、内在批评所谓的“内部规律”研究。随着20世纪末的来临和新世纪的开始，中国社会文化也出现了需要知识分子去分析和参与的问题，而这时的文化研究恰恰迎合了关注中国社会未来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参与的热情。于是文化批评成为这些知识分子的共同的话语。这种批评类似于伊格尔顿的“政治批评”。如陶东风所认为的文化研究在90年代中国出现并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力还是来自中国现实社会文化的要求，而不是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文化研究是一种高度实践性、参与性的知识活动，这决定了它必须扎根于自己的社会文化土壤，决定了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灵活性。虽然在今天这个中国与世界的界限已经缩得最小的所谓“全球化”时代，学术活动的国界也已经极大地模糊；文化研究的活力在于及时地回应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文化现实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转型中的中国向我们提出了亟待回答的政治与文化问题，这是学术创新的最重要资源[5]。
当代中国文化研究虽然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文化理论资源的影响.但是在这种文化研究的思潮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文化研究的平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努力。中国的学者终于改变失语状态，可以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崛起于世界思想舞台提供了现实条件，我们期待着。
收稿日期：2006-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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