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核心主题及其在当代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核心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1；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8-0003-07
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异常丰富，特别是包括许多不同学科门类的知识与理论。然而，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不只是学问家；他们始终强调，进行思想创造或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因此，无论其内容多么丰富甚至有些观点前后并不完全一致，都不会影响对“核心主题”的追求及其科学论证。所谓“核心主题”，一方面是他们本着“改造世界”目的而始终孜孜以求、着力阐述的基本问题，而对其他相关内容或许多不同学科领域的探究大体皆由此而生；另外，这也从根本上决定其思想体系的性质及本质特征，科学性、生命力或当代价值等也主要借此获得检验与证明。相对于“核心主题”，马克思主义存在“次核心主题”或“非核心主题”（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主题、政治经济学主题），还包括许多完全由时代或具体任务所决定的内容（例如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与策略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分析）。任何伟大的思想体系都不可能“句句是真理”，然而，如果核心主题一旦被社会实践或时代发展所证伪，那么整个体系就必然面临“终结”的命运。
究竟什么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的核心主题呢？国内外理论界存在不同观点①。当然，问题的关键或进一步的追问还在于：如何立足新的时代与社会实践，科学考察马克思主义核心主题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及其实现状况。
一、核心主题的理论形成及其基本内涵
文献资料表明，马克思少年时代深受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品以及法国启蒙学派思想的影响。大学期间，马克思从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理性把握了自由对于人类的意义；费尔巴哈哲学不但牢固奠定了马克思思想的人本主义特征，而且为他架设起一座从绝对观念通向现实的人与历史的桥梁；最后，主要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兴趣（为了批判普鲁士的专制制度和宗教）②，他的博士论文又以研究伊壁鸠鲁哲学为题，从而进一步从源头上夯实了西方自由文化的思想传统。于是在1840年前后，处在思想形成时期的马克思明确赞同那些在西方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普世性质的价值观念：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法治，等等。一旦踏入现实社会，他立即从普鲁士专制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和莱茵省议会通过的林木盗窃法中，感受到当时社会的“非人”性质：“是精神的动物世界，是被分裂的人类世界”；这个社会在本质上与“真正的人类世界是相反”的③。什么是“真正的人类世界”？真正的人类世界必须符合人的类本质要求，而人的类本质即人之为人，其活动的根本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④。从人类社会发展史角度考察，中世纪“专制制度的惟一原则就是轻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⑤；而与中世纪的以上帝为中心、封建专制通过扼杀全部的人性来保证君主一个人的独裁统治相比较，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旗帜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在于“使人复活”，所建立的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人的能力、思想及精神的解放。但进一步深入具体生活层面，特别是在将人当作现实的人、社会的人来考察时，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在19世纪所达到的自由或“解放”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一是虽然把人们从君主专制下解放出来，却没有将社会真正交到人民手中，依然存在着国家与社会的对立、个人与社会的对抗，因而资产阶级所实现的充其量只是“政治解放”而不是“人类解放”⑥；二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劳动分工非但没有能够消除人类社会早已存在的异化现象，反而将之推向极端，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在劳动中所获得的不是对自身的肯定和类本质的实现，而完全是否定与丧失⑦。通过考察当时英法两国社会实际，马克思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政治解放是“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范围内”的“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私有制条件下不可能全面建立起真正的人的世界，因而还“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⑧；第二，人类解放的着力点在工人的解放，工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因而“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⑨。
上述思想大致产生于1844年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其主要理论体现）。在对人的以自由为基本内涵的“类本质”之认识基础上，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在人的解放问题上的严重片面性与局限性，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开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思想追求与理论创造过程，并逐步完成对思想体系核心主题的建构。
核心主题之“核”，是人类解放；主题大体由两个不同层面的思想内容组成，即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及其实现。
马克思对社会理想的最初表达，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共产主义”的著名论述。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和研究人类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其中有几点很值得我们注意：首先，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制度是造成社会异化的根源，然而未来社会对之并非简单否定而是“积极的扬弃”，并且这仅是手段，根本目的是以此达到用社会的方式、全面的方式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和全部的占有（即人的解放）；其次，这种“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非但不是完全否定人类过去所创造的一切，恰恰相反，要以自觉保存“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即一切文明成就）为条件或前提；再次，在这样的社会里，一方面尊重自然和以自然作为惟一本体，同时又重视人的价值和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位，因而最终达到社会人与自然人的高度统一，使自古以来始终存在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真正获得解决⑩。
如果说《手稿》侧重于对社会理想之本质的全面概括，那么次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就这一社会理想的两个重要关系作出明确阐述：一是人类解放与民族解放，民族解放完全是在地域范围内可以实现的目标，并且主要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任务，而“人类解放”却“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11)；二是社会解放与个人解放，虽然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解放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命题，但人类解放又是以“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为前提与条件的，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即“有个人自由”，或者说通过推翻旧的国家使每个人的“个性得以实现”，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过程与必经阶段(12)。由此意味着，作为最高层面的人类解放必须以民族解放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人的解放为基础或前提。
以《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达成的思想创造为基础，《共产党宣言》通过对近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及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分析论证，提出对未来社会理想及其实现的完备表达：代替那存在着人与人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从此，“自由人联合体”社会理想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追求、理论创造始终：
——《资本论》第1卷明确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4)；《资本论》第3卷对人类社会未来前景作出生动描述：在物质生产“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将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王国”(15)。
——在恩格斯写作的、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入门书”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将未来社会的本质简要概括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在这样的状态下，每个人是自由的人（意味着“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16)。
——1894年即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当有人请求恩格斯为即将在日内瓦出版的《新纪元》周刊写一段题词，以便能够用最简短的字句概括马克思提出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精神时，恩格斯认为除了上述《共产党宣言》中的那段话，“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17)……
在西方思想史上，古希腊时代就存在着自由人理想或解放的理念，资产阶级革命也曾经举起“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旗帜。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想与其他一切相类似主张有何不同呢？其区别主要在四个方面：第一，明确以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的发展为基础，肯定现代文明最为核心的价值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并以这些价值在全社会的充分实现为基本特征；第二，立足点在受压迫、受剥削的工人阶级一边，认为只有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民众获得解放，才能有人类的解放；第三，将人类解放作为实现人的解放的结果与最终形式，并且和具体社会形态相联系，强调只有在特定的共同体或联合体中，才能够处理好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第四，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分析、研究，把以实现人的解放为前提的人类解放当作是随人类文明推进、在时间和空间维度逐步获得实现的“自然历史过程”。
二、理论上的实现与思想局限及其认识误读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理想实现的研究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根本条件与具体过程。这两方面既构成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的主体部分，同时恰恰也是当今面临最多争议的内容。
由于各种理论误读的影响，落后国家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曾将阶级斗争、革命专政、建立公有制等内容当作实现社会理想始终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经过挫折与失败，才深刻认识到生产力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物质生产力当然具有“根本决定”的意义，然而无论从人类解放还是人的解放层面衡量，仅有民族国家范围内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还不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18)。这就清楚地表明，实现理想社会的根本条件是两个而不是一个。这并非属于思想未成熟阶段的偶然表达，因为我们在马克思写于1853年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可以再次见到大体类似的表述：“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19)在这里，马克思不但继续强调两方面条件对于实现社会理想的不可或缺性，而且对其内在属性作出界定：“普遍交往”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生产力并不就是物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人的生产力”，即要通过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达到驾驭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请注意，“科学统治”的提法！）。
世界性“普遍交往”之所以重要并被马克思当作实现其社会理想的根本条件，首先，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解放在客观上必然是一个世界性或全球性命题，而不是区域或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任务；就其实质而言，只有通过广泛的世界性普遍交往才能够“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而获得实现，即能够使全人类真正摆脱对立、抗争与激烈的利益冲突，达到整个人类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与进步。其次，从对人的解放作用看，只有通过世界性普遍交往，个人才能够彻底摆脱宗法血缘关系的束缚，以及封闭条件下形成的各种民族的片面性与地域局限性，真正具备世界视野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全面发展的可能。所以马克思强调：“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20)
生产力包括大工业和世界市场，世界性普遍交往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国家、民族以及个人以全球为活动范围，并逐渐达到“谁也离不开谁”的相互依赖程度。这些在历史上又都和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就是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结果。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资本主义文明进程当作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阶段；即使非西方落后国家，虽然自身未必一定要经历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也必须以能够充分吸收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创造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为前提(21)；而实现过程基本表现为“自然历史”状态，强调“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体为实现社会理想所能够做到的，只是尽量“缩短和减轻”新社会“分娩的痛苦”(22)。
提出并分析实现社会理想根本条件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因而上述论证的科学性是与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紧密联系的。但是，由于阅读偏差及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独特历史环境等方面原因，人们以往注意得更多的却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具体的战略策略、方法手段、实现阶段及“时间表”等等的论述。这些内容在他们著作中的确占有大量篇幅，然而应该承认，相对于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理想实现的根本条件的肯定，这些内容既属于相对次要部分，同时也必然会随着时代发展及社会变迁而产生改变。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是有“自知之明”的，而无需我们来指责或批评其“空想”性。例如：
——在对核心主题论证之初，马克思曾经将实现社会根本性变革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上，认为革命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和工人生活的极度贫困化。《共产党宣言》实际上隐含一个论证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性的“三段论”逻辑；《资本论》第1卷又通过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所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分析，初步完成了对实现社会转变模式的论证：“矛盾——危机——革命——人类解放”(23)。但到19世纪7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是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质的危机。正是通过对这次危机的深入考察，马克思觉察到资本主义新变化已经形成对原有理论模式的深刻挑战，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881年2月在《致斐·多·纽文胡斯信》中，马克思明确认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惟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27)连带对“时间表”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即不再将工人阶级的解放当作19世纪能够实现的目标。马克思逝世后，通过对19世纪末资本主义新发展的研究，恩格斯明确对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绝对化的观点提出质疑。1895年3月（距去世不到5个月），恩格斯借为马克思具体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撰写导言机会，坦承“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25)。
——人类解放需要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来实现，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恰当的社会形式就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二者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基本一致）。相对于社会本质，社会形式同样具有途径、方式或手段的意义。这层意思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有过清楚的表达：“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26)或许因为“共产主义”一词本身容易引起各种误解，在中后期，他们将实现人类解放的社会形式更多地称之为“自由人联合体”或“共同体”、“非资本主义社会”或“未来社会”。在各种不同场合，马克思、恩格斯确实论述过未来社会基本特征。但在他们看来，未来社会特征首先导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次还为实现人类解放目标要求所决定。恩格斯晚年强调：他们所提出的“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27)。什么样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即在理论上，他们将资本主义当作“纯粹”形态来进行研究，是以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在“纯粹”条件下的充分发展为历史前提；或者用恩格斯的提法，当作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到“顶点”后的必然结果提出来的(28)。也就是说，无论这样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在实际生活中还不存在或已经不复存在，我们都不能无端指责其为空想。
另外，还有一个对他们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特征的正确理解问题，比较典型的如消灭私有制、实行有计划生产等。在他们看来，消灭私有制本质上体现为由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导致的“自然历史过程”，而并非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愿；所要消灭的，只能是以法权形式存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而非各种各样的小生产私有。再就是取而代之的公有制，其实质是社会占有，至于如何实现社会占有，马克思直到晚年才从股份公司中获得某种启发。有计划生产的必然性及其意义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事实所证明，另一方面，“有计划生产”未必就是我们所理解并曾试图实现的计划经济或产品经济。同时，谁又能说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就是永恒的？就绝对不存在向其相反方向转化的必然与可能？
三、当代中国的理论回归及其实践特点
回顾历史，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以来，一方面不断有内容被打上“过时”的标记；另一方面，其核心主题却伴随时代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日益彰显其生命力。后者既显示于当代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的新变化、新趋势(29)，同时也更加为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世界性影响所证明。
虽然“人类解放”主题曾经是20世纪落后国家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目标，并成为在世界范围产生巨大政治影响的伟大旗帜，但是，理论认识或实践把握中的错误却使其事业一度严重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择其要者：一是片面突出世界性的“人类解放”命题，而忽视民族国家范围的“人的解放”的价值实现；二是片面强调人的阶级性而忽视人作为人所必然具有的共性特征，特别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类本质特性；三是过于重视“解放”的社会形式并将社会形式建设绝对化，而忘记了一定的社会形式赖以存在的根本价值是要能够为实现人的解放目标服务；四是过分强调集体或国家对于个人的重要性，并不断以前者取代后者，而较少承认或不尊重个体独立存在与发展的价值、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实现个性解放的内涵；五是将人的解放过于政治化，从而导致许多具体的制度建设在本质上却妨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的有效实现。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社会文明程度不高。马克思的人的解放思想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工业化和市场经济背景下提出来的，是以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所能够达到的人的解放程度为起点的（相对于古代社会而言）。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前提主要是小农业、自然经济和封建制度文明。在如此文明背景下，很难准确把握“人的解放”所具有的现代文明内涵。其次在于对马克思主义阅读与理解中的偏差。“人的解放”本身是一个具有哲学意味的理论命题，其抽象性中包含着高度的概括性与模糊性，因而在具体实践中很不容易把握。再加上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类内容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不但表述具体明确而且大量存在，于是，实践中的本末倒置既非常自然也难以避免。
20世纪的社会主义能够存在，主要归因于共产党人对“解放”主题的追求，而实践中的挫折或失败同样主要由这方面的偏差所导致。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在本质精神上逐步“回归”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主题：
——邓小平理论不但在原则上高度重视人民利益，重视最广大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利；而且强调通过具体制度建设解放个体，使人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中获得不同程度的“自由”。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能否忠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检验共产党人是否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标准，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将其“核心”定位于“以人为本”，明确承认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对于现实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同时主张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使社会各阶层的基本权利和各方面利益能够获得更好的保障与实现。
“回归”不是简单重复或再度回到理论原点，而是从新的时代和实践出发，在坚持与继承基础上的创造与发展。同时更加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努力通过制度或发展模式的变革来推动“人的解放”目标的逐步实现。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价值，是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广大人民获得政治的解放；那么，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则使广大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逐步走向“第二次解放”，即马克思所说的、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内涵的“人的解放”。这正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价值所在。
所谓改革，具体地说，就是通过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制度创新，努力从实际出发、最大限度地增进广大人民群众各方面的权益；同时也通过将人们从旧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极大地增进社会的生机与活力。如果从“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和根本价值角度衡量，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旧体制无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如何，都存在着反社会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例如在旧体制束缚下，广大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普遍存在着三个“固定化”现象：一是由于僵化的户口制度，人们生存或生活的空间基本固定不变；二是在特定的劳动人事制度安排以及城乡分割背景下，人们的身份（干部或工人、城市人或农村人、大集体职工或小集体职工等）很难获得改变；三是在人员“单位”或行业所有制下，每个人的工作性质或发展前景大体上既是可明确预期的而且也是根本不可改变的。于是对于绝大多数个体而言，在旧体制下非但不可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或“全面发展”，甚至连片面发展也少得可怜！正是以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方向的全面改革，不但极大地释放了人们从事生产及各种社会活动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从而为人们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日益丰富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极大地调动和激发起人们自主地改变个人生活、能动地创造个体未来的意识和能力。借助改革，当代中国的物的生产力和“人的生产力”都获得了普遍发展，每一社会个体的智慧与才能也正在不断获得充分的运用或开发。在此意义上，改革使中国更加接近社会主义的本质，更加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题，而绝非相反！
对外全面开放的实质使中国的发展融入世界文明进程，就其对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价值来说，恰好符合马克思所提出的世界性普遍交往内涵。通过对外开放，一方面如邓小平所主张的，达到了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就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使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认识更加深远，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纠正或克服民族传统、民族历史所导致的狭隘性、片面性，逐渐消除由于地域差别而形成的各种局限性。既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人”，同时又日益具有“世界公民”的性质与特点，这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实现全面对外开放的最根本价值所在，同时也是对外开放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根据所在。
逐渐明确以人的解放为目标，使民主、自由、人权等这类价值进一步成为建设和发展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名声”开始好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生命力日渐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充分表明，马克思提出的、通过现代经济成长和不断增强的对外各方面联系与交往来实现人的解放的思想是正确的。因此，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要承认在不发达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水平下，人的解放所能达到的程度还很有限，真正实现人的解放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目标；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题，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融入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大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总之，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题理应在当代中国有新的发展与创造！
收稿日期：2009-03-27
注释：
①有关国内学术界的不同观点，可参见童世骏《当代马克思主义：坚守“内核”放宽“外围”》，《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洪韵珊《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简述》，《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3期；高放《对马克思主义要从按三个组成部分研究转向加强整体研究》，《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7期；郑异凡《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及其命运》，《学习时报》2006年8月28日。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中文第1版，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7页。
③⑤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文第1版，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2、137；346；42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⑥参见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文第1版。
⑦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一章，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文第1版，第101页。
⑩以上引文及思想阐述，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1)(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87、294页。
(1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121页。
(1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4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中文第1版，第497页。
(1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760页。
(1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0页及“注释”第578条。
(18)(19)(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773、89页。
(21)参见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中文第1版，第436页。
(22)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页。
(23)有关《共产党宣言》中的“三段论”及马克思对社会转变模式的论证和对1873年经济危机的考察，参见张明、韦定广《全球化视野中的1873年经济危机及其对马克思的挑战》，《复旦学报》2004年第1期。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3页；黑体字为原文所有。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中文第1版，第595、597页。
(2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页。
(28)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版序言；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3章内容。
(29)有关这方面内容的详细论证，大致可参见作者以下论著《“世界历史”语境中的人类解放主题——19-21世纪的全球化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3期；《当代全球化文明内涵与制度变革》，《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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