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史学家的楷模——纪念乔治#183;杜比逝世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杜比论文,乔治论文,史学论文,楷模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12月3日凌晨，一颗史学巨星殒落：当代最著名的法国中世界史学家、年鉴派一新史学的第三代先锋代表乔治·杜比教授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家中不幸与世长辞，享年77岁。次日起法国各大报刊连日刊出先生大幅生前照片，纷纷以大篇幅登载各界人士悼念文章，电视台播放介绍先生生平的电视采访片，整个史学界、甚至文化界沉浸在悲衷之中。
学术界对杜比先生给以高度评价。法兰西科学院誉之为“法兰西最伟大的历史学家”〔1〕。他的生前好友、同行称之为“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中世纪史学家”（雅克·勒高夫），“一位人类远景的探索者”（米歇尔·沃维尔），一位继费尔南·布罗代尔之后法国史学界“无可争议的巨头”（安德烈·布尔吉埃）〔2〕。不少文章痛悼他们的“良师益友”，指出杜比先生在相当长时期中，在法国文化学术生活中影响如此深远，以至无法估量他去世所造成的真空。勒高夫还指出：“正是他在一种无懈可击的博学基础上，创造出最完整、最丰富并且最具吸引力的中世纪。”〔3〕沃维尔认为杜比先生不仅是中世纪史学家、封建制专家，而且还为历史学开拓了更深层的研究领域，即“心态社会史、想象历史，唯有杜比这样的大师才能在此驾驭这样全面完整的计划。”〔4〕因此，“我们中每个人，无沦是近代史学家、中世纪史学家或现代史学家，对杜比的贡献都不可能无动于衷。”〔5〕
乔治·杜比（Georges Dudy）
（1919年10月7日 1996年12月3日）出生于巴黎，就读于外省马贡中学，毕业于里昂大学文学院。早年学习地理学，因沉迷于年鉴派两位大师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创建的《经济与社会史年签》杂志，深受影响而步入史学研究领域。1944年---1950年间在里昂大学任布洛克的忠实弟子让·德尼奥的助教期间，熟读布洛克的《法国农村史》和《封建社会》，潜心研究11一13世纪法国社会经济史，其博士论文《11一12世纪马贡地区的社会》于1952年通过，被沃维尔评价为“几代中世纪史工作者的典范”，〔6〕奠定了他在中世纪史领域的学术地位。此后，他先后在贝藏松大学、埃克斯-普罗旺斯大学教授中世纪史，长达19年。杜比先生著书立论，培养学生，在他努力下，埃克斯成为中世纪、地中海研究的著名中心。1960年他创建的“地中海社会研究中心”团结一批地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进行跨学科合作研究，硕果累累，赢得很高声望。“中心”向世界开放，也使杜比先生走向全国和世界，成为二战以后成长起来的年鉴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
60年代末年鉴派整体发生方向性转变时，第三代继往开来，推动史学研究向纵深领域发展，对文化、精神、心态等现象在社会演变中与经济现象具有同样重要性加以肯定，并引入史学研究范围。这场革新给史学研究注入新活力，杜比先生便是这股被称为“新史学”的革新潮流中的先锋人物之一。1970年，杜比先生以极大声望荣选为巴黎法兰西学院中世纪社会史教授，从外省进入首都，在这所全国最具学术权威的学府任教长达21年。在此期间，他于1988年夏被接纳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是历史学家继布罗代尔后第二人。1986年起，他应当时密特朗总统的请求，倡议并组建法国电视七台，即现在的文艺台，并亲任总裁至1993年，成为法国乃至欧洲文化历史的传播者和捍卫者。连同他数量惊人、精美严谨的学术著作，杜比先生的学术影响和声望迅速超越国界，成为国际知名的、最有威望的当代法国历史学家，获得过一系列国外荣誉头衔。他的逝世也是国际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今天，在杜比先生辞世一周年时回顾他的一生，介绍他的辉煌业绩和评价他的重要贡献，一方面非常必要，另方面也相当艰难。笔者才疏识浅，做此工作显然勉为其难，也难免挂一漏万。过去曾在1989年第6期《世界史研究动态》和1995年第1期《史学理论研究》两杂志上发表过介绍和采访杜比先生的文章〔7〕亦无法全面展示这位史学巨星的全部学术成就。在此深切怀念大师对笔者及中国史学界的关怀的时刻，笔者仍力图在介绍先生学术成果同时，从与上两文略有不同的角度评介杜比先生，以兹纪念。
一、著作等身
杜比先生一生勤奋，成果丰硕。如果以1970年先生从外省进入巴黎任教为限，可以看出前后两个时期的著作反映了先生学术思想的变化、研究领域的开拓及对史学界的不同贡献。
1.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末。杜比先生在南方工作、任教。这个时期的出版物，主要有两大特点：
（1）先生从研究封建社会入手，着重研究10-13世纪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正如先生自述：“我宣传经济主导，受马克思主义或曰马克思的影响研究历史。”〔8〕其代表作有博士论文《11-12世纪马贡地区社会》（1952年通过，1953年出版）、《法国文明史》（1958年），以及在史学界引起极大重视、被视为继布洛克的《法国农村史》之后又一部农村经济社会史代表作的《中世纪西方农村经济与乡村生活》两卷本（1962年）。
（2）先生对艺术的强烈爱好，促使他接受了日内瓦著名出版商阿尔伯特·斯吉拉的建议，参加一套艺术史丛书的撰写，旨在“更准确地把艺术创作置于历史进程中，通过一系列非常美的书表现艺术品与社会及文化的关系”。〔9〕杜比先生坚实的中世纪史基础以及在南方遍访古代中世纪遗迹、教堂的切身感受大大有助于先生完成3本日后引起轰动、影响深远的杰作：《西方基督教的少年时期980-1140年》、《教堂的欧洲1140-1280年》、《新人文主义的基础》（1966-1967年先后出版，这3本书的修订本于1976年由法国伽利玛尔出版社以一卷本《教堂的时代：艺术与社会980-1420年》出版）。
这个时期的著作还有《公元1000年》（1967年），等。
2.从70年代至90年代初。这20余年是杜比先生学术生涯的顶峰。随着荣登巴黎法兰西学院中世纪社会史教授宝座，随着年鉴派研究方向的转变，杜比先生也开始了重要转折，成为年鉴派革新后“新史学”代表人物，以其非凡的才能把史学研究引入更广泛更深刻的领域。他开始着重研究在封建社会演变过程中人们的精神心态、家庭结构、亲属关系、不同阶级内部的关系、不同文化之间及掌握不同文化的集团之间的关系，还有婚丧问题、重大的社会仪式、宗教节日、社会出现的重大思想意识体系的来龙去脉，都纳入杜比先生“对信仰的整体，所接受的思想，控制社会人们行为的心态表现的历史研究。 *10〕总之，这个时期的研究使“一种文化史的视角明显扩大”。〔11〕
从这个转折到顶峰时期，杜比先生的著作又可分为3类：
（1）转折之初，尚有“在我所有著作中最依赖马克思主义的建议和词汇”〔12〕的《7-12世纪武士与农民--欧洲经济的第一次飞跃》（1973年），以及从社会史视角度研究重大事件而大获成功的《布汶的星期日》（1973年）。此外还有一系列重要个人著作：《文章汇编：中世纪人与结构》（1973年）、《圣贝尔纳-西斯廷艺术》（1976年）、《三个等级或封建主义的想象》（1978年）、《中世纪欧洲，罗马艺术和哥特艺术》（1981年）、《骑士、妇女和教士》（1981年）、《纪尧姆元帅，或世界上最好的骑士》（1984年）、《领主与农民》、《骑士社会》及《男性中世纪》（1988年），等等。
（2）这个时期杜比先生还参加或亲自主编了《法国农村史》（四卷本，1975年）、《法国都市史》（五卷本，1980年）、《私生活史》（五卷本，1985年）、《法国史·第一卷中世纪》（1987年）等重要多卷本巨著，为世界留下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3）这个时期最后几年，也就是杜比先生展现他最后辉煌的几年间，为后世留下他对一些重大课题的思考，对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回顾总结，以及他对学科发展前景的指导性宝贵意见。
这几年的代表作计有：与米歇尔·佩罗女士联合主编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西方妇女史》（五卷本，1991年-1996年）、《历史在继续》（1991年）、访谈录《共同的热情》（1992年）、《骑士制度》（青少年读物，1993年）〔13〕、《公元1000年，公元2000年：探索我们的恐惧》（1995年）、《十二世纪的妇女》（三卷本1995年-1996年）。还有许多新闻媒体的采访讲话，其中发表在1996年11-12月号《争论》上的《艺术、写作与历史》，是先生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为他一生的学术观点、成就和追求记下了最后的音符。
二、学覆盖贡献
杜比先生在历史学研究中的贡献有口皆碑，其影响是深远的。笔者仅从以下5个方面介绍个人学习中的体会：
1.先生忠实于年鉴派前辈开创的事业，但又不墨守陈规，因循守旧，而是随着历史前进、形势发展不断提出新问题，进行新探索，开拓新领域。
先生早年做博士论文准备阶段，深受马克·布洛克的《法国农村史》和《封建社会》的影响，他坦言：“这是我的主要精神食粮”〔14〕。他在学位论文《11-12世纪马贡地区的社会》中力图运用布洛克的观点，借助丰富的档案资料，剖析一个小地区久远的社会历史状况。从大量史料中他发现布洛克因资料缺乏而很少涉及一个时期，即公元1000年前后几十年间。杜比先生决心填补这个空白。正如他所说：“我很欣赏马克·布洛克，不存在我超越他的问题，甚至谈不上批评他。”〔15〕但是，研究大量史料后，“我发现社会是在指挥和惩罚权力实施情况下运转的，一种权力，即领主的权力，它根植于一座塔楼、一座要塞、一座城堡内。这表明了当涉及奴隶制、骑士制或其他巧妙地在‘封建社会’这个令人目眩的综合体中的表现的现象时，马克·布洛克并不总是正确的，……”〔16〕
另一个方面，在历史分期问题上，杜比先生也大胆提出与布洛克不同的观点。布洛克把封建制之始定于9世纪中叶，并提出“第二封建期”始于12世纪。“然而，对于我切割点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而且此后我不再使用‘第一封建期’这个在我论文中使用过的词。”〔17〕他认为一种有别于旧的社会与政权关系的新形式出现于10世纪末期，并在12世纪中叶逐渐衰落。
在60年代末年鉴派发生研究方向转变、领域更新的重要时刻，杜比先生一方面坚定地捍卫布洛克的地位，否认布洛克的经典著作“陈旧”、“过时”之说，指出布洛克的著作所起的推动力是“无可比拟的”，他在《社会经济史年鉴》杂志出版头10年间的工作，“在我的朋友们和我本人的成长过程中起了根本性的作用。”〔18〕因此，他建议青年研究人员必读布洛克著作，“他开辟了今天我们仍在行进的道路，功劳盖世”。〔19〕但同时，杜比先生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布洛克的作品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而“历史学是一门有生命力的科学，它的进步是迅速的。”〔20〕因此，在阅读布洛克的著作时，应该考虑到他所处时代，所处地点的局限性。
杜比先生本人便是不断创新开拓的典型。对于先生，最初而且最大的挑战，便是70年代初他到法兰西学院任教后，应伽利玛尔出版社之邀，为“造就法兰西的30个日子”丛书写关于布汶战役〔21〕一书。当杜比先生接受这一重大题材时，他的一些年鉴派好友们为之哗然，对他准备描述重大事件，一场战役而震惊。然而，先生认为“可以完全自由地进行工作。”〔22〕为此，他并没有重复前人描述过的战役前因后果，而是从两个不同角度写出不同凡响的《布汶的星期日》。一方面，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这场战役，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分析战役参加者，使本书成为描述“封建战争人类学”〔23〕的试验。另一方面先生在本书中进行”记忆史的尝试”，〔24〕力图研究这个事件如何流传下来，又如何在几百年间由于某些目的或某些遗忘而受到篡改，先生称之“布汶的记忆史”〔25〕。这本书大获成功，至今仍被看作杜比先生把精神心态纳入社会事件总体结构的研究的典范。
2.先生以渊博的知识，长远的眼光，敢于打破自己专门研究的领域界限，站到历史的高度，纵观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带着当前的问题研究历史，指导未来。尤其在他生命最后几年间，杜比先生长期关注并多有论述的两大课题尤为引人注目。这便是雅克·勒高夫指出的，从1967年的《公元1000年》到1995年的《公元1000年，公元2000年：探索我们的恐惧》中论及的人类“共同的恐惧”主题，以及在“其研究和思考的全过程中吸引他、萦绕他脑际的课题：历史上的妇女”，〔26〕“在共同的恐惧和妇女问题这两个方面，乔治·杜比无愧于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的最伟大的弟子，因为他带着当前的问题和疑问研究过去的历史”。〔27〕
先生在《公元1000年，公元2000年：探索我们的恐惧》一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如果不是为了帮助当代人对自己的未来保持信心，并帮助他们在日常遇到的困难面前更好地武装起来，撰写历史又有何用？因此，历史学家有责任走出过去并努力思考时代提出的问题。”〔28〕在书中，先生通过对中世纪和今天人类对贫困、疾病、暴力、酷刑、死亡及其他民族的迁移等问题的恐惧的比较研究，指出其共同点及不同点，从而“才能更清醒地面对今天的危险。”〔29〕本书在欧洲、法国反响很大，〔30〕，引起公众对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历史回顾的兴趣，这正是杜比先生对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一方面，把历史宏观研究推向新高度，另方面激发公众对历史研究的新兴趣。
妇女在历史上的形象和地位问题长期在杜比先生的研究中占重要位置。勒高夫认为杜比先生坚持“从中世纪中找到当代的问题，特别是妇女问题。”〔31〕先生早在他创办的《历史》杂志第1期（1978年）中以《妇女、爱情与骑士》一文对12世纪不同阶层的妇女的婚姻、地位、与男子的关系等进行探讨。“他感到某种近乎悲剧性的东西：历史对妇女的沉默以及妇女在历史中的沉默。”〔32〕先生在自述中正是这样指出的：“我们几乎从来听不到她们的声音。总是男人们谈论她们，而大部分是教会男性，这些人原则上应远离妇女的。她们对于我们既无面孔也无身躯。”〔33〕作为历史学家，杜比先生认为这样他“如何能声称自己50年来努力揭示人们的道德和信仰并给以全面严肃的评价，却忽视对这些人中另一半的观察？”〔34〕先生克服妇女史资料文献缺乏的困难，大胆通过家谱、文学作品、传说开拓研究妇女史的道路，〔35〕力图恢复妇女在历史上的形象作用、男女关系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的演变，为今天研究和解决妇女问题做出了榜样。先生为法兰西学院开设几乎长达10年关于妇女史的研讨班的心血结晶《12世纪的妇女》3卷本，在1955年──1996年间由伽利玛尔出版社出版，成为研究妇女史的宝贵典范。
此外，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杜比先生与佩罗女士联合主编的《西方妇女史》5卷本，概括从古代至20世纪的妇女问题、妇女运动的发展，自1991年问世以来，大大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妇女史研究。1997年春巴黎国际图书展览会上，日本史学家们不远万里，携来墨香犹存的5卷本全新《日本妇女史》，深切地、不无遗憾地哀悼杜比先生，并感谢他在这套巨著出版过程中给以的启示和指导。
3.先生治学，不仅重视多学科综合研究，博采众长，推动史学研究全面发展，而且先生还是法国史学界重视并借用新闻传媒工具（电台、电视）的第一人，把历史以生动的音象形式推向寻常百姓家，激发广大群众对逝去已久的岁月的追忆、访古寻根的兴趣以及对民族历史文化的了解，从而培养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
早在1972年，杜比先生就第一次参与电视拍摄工作，通过卢埃尔格和普瓦图之间古罗马教堂的拍摄介绍公元1000年。1973年，杜比先生60年代3本艺术史杰作以《教堂的时代》（1976年成一卷本出版）为题拍摄成9集系列片。这次，先生亲自出马，制定拍摄总纲，安排各集资料，选择伴奏音乐，亲自指定拍摄地点，并编撰解说词，最后亲自登场解说，直接向观众传授他的渊博知识、讲述久远年代对他本人所激发的内心情感。播放效果是惊人的。先生收到来自各阶层人士无数信件，甚至有农民、教会人士寄来他们的感想。先生的面容也为大众熟悉，常遇路人驻足提问，许多人要求先生连拍续集，希望子孙后代都能看到这种优秀历史影片。由此，杜比先生意识到电视传媒的重要作用，有时比书本更重要，影响更大。他提出：“职业历史学家应该利用电视。”〔36〕他认识到电视是“一种奇特的文化传播手段”，希望通过这种手段达到解决”知识传授的危机”。〔37〕
基于这种实践及认识，杜比先生于1985年欣然接受了当时的密特朗总统的请求，参与组建法国电视七台（即现在的文艺台），加入“电视节目编辑委员会”，后来亲任七台总裁长达8年，并为之奉献了许多宝贵时间和精力。先生只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利用电视工具起教育作用，二是保卫和传播法国乃至欧洲文化〔38〕。先生晚年，尽心尽力，成果显著，而且他满意地总结道：“于我的历史学家职业并非无益”，因为“正如我不断谈到的，这种职业要求开放。”〔39〕当他回顾以往，展望未来时，“希望后继有人。”〔40〕
4.先生一生热爱自己历史学家的职业，严肃地在史学领域耕耘。但他从无门户之见，不排斥其他兄弟领域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相反，先生总是努力多方学习，兼收并蓄，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使自己的学术成果更精益求精。
在杜比先生去世后第9天，1996年12月12日法兰西科学院院长阿兰·德古在悼念杜比先生的讲话中对他的高度评价是极为恰如其份的：“乔治·杜比的艺术产生于一种科学的方法，缺少这一点，‘新史学’便不可能存在。新史学有幸的是拥有他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41〕先生的文笔风格清新、文字优美、可读性强，他给后人留下的正是文字价值很高的史学巨著。当代很多人认为在米仁勒的时代，文学与史学还可以相结合，而今天已不可能。“今天一位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作家是非常困难的。”〔42〕但杜比先生认为：“米什勒从未想象过以大小仲马风格写他的《法国史》；他只是力图寻找能够感动读者的词汇。我也同样这样做。”〔43〕
当先生回忆自己最初注意写史要推敲词句时，正是他在60年代开始写与艺术史相关的3本书时，他首先意识到面对不同的读者群，这便使他不得不考虑用另一种风格表达他的知识。特别是因为他要描述的内容非常精致，有形的，甚至无形，其中还包括他本人面对古代艺术所产生的激情。因此“我必须使文笔优美。”〔44〕他力求表达得通俗易懂，但同时又能把读者引入历史学家的领地。他认为：“历史学家不能随心所欲。他应忠实地记录从文献资料、从过去一切轨迹中摘选的内容，而绝不允许恣意摆布过去。”〔45〕所以，他本人写史过程中认真斟酌推敲字句，但同时“尊重我的职业规则，这正是区别历史学家与小说家或诗人的准则。”〔46〕
阿兰·德古先生还在悼念讲话中指出，杜比先生从童年起就热爱绘画，并在竞赛中获得过绘画奖。的确，杜比先生不仅是优秀历史学家，而且一生热爱艺术。他自己谈过：“我对一切形式的艺术，古代艺术或当代艺术都很敏感。”〔47〕他在南方埃克斯乡间与数位画家为邻，其中有已故名画家安德烈·马松。他与旅法华人画家赵无极交往密切。在他巴黎家中小客厅墙上悬挂的正是赵先生的油画。杜比先生把艺术与他酷爱的历史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虽然他把做历史研究这项职业工作与生活中的艺术欣赏和享受严格区分开来，但他承认他的学术工作仍从艺术感染中受益匪浅。最具说服力的事例便是：正是他从古代中世纪的历史遗迹、艺术宝藏中追寻那遥远时代的痕迹时受到感染、启示，产生激情，才创作出像《教堂的时代》那样无论从学术还是艺术角度，无论从书本文字还是电视画面都无与伦比的里程碑式大手笔杰作。为此，先生坚信：“艺术能表现一种社会组成、社会整体、社会信仰、社会本身的形象及它所反映出的世界的形象”。〔48〕当他解释“整体观念”的历史时，便指出：“当历史学家想了解一种文明之时，必须重视这种文明的一切表现形式；他不应自我封闭地研究事件、政治、军事、宗教，也不应只研究经济、人口。对他来说，绝对有必要同时关注思想的演变、文学、音乐以及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建筑、布局的演进，还有人们那时绘画、雕刻、演奏出来的符号、形象。因此，对于我绝对需要把我们称之为‘艺术品’的标志引进中世纪文明的研究中去。”〔49〕
不难看出，杜比先生就这样以其严谨的治学目标、态度、渊博学识、艺术才华、独特眼光，而在史学界得以独树一帜，成为当代杰出的史学大师，并为年青一代、数代的历史学工作者做出榜样。
5.先生从教40余年，桃李满天下，他关心并鼓励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成长。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指出他们的不足。鼓励他们进行新领域的探讨，为学科发展后继有人而甘当人梯，并为他们的处境待遇而呼吁，先生深受青年的爱戴。他过去在普罗旺斯的学生，今天的历史学家安托纳、卡萨诺瓦在先生逝世后深情沉痛地回忆这位“良师益友”是“我的青春的一部分”。〔50〕先生当年指导他做硕士论文《中世纪科西嘉岛的领主与农民》，引导他从史学新人成为有造诣的史学名家。卡萨诺瓦感激不已并切身体会到：“他的著作从中世纪史出发而进入整个历史进程，继续为我们指明方向。”〔51〕法共总书记罗伯特·于也在一份声明中不无惋惜地回忆先生逝世前不久对他所作的蒙蒂尼地方史研究的关心和鼓励〔52〕。
先生于1994年曾对笔者谈到过当今青年史学工作者的优势及不足之处。一方面，科技发达，青年一代掌握先进信息工具，查阅档案，处理信息；另方面，他们所受的基础训练又不如老一代史学工作者。为此，先生很强调要加强教育，“中学历史教学非常重要。”〔53〕他本人则在百忙之中不忘青少年。他亲自撰写一本青少年史学读物《骑士制度》，用通俗易懂的精练语言向青少年传授古代骑士制度知识。这本图文并茂的读物于1993年11月首发，次年3月就获得克里奥青少年历史读物大奖。颁奖的那年图书展专门为青少年开设中世纪史展厅，不仅免费开放，而且还用音象播出，请艺人演出，向孩子们介绍中世纪的生活、艺术甚至饮食。由《骑士制度》掀起的这股中世纪史热，无疑有力地推中学历史教育和更广泛传播历史知识。
杜比先生晚年努力工作时不忘提携青年。他为弥补自己青年时代对教会、宗教研究的不足，鼓励推动年青人投入这项工作，而且他本人亲自参加，“一如既往地处在一个小组中间，与更年青的人为伍，与之共同前进”。〔54〕
三、永远的怀念
先生是一位世界级名人，真正的史学大师。他的著作被译成10多种文字，他还是许多国家科学院通讯院士或荣誉博士。然而，正如阿兰·德古先生所说：“他是一位极谨慎的人，即使他的杰作使他早已名传遐迩。”〔55〕先生不仅谨慎谦逊，沉默寡言，而且待人诚恳和蔼，是一位可敬可亲的学者、长者。
记得80年代中期，笔者留学欧洲正逢先生在法兰西学院研讨班讲授“12世纪妇女。”因签证问题，那年几乎赶不到巴黎听课。先生亲自打电话给法国外交部，笔者很快便从所在国获得签证赴法。由于先生的课题、内容很有吸引力，引发我对妇女史的兴趣，多次与先生讨论不同国家的妇女问题，瑞士、中国……。1994年春，笔者再度访欧，在巴黎应法国知识妇女联合会之邀，做一个关于中国妇女历史与现状及世界妇女大会准备情况的报告。不巧，杜比先生要去外国，无法出席报告会，先生特嘱我录音给他，并非常谦虚地表示他对亚洲特别是中国妇女历史了解不多，希望能听我的报告。事后，他对报告录音表示很大兴趣，给以很好的评价，使笔者深受感动。
事实上，先生不仅仅是对中国妇女史感兴趣，而是自1982年访华以后，先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发生浓厚兴趣，对中国史学研究给以极大关注。他曾经热情地肯定：“在中国，历史研究受到很大的鼓励，因为回顾思考过去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传统，我认为这一点应该延续下去。”〔56〕虽然先生是中世纪史专家，但却极富现代历史感，他鼓励中国史学工作者研究20世纪的中国，“因为中国在本世纪里经历了那么多的变化，研究这些变化是合乎情理和非常有益的。”〔57〕而对于我们，他的最宝贵的建议就是“希望中国史学工作者能尽可能了解参考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史学研究艺术，然后认真地对20世纪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历史进行研究，以揭示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何以如此巨大和激动人心。”〔58〕今天重温先生这些高瞻远瞩的教诲，觉得格外亲切。
可惜的是，先生晚年最大心愿就是重访中国，却因病迟迟未能成行。1995年5月笔者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时，先生充满感情地说：“现在我唯一想再访的国家就是中国。”不想这竟成为先生终生遗憾！两年后，笔者再访巴黎，先生在法兰西学院的办公室已人去屋空。但是慈爱的杜比夫人立即邀笔者共进午餐，含泪向笔者宣布一个意外消息，她已为笔者准备了杜比先生的部分藏书，她说这也是杜比先生的心愿。这些赠书运往中国后“他便在中国永生了”。笔者哀伤欣喜交杂，感慨良多，深悟阿兰·德古先生的评价正确：“谁能自诩洞察这个神秘的人（指杜比先生，笔者注）的一切秘密？只有一个人：他的妻子，他们相遇在大学课堂，热爱同一研究……”〔59〕。
在杜比先生逝世周年之际。值得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的是；蒙杜比夫人厚爱，得巴黎人文科学之家主任埃玛尔先生鼎力相助，法国外交部已把杜比先生部分著作、藏书运到北京。我们将永远珍藏这份宝贵的遗产，人类共同的遗产，更加努力推动史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杜比先生与他的著作将在中国永生。
注释：
〔1〕1996年12月12日法兰西科学院院长阿兰·德古纪念乔治·杜比发言，刊于《法兰西科学院院报》，1996年第26号，巴黎，国家印刷厂。
〔2〕以上引言语分别摘自《世界报》1996年12月5日第26页，《人道报》1996年12月4日，第23页。
〔3〕《自由报》1996年12月4日，第27页。
〔4〕《人道报》1996年12月4日，第23页。
〔5〕《人道报》1996年12月4日，第23页。
〔6〕《人道报》1996年12月4日，第23页。
〔7〕《法国当代史学巨星--乔治·杜比》，《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6期，第31-35页。《回顾历史。继承传统·着眼未来-访法国著名史学家乔治·杜比》，《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第105-109页。
〔8〕《争论》杂志，第92号，1996年11-12月，巴黎，伽利玛尔出版社，第175页。
〔9〕皮埃尔·诺拉主编《历史学家自述史论文集》中“乔治·杜比：历史学家的快乐”，巴黎，伽利玛尔出版社，1987年，第136页。
〔10〕见杜比先生1988年8月15日致笔者信。
〔11〕乔治·杜比“文化史”一文，选自让-皮埃尔·里卢和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主编《为了文化史》，巴黎，索伊出版社，1997年，第428页。
〔12〕杜比先生1988年8月25日致笔者信。
〔13〕《骑士制度》，贝兰科学院书店出版。1993年。1994年3月获克里奥青少年历史读物头奖。
〔14〕历史学家自述史论文集》，第133页。
〔15〕《争论》，第177页。
〔16〕《争论》，第177页。
〔17〕《争论》，第179页。
〔18〕乔治·杜比与居伊·拉德鲁《对话》，巴黎，佛拉玛里翁出版社，1980年，第97页。
〔19〕乔治·杜比与居伊·拉德鲁《对话》，巴黎，佛拉玛里翁出版社，1980年，第98页。
〔20〕《对话》，第97页。
〔21〕布汶战役：1214年7月27日星期日，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奥古斯特在布汶平原战胜日耳曼皇帝纠合的联军，确立了法兰西王朝的统治。
〔22〕乔治·杜比：《历史在继续》，巴黎，雅各布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
〔23〕《历史在继续》，第156页。
〔24〕《历史在继续》，第156页。
〔25〕乔治·杜比《布汶的星期日》，巴黎，伽利玛尔出版社，1985年。第10页。
〔26〕《世界报》1996年12月5日第26页。
〔27〕《世界报》1996年12月5日第26页。
〔28〕乔治·杜比《公元1000年，公元2000年：探索我们的恐惧》，巴黎，特克思居埃尔出版社，1995年，第9页。
〔29〕乔治·杜比《公元1000年，公元2000年：探索我们的恐惧》，巴黎，特克思居埃尔出版社，1995年，第9页。
〔30〕本书是在1994年3月两名记者采访后，访谈录刊于《快讯》杂志并由欧洲电台1台播出后，再补充整理出版。
〔31〕《自由报》1996年12月4日第28页。
〔32〕《自由报》1996年12月4日第28页。
〔33〕《历史在继续》，第211-212页。
〔34〕《历史在继续》，第211-212页。
〔35〕参见拙文《回顾历史·继承传统·着眼未来》，《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第107页。
〔36〕《历史在继续》，第183页。
〔37〕《人道报》1996年12月4日，第22页。
〔38〕参见《历史在继续》，第187-189页。
〔39〕参见《历史在继续》，第187-189页。
〔40〕参见《历史在继续》，第187-189页。
〔41〕《法兰西科学院院报》1996年第26页。
〔42〕《争论》，第183页，记者语。
〔43〕《争论》，第183页，杜比语。
〔44〕《历史在继续》，第134页。
〔45〕《争论》，第184页。
〔46〕《争论》，第184页。
〔47〕《争论》，第182页。
〔48〕《争论》，第182页。
〔49〕《共同的热情》，第155页。
〔50〕《人道报》1996年12月4日，第23页。
〔51〕《人道报》1996年12月4日，第23页。
〔52〕《人道报》1996年12月4日，第22页。
〔53〕参见拙文：《回顾历史·继承传统·着眼未来》，《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第108页。
〔54〕《历史在继续》，第22页。
〔55〕《法兰西科学院院报》1996年第26号。
〔56〕《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第109页。
〔57〕《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第109页。
〔58〕《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第109页。
〔59〕《法兰西科学院院报》1996年第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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