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的城市”与“边缘”的“她们”——转型社会中进城家政女工生存境遇研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工论文,境遇论文,家政论文,边缘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08）07—013—019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家政业就开始了市场运营。不过，被人们誉为阳光产业的家政业始终没能发展成熟，没能突破劳务人员短缺的“瓶颈”，“保姆荒”已经荒了10数年。近年来，一些大城市的家政供需失衡还在加剧：2004年，上海和广州的需求缺口各约10万，深圳和北京各约6万；到2005年，上海的需求缺口飚升至60万，深圳上升到30万，北京增至10万，广州仍有6万①；到了2006年，北京、深圳仅新春一季需求缺口已达到10万，上海全年又新增了25万，广州新增需求也升至7万，[1] 全国的保姆市场形成了约达5000万之巨的劳务缺口。起初，市场对“服务”的“需求”曾使人们欢欣鼓舞。因为，需求即机遇，意味着家务劳动社会化时代的到来和家政业可能创造的消费契机。而且，“保姆荒”又恰逢“民工潮”：正当城市为“脱荒”感到烦恼的时候，农村又正好闲置着数千万需要向城市转移的女性剩余劳动力。于是，在一些经济相对滞后的内陆大省，政府和一些民营企业开始联手开发人力资源——到农村剩余劳动力丰富的地区组织妇女进行家政服务的技能培训②。然而，各省以“家政服务”为岗位目标的劳务输出始终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保姆荒”让一些省份在尝试开发人力资本市场时其“投入”与“产出”远远不能相抵与平衡——庞大的培训规模与少得不成比例的输出结果。
农村女性的劳务输出始终没能如城市预期的，成为补充城镇家政劳务空缺的目标群体。今天，在中国的1.2亿农民工中，女性约占30％，达到了3600万的人口规模。[2] 然而，即便在女性民工最多的四川省，其624万女性民工中，进入家政行业的还不到10％，反之，仅流向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女工则达到了364万（占58％），她们大多选择了工作环境差、不签订劳动合同、薪金低、加班加点、其人身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劳动密集型的工厂或工场。[3] 近年来的一些调查也显示：新近进城的年轻女性（16～20岁），80％选择了在“血汗工厂”枯燥、单调、繁忙的流水线上效力；余下的20％则流进了城市的服务业，其中，进入餐饮、理发、洗浴、住宿等休闲娱乐行业的几乎占了全数。今天，“保姆”已不再是谋求职业的农村女孩进城后的选择。
一、“城”中的“他者”和“家”中的“外人”
其实，中国城镇现有的1500万家政女工中，半数以上为外来打工者③。可以说，是进城家政女工支撑着中国家政行业的半壁江山。然而，在家政业发展的近20年中，由于行业非正规化自身的缺陷，进城家政女工一直被排除在劳动权益的保障之外，蒙受着牺牲和损失。而且，种种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行业化、制度化话语始终把强调服务质量和优化行业水平作为宗旨、目标，极少过问从业者的状况、境遇，避开了家政服务过程中令劳动者“寒心”的诸多问题。
一些研究者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家政服务的雇佣关系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种情形：1.雇主与从业者建立了“亲情互动”的“依赖”关系的（约占10％）。即：雇主资助年轻的保姆完成“继续”教育、留给年长的保姆养老金、为保姆的子女支付学费、为保姆病弱的亲属捐钱捐物等，而且，如此予保姆亲情和温暖的均不再是“孤例”；同样，家政服务员中也不乏处处为雇主着想，实实在在为雇主担当，被雇主视为亲人去依赖的好保姆。2.雇佣关系更倾向于“理性”性质的（约占80％）。即：“雇主为了留住好保姆”开始关心和尊重服务人员，“保姆为了留在好人家”也更加积极主动地工作，雇佣双方在“同构”的“合作”氛围中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基于对对方的需要，双方自行化解矛盾，并相安相存。3.关系极为紧张，属于“矛盾冲突”型的（约占10％）。即：雇主打骂虐待保姆，造成人身伤害的；雇主“看不惯”保姆，百般挑剔、苛刻，使其无所适从并无法相处，终于闹到“炒人”或“辞工”的。[4](P36－43) 总体上看，和谐关系占到了90％，也就是说，家政服务中雇佣关系的总体趋势仍然是平衡稳定的。不过，必须看到，家政业“平稳”大局的基础更多地来自于家政女工，来自她们在这个地位低下、薪酬微薄、不受尊重、忍受委屈、并负出艰难辛苦的劳动岗位上的牺牲。
迄今为止，中国的家政业仍然是一个让从业者感到困难重重的行业。家政从业者、特别是住家保姆，难免会不同程度地遇到这样一些问题：1.非正规就业的权益保障缺失问题。家政业一直没能形成产业化的成熟市场，多数企业仅为“中介”性质，行业处于“次属劳动力市场”底端，从业者基本上为非正规就业。除了收入低、劳动环境差、待遇劣之外，不受劳动法保护、没有社会保障、工作稳定性差也是其行业特点。2.特殊工作场所的问题。家政服务必须在雇主的家中进行，从业者（特别是住家保姆）因此也被隔离在雇主私人化的家庭空间之内，并在这个没有亲友及同阶层工友的环境中遭遇一系列的不适应——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陌生的规则、关系和秩序的不适应——“24小时全方位身处异质文化之中”的不适应。3.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重叠的问题。由于家务劳动自身具有的弹性特点，再加上住家保姆的工作场所就是生活场所，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难以确定界线，造成了工作时间挤占休息时间、超时工作没有报酬、节假日加班无薪金和加班工资等侵占劳动者权益的现象。4.住家保姆的食宿待遇问题。由于住家保姆需要雇主为其提供食宿，而食宿供给从来没有规范的市场标准，通常出现的问题分别为：1）并非所有的保姆都能使用单独的房间，一些空间逼仄的家庭，只好将保姆安排在客厅、阳台、过厅及走廊上，并长期在沙发、床垫等“临时”卧具上休息，24小时无“私密”空间压力已经造成了一些人心理方面的“亚健康”；2）虽然多数雇主与保姆同桌用餐，基本上不限定吃什么和吃多少，然而，也有雇主让保姆单独用餐，并限定食量，只让吃便宜的以及剩饭菜，有保姆长期处于“半饥半饱”状态，还有人因不适应南北方饮食差异而饱受指责和挖苦。5.日常生活中的限制、控制问题。有雇主不许保姆看电视，使用电话和洗衣机，并限制夏季洗浴；多数雇主不许保姆与邻居往来、与其他保姆联系及接待亲友；还有一些雇主禁止未婚保姆与异性交往，禁止已婚者的配偶来探访或留宿。6.受到雇主及其家庭成员歧视的问题。一些雇主不能平等礼貌地待人，责备保姆的穿着、动作、口音，用羞辱性的语言谈论她们以往的生活习惯、经济状况、农民身份和学历背景。7.个人隐私受到侵犯的问题。有雇主随意翻查保姆的私人物品，盘问其对象、亲友的情况，并将搜得的“隐私”作为扣薪撵人的把柄。8.受到责备、辱骂，甚至挨打的问题。虽然多数雇主能够友善地对待保姆，但是，仍有雇主习惯于“责备”、“训斥”与辱骂，更糟糕的是，迄今时有暴力事件发生。种种“陋习”，已经造成了从业者与准从业者的紧张、惶恐和压抑。9.社会歧视的问题。社会评价体系用“文化程度”的理由将低学历的农村女性归并于“低素质人群”，城市中那些无人问津的劳动岗位也成了对“她们”的“恩赐”。社会很少倾听劳动力市场底端的保姆们的心声，既不过问劳动用工制度中存在的排挤，也不干预劳动分配制度中存在的不公正、不平等。“低文化”、“低技能”、“低素质”成为特定标签，遮蔽了她们的公民权益被搁置、侵害的现实。10.不利于个人发展的问题。家务劳动耗时费力，经常挤占住家保姆的私人时间，使其没有足够的精力继续学习和深造；家务劳动将住家保姆“锁定”在狭窄的私人空间里，使其社会参与及人际交往大受局限。[5] 上述诸问题正不同程度地困扰着进城家政女工。进城家政女工已经为中国的近千万城镇女性及其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帮助——使他们卸下沉重的家务负担，赢得了享受生活的闲暇时间。然而，城市在享受家政服务的同时，并未真正看重家务劳动的价值，家政工作仍然被社会当成是廉价的、地位低下的和女性化的，由此也导致了一些雇主在处理与家政女工的关系时，传统等级意识的再度抬头。
二、性别等级坐标：为“奴隶”的“婢佣”
三、问题“死角”：当城市“放逐”了家务劳动之后
虽然新中国终结了旧制度中雇佣之间的“主仆”关系，但是，却没能终结人们轻视家务劳动的观念态度。从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由于我国“温饱型”的经济形态导致国家提供给国民的是一种物质极其匮乏的简单生活；由于当时城市的所有职场都设有职工食堂（从供给制时期到工资制时期），社会用体制的力量，将城市中职工的家务劳动降减到最少；由于那时的社会不但在国民中提倡简朴的生活，还向承担家务劳动的女职工们发出了号召：要她们“发挥‘半边天’的作用”，“在生产的各条战线”与男子汉比肩，证明“巾帼不让须眉”是完全可能的；由于当时的进步话语不断地对一些不得不为家务劳动付出艰辛的妇女大加贬斥——“锅边转”已成为当时人们对“不求上进”、“沉湎于小家庭和小日子”及“缺乏事业追求”的女性的贬称，社会终于进入到“要政治，不要生活”的“革命”轨道。由此，中国“40后”、“50后”、“60后”的女性精英，大多都患上了“家务劳动综合排斥症”，“不擅家务”和“短于家务”终于成为一代女性骄人的标志和理由。著名女作家张洁的一些作品曾毫不隐讳地渲染过这种骄傲和陶醉。在张洁前、中期的创作中，优秀女性无一例外地以“不擅家务”傲然于世，以不会烧汤做饭收拾房屋而“独步”和“超凡脱俗”于“人生”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应试教育与“独生子女”的基本国情不但改造了中国家庭的关系和结构，而且还“终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城镇家庭中未成年子女参与、分担家务劳动的传统。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使后“文革”时代的父母们更加关注子女的前途，再加上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在“文革”后“兑现”了“学而优则职”——高学历与职场中的好职位挂勾，诸如此类的种种因素，更加加剧了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为让子女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升学竞争中胜出，为了他们心无旁鹜地“拼杀”，当今的父母不惜一切代价，其中包括“包办”子女们应该参与和承担的家务。终于，“升学”与“家务”被对立起来，两者成了非此即彼和不可兼容的。轻视家务劳动遂成为“潜在”的社会意识，并渗透到新时期以来的城镇家庭。人们将自己天天都要参予的家务劳动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让它们成为家庭中“主内的成员”及其“家庭帮手”（家政服务员、住家保姆）的专属。家庭中“主外的成员”（核心家庭中的父亲或家庭经济的主要承担者）与“处在发展阶段中的成员”（即：家庭中学龄期间的子女——那些正在往高学历发展，并以社会高职位为奋斗目标的家庭新成员，）终于超离出家务劳动，不再染指这种已经被贬为低技能的劳作。对家务劳动价值的低估、忽视、抹煞甚至让城镇居民产生了这样的错觉，即：家务劳动不是人们非有不可的生存能力，横在精英道路上的这些“障碍”应该统统被“铲除”。子女不分担家务终于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异相”。当社会精英与准精英们远离家务劳动之后，也“放逐”了家务劳动的价值，家务劳动滑入到劳动价值认识评估体系的末端，成为一种最不具价值的劳动。
中国跨世纪的家务劳动社会化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展开的。而且，在家政业兴起之初，适逢中国现代社会的体制转轨，城市不但集聚着大批需要再就业的下岗女工，还涌入了大批“打工妹”，使城市看到替代性的家务劳动有望获得丰富的资源补充。于是，“创造需求”被创业期的行业奉为重心与方向。家政业从一开始就进入到后消费时代的市场推广，即，以消费中心主义为导向，亦即，神化产品（服务）功能的消费者导向。而其造成的后果则是：市场在培养目标群体时，引导消费者将家政服务的效果理想化、完美化，将家政女工期待为“全能型”、“智能型”、“特长型”、“素质型”。市场营销把家政消费的“目标”定位在“享用高品质的生活”——允诺消费者像“上帝”那样去享受服务。然而，最初成为住家保姆的农村女性，大多是一些从未经历过任何简单培训的低学历或半文盲的女性，在完全没有城市生活经验的情况下，她们被推到了以现代消费理念武装起来的雇主面前。可以想见，她们的实际服务水平与市场推广的水准将形成如何强烈的反差。由此，较之处在同样职业岗位上的“下岗女工”，“低素质”一词，更频繁地在责难进城家政女工的话语中出现。随后，社会话语又为农村女性的“低素质”填充了像“文化偏低、技能单一，不可能在其他行业实现就业”等具体内容，并强调，因其“低素质”，已经引起了“服务质量”、“职业道德”、“发生事故”、“让消费者缺少安全感”等不利于行业发展的问题。虽然城市在服务需求逐年增长之中陷入了越来越重的“保姆荒”，然而，市场却始终不去引导消费者提高对服务者劳动价值的认识和对其人格权利的尊重。家政业的职业建构中一直隐含着许多与社会性别及其父权制权威的既有实践相关的连续性内容。譬如：通过次属劳动力市场，“男主外，女主内”为特色的劳动分工已从农村被平移到城市，从家庭内部被平移到社会外部。再则，城市与市场总是不断地强调从业者的“穷人身份”、“农村身份”、“学历身份”、“性别身份”，并用“低学历”、“低技能”、“低素质”、“无知”、“贫困”、“乡下妹”等“刻板印象”来“定格”她们的职业归宿。甚至那些曾经遭到“革命话语”批判的“三从”、“四德”也通过一系列的置换被重新“激活”。譬如，借助提高“素质”的名义，进城女工被要求回归传统，她们曾经是家庭中温柔、顺从、韧性、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女儿、妻子和母亲，行业要求她们从“职业道德”的角度付出牺牲，对雇主及其家庭成员逆来顺受。应该看到，今天的家务劳动社会化，已经将承担家务劳动的人，从家庭中的不重要者平移到社会中的不重要者身上，而且，社会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轻视、低估，也变成了对从事家政服务者的轻视、低估。不尊重家政从业者在今天的社会不但极为普遍，甚至还很主流。譬如，2007年的春夏之交，由多家卫星电视强档播出的大型电视连续剧《保姆》，就轰轰烈烈地用一个“劳模”型的“好保姆”来“PK”一群“妖魔”型的“坏保姆”。作品为“好保姆”配置了高考落榜的学历背景和数年的城市“居民”背景，并用她来释义“埋头做事，踏实做人”、“对得起人，对得起钱”、“服从、体谅、爱心”、“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等职业准则，示范了一个“好保姆”应该如何“忍辱负重”。当然，“坏保姆”也是此剧要表现的“重头”。“坏保姆”被演绎成一个丑陋的群体。一个个年龄不等、操持着各种乡音的乡下妹，全景化地展示了她们表面“老实”，内底下则心眼坏透。如用尽心机勾引男主人的陶燕子；如向雇主索借不成摔碗砸碟的小翠；如进门就这么那么反客为主的胖川姑；如守着零食电视不干活还骂骂咧咧的犟妹子；如笨拙固执故意与雇主别扭的安徽小妹等，这般被“妖魔化”了的保姆群像，不正折射着城市对待保姆的集体无意识——极具偏见、猜忌，缺乏理解、尊重，有失公正与平等的观念态度？
进城家政女工参与了改变自己社会身份、经济身份、职业身份的社会转型。在与城市文明、市场规则的碰撞中，她们接受了挑战，勇敢地尝试着自身经验以外的生活。她们今天的确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与自由”，自身的能力及物质条件也均比在输出地时强了许多。然而，必须看到，“转型”的过程并不轻松。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缺陷一直在对她们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所造成的学历因素已使她们被打入劳动力市场底端，并被“锁定”在毫无市场竞争力的弱势位置之上。今天，已到了行业必须调整观念改变态度的关键时刻！可喜的是，一些大城市最近传来了令人欣慰的消息，人们终于开始过问“强资本”、“弱劳工”之下的社会不公，并尝试改变。2006年以来，开始有家政女工享受到劳动保障和劳动权益的保护，开始像公民那样，成为在劳动法保护之下的劳动者。[15][16] 的确，在新的财富、新的利益分配、新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的今天，对待城市一直以来的“保姆荒”，除了要加快行业正规化的制度建设，还要将劳动的权益保障延伸到以各种渠道就职的非正规就业者，同时，还必须摒弃市场中心主义的“知识框架”，调整雇佣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利益格局。总之，只有“处于失语状态的保姆们”的劳动价值、劳动地位得到充分的尊重，制约她们发展的问题一一解决，雇佣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谋求整合，家政服务的劳动岗位才可能对求职者产生“磁力”，家政服务业也才可能最终度过“荒情”，名符其实地成为益国益民的“阳光产业”。
杨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教授，目前主要从事社会文化学、女性文化学研究。
注释：
① 中国广播网：2005－4－12；江淮晨报：2005－1－14；新华网：2005－1－25；南京晨报；2005－1－28；北京晚报：2005－1－31。
② 为拉动农村剩余劳动力有组织、有成效、规模化的转移，2003年以来，在四川、陕西、安徽等省份，政府在一些劳务基地县展开了针对农村妇女的专项培训。
③ 见《北大妇女中心家政工法律问题研究报告摘要》，www.womenwatch- china.org,2006－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