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时代理论的危机与出路——“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语境论文,出路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4)1l-0125-04
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办，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报、中山大学中文系、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网等单位参与主办的“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三届代表会议”，于2004年6月8日至11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美国、英国、俄罗斯、斯洛文尼亚等国的文艺理论界的专家学者约300人参加了会议。作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文艺理论界盛会，会议从中外文艺理论多元发展的宏观大局着眼，主要围绕着当代文学理论遭遇的危机，与会者们把目光聚焦在边缘化、边界、文化研究等关键词上，努力寻求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出路，以推动中国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创新发展，促进中国文艺理论与世界的交流。
直面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
当代文学理论遭遇的危机是什么？山东师范大学李衍柱教授在《艺术的黄昏与黎明》一文中作了概括：“进人新的世纪，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历史终结论’、‘哲学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艺术终结论’、‘文学终结论’等等的‘终结论’思潮。这股思潮对文学艺术界冲击很大。它像‘梦魇’一样萦绕在人们的心头。这股思潮何以存在？它是否预示着文艺的终结？”这股思潮何以存在？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李衍柱教授分析了“终结”论出现的当下历史文化语境，认为它的滋生与发展，是与高科技的发展、“读图时代”的到来、消费社会的出现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学者早就感受到这种恐慌的情绪。我们应以清醒、冷静的头脑，面对中外文艺的实际，从不同的层面上去认识“终结”论的方方面面。中国人民大学余虹教授指出，“死”在此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它在西方更具有象征意义，在汉语中，指“一种意识及其意识的对象边缘化了”。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本尼特教授作了“作者死了”的讲演，强调的是研究应从将作者奉为绝对权威的传统研究中脱身，停止思考作者的意图，将作家研究悬置起来，这样有利于我们看清被以往研究所遮掩的有关作家身份的不清晰的部分，明晰作家在创作中的实际存在状况：作家作为存在历史中的个体，既被历史创造又创造文本历史，既身处文本之中又在文本之外，既是虚构作品的一部分又是实存的一部分。作者在文学领域中无处不在。
美国芝加哥大学《批评探索》主编米切尔教授在6月14日晚的《理论死了之后》的讲演中，坚决反对理论已经死了、终结了的说法。他指出，文学理论自身并没有消亡，只是发生了改变，转而研究新的对象，如电视、电影、广告、大众文化、日常生活等；文学理论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新的话语。对文学的研究，不只用文学理论，还用图像理论、表现理论、相似性理论等。
扬州大学姚文放教授在《语言媒介与文学存在的理由》一文中，以作家的创作实际表明文学不会终结。在他看来，文学之为文学，就在于它是语言媒介，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文学语言有它独特的魅力。文学语言格律声韵对仗节奏的形式美，细腻深入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的特长是其它艺术难以胜任的，用文学语词表达疑固的感情可以温润我们的生活、丰富我们的精神。
怎样看待文学研究的“越界”行为？
与终结或者说理论危讥相关的话题是文学的边界或者说是文艺研究的边界。无论是反对还是赞同文学的文化研究各方的共识是：文学是有边界的，即使是建构的或者是想象的。边界是学科发展独立的标志，而研究对象的拓展是学科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现象和特征。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教授说：“从逻辑的角度考察，学科分工，是学术进步的前提，文艺学学科经过漫长的学术积累，形成自己的学科特性、学科界限、学科内容、学科规范，强调边界、特性是完全正确的。”
在认同文学是有边界的这一前提下，有的学者以实在化的方式展开边界，有的认为边界是与特定的文学社会实践活动相关的意识建构，还有的认为边界是为捍卫理论研究兴趣和成果的合法性、通过想象圈定的表述。不管是怎样的边界，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文艺学学科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是历史地生成的，并且随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考察了中外文学和艺术概念的变化历史，指出中外古今文学理论的边界都随文学艺术边界的变动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古代《文心雕龙》中的文学指“文章”，而英语中literature曾指“出版物”。文学、艺术等概念的出现都比较晚，很多艺术门类在现代社会才出现，如电影、电视等。今天普遍认同的，由美学、现代学科和启蒙精神铸造的文学概念是从19世纪才有的。
边界是历史地生成的。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有不同边界，而同一时代不同文化、不同理论范式与同一社会的不同理论体系、不同立场态度也带来不同的边界。从实践层面看，边界始终处于历史的建构中，是以历史的实在化方式展开；从理论的层面看，边界有相对的稳固性，是为维护自身研究的合法性和讨论的有效性而设定的。我们共有的是学理层面的边界，所以武汉大学张荣翼教授指出：“关于边界，古代文论的边界是一套，我们今天不同的理论系统的边界可以有很多。地平线不一样，就形成不一样的边界。边界的多元化是存在的，但多元化之间是否能进行相互沟通对话？多元化对话的可能在哪里？这可能是我们要思考的。”也因此，在推崇差异的后现代主义看来，边界是怎么都行。
南京大学周宪教授立足研究合法性的角度，借用布尔迪厄的“场”的概念，描写了理论场中，有差异的边界理论之间复杂错综的变动原因：“‘文学理论’是个‘场’，存在着‘文化资本’，占有地位的获有文化资本，新来者要获得文化资本只能宣布过去的游戏规则作废。”这也表明，文学艺术的边界，新样式的扩展与旧样式的萎缩是同时展开的，边界的确定很难。
至于边界是怎样变化的？从理论上讲，朱立元教授认为有时扩展，有时缩小。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许明研究员则对边界转移情况作了三种概括，一是传统文艺学研究的深化，是一种扩展；二是研究对象的扩展与转移，也是一种扩张边界；三是文学研究者的研究兴趣转移了，但仍以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在发言，这仍是一种转移。
基于边界的多变，余虹教授提出了思考边界的三项原则：一、边界不是一个自然事实，而是一种意识现象；二、边界是特定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一套意识，研究应遵循历史原则；第三、对边界的思考，要和体制联系起来，即对意识本身以及这种意识得以产生的体制的一种反思。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需要重新分析
与边界问题相关的是文学研究的对象问题，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逻辑层面的推论，当然是文学。这样，传统的理论边界和传统的理论研究依然有效。于是有了回到理论本身和回到文本本身的说法，从理论上说，这是正确的。但是，既然问的是“是什么？”落到实践层面，有的认为文学是指“文学性”，有的认为是相对非文学符号的文字符号，或者说是语言符号，还有的认为应该加上“符号媒介”等等，也就是说，将对象限定在具体的对象时，矛盾就产生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已经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无力涵盖当下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疆界：一方面是我们文化生活中出现了大量的非文字符号的图像文化产品，其中充满了文学表现、诗性品质，另一方面是文化的文学研究成果已经撒播到文化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包括媒体、日常生活、私人生活领域、日常经验当中。将抽象的文学具体化为文学性、语言文字或符号媒介，且不说这些与文学在逻辑上是否同一，就传统文学批评理论能否回应现实也让人心存疑虑。
在肯定者看来，是不是文学研究，重要的不在于拿什么作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者的立足点和采用的方法。当然内在意见也存在不一致：有的认为文化研究是文学研究应有的内容，如大众文学，受众往往不是从审美角度来接受的，它有其自身的审美特点，不能从纯审美角度来看待它，而应给予文化的解释，文学理论的边界在这方面应予扩大。有的则肯定对文化现象作文学研究，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自然是美学研究的对象；米切尔把文学理论可以看成是图像理论(iconology)的一部分，理由是图像(icon)中存在隐喻、描写、表现(representation)等文学手法。
在否定者看来，文学的文化研究怎么可能是文学研究呢？另外，他们对仅有文学理论的学科知识，能否胜任文化研究、是否适合文化研究，或者说能否深化文学研究也存有疑虑。例如非广告专业的文艺学学者，与广告专业出身的理论工作者相比，谁更适合广告研究？谁的广告研究做得更好？这儿存有的共识为文化研究是超学科的。
周宪教授认为，正因为“文化研究”是超学科的，它的理论开放性为文学研究新的生长带来更大的空间。我们应该有意识地保护这种开放性，对文艺学或文艺理论来说，可能是更好的一种选择。同时，他又指出其中存在各说各的情况，也不是一种理想境地，解决的方式是强调不同声音之间的“可沟通性”，强调理论之间的规范与对话。那样才会有文学理论发展最大的机遇与空间。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教授或许更乐观，他指出：“文化研究是多种范式指导下的各种不同的话语形成的共生并在又相互对话、相反相成的集合形态。每一种文化研究的话语方式往往都相对于文化这一巨大对象的某一层次，某一相位，某一侧面或某一维度；相对于某一语境，某一特定历时时段，采用某一特定的方法，从而揭示对象的部分特征，获得阐释的有效性，并具有相应的真理性。”
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引起多方争议
对文学研究对象的争议，其中交织着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身份这样一个问题。认为文学的文化研究转向不妥，理由之一是反对将研究目标锁定在街心花园、文化广场、购物中心、电视广告等等。由此可以发现，反对者反对的不是将文化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针对的是研究者的立场。主张知识分子不应该站在所谓的“白骨精”立场，而应该将自己的立场定位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村的农民和在城市生活边缘挣扎的弱势族群。被指认为是站在“白骨精”立场的研究者则表明，他们的研究同样是对已经出现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不争事实的关注，也许审美泛化在中国不如在西方那么典型、普遍，但仍然是中国现实的一种，反思市场化进程中越来越表面化、欲望化和城市化的生活，同样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两种立场共同体现出知识分子强烈的现实关怀。
当然我们必须警惕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钱中文先生所提出的现象：“当今一种消费主义正在文化市场流行开来，加上媒体与某些文化批评的炒作，好像消费主义成了我们社会生活、文化的主潮，竟和西方发达国家同步了。满足广大人群的正常的消费，自然是极端必要的，但是我要不无遗憾地说，消费一旦变为主义，它的消极一面也就不可避免，而且有如出鞘的剑，残害生灵的美。”他的言说切中肯綮，语重心长。
文艺学学者能否胜任和深化文化分析的问题，在强调传统的理论边界依然有效的同时，还涉及到知识分子是做职业知识分子还是做公共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国际性的问题。米切尔教授介绍，在美国，对此也展开过激烈争议。无论做哪一种知识分子，都可以获得相当成功，他分别例举了费施和赛义德。他还表明自己鲜明的态度：做一个有公共意识的职业知识分子。
对以非文字符号为载体的对象的文化研究还是不是文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有自己的看法：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用文学的方法去解读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或者说文化产品，这无疑是为研究增添一种新视角，也使研究更好地结合当下的文化现实，且这种多侧面和多视角的研究，理论上应该是互相补充和互相修正的；同样，对有些文学作品的文化研究或许较文学研究更能揭示作品的内涵和意义，给予作品更深刻的理解。因而，这样的一些研究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并不重要。
在北京师范大学李春青教授看来，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关系，是一个范式转换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问题，进入新的范式，它并不意味着取消文学理论这个学科。需要我们转换身份和立场，从文学的立法者转为文学的阐释者，建立一种平民主义的发言立场。运用全新的思维方式，努力将阐释和立法协调起来，致力于寻找文学与当下社会生活的共通之处。这也提醒我们应该跳出原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因为赞同文学的文化研究与否定文学的文化研究这种对立的产生，既是我们把理论逻辑研究和理论的历史实在化研究混同的结果，又是我们把对象静态设置和动态发展两个不同阶段内容并置的产物，传统的二元思维方式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结果。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黄卓越教授在他的《文化研究向历史研究的进路》一文中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受本质主义的影响，研究在视野选择上的单向性，导致研究对象的单一、研究课题的重复、研究排斥并忽略广泛的文学经验，尤其是对大众书写与阅读的忽略，文学研究实际上成了少数人审美体验的一种证明，文化研究的引进，不仅仅使研究走出局限于理论层面探讨的现状，更是为了使研究能够深入到文学文本的细微脉络处去勘查决定文本的一些文化要素，即为了使文化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提供一些可以落实于实处的证明。
文化研究不能取代文学研究，文学研究也不能代替文化研究，但应该允许有人做文学的文化研究这样的探讨，不要急于否定，不要急于将文化研究排除在文学研究之外，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是开放的。文化研究是在文学独立之后，再把其他因素融入文学之中。这些也是通过讨论达成的共识。
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在不同的会场表达了相当强烈的使命感。在他的全球化视野中，中国的未来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富强，而且应该是生态文化意义上的文化输出。途径是通过文化对话，让人类将尊重差异作为精神生态存在的信条。他倡导“平视对话和差异互动模式”以重新发现和阐释中国形象。对当前艺术理论关注政治与欲望关系，他指出，在大众狂欢时代、消费主义的时代，这对关系以隐性的而非对立冲突的方式出现，很值得研究。但他更欣赏的研究是知识分子的担当。当然，今天知识分子担当已不可能是登高一呼云集天下，仅仅是社会生活和工作岗位中的一个微量元素，因而，更需要知识分子有清醒的自觉和担当，研究时多一些穿透，多一些对知识前瞻性的渴望，把外在的呼唤变成内在尺度。在当下消费文化环境中，文学的审美发展呈现出新的形态特征，理论的担当，是承认现实但并不顺从现实。金元浦教授指出，文化转向的一个基本品格是反思与批判，他说：“当代文化研究决不是全面拥抱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研究强调的只是从当下社会的总体性、制度性现实出发，来应对现实的提问。而从其批判的、提问的乃至否定的特性出发，它对当代世界‘悦目的盛宴’下‘审美的空洞’有着高度的警惕，对制度背景下的“审美的缺失”和“审美的不公”提出严肃的批判。”面对当代消费文化的挑战，应更有效地建构一种符合当代文化环境实际的、易于被人们接受和领悟的文学理论话语和美学原则。理论的讨论，不应仅仅停留在现实关怀的实践层面，还应厘清问题产生的场域和学术源流，对于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的运用，应该谨慎吸纳，认真对待。缺乏学术规范的争议，只能是众声喧哗，而不可能有真正的对话。这是南京师范大学艾修梅博士和《文艺研究》陈剑澜博士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西方宗教中存在着一种对不许制造偶像(No Icon)这条戒律的恐惧。而今天的克隆技术通过人工的方式，可以制造出一个真的形象(image)；而“9·11”美国世贸中心和国防大楼遭受轰炸的全球转播中的形象和图像都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力和象征意义。媒体的传播，遭受轰炸的图像(icon)留存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之中。我们从传统的对图像的恐惧转向对制造新的生命形象的恐惧和对摧毁现实形象的恐惧。不可见的恐怖像生物病毒，在整个社会肌体中传播。“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就好比对一个不可见的又无处不在的病毒宣战。自“9·11”以来，战争的展开是用形象表现出来的。战争本身是一种形象，而形象也是战争中使用的武器。战争的结果：我们杀死的只是一个形象而不是真正的敌人，并不是恐怖病毒本身。相反，对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生命的折磨导致恐怖活动的升级。米切尔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视觉图像文化的个案分析，较我们对文学的文化研究所作的理论争议相比，给出的启示或许更多，也显得更必要和更重要。
对当下文艺理论遭遇危机的现状的反思，是大会最主要的议题。大会还围绕与当下人们的生活和艺术创造密切相关的许多话题：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比较文艺学的当代发展、文学阐释与间性问题、生态美学及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展开了积极的对话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