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出版研究_基督教论文

中国近代基督徒知识分子办刊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徒论文,知识分子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办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中国近代传教士报刊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显学,中国学者从宗教学、历史学、哲学、文学、新闻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旨在揭示传教士报刊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重要推动作用。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认为中国近代报刊发端于外人之手,表明传教士报刊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中的开创作用[1]。传教士报刊在传播新知、开启民智、教导国民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时至民国,随着一批华人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崛起,他们面对纷呈复杂的中国时局,怀着积极改革中国教会的想法,创办刊物,表达看法,宣传思想。在此背景下,华人基督徒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应运而生,《真理周刊》即是显例。但长期以来,《真理周刊》未受到重视,其原因可能一方面出版的时间不长,只出版了三年157期;另一方面是它往往被视为政论性的基督教期刊,对来华传教士所主导的中国教会提出挑战,被烙上了“叛逆”的痕迹。[2]但作为华人基督徒知识分子希望主导中国教会舆论的刊物,《真理周刊》在回应非基督教运动、推动中国教会改革、创立“本色教会”等方面贡献卓著。本文试图在借鉴前人研究的成果上,对《真理周刊》的发展历程、社论特色与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此突出中国近代基督徒知识分子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贡献。

      一、《真理周刊》的缘起与发展

      (一)历史发展与时代背景

      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标志着中国近代报业的产生,亦标志着传教士中文报刊开启了中国的旅程。鸦片战争后,传教士中文报刊在中国全面落地生根,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至20世纪上半叶,传教士中文报刊的影响已不如先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华人基督徒知识分子刊物的崛起。华人基督徒知识分子不满于传教士在中国教会的绝对话语权地位,他们希望中国基督徒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主导中国教会的发展。与此同时,1920年代初,基督教在中国快速发展,华人基督徒群体扩大和教堂数量增多,从事宣教活动的教会组织机构和教职人员增加,基督教的外在形象在民国转型社会期间得到改观。以上发展为华人基督徒知识分子取得中国教会的主导权起到了推动作用。1922年,中国爆发了“非基督教运动”,华人基督徒知识分子认为斯时正是应对中国时局与外国差会、改造中国教会的最好时机,而最佳的方式是从文字方面出发,宣传华人基督徒自己的声音。在此背景下,《真理周刊》应运而生。

      (二)真理社的成立及《真理周刊》的创刊

      《真理周刊》由1922年12月成立的真理社于1923年4月1日在北京发行,每周日出版,共出版157期。真理社早期成员包括胡学诚、吴雷川、宝广林、张钦士、彭锦章、吴耀宗、陈国梁。中国著名基督徒知识分子刘廷芳与胡学诚商议“集合几位同道,组织一个小团体,作灵修及讨论教会问题之辅助”[3]。但刘廷芳后因个人原因未参加真理社的组建。1922年12月,胡学诚与吴雷川、宝广林、张钦士、彭锦章、吴耀宗、陈国梁因“时常聚谈,每谈必及教会及国家的问题。讨论愈久,兴味愈浓,深觉有多得同志,谋永久结合的必要,于是北京有一个小小的团体诞生”,此团体就是真理社。他们认为要改变教会发展不利的局面,“先从文字事业人手,发行一种周刊”。

      1924年2月,李荣芳加入真理社。1924年8月,胡学诚、吴耀宗赴美进修,离开真理社的阵营。同年9月,刘廷芳、徐宝谦、简又文先后加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26年3月《真理周刊》与《生命》月刊合并,因此,《真理周刊》人数最少六人,最多九人,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同人刊物”。

      关于《真理周刊》创刊的目的及意义,吴雷川在《真理周刊》发刊词中作了具体而生动的阐述:“教会改造中国教会的声浪正在极高的时候,我们为教会前途计觉得对于教会中的种种问题均需有一番精细的研究,统盘的计划,方能规定进行的前途。”“中国的政局、社会的道德腐败已达极点,我们做基督徒的既受了建设天国的使命,抱改造社会的宏愿,对于这样的时局,应当时时予以警告,唤醒那迷梦沉沉、忠厚老实的同胞,振起他们的精神,一同来建设我们理想中的国家。”[4]后这一宗旨被归纳为“联合信徒同志,以耶稣无畏的精神,为真理作证,谋教会革新,促中国改造”。[5]可以说,中国的时局和教会的发展是华人基督徒知识分子的重点关注之所在。

      1926年4月,《真理周刊》和另一基督徒同人刊物《生命》月刊合并,其原因是“本社同人集议,以为北京基督徒的文字工作,应当谋求集中,而本社同志十一人中有十人为北京生命社社员,此十人中,且有五人担任生命月刊编辑职务,精力既分,工作上甚不精济,爰提议将《真理周刊》与《生命》月刊两种刊物,合并为《真理与生命》半月刊,经与生命社同人协商同意,即决定自四月起实行合并。”[6]合并后的真理与生命杂志社阵容更加强大,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中国基督教运动和帮助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7]

      (三)真理社重要成员简介

      真理社成员在总体上有十一人,他们属于中国自由主义基督徒知识分子。其中,吴雷川、刘廷芳、徐宝谦、吴耀宗、简又文等五人享誉中外教会界,又属于《真理周刊》和《生命》月刊的中间力量,对他们的介绍有助于理解《真理周刊》的精神真谛。

      吴雷川(1870—1944),本名吴震春,浙江杭州人。受中国传统教育影响至深。1888年进士及第,入翰林院。1915年,受洗入教。1922年,加盟燕京大学。1923年,发起并创办《真理周刊》。1929年,出掌燕京大学校长职务。1944年,病逝。应元道称为“教会界中最有思想的一人”。[8]代表作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墨翟与耶稣》、《耶稣的社会理想》。

      刘廷芳(1891—1947),浙江温州永嘉人。一家三代为基督徒。1910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学士、硕士学位。1918年,获耶鲁大学神学院神学学位。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随司徒雷登北上,共谋基督教事业。1921年,担任燕京大学神科学长。1924年,加入真理社,成为《真理周刊》编辑。1925年,燕京大学神科改为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刘廷芳任宗教学院首任华人院长。1936年,编辑大型圣歌集《普天颂赞》。1947年,于美国去世。代表作《为什么要研究中国》(Why Study China?)。

      徐宝谦(1892—1944),浙江上虞人,国学基础深厚。1914年,受洗入教。1915年,担任北京青年会学生干事。1921年,入美深造。1924年,回国后加盟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同时加入真理社。1935年,前往江西黎川试验农村重建的工作。1936年任教于上海沪江大学和复旦大学。抗战爆发后赴成都,参与拟订基督教典籍翻译工作。1944年,因车祸去世。主要贡献在于乡村服务和文字传道。

      吴耀宗(1893—1979),广东佛山人。1918年,受洗入教。1920年,任北京青年会干事,从此一生服务于中国教会。1923年底,加入真理社。1924年,前往哥伦比亚大学进修。1927年回国。1949年后,成为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人及领袖。1979年于上海去世。查时杰认为他是“中国基督教的先知”、“杰出的中国基督徒”、“爱国爱教的典范”、“中国基督徒的楷模”。[9]

      简又文(1896—1978),广东广州人。1910年,在广州岭南中学读书时受洗入教。1913年,赴美留学。1921年,回国后投身上海青年会工作,编辑《青年进步》。1924年,加盟燕京大学,随即加入真理社。1926年,追随冯玉祥北伐。1945年,任教中山大学。1949年,迁香港,从事太平天国的学术研究。1978年,于香港去世。

      他们五人是中国教会界的名人。除此之外,他们有区别于其他基督徒的特质:第一,除吴耀宗外,其余四人为燕京大学教授。第二,除吴雷川外,其余四人曾先后赴美留学。在留学之前,五人都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第三,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调和“中国人”和“基督徒”的两重身份。

      二、《真理周刊》的主要内容与刊物特色

      (一)《真理周刊》的主要内容流变

      《真理周刊》的主要内容,大致分为六项,一、社论;二、说教;三、教会新闻;四、国内外大事记;五、随感录;六、杂说。分列这六项的目的在于“一方面用基督教的眼光评论国家社会间种种事实,造成公正舆论;一方面本着现代的需要,研究基督教会中一切组织规制,以及遗传的信条和解释是否确当使一般社会明白基督教的真精神,并借以谋教会的改造;一方面介绍新闻和各种知识,并贡献我们随时的感想,是教会所有的信徒多得着参考和研究的材料、见闻,不至于惘然,我们更设讨论一门,凡是对于本周刊有所建议或质问的,我们都愿意登载。”[10]而社论排在首位,可见“社论”一栏在整个周刊中的重要之所在。

      但上述栏目并非一成不变,如国内外大事在第3期改为时评,第20期新增读者来信,第41期将说教改为圣经研究和教义研究。此外,值得肯定的是,《真理周刊》在第二年结束时,编辑《真理周刊第二年总目》,从第三年开始,《真理周刊》每年会编辑目录,使读者一目了然。

      为扩大《真理周刊》的影响,《真理周刊》经常在另一基督教同人刊物《生命》月刊上登载广告。如《真理周刊》出版前三个月在《生命》上有这样一则广告:“请注意,真理周刊,是北京几个基督徒办的。宗旨:研究和批评教会中的几种问题;发表我们对于政治,社会的主张。”[11]此外,《生命》月刊在“介绍读物”中对《真理周刊》进行介绍,以此表明证道团成员对《真理周刊》的重视。

      《生命》月刊不仅为《真理周刊》打广告,而且向教会界同人大力推荐《真理周刊》。如1923年4月《生命》载:“本社定购《真理周刊》多分,奉送定阅《生命》二年以上诸君,藉示有待之意。此后按期随《生命》附寄,请收阅是要。生命月刊社启。”[12]又如1925年7月《生命》载:“真理周刊,有大胆无畏的论说,有专门的圣经研究,有幽默多文的随感,有通俗易解的说教,有新确简要的新闻,长篇短著篇篇精采。”[13]可以说,《生命》月刊对《真理周刊》的推荐促使更多的基督徒开始关注和阅读《真理周刊》,使其在中国教会界的影响有了质的发展。

      《生命》月刊大力推荐《真理周刊》的原因一方面是一些成员多属两社,如刘廷芳、吴雷川、吴耀宗、简又文等。另一方面在于两社的奋斗目标相近:“最近一年中北京的《真理周刊》,广东的《尽言周刊》相继产生……只要能抱定公开的宗旨,有问题当讨论的便无畏地去讨论,有话当说的便老老实实的说,不被经济的威权所压制,不为组织的势利所吓噤,不为个人身家的私情所蒙蔽,用诚恳的态度,本基督的爱心和同道相见,求天国的进步,这就是教会有生机的征象。积极做去年长日久,不怕不发生影响,不怕不结成好果的。生命月刊对于这几种出版物真诚的:祝愿三一的灵永远呵护他们。”[14]《生命》月刊和《真理周刊》就像两架马车,引领着基督徒回应时代,推动中国教会的革新,而其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以后合并奠定了基础。

      真理社成员属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以“耶稣无畏的精神”发文,对中国教会的种种问题进行讨论,试图革新中国教会。但由于中国教会界还处于保守势力占主导的地位,他们的举措并未引起反响,反而招致批评和疑惑,使胡学诚愤慨:“可惜这冷冰冰的教会中,对我们能‘不吝赐教’的,真是为数太少,使我们大失所望。……总之我们已往的一年,完全过了单调的生活,有唱而不和,我不知道是因为教会‘麻木不仁’,或是我们‘言不及义’。”[15]虽招致批评,但读者的回应也许是给真理社成员最大的安慰。简又文在未加入真理社之前曾对《真理周刊》的批评表示同情:“这一年来,主持的诸君,苦心孤诣,任劳任怨,本着求真理的精神,放着大无畏的胆子,来批评及讨论,并求改造基督教,真足令我佩服。倘若国内信教的人,不肯在笼罩于闭关的制度下作盲教徒,而有多些人敢抱着同样的精神放胆去干这事业。我深信这是基督教‘重生’的希望和征兆。”[16]

      尽管《真理周刊》饱受争议,但其依然保持较高的自我期望,不因困难而有所改变。在这方面,刘廷芳加入真理社时就表明了心迹:“始终抱定有话当说便说的宗旨,把批评和反对仅看做讨论问题的手续,和清理思想的方法;始终力求事实的广博和精确;始终以爱为一切议论的经纬;始终以科学家的暂论式作一切问题讨论的方法;始终试验进取而同时能保守一切已得的真理;始终能用祈祷为一切手续的根本手续;始终能以基督为万事的中心。”[17]

      (二)《真理周刊》社论分类

      《真理周刊》以社论见长,大多讨论与中国教会相关的社论。根据笔者的统计,《真理周刊》在发行的157期中,共发表了107篇社论,分别如下:吴雷川,26篇,宝广林,18篇,陈国梁,11篇,彭锦章,12篇,胡学诚,7篇,简又文,7篇,徐宝谦,7篇,吴耀宗,5篇,张钦士,5篇,刘廷芳,3篇,李荣芳,2篇,太简,1篇,范朗西,1篇,匿名,2篇。笔者将社论根据讨论的重点分为以下几类:中国基督教教会事业、中国基督教现状与前途、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非基督教运动与基督教、其他。

      

      

      

      (三)《真理周刊》的社论特色

      聚焦1922年至1927年发生在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会发现它具有多元混杂的特点。中国基督教会内部对这场运动迅速做出反应,以耶稣基督追寻真理的精神来回应。《真理周刊》在对待非基督教运动的态度有自己独立且带有宗教情怀、世俗认知、关切国事的特色。

      1.宗教情怀的特性

      在《真理周刊》中,有些社论表达出作者对基督教的宗教情怀。首先,表现在对待耶稣的人格上,《真理周刊》对此进行了讨论。对于耶稣人格的认知,宝广林认为人格是“世界上真正的独立的实体”,其特征一贯、进步、自觉。[20]宝广林对人格的认知受到张钦士的赞同并将其深化,他认为基要派和自由派的形成源于对耶稣人格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形成不同的取径。基要派独断、主观,是道德的耶稣;自由派历史、客观,是现实的耶稣。[21]张钦士耶稣人格的判断基于自由派的立场,表明其自由主义的态度。其次,中西文化汇通是《真理周刊》讨论的重点,其关注点在于耶儒融合与耶佛融合。在耶儒融合上,吴雷川认为“性”、“诚”、“忠恕”非常重要,比如“《中庸》一书中有很多精粹的话语是和耶稣所讲的东西相通。”[22]此表明耶儒融合存在可能。在耶佛融合上,吴认为基督教与佛教的目标一致,“都是要人摒绝人世的虚伪,感悟自然的真诚。”基督教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在经过多次的竞争下,“必要各祛所弊,各得其所”,“消除成见”,“服务社会,改建天国,实现净土”。[23]

      2.基督教世俗认知的特性

      基督教不仅表现出宗教情怀的特性,亦表达出世俗认知的特性。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的问题上,不可避免祭祖与火葬。在祭祖方面,吴雷川认为教会不允许基督徒祭祖皆因不明中国制礼之本质与错用圣经,从而将祭祖与拜神混为一谈,祭祖与拜神“分明是两项绝不相干的事”。拜神是“违悖敬一神的索命”,“应当禁止”。祭祖供奉的是木主、遗像或照相,“不能说他是偶像”。[24]因此,祭祀祖先的事,既不悖乎基督教义,又是中国自古相传的美俗,教会万不当加以禁止。在实行火葬上,宝广林认为不必修墓,建议实行火葬,皆因火葬适合“教中信仰”,祭祖由“孝道产生”,符合教会教义。此外,火葬可以“增多民食”、“消弭战争”、“有益卫生”,信徒实行火葬与基督教教义并不矛盾。[25]由于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基督徒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加入到战争中去,宝广林认为基督徒不可以当兵参战,皆因战争“不适合于文明社会”,战争双方不敢“以诚相见”,为“君子之所不为”,战争时“轻看个人”。因此,他希望在军界的信徒“都要赶紧退伍”,“以后再不收军人入教”,“全体基督徒,赶紧组织协会促进会,一致主张废兵”。[26]

      3.基督教关切国事的特性

      在《真理周刊》中,除了宣扬教义、认知世俗外,它也表达对国事的关心。在社论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爱国基督徒知识分子为社会现状与国局时政发出的呼号与忧心。《真理周刊》是在非基督教运动的背景下创办的,自然关注这场影响中国教会发展的运动。李荣芳将第一次非基督教运动分为“宗教讨论时期”、“非宗教时期”、“非基督教时期”三个时期,并且将第一次非基督教运动与第二次非基督教运动进行对比,分析两者的相异之处:前期“反对一切宗教”,后期“反对基督教”;前期“无期发传单”,后期“发行定期周刊”;前期反对宗教者都是“外教人”,后期反对者都是“曾受基督教教育的人”;前期指明“宗教与资本主义有关”,后期指“宗教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锋”;前期是“基督教学生同盟”所发起,后期是“反帝国主义大联盟”发起;前期是“科学精神为主,民族觉悟为辅”,后期是“科学精神为辅”,民族觉悟“为最大原动力”。反教人士自以为“秉爱国之热忱,具科学之精神,以积极的手段”反对基督教及其所办一切事业,殊不知,他们因“感情作用太深,理解分析太少”而对中国教会产生误解,如他们“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宗教历史”,可免去“许多误会”。基督徒也应正确认识非基督教运动,“欲发挥基督教,决不能固载旧见”。[27]对此,吴雷川有同感,他认为中国教会在中国的事工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学校医院”“遍布于各省区”;自然灾害发生时,“几乎每次都有教会加入”;基督徒有“数十万人”,政界军界学界“都有人在其中占重要的位置”,农工商界“有人与教会接近”,“中国的时局”已和“基督教有密切关系”,但非基督教运动使中国教会出于风尖浪口之上。中国基督徒应“遵守基督的教训”,“以改进中国为目的”,“在社会各方面”积极地活动,努力用基督的精神去改造中国社会。[28]李荣芳和吴雷川在面对非基督运动时,不是像传教士一样,一味指责中国人,而是理性地分析非基督教运动发生的原因,并且指出:非基督教运动是改造中国社会的契机。中国教会应该抓住这次机会,建立中国自属的“本色教会”。

      三、《真理周刊》的影响

      在非基督教运动的背景下,中国教会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如何在风潮中呈现中国化的面相。《真理周刊》为中国教会回应时代提供了典范,反省中国教会的弊端,为推动中国教会的事业做出了贡献。

      (一)《真理周刊》与“本色教会”的建立

      在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上,《真理周刊》将改造中国教会放在首位,努力建立“本色教会”。1922年的中华基督教全国大会标志着“本色教会”的建设提上了日程,如何将教会的主导权从传教士转移到华人基督徒手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对此,《真理周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宝广林从传教士的角度指出差会不愿将教会的主导权让于华人基督徒之手在于他们自认为以“十数百年”的时间“兢兢业业牺牲无限精力”建设中国教会,“非所甘心”“轻让于人”。而华人基督徒急于求成,“步奏稍紧”,引起“差会之反感”,意为“消极之排外”。[29]上海广学会的编辑陈金镛以其在教会五十年的工作经验指出,传教士用“命令式、指挥式、专制式”的态度对待华人基督徒,引起华人基督徒的强烈不满。[30]由于难以让差会将教会主导权转移到华人基督徒手中,胡学诚认为教会不应理会差会,主张中国人“从根本上另造教会”,期待“等到我们的教会都成功后,如果人都承认是尽善尽美的,不是差会所能比伦的,那时不要我们向差会请求,恐怕差会还要恭恭敬敬请求我们去接理他们的事业。”[31]胡学诚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华人基督徒建立“本色教会”以摆脱差会控制的态度非常坚决,而《真理周刊》为建立“本色教会”制造舆论提供了可能。吴雷川认为《真理周刊》的创办虽与预期的效果有差距,但仍对其抱有希望。“第一,本社同人办理这周刊的目的,原是要谋教会的革新,促中国的改造。第二,我们个人的能力,都很薄弱,我们办这周刊,又绝没有树立党派谋求势力的关系。第三,我们以为基督教将要改造中国,先要明晓中国古来的学术,融合中国固有的文化,建立中国本色的教会。”[32]胡学诚认为《真理周刊》的贡献在于“对于教会的行政,组织,事工,宗教教育,教育事业,神学,圣经,差会与教会,以及政治,国家等等问题,都稍稍有所讨论或建议,虽不敢说我们发表的意见,有何等价值,能得到同道的注意,但深信所提出的问题,均为今日教会中切要的问题,值得大众的研究。”[33]在华人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努力下,1924年,本色教会委员会成立,刘廷芳任委员长,成为推动“本色教会”的重要组织。[34]可惜的是,本色教会委员会虽然成立,但其进程不能令人满意。

      (二)《真理周刊》与“中外教会合作建制”的形成

      从中国教会史的角度来看,1920年代处于“中外教会合作建制”的阶段,《真理周刊》的一系列言论有利于加快“中外教会合作建制”的形成。“中外教会合作建制”指在20世纪前半期,虽然新教的发展仍然受到外国差会的控制,但中国教会及其领袖已开始成长,中国基督徒与西方传教士为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共同目标而一起工作,他们与西方传教士成为“同事”而不是以前的“助手”或“雇工”,他们之间的合作较19世纪更呈显著与平等。[35]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开始在经济、学术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得到良好的基础,他们期望有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对于国家与教会的关切,进而产生冲击与反应。这些基督徒知识分子自己出钱出力、表达言论、抒发感情,交织出斯时年青一代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的心声。胡学诚在《本周刊一年的回顾》重申了创办《真理周刊》的目的:“起初只是几位基督徒知识分子关心教会和国家问题,时常聚集在一起谈论,有畅所欲言之欢快,于是乎决定创立这么一个周刊。”“三五同志,时常聚谈,每谈必及教会或国家的问题。讨论愈久,兴味愈浓,深觉有多得同志,谋永久结合的必要,于是北京有一个小小的团体产生。但这个团体既无组织,又未曾命名,不过相约每周机会一次,以研究教会国家等问题。每次聚会,大家都大放厥词,信仰问题,教义问题,教政问题,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无不研究,诚论恳生,真是生气勃勃。团体成立未久,而创办周刊的动议又起,经几番的讨论,真理周刊便与读者诸君见面。”[36]刘廷芳对真理社的评价极高。“其一,真理社不是一个党派,社中对于教会中任何信条典章,没有偏袒墨守的主张。其二,真理社是一个自由结集寻求真理的团体。该社的产生,是几个基督徒对于基督教真理渴望的热忱,对于教会许多问题,有研究的欲望,因此聚谈,交换意见,渐渐由非正式的团体,结成一个有典章的团体。有了典章以后,依旧保守原来的精神,没有更改。其三,真理社的社员,都是有真切宗教经验的基督徒。社中人数不过十人,但其中没有一个是‘吃饭的教徒’。其四,真理社社员是真切爱教会的教徒。社员十人中,每一位都是教会中正式的会友。其五,真理社社员是立志实行的。”[37]

      何凯立将《真理周刊》等刊物视为“面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期刊”。[38]从读者的角度出发,《真理周刊》应为一份面向基督徒知识分子与基督徒青年学生的刊物,它提出的诸多问题与中国休戚相关,有助于“中外教会合作建制”的形成。《真理周刊》将真理作为永恒的追求,净化了整个中国基督教事业,在其发刊词中我们也可以有所体会,“总之,我们唯一的目的是要使中国的基督教运动确定坚固的基础,使社会各种事业,渐渐的与基督教义和洽,一致。正如耶稣所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是我们所信所望所爱的。”[39]真理社成员通过以上努力,希望将中国教会的主导权转移到华人基督徒手中,从而实现“中外新教合作建制”。真理社及《真理周刊》虽然受到西方传教士及部分中国基督教教徒的排斥和批评,但他们坚守真理,并不理会异样的眼光,照常办刊,谱写了华人基督徒知识分子独立追求真理精神、谋求教会革新的华丽篇章,在中国教会史上涂下了浓墨的一笔。

      著名华人基督徒知识分子诚静怡在《中国教会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中国教会正处于“从中国差会阶段过渡到中国教会阶段”。[40]在此过程中,中国教会的主导权将从外国传教士手中转移到中国基督徒手中。但这种转移不是靠传教士自动交到华人基督徒手中,而需要华人基督徒的努力,将中国教会的主导权接手过来,华人基督徒在过渡阶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华人基督徒通过创办刊物,对于中国教会的种种问题进行讨论,促进了中国教会的本色化。正是期望将中国教会的主导权转移到华人基督徒手中,《真理周刊》这份1920年代以政论为主的基督教刊物尤为突出。《真理周刊》将回应非基督教运动、建立“本色教会”放在重要的地位,强调教会在中国社会革新中的主体地位,努力推动中国社会的变迁,为实现基督教救国功不可没。在传教士报刊研究成为显学的今天,亦不能忘却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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