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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相当普遍地认为，原苏联模式是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模式，任何国家只要照抄照搬就可以了。
毛泽东同志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虽然曾对原苏联模式表示过怀疑，并试图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但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独立建设的经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不可避免地受既有观念的束缚，仍然不自觉地搬用原苏联模式；并且在独立探索过程中误入歧途，错误地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做法视为中国自己的新路。不仅如此，毛泽东的失误还在于，他不顾中国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强行在全国推行某一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窒息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活力。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路，从而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在具体实践模式问题上，邓小平并没有陷入思想僵化，去搞什么全国性的“运动”。他明确指出：“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 页）这实际是鼓励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发挥比较优势，走出自己的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模式的多样化，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发生的。
首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解放思想，破除“框框”，尊重农民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潮流涌起，为农村实现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政治舆论环境。
其次，各地地理环境、资源条件、历史人文状况及经济基础的差异，对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提出了客观要求。
再次，人民公社制的废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产品购销制度的调整，商品经济取向的确立；户籍制度与身分证制度的并行，对农民在地区间和向城市流动限制的放松等改革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不仅丰富了农民经济活动的内容，而且扩大了农民社会交往的范围。这就为农民走出狭窄、单一的生产、生活天地，寻找宽广多样的致富路子创造了条件，也为农村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最后，我国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繁荣，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农民家庭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农村整体经济实力大大增强。这就为农村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实现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二
当前，我国理论界经常提到的农村发展模式，或曰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模式，主要有苏南模式、闽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万丰模式、石狮模式、刘庄模式、耿车模式、寒亭模式及半壁店模式等（注：由于刘庄模式与半壁店模式相似，耿车模式与寒亭模式相似，因此，我们在《各类模式特征对照表》中只各择其中之一列出。石狮模式是温州模式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把石狮模式的特征归入温州模式，不再单列）。这些模式既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有许多共性特征；每一种模式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见各类模式特征对照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这些模式都产生于各自特殊的社会、历史、经济、自然条件；它们在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经营管理方式和分配制度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概略地说，刘庄（半壁店）模式属单纯集体所有制经济；苏南模式、珠江模式属集体经济为主体的经济；耿车（寒亭）模式属集体所有和个体所有并举的经济；闽南模式、万丰模式属股份合作制经济；温州模式属个体所有为主体的经济。各种模式的经营管理方式和分配制度，同它们的所有制结构有着密切联系。一般地说，政企不分，实行高积累、高福利、低工资，没有突出的贫富差别，是集体经济成分较多的模式的主要特征。而在以个体经济和股份制经济为主体的模式中，产权较为明晰，政企职能分离；由于个人收入主要来自个人投资，贫富差距较大。由于受多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各模式在产业产品方面的差异则更大。但由于这些模式都处于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大潮中，因而在许多方面又具有共性。
其一，它们成功的共同经验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尊重群众的意愿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作为办事情、想问题的落脚点，尤其在最敏感的所有制问题上，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态度。
其二，它们所体现的农村工业化道路的共同基本特征是：农民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各种融资方式，解决非农生产的初始资本积累问题，推进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生产基本保持稳定；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农民的社会身分逐渐向工人或市民转变；乡村城镇化和城镇城市化的趋势比较显著。
其三，它们具有相同的缺陷是：（1）产业结构调整以后， 在农村内部形成了落后的农业小生产与现代工业生产并存的“二元经济”格局，农业本身的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2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未能同步。在集体经济较发达的模式中，政企不分的情况比较严重；在以个体经济为主体的模式中，基层组织又往往名存实亡；而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保障农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3 ）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耕地保护的关系方面，还没有十分成功的经验。
各类模式特征对照表
注：本表资源来源于1995年5 月在苏州召开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研讨会”的交流材料以及朱通华著《苏南模式发展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和韩松等著《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万丰模式》（海天出版社，1993年）。
其四，它们在进一步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当农村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普遍出现了“人才危机”。一方面，随着企业管理现代化程度和市场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以及群众民主意识的增强，原来在农村经济起飞过程中起过带头、骨干作用的农民中的优秀分子，急需调整自身的知识结构，转变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提高管理水平。另一方面，普通农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虽然提高得很快，但思想文化素质依然比较低下和陈旧，难以适应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
三
通过对上述模式共性与个性、优势与缺陷的展示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可能用一两个模式，甚至不可能用我们所提到的所有模式来概括。虽然这些模式都具有典型性，但它们基本都是在沿海地区的特殊环境下形成的，因而不可能适应全国各地的具体情况。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在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和历史机缘等许多方面，都不同于东部地区；它们的发展不能照搬这些模式，而应发挥自身的优势，创造自己的模式。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各地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有利于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最佳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应地，我们判断一种模式的是非得失，也不能以另一种模式或某种符合社会主义一般特征的理论教条为依据，而要以是否有利于当地社会经济政治的全面进步为标准。
就既有的各种模式本身来讲，也不是封闭的、凝固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所谓开放，就是横向的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事实上，珠江模式就借鉴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两者的长处，而闽南模式和万丰模式中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成功经验，现正成为许多地方学习的目标。所谓发展，就是各个模式自身纵向的变化与完善。本文涉及的这些模式，主要仍是经济发展模式；它们在政治文化等许多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充实。总之，任何固守模式的作法，都将是作茧自缚。
第二，这些模式都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决不是一句空话。一方面，较早实现经济起飞的西方国家所经历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几乎都是以对农民的剥夺、特别是对土地的剥夺为起点的；因此，与工业化过程相伴的，通常都是农民的破产、贫困和农村的凋敝。而在我国农村工业化起步、起飞的过程中，农民的生活质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稳定提高了；整个农村社会在变动中保持了繁荣和稳定。另一方面，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现代化，只能通过政府直接投资来实现；而中国农民却走出了一条用自己的钱兴办工业，“自办现代化”的道路。
我们认为，形成这一“中国特色”的技术原因主要有3 点：一是首先在农村改革而城市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滞后，为农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二是基层组织参与农村经济发展，大大降低了农村工业化进程中融资、决策和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成本；三是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前提的家庭联产承包在农民实现职业及社会身分转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调压”和安抚作用。
第三，这些模式健康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种好的模式，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模式创新的关键，在于尊重群众的愿望和选择。一些地方总找不准自己的“突破口”，原因就在于那里的领导决策者习惯于按照自己的经验、知识和偏好编制这样那样的“模式”、“规则”、“工程”、“战略”，并把主要工作精力放在这类计划的实施上，结果往往出力不讨好，给农民帮倒忙，甚至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放手让农民去干，并提供各种群众愿意接受的服务，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群众的经验，指导群众的实践，而不刻意追求某种预先设定的模式。总之，必须时刻牢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