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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化经济增长”或“内涵式经济增长”的概念由来以久，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是历史悠久，不仅在我国60年代就有许多讨论，前苏联30年代就开始讨论。但是，问题至今仍然没有解决，仍然需要以“中央文件”的方式提出并加以“号召”，号召人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件事本身值得我们深思。到了今天，90年代中期，再来就“增长方式”开展讨论，一定要有点“新意”了，一定要研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以避免再一次只有讨论而没有结果，再一次只有号召而没有行动。同时，在讨论中，我们也要对问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避免走偏了道路，反倒丧失了增长机会。
一、体制问题：根本的原因在于不珍惜资本
我国过去经济增长总是陷入“外延式增长”模式，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现在大家都同意的一点是：我们过去搞的是一种“不惜成本”的经济增长，物质消耗过高，用高投入、高成本——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较高物质投入、较高物耗成本——来换取一定的产出。在经济理论中，一切物耗成本都可归结为“资本”这一生产要素，物耗成本过高，也就是资本耗费过大，资本的利用缺乏效率。我们也存在着劳动要素、土地要素利用效率低等问题，但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后面还会涉及这个问题），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资本利用效率过低。所谓“外延式”发展的基本特征，我想也正是在于简单地用扩大投资的方式来发展经济，而不注重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资本以及物质资源，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总之，不珍惜资本。
在一个劳动过剩、资本极度稀缺的经济中（按资本与劳动的比例来看，我们国家也许是这个世界上资本最稀缺的国家），却长时间不珍惜资本，不注重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显然不能仅仅用“思想上不重视”、“错误认识”、“政策错误”或“无知”等等原因来加以解释，而只能到体制当中去寻找原因——一种系统的、规则的、长期的“偏差”，不能用思想意识、信息不足等偶然性、短期性的原因加以解释，而必须用体制上的原因加以解释，就是说，一定是由于在一定的经济体制下，人们是“故意”这么做的，这么做符合人们在这种体制下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当然是一个“小的自己”，而不会是什么“国家利益”、“全民利益”）需要。
我国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国有制条件下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亏损了仍能生存下去，大家花国家的钱不心痛，资本损失无人承担责任，借钱可以不还。正是这样一种多数人都不对资本效率负责的体制，导致了在我们这个最缺资本的经济中，资本最“不值钱”、最没人心痛，于是一定是大家拼命争项目、争资金，投资膨胀，盲目上马，无效工程多，资源浪费多，亏损严重，以及“外延式增长”，“粗放型增长”。有人说这是“管理”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监督资本的使用。但是，第一，监督也是有成本的，也是要花费人力，物力，财力的，那么大一个国有经济，如果人人都“花国家钱不心痛”的话，得安排多少人、设多少“监事委员会”、花多少物力财力去监督？如果真的花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成本去监督资本的使用，还不就等于资本利用无效率（“毛利”减去监督成本，所剩“纯利”也就不多了）。第二，谁来监督，谁真正在出于所有者对资本高收益的关心去关心资本的效率。在国有制条件下，我们大家都在关心资本的效率，但除了“国家”这个所有者外，由于我们都不是所有者，所以我们最多只是作为劳动者、管理者来关心如何能从使用资本过程中获得我们（作为劳动者、管理者）特殊的一份好处（工资、奖金、福利）。而且，从管理者、劳动者的利益出发，使用的资本越多越有利、越省力。在这样一个经济体制下，我们经济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变量”，长期过小，这个变量（可以称年体制变量）就是“对资本效率和资本效益的关心”，结果，这个本来资本因相对稀缺性较高而其权利较大的经济，却变成了最没有权利、其权利最难受到保护、总是被其他经济主体侵犯的生产要素。人们都在想方设法利用资本（如果不是滥用的话）、侵害资本、侵蚀资本、剥削资本，资本的效率与收益又怎么能够提高？又怎么能不出现“工资侵蚀利润”、“吃折旧、吃资本、吃贷款”、资本流失、腐败盛行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可能有资本的效率？又怎么可能珍惜资本，尽量减少投入、提高效率，集约化增长，又怎么可能精心选择管理人员、精心选择先进技术，搞“内涵式增长”。
所以说，外延式、粗放式增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说到底是一个财产权利问题，是一个体制缺陷问题 为什么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在那些国家中的问题往往是资本的权力过大、资本剥削劳动，而我们却整天面对“浪费资本”、“资本流失”、“工资侵蚀利润”的问题？这不是“认识”问题，不是“管理问题”，不是“政策问题”，也不是什么“发展战略”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外延式发展”的问题不可能根治。现在我们又来讨论这个问题，若还是不能把目光转移到这个带有根本性的体制问题上来，并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地制定措施加以解决，过几年再回过头看看，老问题还会存在，还会没有很大的长进。
二、增长方式：不能过早地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
“内涵式”、“集约化”发展，在我们这样一个特定条件下的发展中的国家（后进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在发展的过程中“珍惜资本”，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最为稀缺的资本取得最大的增长？我们应该在发展过程中避免哪些偏差？这些问题目前似乎很有必要加以广泛、深入的讨论，纠正一些错误的思想认识。
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四种基本生产要素：资本，技术，自然资源（土地）与劳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能否追上先进国家（有的人否定过去的发展战略，也否定“追赶”本身，但事实上，后进国家如果不能缩小与富国的差距的话，就等于没有发展，就还要在经济上处处吃亏），就取决于能否很好地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我们第一是资本积累薄弱，这是所有落后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第二，我们从总体上说也没有先进技术。在某些领域内我们拥有一些新的科学技术，但是，从总体上看，我们在这方面也没有优势，在绝大多数领域，特别是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科技领域内，我们与先进国家之间有很大的差距。第三，自然资源也不是我们的优势，人多地少，矿产不丰，个别地区有一些资源优势，但总体上处于劣势。我们在世界上真正处于优势的，就是劳动力，大量的、在长期内可以“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因此，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我们要想追赶上先进国家，实现经济的“内涵式增长”，有效地利用资源，不可能靠一种“资本密集型”经济（美国、日本）；也不可能靠一种“技术密集型”经济（西欧），也不可能是一种“资源密集型”经济（中东、澳洲）。我们在发展的初期，在我们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想持续增长，主要还是依靠“劳动密集型”经济，依靠我们“劳动成本低”这一基本的比较优势，来吸引资本、引进技术、换取资源，实现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的转移，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扩大资本积累，实现经济的工业化、现代化。
“劳动密集型”产业，本质上就是“珍惜资本”的产业，是用较小的，尽可能少的资本，来创造更多的、收入较高的工业就业机会。中国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一种“两条腿走路”的增长方式，即一方面积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争取最终缩短与先进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因为从长期看经济的实力最终取决于科技的进步；但是在另一方面，仍要大力发展面向市场的（产品有市场、有市场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两种类型的产业看上去很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珍惜资本”。没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就业问题无法解决，劳动力转移问题没法解决，资本短缺的问题也没法解决，就不可能用有限的资本推动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如果我们自己已经有了许多高新科技，不用花钱（资本）去买，我们当然可以用全部资本来发展科技密集型产业，反过来加速资本积累，来解决就业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多少世界水平的高新科技，需要用宝贵的资本去买，所以必须在发展高新科技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之间进行合理的经济的选择，不能放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本发展战略。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我们大量劳动力这一优势来吸引资本和技术到我们国家来与我们的劳动力相结合，这是我们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在较短时期内实现工业化的一条捷径。如果我们能依靠我们劳动力成本低这个比较优势把全世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吸引到中国来，我们将迅速实现工业化，大大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在此基础上能够更快地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推动高新科技的发展。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提高工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提高劳动力的人均收入，使更多的人能够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也是实现发展过程中收入均等，最大限度地减小社会矛盾，使经济能够不间断、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保证。如果我们一方面用有限的资本去发展少量技术密集型产业，使少量的劳动力就业并获得较高的收入，而在另一方面让多数劳动力仍然挤在狭小的农地上耕作，而收入却长期不能增长，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不可能持久，很快会因收入差距拉大，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冲突加剧而被打断。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还能迅速带动城市化的发展、市场容量的扩大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本身也是“劳动密集型”的，但第三产业的发展首先依赖于工业的发展，依赖于人均收入的提高，依赖于城市化的发展，依赖于人口的集聚。我们中国有些地区过早地提出发展高技术产业的目标，放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果是就业没有增长，人口流动放慢，市场不能扩大，也没有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事实上也没有多少高新科技产业，最终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过早地进入了“衰落时期”，在与其他地区的竞争中成了落后者。一个地区是如此，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我们已经习惯于谈论“发展战略”，好像如何发展还是要由政府的战略来决定的。但事实上，如果把问题放到市场竞争当中去，投资者会选择什么？这里所说的投资者，当然不是本文第一部分所说的那种不对资本负责任、不关心资本效率的投资者，而是真正负责的资本投资者。无论从理论分析中还是在现实实践中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在中国具体条件下，首先会选择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为在这里资本价格较高，高新科技的价格较高，土地的价格也较高（开始时不高，但很快会高起来），而只有劳动成本最为便宜。这并不是说在中国就完全不能搞其他类型的产业，但比较起来我们的优势在劳动密集型。因此，讨论“增长方式的转变”，核心问题只在于如何节约资本，使资本的使用更加“集约”，减少浪费，而不是要改变发展节约资本、也节约购买技术费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目前条件下，我们似乎有必要特别防止片面地强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片面追求所谓提高“技术档次”，过早地放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人为地对其设置障碍（比如有的地方明文规定不搞劳动密集型产业、限制劳动力流入、不搞多少元资本以下的项目，等等）。如果我们现在把钱都投到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这样一种“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的经济与社会将面临严重的危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并不是要人为地限制其他产业的发展，也不是说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时候不要尽可能地选择新技术、新产品，关键的问题只在于要相信市场的选择，不要人为地不鼓励以至限制另一些产业的发展。现在在我们国内有一些人瞧不起劳动密集型产业，认为他们技术水平低、档次低，有些条件下利润水平也不高，但是中国经济这些年有了这么大的发展，我们有那么多的外资进入，出口有那么大增长，我们的就业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我们没有在工业化过程中发生激烈的社会冲突，多数人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了实惠，主要依靠的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们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我们社会稳定的主要保证，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我们千万不能“过早地忘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