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撞击与交缘：日本改革的催化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思想论文,东西方论文,日本论文,催化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在日本历次改革中，哲学思想始终起先导推动作用。论文分三个部分：(1)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撞击与日本改革；(2)日本“土生”哲学思想与改革；(3)多种哲学思想之交缘：适应战后日本改革。
一、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撞击：推动改革
这里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撞击表现有二，第一点是指日本明治时期，移植西方的实证主义、功利主义哲学思想与从古代起移植中国儒学并成为日本的传统儒学思想的撞击。即所谓“实学”与“虚学”的撞击。第二点是东方的佛学与西方哲学思想的撞击、融合。明治初期，在引进和普及西方哲学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的是西周、福泽瑜吉等人组成的明六社①。他们中的在多数受到了英国边沁、穆勒等人的功利主义和法国孔德的实证主义的思想影响，广泛地向民众介绍西方的社会制度和西方哲学思想，并发动了一场从“虚学”到“实学”的思想革命，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移植西方近代哲学上，贡献最大的是被称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的西周。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以西周、福泽渝吉为代表，在哲学思想上主要移植了英法的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并以实证哲学为武器，批判东方儒学思想；同时吸取实证论，经验论哲学，改造儒学的理学观，建立含有实证意义的“实理学”，从而把儒学这一“虚学”改造为“实学”；它取西方哲学重逻辑之长，强调归纳与综合。在伦理道德观上，它吸取穆勒的功利主义，批判封建禁欲主义，提出独具特色的人生三宝说：（健康、知识及富有)②；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它倡导“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③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强调法治。在历史观上，它在基佐、巴克尔历史学影响下，主张文明史观④明治启蒙哲学从总体说是反对“虚学”提倡“实学”。历史证明，“从虚学到实学”的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明治各项改革。其作用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重视科学、崇尚科学。这场革命使日本国民从致力于玄虚空洞的空理空谈，从宗教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树立了崇尚科学的思想，认识到只有科学知识、“实验”知识才是真正的学问，确立了正确的学问观，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不仅发展生产需要科学知识，而且在解决社会政治、国家伦理道德问题上也需要以科学为根据。
第二，重视实业、崇尚发展经济。通过这场革命，明确了摒弃虚学，发展实用之学，振兴实业的重要意义，从而大大推动了“殖产兴业”，推动了经济改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第三，改革教育制度，更重视实业教育。文部省强调：“今天，国家如欲充实未来的实力，必须努力向国民之子弟施以科学技术和实业一致并适当结合的教育。⑤
第四，由于实学主义思想的确立，日本摒弃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狭隘的排外思想和闭关锁国政策，为大力引进科学技术，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开辟了道路。明治四年，他们派出岩仓使节走访美、英、法、俄等11个国家就是明证。
总之，“从虚学到实学”的革命，有利于明治政府推行各项反封建的改革，为日本初步实现近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在谈及东西思想撞击时，不能不涉及到日本跨入资本主义大门以来日本思想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日本有没有哲学。这个课题首先是由日本近代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中江兆民提出的，“我们日本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没有哲学”⑥。对此，田中王堂(1867-1932)在《运动一元论和〈续一年有半〉》一文中加以反驳：“在日本，乍一看哲学好象仅仅是从中国和印度移植的神话、历史和习惯，是政体不同的日本国根据审美和实践的需要一千年来积极介绍并且变革外来思想的结果。这一事实不就自然使我们能够推论到日本也有不同于中国和印度的哲学思考吗？”⑦持不同意见者也较多。对此，我认为日本有哲学，而且是自古以来从产生了土生土长的“神道”开始。因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民族思维的最高形式。任何一个有文化历史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思维，只不过是各个民族的哲学所采取形式、内容以及发达的程度不尽相同而已。这就要求我们不要从表面上，而要从中江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以及他本人的哲学思想中去理解这句名言的真正含义。他是针对当时社会现实，提出下列原则来要求和衡量哲学的，即在哲学上持有鲜明坚决的态度，承认世界是客观的、物质的，是无佛、无灵魂，也就是坚决主张唯物论和无神论。从这种意义上说，中江论断的重点不在于说明日本古代没有哲学，而在于强调日本当时没有西方那种“精微远”的严谨理论系统的独创性哲学。那么，就内容而言，这一课题包含着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撞击与融合，这种撞击与融合是以日本传统思想——儒佛思想为基础。具有代表性人物有官僚思想家西村茂树、井上哲次郎、大西祝。其中，西村茂树，井圆上了从宗教方面进行儒教哲学化和佛教哲理化。西村从儒学唯心论出发，以儒学为核心内容、求助于西方哲学的方法，以奠定日本道德的基础，井上圆了以佛教理论为基础，井上哲次郎提倡采用西方近代思想，以东方传统思想为支柱，导入西方哲学理论，形成了“现象即实在论”的唯心论哲学。
这种融合强调东西方哲学思想的一致性，并表现出一种折衷的倾向。西村的儒学道德论就采用了西方哲学之“所长”来补儒学“迂腐”之所短。他把儒学和西方哲学都看作是“以道理为主”的“世教⑧。井上圆了则明确强调佛教与西方哲学的一致性。以日本“独创”哲学著称的西田几多郎也是以东方佛教“禅”与西方哲学结合的思想就是受到井上圆了哲学影响。他说：“自己读了井上圆了的〈哲学一夕语〉而颇为铭感。”⑨从井上到西田，可以发现一脉相承的理论联系，即以佛教的思维方式为主轴，以“真如”概念所表示的那种本然状态作为哲学所要追求的目的，以“物我相即”的“即”或“相含”的关系来抵抵消主观与客观，心与物的区别点。这也是近代日本唯心论哲学的显著特点。
明治初期，东西方思想的融合与折衷为明治哲学思想走上创新之路打下了基础。1991年西田几多郎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善的研究》，这既是西田哲学基本立场的确立和思想内容开展的标志，也是明治哲学思想材料，将东方的道教和佛教思想加以哲学化、理论化，企图兼取东西方文化之长，重新创造出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新的哲学，以西田哲学的基本概念“纯粹经验”和“无”的概念为例，西田的“纯粹经验”是取自詹姆士、阿芬那留斯等人的哲学。詹姆士等人谈到纯粹经验是以贝克莱以来的唯心主义经验论传统为依据，以理性主义思想为其内涵的。西田则使它变为非理性主义的神秘主义概念，把它等同于“打坐”时得到的那种神秘体验。即“纯粹经验”是“丝毫未加思虑辨别的”“主客合一”“物我相忘”的，它“只是照事实原样的现在意识”⑩西田断言，只有这种主客未分的“纯粹经验”才是唯一的“实在”，而主客世界不过是由此分化而出又回到“知的直观”的统一状态。“所谓知的直观，不过是使我们的纯粹经验状态进一步加深和扩大，也就是指意识体系发展上大的统一的发现而言的。”(11)这样由“主客未分”的“纯粹经验”，分化出主观与客观，然后通过意识自身的“统一力”，重新实现“主客合一”的”统一力”，重新实现“主客合一”的“知的直觉”，就是西田对世界本质意识的解释。
西田哲学以“无”作为其根本概念，以此建立起独特的哲学体系。“无”是佛教、道教等东方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西田认为西方思想以“有”为根本，东方思想则以“无”为特征。这里的“无”，不是指相对“有”而言的“无”，而连“无”本身也要加以否定的“绝对无”。在西田哲学中，这“绝对无”就是指一种原始的直观意识。当这种意识尚处于“物我相忘”，“主客未分”的状态时，我们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是“无”。它是存在于理性思维之前的一种无差别的精神境界。西田把这种直观意识抽象化为“绝对无”来改造德国唯心论哲学体系中的“自我”这一概念，西田认为真正的自我应是超越了自我与非我并包含二者在自身之中的绝对我。世界的产生并非靠自我生出非我，而是靠“绝对无”的“自觉限定”。他说：“无的限定等等，并不是‘无’本身也要加以否定的绝对无”。在西田哲学中，这“绝对无”就是指一种原始的直观意识。当这种意识尚处于“物我相忘”，“主客未分”的状态时，我们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是“无”。它是存在于理性思维之前的一种无差别的精神境界。西田把这种直观意识抽象化为“绝对无”，使之成为其哲学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西田继而以“绝对无”来改造德国唯心论哲学体系中的“自我”这一概念，西田认为，真正的自我应是超越了自我与非我并包含二者在自身之中的绝对我。世界的产生并非靠自我生出非我，而是靠“绝对无”的“自觉限定”。他说；“无的限定等等，并不是‘无’这种东西在限定，而是……意味着没有限定者所限定”(12)这种“由无创造有”的神秘理论，实质上是佛教中“一念三千”思想的转化形态。就是说，世界（即“三千”）存在于心的“一念”之中，而西田的“绝对无”指的正是这种“心”的状态。由此可见，东西方思想在西田哲学中并不是简单的融合、折衷，而是在融合基础上的创新。因此，左右田喜一郎(1881-1927)最先给西田的思索以高度评价，说西田“学贯古今，识亘东西”达到了“一个独自的境地。”(13)从此，西田几多郎的哲学才被称为“西田哲学”，被赞美为第一个独创性的日本哲学。西田哲学不仅在战前而且在战后深有影响。日本学者竹内良知对西田哲学的作用给以高度概括，认为：“由于《善的研究》表现了西田的思索，西欧哲学才在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中扎根，成为日本精神生活的一种形态。西田哲学……具有詹姆斯、柏格森为代表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新动向相通的风格，并且在寻找经验的直接性与理性的客观性的统一这一点上，甚至具有最先抵达胡塞尔晚年才开辟的境域性格”(14)而且在另一方面通过西田哲学的基本概念“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的逻辑，完成改造在主体和客体的融合中追求“自我”存在价值的现代日本人的伦理观。当然，西田哲学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要求的，我们对此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它在二战时期曾起过反动作用。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认真思索。
自由民权运动表明，日本民主主义力量尚软弱。这是因为，近代资本主义还刚刚发展，工业资产阶级还不够强大，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的斗争还缺乏统一组织和领导，以地主阶级和特权大资本家为社会支柱的天皇制专制主义政权，稳固地确立了其统治地位。1875年明六社解散，在哲学战线上也形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自由民权运动的杰出思想家中江兆民，通过自然唯物主义而达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顶点－－机械唯物论哲学。由于西方近代哲学思想不断地传入日本，马克思主义几乎同时登上日本的历史舞台，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们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改造社会的锐利武器。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一并称为社会主义著作的并蒂之花（姊妹篇）。1922年7月15日，日本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崭新阶级的到来，由于日本无产阶级的不成熟，和日本天皇制政府的残酷镇压，发生了“大逆事件”以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一时进入了冬眠状态。但是，片山潜、幸德秋水、利彦、和上肇、户坂润等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不仅对日本而且对中国也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于20年代中期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继而通过对苏联哲学的介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传播。他们创立了“唯物论研究会”，领导日本工人争取解放做了大量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与当时的唯心主义哲学和法西斯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唯心主义哲学也在发展。随着“明六社”解散。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这时，为了对抗作为自由民权运动基本理论的天赋人权论，进化论哲学被积极输入进来。东京大学初任校长加藤弘之向日本介绍了“社会进化论”的同时，明治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利用了西方哲学对以往儒学、佛教进行改组，明治10年后，德国哲学特别是代表市民意识的观念论哲学，学院派哲学以西田为代表的日本唯心义哲学（田边元、和会哲郎、三木清）成为主导潮流引入日本，大正时代到昭和前期明治政府先后颁布了以普鲁士宪法为样板的《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使19世纪的德国观念论哲学与日本传统哲学思想在强化，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明治政府体制上得到了充分利用。
二、日本土生哲学对改革的催化作用
神道思想是日本传统思想中最具有日本特点的思想。它源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这些神话传说本质是使日本天皇的统治神圣化、合理化。在古代祖先崇拜和日神信仰基础上与“儒佛互学”而发展起来的神道教，长期在皇室和民间流行，到了近代才成为“国家哲学”。日本的古神道缺乏理论化，具有古朴、简捷、感化力量强的特点，更适合于崇尚“实感”（直接经验）而不是擅长思辩的日本民族的思维习惯。如前所述，日本的神道教与佛、儒共存互学，一直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和中世纪，它虽不象佛、儒那要居于显要地位，但因它是在固有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粹”，具有潜在的优势。事实上不仅神道受佛、儒的影响，而且神道中的皇国史观，日本中心主义思想在促使佛儒“日本化”以及牵制外来思想影响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德川初期，朱子学成为官学，出现了儒神合一趋势。到德川中期享保改革以后直至宝历年间发生了20万农民大暴动，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市民、商人、农民等反封建要求的复古国学产生了，代表人物有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他们受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的“顺乎天地自然”的思想影响，主张应如实地把古典神道的文献学，以阐明人生的“真实”意义，从儒佛思想束缚下解脱出来，反映了人民要求摆脱封建统治的进步意义。对促进倒幕维新的成功起了推动作用，但是总体上说是为了维护“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服务的。1980年的《帝国宪法》和1889年的《教育敕语》中都规定了天皇统治日本国家的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要求人们绝对效忠天皇。所有这些基于神道思想的天皇至上主义措施就为日本走上侵略扩张作好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二战失败证明，这是十分有害的。战后，拜靖国神社和修改教科书等事件的发生使人更加清楚了神道思想为“何物”了，即此应给予恰当的评价。
三、多种哲学思想之交缘：适应战后日本改革
战后日本成了各种哲学思想“试验场”、“竞技场”、“角斗场”、“表演场”，并且显然可见这些思想与日本实践的关系及其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败战改变了日本历史，随之在美国支持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社会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各种哲学思想也在为适应战后改革谋求自身发展。由于战后政治经济的变化。首先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取代了法西斯帝制思想，其次是劳动人民的斗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发展。包括民主主义思想在内的各种思想的活跃促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成就，在资产阶级民主设施的迫切要求下结出果实。从哲学思想上看反映了两大阵营，一是马克思主义阵营，表现在战后马克思主义取得合法地位。二是，资产阶级哲学阵营出现了许多唯心主义流派，主要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西方资产阶级思潮。
（一）存在主义
战后初期，日本面临着严峻的社会问题。政治动荡不安，经济大跌瘫痪。战前那种狂妄自负、不可一势，妄图称霸亚洲，建立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形象已不复存在。超过一千万人以上的失业者拥挤在充满饥饿的岛国上，除京都、奈良外，哪也找不到没有战争伤痕的地方。粮食危机、通货膨胀，日本人民为了自我的生存拼命挣扎，尤为严重的是精神危机。人们长期以来所信仰的天皇专制绝对主义、日本主义崩溃了，多数国民特别是知识阶层处于悲观失望，彷徨苦闷的颓废状态之中，思想上一片空虚，一片迷茫。经历了动乱，经历了战争的种种磨难。日本人败战后开始思索，开始反省自身的存在，觉得人之外的一切价值都是无意义的东西，唯有自我才是最可信赖的。自身的存在便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大问题。作为反映人的不安恐怖、死亡心理，主张个人“自由”，个人存在为真实存在的存在主义哲学迎合这种社会需要，以比战前迅猛得多的势头涌进并发展起来。1957年日本成立了“存在主义协会”，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1＞研究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论著、基本思想加以解释、评论，并渗入自己的思想加以变形。如金子武藏试图重新研究雅斯贝尔斯的全部哲学成果，建立雅斯贝尔斯一金子新派别。＜2＞结合日本社会现实，以存在主义观点阐述人文科学的各种问题。诸如教育、语言、伦理、心理学、文学等进行研究。＜3＞借用马克思主义来“弥补”存在主义，或是以存在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
（二）实用主义
在存在主义兴起的同时，实用主义伴随着美国的占领也流入日本。美国占领当局打着“实现民主化”的旗号在日本推销美国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其中主要是美国实用主义的思想方式，这是实用主义在战后复活的决定性因素。日本实用主义者在对美国实用主义加以介绍、翻译的过程中，逐步掌握其基本内容，随后便对之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日本的现实情况，从而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实用主义。这种特色首先表现在，日本思想家企图把实用主义分为作为“思想和哲学的实用主义”和作为“方法的实用主义”。而着重研究后者。他们认为过去日本的社会思想是由一批学院派职业思想家所掌握，这些人不把生活与“思想”联合起来。因此他们的活动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为了纠正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就必须宣传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合乎实际的“思想”联合起来，因此他们的活动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为了纠正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就必须宣传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合乎实际的思想”。其次，日本实用主义特点还表现在诸种思想流派熔于一炉的“特别的折衷主义”。
实用主义在战后时期日本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经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首先，在理论上，它试图克服战前日本哲学研究存在的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实践的纯理论主义的特点，这种愿望是积极的、进步的。但是，由于实用主义本身的资产阶级性质以及日本实用主义者们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把理论和方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以方法排斥理论，这如同实用主义在旧中国的代表胡适所说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一样。只不过是美国实用主义以不同形式在各国的翻版而已。其次，实用主义把自己的理论同日本传统思想，同人们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引导人们以行动改变个人面临的境遇，这有助于人们从战后虚无主义的精神状态解脱出来，确立自我的价值。从而有助战后改革和经济复兴。不过，这种作用是有限的，而且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日益强大，实用主义者也打出“正面评介”的旗号，抵制和歪曲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
面对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的流行，战后刚刚取得合法地位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也相应地展开了积极的理论活动。广大群众亲眼看到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又目睹了战前“唯物论研究会”的哲学家们与之进行最不妥协的斗争等实际业绩，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认识和期待。与战前被压抑甚至被取缔相比较，战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获得了彻底的翻身。正如日本的思想家、教育家森宏一所说，战争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地下水在流动”，而现在已迸涌地面。他们于1946年初结成了全国性学术团体。“唯物论研究所”创办季刊《理论》，1947年又建立了“唯物论研究所”，创办不定期刊物《唯物论研究》。这些唯物主义哲学家们继承和发扬战前“唯物论研究所”的光荣传统和战斗精神，倾力于批判大战前后日本哲学界占支配地位的西田、田边哲学，批判存在主义、实用主义哲学。由于西田、田边哲学从复活一开始就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击，因此，广义的西田哲学渐渐衰退而被存在主义哲学所取代。这是由于日本是资主义国家，其经济基础决定了它的意识形态，其哲学思想－－存在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结构主义……是资产阶级及其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的体现，尽管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毕竟在日本还没有取得领导地位。战争初期虽然曾一度占重要地位，可由于日本在美军管制下，资产阶级统治及其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等思想流派占有利地位，到6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占主导地位，到70年代，又出现各流派融合的趋势。不管怎样，马克思主义与这些哲学思想在战后改革进程中各自曾一度指导支配人们的思维。战后改革的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同哲学思想是有不解之缘。尽管所起的作用是以无形的力量指导人们世界观，提供了方法论，促使战后日本飞速发展，其作用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儒家思想又在一些企业经营中得以发展利用，被称之为企业经营哲学。以集团意只为例，它表现在日本企业生产、经营领域的深层。在形式上把企业看成家庭共同体，把企业内部人和人的关系看成家庭成员的关系。在战后形势下，赋予了新的含义，在起着它应有的作用。把儒家思想中的集团主义、“和为贵”等思想拿到日本企业中的经营特别是实行“软件”的管理是大有成效的。总之，儒家思想重新被一些企业所重视和利用已是事实。可见，哲学思想在改革进程中发挥着它作为意识形态的促进作用，但也有阻碍作用，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是显而易见的。
注释：
①宫川透、荒川八男编：《日本近代史哲学》，有斐阁1976年版，第48页。
②《西周全集》第一卷，第515页。
③④《福泽瑜吉集》第4页，《劝学篇》，《文明论概略》。
⑤自玉肇：《日本教育发展史》，第49页。
⑥中江兆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商务印书馆1979，4版，第15页。
⑦西谷启治：《现代日本的哲学》，日本雄浑社，1975版第65-67页。
⑧西村茂树：《日本道论》，第5页。
⑨船山信一：《明治哲学史研究》第124页。
⑩(11)西田几多郎：《善的研究》第7、23页。
(12)《西田几多郎全得》第6卷，第10页。
(13)转引《近代日本十大哲学家》，第20页。
(14)竹内思知：《西田几多郎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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