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葛兰西的“现代国家”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国家论文,葛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理论是当前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学研究的一大难题。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主要以古代中世纪式强权国家对劳动人民进行血腥统治和压迫的史实为根据，针对资产阶级学者、作家和哲学家以及无产阶级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掩盖或者混淆国家阶级的、压迫的性质，把国家说成是“永恒国家”、“超阶级国家”、“阶级调和机关”等等奇谈怪论，提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的命题，从而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国家阶级的、压迫的性质，为国家理论的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时至今日，任何国家的统治和管理方式、方法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在较发达国家，由于人们社会生活中自动、自觉、自为和自主性程度较高，精神的、文化的因素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影响很大，因而统治阶级极其重视通过意识形态手段实施对社会的支配、控制和管理，以达到他们所设计的有序状态和发展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沿用“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的命题来表达国家的概念，就难免不符合社会现实，欠科学性、说服力和生命力了。国内许多理论工作者已经为解决这个问题做了大量工作，但大家往往寻求通过说明国家职能的多重性间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直接在国家概念上做文章，故很难说有什么大的突破。安东尼奥·葛兰西则不同，他为原意大利共产党和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主要活动于二十世纪初二、三十年世界政治大动荡的年代，经历了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挫折和失败，对资本主义国家既利用警察、监狱、法庭和军队等暴力工具镇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反抗，但更主要地是利用学校、报纸、电台、电视、电影和戏剧等意识形态工具麻痹、惰化他们，把他们的力量削弱甚至消灭于“散砂状态”之中的事实感触尤深。所以，他把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古代中世纪式强权国家区别开来，专门研究了“现代国家”问题，直接提出了“现代国家是加上了专政的领导权”的概念，强调了“现代国家”实施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等等。对他的理论加以评介，引起争鸣和讨论，无疑很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根据葛兰西的理论，“现代国家”即区别于古代中世纪式强权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具体说来，他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把奴隶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国家一般地理解为“一个阶级的专政”和“使人民群众与一定的经济基础保持一致的阶级压迫机器”还合理的话，那么，把“现代国家”，即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与奴隶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国家等同起来，一概而论，就不妥当了。“现代国家”首先应该被理解为一个阶级的“领导权”，即“一个社会集团……对整个民族社会所行使的领导权。”[1]
葛兰西认为，“现代国家”所以和古代中世纪式强权国家有区别，它所以首先应该被理解为一个阶级的“领导权”，这要归结于资产阶级在国家学说和法律理论中所完成的变革。用他的原话说：“资产阶级在法律理论从而在国家职能中所完成的变革，主要是顺应的旨意和国家及法律的伦理性质。以前的统治阶级就其实质说来是保守的，因为他们没有想办法使其他阶级有机地转移到自己这方面来，即没有同时在‘法律和意识形态方面’扩大本阶级的范围。他们的理论是关闭自守的邦会主张。资产阶级作为处于不断运动过程中的有机体确立起来，它能够吸收整个社会，把整个社会提高到自己文化的和经济的水平。因此，国家的职能有所改变，国家成了‘教育者’，成了‘领导权机器’，等等。”[2]
按照葛兰西的理论，一个阶级的“领导权”，主要是指这个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其他阶级处于支配和统帅的地位。然而，意识形态地位必须有强力来保护，统治阶级在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同时，必须控制警察、军队、法庭和监狱等专政手段。事实上，统治阶级也只有在掌握了这些专政手段之后才能够真正获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用葛兰西本人的话说：“国家强制政权机器‘在法律上’加强对那些既不积极地也不消极‘顺应’统治阶级的一般指导的那些集团的惩戒，它是为了整个社会在某个时候失去了自动的顺应，因而导致了统帅和领导的危机才建立的”。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又说：“在代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甲胄的领导权”，即“加上了专政的领导权”。[3]
因此，“现代国家”具有两个方面的职能，即“领导权”方面和专政方面的职能。葛兰西说：“一个社会集团的最高权力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即‘统治’的方面和‘精神、道德领导’的方面。一个社会集团统治它企图或许甚至用武力消除和征服的敌对社会集团”，对敌对社会集团和不法分子实行专政，保证守法和维护公共秩序；“一个社会集团领导同盟社会集团”，教育他们，把他们的精神和道德提高到同生产的发展需要及本社会集团的利益相适应的那种水平。”[4]
但是，“领导权”方面的职能和专政方面的职能相比，不能不占首位。“领导权”是“现代国家”的基础，而专政只是保护“领导权”的手段。葛兰西具体是这样论述的：每个社会集团都试图在有关公众舆论、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标准等方面取得“领导权”地位，因为精神方面的至高无上是实行政治统治的先决条件。所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和道德提高到同生产力发展需要及本社会集团的利益相适应的那种水平，乃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职能。”[5]
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需要一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也必须发展出一套自己的、从内容到形式均取得“精神、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国家机器。因此，葛兰西很重视知识分子在国家中的作用，认为知识分子除了能够保证统治阶级的经济组织和政治权力之外，还能够通过他们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从整体上维护统治阶级对社会的“领导权”；“知识分子是行使着社会‘领导权’和政治统治的统治集团的‘代理人’，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应以他们为‘工作人员’。”[6]
在葛兰西看来，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资产阶级控制与操纵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缺乏了解，而这种同镇压相结合的控制与操纵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正是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支柱。因此，像资产阶级一样，“无产阶级从掌握政权建立新型国家的时候起，就要不断地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通过他们发展更加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和更加精确的、更加有决定性意义的意识形态武器，从而具体地组织新的道德和精神秩序，即组织新型的社会。”[7]
“现代国家”“领导权”方面的职能通过家庭、学校、教会、工会、政党、报刊和文化团体等部门来实行，葛兰西把这些部门叫做“公民社会”。“现代国家”专政方面的职能通过警察、军队、法庭和监狱等机关来实行，葛兰西把这些机关叫做“政治社会”。他说：“眼下我们能够确定两个主要的上层建筑范畴：一个叫‘公民社会’，即人们一般所谓的‘民办’组织的复合体；另一个叫‘政治社会’。前一个范畴与统治集团在整个社会中所行使的‘领导权’职能相符合，后一个范畴与通过‘司法’部门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统帅相符合。”[8]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又说：“现代国家＝政治社会+公民社会”。[9]
不管是“政治社会”还是“公民社会”，都属上层建筑范畴，必须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以经济基础为前提，同时服务于经济基础。对此，葛兰西是这样论述的：“在经济结构和拥有法律制度、暴力的国家之间，矗立着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必须是根本变化着的，并且是具体意义上的变化，而不单纯是辞令和文本上的变化。国家是使公民社会符合经济结构的工具，但国家要‘立意’这样做。……期望旧的经济结构在其拥有的全部名誉未经埋葬之前就消失掉，那只不过是经济修辞学的翻版和空话连篇、难以使人信服的经济道德主义的翻版。”[10]在这段论述里面，葛兰西所谓“公民社会根本的变化”或者“具体意义上的变化”，指的都是根源于经济基础的、服务于经济基础的现实的变化。他说“国家要‘立意’这样做”，即立意“使公民社会符合经济结构”，并批判了“经济修辞学”和“经济道德主义”的翻版，所强调的也是这一点。葛兰西还说：“广大老百姓‘自动’顺应统治集团提出的有关社会生活的一般指导，这是‘历史地’由于统治集团在生产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享有的声望（继之而来的信任）所决定的。”[11]可见，统治阶级的“领导权”虽然是道德——政治的，但它必须扎根于经济基础之中，以统治阶级在经济基础中的决定作用为前提。因此，葛兰西认为“领导权”事实上也包括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造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在“现代国家”发展初期，“领导权”的职能主要表现为破坏旧的经济基础，建设新的经济基础，改造人同生产世界之间的关系。用他本人的话说：“如果任何形式的国家都不能不经过经济——团体的原始阶段的话，那么可以得出结论：建立新型国家的社会集团的领导权的内容必须主要具有经济性质，即改造经济结构和改造人同经济或生产世界之间的真实关系。这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因素的力量决不能是很弱小的，它们要具备预见性和斗争性。”[12]
葛兰西认为，“现代国家”中“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很重要，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是真正的“现代国家”还是古代中世纪式强权国家的标志。在古代中世纪式强权国家中，“公民社会”不发达，“政治社会”就是一切。国家只是各个社会集团的机械结合，它“活像表面上安静的、一声不响的死水泥潭”和“各自独立、彼此之间没有联系的一口袋马玲薯”。而“现代国家”中，“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之间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公民社会”构成整个国家及“政治社会”的基础，同时也受“政治社会”保护。“政治社会活像现代战争防御阵地外围的壕沟，而在它的后面矗立着堡垒和工事的强大结构——公民社会；当政治社会动摇时，公民社会的强大结构马上显露出来”。“公民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它能够经受住直接的经济因素（如危机、萧条等）的灾难性袭击。它活像现代战争防御阵地中具有相当强大的威力的防线。有时似乎猛烈的炮击已经破坏了敌人的全部防御阵地，但实际上只破坏了其外部防御工事。结果，人们在冲锋和进攻时所碰到的则是公民社会具有相当强大的威力的防线。”[13]所以，在古代中世纪社会中，历史统一的程度是很低的，它至多是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统一。而在“现代国家”中，“基本的历史统一产生于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之间的有机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整个社会达到了统一和完整。[14]
但是，葛兰西认为，只有以消灭一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创造各种条件使“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之间长期有一个适当的比例，达到社会真正的完整和统一。资本主义国家没能这样做，因为它始终解决不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根本利害冲突。用葛兰西的话说：资产阶级虽然在国家学说和法律观念中完成了变革，使国家成了“教育者”、“领导权机器”等等；“但这个过程终将停滞不前，国家重新变成赤裸裸的暴力，等等。资产阶级终将‘饱和’，它不但不再扩大，且会解体。它不但不再同化新的分子，且将失去原来的组成部分（或者至少解体的程度比同化的程度高得多）”。只有致力于同化整个社会，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同时消灭本阶级及其国家，且能够表现出这一过程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一个在法律和道德上统一的社会有机体”。[15]
“现代国家”和其它国家一样，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会消亡的。但是，“现代国家”的消亡决不意味着另一种类型的国家的出现，而是意味着所有国家的消亡和“完整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现代国家”的消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国家内部“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相互作用、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葛兰西说：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强制组织将保护完整社会因素的发展。因此，这个组织的权力主义和强制性干涉也逐渐减少”，即“国家强制方面的因素将由于完整社会（或伦理国家或公民社会）因素的不断增加而逐渐消失”。[16]到了“政治社会”完全消失，“完整社会”真正出现的时候，“现代国家”就消亡了，所有国家就消亡了。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又说：“现代国家＝公民社会”。到了那个时候，“社会历史发展的领导权属于民办组织的力量，属于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也是‘国家’，公民社会正好构成国家”。[17]
综上所述，葛兰西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其理论述并不十分完善，如他通常用“社会集团”一词代替“阶级”一词，其它一些表述也有不尽人意之处，这主要和葛兰西是在法西斯监狱中写作，为躲避监狱当局严格的文字审查制度有关。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葛兰西虽然谈及“现代国家”在其初期改造人同生产世界之间的关系，发展生产方面的职能，但总的说来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是很不够的。这主要和葛兰西的主要活动背景有关。在当时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当务之急是揭露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学校、报纸、广播、电影、电视和戏剧等意识形态工具麻痹劳动人民，惰化他们，把他们的力量削弱甚至消灭于“散砂状态”之中的反动行为，更快、更有效地教育、动员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建立起一支足以推翻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军，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葛兰西当时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其理论当然是服务于现实的，我们对他不能求全责备。尽管如此，葛兰西把“现代国家”和古代中世纪式强权国家区别开来，深刻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家，创造性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现代国家是加上专政的领导权”或“现代国家＝政治社会+公民社会”的概念，强调了“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方面职能的重要性，重视知识分子在“现代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他的这些见解针对性、现实性、独创性很强，无疑是现代社会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一大成果。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关键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异常复杂、激烈，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正抓紧通过思想文化阵地同我们争夺民心，争夺群众。他们或者对我国推行西化、分化战略，加大思想文化方面的渗透，或者利用唯心主义的、封建主义的东西迷惑、愚弄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非常需要借鉴葛兰西的这些独创性见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同时研究如何进一步强化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和实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职能，“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18]实现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蓬勃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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