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提纲和名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提纲论文,世界观论文,名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845年2月3日，马克思结束了不到一年半的巴黎生活，于5 日到达比利时首府布鲁塞尔。马克思是被法国政府（应德国政府的要求）驱逐出巴黎的。在这个原来被马克思称为“新世界首府”的巴黎，他直接参与了工人阶级的活动，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研究和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并同恩格斯合作坚决批判了鲍威尔的黑格尔主义，开始了超越费尔巴哈的创造新世界观，即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进程。他明确认识到“历史的发源地”就是“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1 〕这些崭新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观点表明马克思实际上已大大超越了费尔巴哈主义。但他主观上还没有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还是把费尔巴哈主义看作是理论方面体现了他主张的“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的代表。〔2〕这种十分不协调的矛盾状况，马克思在22年后（1867年4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认为，自己“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矛盾必将解决，马克思正在勇往直前。“新世界的首府”已与封建专制主义合作，迫害具有新思想的人。具有新思想的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迷信还能保持多久呢？
刚到布鲁塞尔的马克思，随身带着在离巴黎前两天同出版商列斯凯签订的写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合同。当生活一安置妥当，马克思就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该年三月写的《评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手稿，表明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认识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
但是，马克思毕竟是成为哲学家在先，他研究经济学问题是紧密地结合哲学研究的。1844年开始经济学研究就紧密结合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1845年春天，他已意识到费尔巴哈的哲学并不能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建立科学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作为迷恋于保留私有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费尔巴哈不可能接受一种主张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他只能在一种既非辩证的、也非历史的、而且必然要使他用乌托邦式的和唯心主义的解决办法去处理社会问题的唯物主义面前，止步不前。”〔3〕而马克思已经大大地前进了。 为了更好地前进，在布鲁塞尔的春天，他批判研究政治经济学同时，又研究了费尔巴哈的哲学。在这批判研究中，马克思产生了一个思想飞跃，坚定地摒弃旧唯物主义，批判其最高水平的费尔巴哈哲学，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经过艰苦探索和逐步酝酿，终于在1845年春天冲出大地，萌芽出世。
马克思十一条《提纲》在布鲁塞尔写成，表明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春天也在布鲁塞尔到来了。当恩格斯在四月初也来到布鲁塞尔同马克思会合时， 马克思的观点得到恩格斯的完全支持。 时过四十年，1885年，恩格斯回忆道：“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4〕1888 年恩格斯再次指出：“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向我说明了。”〔5 〕恩格斯讲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和思想，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6 〕就是这些唯物主义历史理论和思想的基础和轮廓。就在这一年，恩格斯在出版其全面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的单行本时，把马克思的十一条《提纲》略做文字修饰，作为附录第一次公诸于世。他在该书序言中强调：“这些笔记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7〕
二
“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8〕这是马克思的至理名言，也是他一生遵循的生活原则。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建立，也是在批判旧哲学中实现的，特别是在批判以费尔巴哈哲学为顶峰的旧唯物主义基础上实现的。马克思的《提纲》就是一个批判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一切旧唯物主义（马克思又称之为直观的唯物主义）的提纲，同时，马克思在批判中不但揭示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和一系列局限，而且具体地确立了新唯物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石和许多重要观点。因此，这又是一个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的提纲。
十一条《提纲》，从总体看，是一条总纲和十条分纲。第一条就是总纲，它揭示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他们摒弃了主体的“能动的方面”，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一句话，没有建立科学的实践观。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之所以是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究其根源，就在于没有科学的实践观，马克思正是抓住了这一要害，作为批判旧唯物主义的起点和红线。其它十条提纲，多方面展开对费尔巴哈和旧唯物主义的分析批判，均体现了实践的观点。可见，实践观就是马克思的《提纲》的总纲，是批判费尔巴哈的总纲。
马克思的实践观又是在批判旧唯物主义中确立的新唯物主义的基础，是新唯物主义所以为新的关键。马克思在《提纲》中关于现实人和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基本观点，无论在认识论方面还是在历史观方面，都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石而得到说明和建立。因此，实践观是建立新的唯物主义、即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的总纲。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新世界观天才萌芽，就是科学的实践概念的形成，就是萌的实践观的芽。
马克思在第一条即《提纲》的总纲中指出的实践是“感性的人的活动”。首先，实践是人的活动，是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活动。它既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活动，又同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活动的理解有根本区别。费尔巴哈不满意黑格尔的思想客体，确立了自然界和人的感性客体，并把感性的人作为人的活动的主体，但只把理论的活动作为真正人的活动。他虽然也提到实践活动，但对其总的世界观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有时还把实践看作商人的卑污的牟利活动。马克思当然不否定理论的活动是真正人的活动，但更肯定实践的活动是区别于动物活动的真正人的活动。他在巴黎就认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9 〕尤如黑格尔的“实践观念”高于“理论观念”那样，马克思把实践活动看得高于理论活动，把实践看作更重要更基本的真正人的活动。
其次，实践作为人的活动是“感性的活动”，具有客观性和物质性。因此，不仅自然界和人是对象、现实、感性，而作为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也是对象、现实、感性。黑格尔研究的是“思想客体”即绝对观念，费尔巴哈研究的是“感性客体”即自然界和人，马克思不停留于费尔巴哈的自然界和人，而着眼于研究“感性人的活动”，他不是去直观客体，而是通过实践去认识和改造客体。“感性的人的活动”既是研究的客观对象，又是研究自然界和人的“感性客体”的现实中介和方式。
再次，实践作为感性的人的活动是“对象性的活动”。这对象性不仅表明它具有客观性、更重要的是具有能动性，能够“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能够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实现主体对象化，创造出主体需要的对象、现实、感性。因而，它是“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马克思早就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0〕马克思更强调实践批判的活动的能动性，也即实践具有革命的批判的能动性，是改造世界的能动的物质力量。
更次，实践作为感性的人的活动是“现实的、感性的活动”，不仅具有客观性和物质性，而且具有现实性。这里关于现实的概念，不仅是指客观的和实际存在的意思。黑格尔早在《逻辑学》中就提出并论证了“现实高于实存”的命题。马克思这里讲实践是“现实的活动”的现实性，是指现实的实践是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是社会的现实，具有社会性。在巴黎考察异化劳动时，马克思就指出：“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说来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11〕人的现实关系都是社会性的关系。在《提纲》中，马克思谈到人的本质时，强调“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可见，人的现实活动必然是社会关系中的活动。马克思还指出：“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也表明全部实践活动本身均具有社会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因此，“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就是指实践是客观的社会性的活动。
由上可见，马克思在第一条中对实践范畴作了多方面的规定，具有丰富的内容，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主体性、物质性、能动性和社会性，就是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基本规定性。建立在这种科学的实践范畴基础上的实践观，是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纲。因而《提纲》的第一条也是其它十条的总纲。
三
恩格斯晚年在回顾费尔巴哈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时指出：“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人、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当做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 ”〔12〕从1844年秋到1844年冬，马克思最后完成了《神圣家族》， 于1845年春（2月下旬）出版。在这短短三个月的出版期间， 马克思完成了对费尔巴哈的超越，把旧唯物主义发展为新唯物主义，在《提纲》中建立了科学的实践观，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石，并在《提纲》其它十条分纲中，对这一科学的主要观点和基本性质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提纲》的二、五、八、九条，马克思将科学的实践观主要运用于对人的认识和理论活动的研究，批判了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把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只视为直观、以及建立在直观基础上的理论思维，他不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不懂得人的感觉和思维不但以感性客体为对象，而且必须以“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为对象。马克思的批判分析，实际上确立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中介，是认识的内容和动力的基本原则。马克思还明确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真理的标准问题。马克思还认为，人类社会中一切理论的和意识的问题，甚至错误的思想，归根结底，都是由实践决定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它们都能在实践本身中和以实践为中介，找到其根源和基础，找到正确理解和处理的钥匙。同时，离开实践来认识人和社会，至多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恩格斯在发表时改为“‘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也就是不能正确认识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本质，不能正确认识现实的人和社会。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不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就只能把人看作脱离社会经济关系的抽象孤立的自然人，因而既不能认识人的本质，也不能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从而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对人和社会的唯心史观的认识论根源，确立了社会存在、社会实践决定社会意识的基础观点。
《提纲》的三、四、六、七条，马克思将科学的实践观主要运用于对社会、宗教、人的本质的研究，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针对旧唯物主义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少数天才人物凌驾于社会之上，是教育者和环境（主要指政治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制定者，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为是由环境和教育所决定的，陷于唯心史观和人与环境的二律背反的怪圈，马克思指出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确立了社会实践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和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创造作用，以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辩证统一的原则。针对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局限性，马克思指出宗教的产生，“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揭示出宗教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强调“‘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他还提出要克服宗教，这个世俗基础就必须“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恩格斯发表时改为“就应当从理论上进行批判，并在实践中加以变革”）从而建立了彻底的唯物主义宗教观。针对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指出：“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强调“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摒弃了费尔巴哈的“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以及“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也就是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然共同性的错误观点，从而确立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宗教和人的本质的基本原则。
《提纲》的最后两条，马克思在科学的实践观的基础上，揭示了新旧两种唯物主义不同的社会基础和历史使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它一切哲学的根本特点。“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恩格斯在发表时改为“‘市民’社会”，以区别于第九条的“市民社会”）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世界观，“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是为要解放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服务的世界观。马克思在巴黎就已经指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3〕这个哲学就是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其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它以无产阶级为立脚点又为无产阶级服务。马克思还指出，旧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自然，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合乎逻辑地必须以改变世界和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从而表明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根本特点，改变世界是出于自身内在本质的历史使命。马克思的这种新唯物主义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充分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辩证结合，这种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认识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
总之，《提纲》的一条总纲和十条分纲，为建立关于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定了理论基础、基本观点和根本性质，形成了理论体系的雏形。
四
《提纲》的产生至今已有整整一个半世纪，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萌芽和理论体系的雏形或纲要，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努力，迅速成长壮大，在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展成相当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为科学共产主义奠定坚实可靠的哲学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今后一生都在为坚持、充实和发展这一科学世界观而奋斗。由于这一世界观不但具有科学性的根本特点，而且具有实践性和阶级性的根本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这一世界观的创立者和实践者，身体力行，他们的一生必然又是共产主义革命家的一生。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者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也就是《提纲》中说的“新唯物主义”的实践者。因为新唯物主义不停留于解释世界，而要求改变世界，所以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4〕可见，共产主义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以科学的“新唯物主义”为哲学理论基础的，是把“新唯物主义”的理论主张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进行“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的革命学说和运动。1847年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共产党宣言》就是这一革命学说和行动纲领的全面论述，至今仍在指导着无产阶级的实践斗争。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和运动的发展，充分表明《提纲》强调“‘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的巨大现实性和实践意义。
《提纲》中关于“新唯物主义”的名称，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又叫“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恩格斯还说过“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15〕他们的战友和学生狄慈根和普列汉诺夫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名称。列宁广泛地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名称。斯大林明确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称并使之广为流行，但也造成了理解为两者简单结合的可能。《提纲》中萌芽的新世界观，就是以科学实践观为核心的有机整体，是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列宁说得好，“马克思在1844—1847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16〕列宁这一“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名称表明，新唯物主义既可叫历史唯物主义（其中内含着辩证唯物主义），也可以叫唯物辩证法（包括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以及作为它们反映的思维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正是这样使用的。当然，它可以叫辩证唯物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唯物的自然观和思维观）。总之，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列宁还称之为“整个唯物主义”，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17〕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称问题，我国十多年来开展了热烈的争论，它包含和反映着对内容和实质的理解上的分歧。不少学者根据《提纲》的实践观为总纲和核心，《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有“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称呼，主张用“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名称。讨论中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必须用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告别禁锢我们思维框架近半个多世纪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时代”；〔18〕二，反对用，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三，主张实践的唯物主义名称可以用，但只相当于历史唯物主义；四，应该用，但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矛盾，只是更为妥当和确切；五，不够用，实践的唯物主义突出了实践是对的，但还拖了唯物主义的尾巴，因而主张用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在这些不同主张争论中，还涉及马克思的早期和晚期对立，马克思同恩格斯、列宁的对立，以及对斯大林的评价等等。这里仅就名称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根据《提纲》，马克思确实强调实践以区别于旧唯物主义（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但批判费尔巴哈的用语均未否定其唯物主义，而且明确使用了“新唯物主义”的名称。因此要排除唯物主义这个落脚点均不符马克思的本意。“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一称呼，其本意并非为新世界观定名，仅是说明它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但确也体现了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区别的根本特点，符合《提纲》的精神，因而用实践的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称也是可以的，正像马克思也用不同名称表述自己新世界观一样。同时，使用实践的唯物主义，也不应排斥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些名称也从不同角度体现了新旧唯物主义区别的根本特点。至于何者更为妥当和确切，应以具体情况而定。但是，不管何种名称使用，都应将它视为“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统一整体。正如列宁用“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一样，用实践的唯物主义名称时，应该视为“实践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总之，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写的《提纲》，至今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以及名称的使用，仍具有深刻的科学价值和理论意义。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152、104、45页，第160页。
〔6〕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3卷，第156、157页。
〔4〕〔7〕〔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页， 第208—209页，第236—237页。
〔5〕〔10〕〔13〕〔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 —238页，第48页，第15页，第48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9〕〔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第9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页。
〔16〕《列宁全集》第38卷，第386—387页。
〔17〕《列宁选集》第2卷，第330—332页。
〔18〕《高校理论参考》1991年第1期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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