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建构、确立和展开——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的历史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人与自然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868(2005)01-0001-07
任何理论的形成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理论也不例外。本文 以马克思的文本为依据，遵循历史和逻辑一致的原则，力求厘清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理 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线索，还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的本来面目。
一、艰辛探索
早在青少年时代，马克思就将人与动物的区别界定为人类主体的自我超越性和创造性 。他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写到：“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 了它应当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活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 ”[1]而人在自然面前却不是这样，人类可以主动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去寻找可以 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并“在这个社会中选择一个最适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得到提高 的地位”，“能这样选择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2]。很显然，在当时的马 克思看来，自然是对人的一种限定，人类的生存就是一种不断地从自然界中挣脱出来的 历史。这是马克思在人与自然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生长点，一个逻辑上的序曲。马克思的 这一思想在《博士论文》中获得了新的进展。《博士论文》是马克思早期哲学倾向的集 中体现。在对自然的看法上，那时的马克思更多地受到黑格尔的影响，试图用自我意识 给予说明。以此出发，马克思重点研究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在自然哲学上的差别及 其所反映的对现实的不同态度。通过比较研究，马克思既肯定了伊氏克服德氏的机械决 定论而阐发的人对自然环境的能动关系；又批判了伊氏不理解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在马 克思看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只有掌握自然界的客观理性，才能达到“定在中的 自由”，因为“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之中的自由。它不能在 定在之中发亮。”[3]由此可见，马克思通过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进一步发挥、阐释，非 常明确地把自我意识的能动性和否定性纳入自己的思想中。就此而言，一方面，马克思 在这里已经具备了与旧唯物主义分道扬镳的思想前提；另一方面，马克思与当时的青年 黑格尔派分享着共同的哲学立场。
但具体到对自我意识的理解上，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则存在着重大分歧。一般 说来，青年黑格尔派都从黑格尔退回到费希特，把自我意识和实体、人和周围环境割裂 并严重地对立起来，从而仅停留于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或自我意识的主观性。与此不同 ，马克思并未仅仅止于自我意识的主观性。其一，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哲学中最本质的 东西——精神和具体世界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有机发展的概念，这就使得马克思思 想发展较之以前获得了新的生长点。他没有把自己限制在自我意识之中，其看重的是自 我意识与现实、哲学和世界、人和自然的联系。其二，马克思不满足于像青年黑格尔派 那样抽象地把握自我意识的个别性，而是和伊氏一样重视感性和经验的个别性，这也是 马克思青睐于伊壁鸠鲁哲学的主要原因。马克思指出，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 识的自然形式，同样，感性的自然“只是对象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而这就 是感性的自我意识。”[4]很显然，马克思视野中的自然一开始就不同于黑格尔所言的 绝对精神的外化，而是“感性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同时，他也开始把视野转移到感性 具体的人身上。
当然，“为马克思所重视的自我意识，并不是一个要吞并一切的赤裸裸的主观精神， 实质上它是以思辨形式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理论表达，是在抽象形态上对人和自然真实关 系的一种把握。这里首次表露了后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人 的对象性活动的思想萌芽。”[5]在这种思想萌芽中，马克思没有从人和自然的对立中 返回自身，企图像德国唯心主义者一样在主客二分的前提下，借助意识的“密室”实现 主客体的统一，而是面向现实，面向世界，把自己的双眼投向了自然和社会，主张在和 外部世界的作用中检验主体的力量，从而提出了实践问题。“有了实践观念，主体和客 体，自我意识和外在的现实就找到了相互联系从而彼此制约的中介”。[6]
上述分析表明，马克思在思想获取的同时就进行着对自己思想来源的批判。在《博士 论文》中，马克思已表现出一种脱离“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立场的意向，即自我意识 得以实现的意向。在此意向下，马克思由先前注重“精神原则和肉体原则之间的内在不 幸斗争”，[7]转向重视自我意识和现实世界、人和自然内在的有机联系。这些思想孕 育着马克思后来的关于人与自然理论的思想萌芽。但是，《博士论文》无论对人的理解 ，还是对自然的理解，都是在自我意识的立场上进行的，因而马克思只是在思辨的抽象 形态上把握了“人和自然的真实关系”。直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马克思才彻底清算了他那浓郁的“黑格尔情结”，在 对象性活动的基础上，呈现出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初步建构了人与自然的理论。
二、初步建构
认识源于实践，思想之光需要生活激流的撞击。《莱茵报》时期，现实“物质利益” 问题所带来的“苦恼的疑问”，引发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刚开始是对黑格尔 法哲学的批判，但随着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很快就深入到黑格尔哲学体系 的内部。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摆脱了黑格 尔的思维方式，确立了对象性活动原则，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 ，初步建构了人与自然的理论。
首先是对“抽象的自然界”的摒弃。毫无疑问，《手稿》中的“抽象的自然界”是针 对黑格尔的。在黑格尔看来，“人的本质，人的自我意识”，物的对象是人所设定的， 即自我意识的“外化”。这样“意识的对象无非是自我意识”，[8]要克服意识的对象 ，就不仅具有扬弃异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因此，黑格尔所言的“活 动”不只是创造了对象，同时又是创造自身的活动。黑格尔的这一思想虽体现了其辩证 法的伟大之处，即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自己 劳动的成果，但“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9]“这种抽 象思维的外在性就是——自然界”，[10]而这里的自然界只是“抽象的自然界”。所以 ，马克思评论道，在黑格尔那里，“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成为这个隐蔽的非 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谓语、象征”。[11]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仅仅成为 黑格尔哲学自身内部纯粹运动的一个环节，并在绝对精神自身内部纯粹的、不停息运动 的“圆圈”中抽象地达到统一，即“形而上学化的人和自然的统一”。当黑格尔由于抽 象地理解自身并对自身感到无限的厌烦时，便表现为把“作为抽象、作为思想物而隐藏 在它里面的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12]转而致力于“直观”。但这种直观仍是抽象 的直观，而且从自身释放出去的只是有别于“抽象思维的自然界”的“自然界的思想物 ”。正如马克思所言，黑格尔充其量是一位转向直观的抽象思维者，只是抽象的直观自 然，对他来说，整个自然界无非是在“外在”形式下重复逻辑的“自然界诸规定的抽象 概念”。费尔巴哈从“感性确定性的东西”出发，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及其一 切形而上学的批判，使主体由“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变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 实的个人”，从而消除了人与自然的外在对立。马克思则在接受黑格尔“活动”原则的 基础上，进一步由感性对象上升到“对象性活动”，从而揭示了人与自然统一的现实基 础，呈现出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因此，对马克思来说，问题不仅在于拯救对象性本身 ，而且在于以完全抛弃形而上学，超出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来领会和重建人与自然之间 真实的对象性关系。
其次是对“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阐述。马克思认为，一个存在物若在自身之外没 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换言之，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因而其存在就不 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是非存在物[Unwesen]”。[13]这里所说的“对象 性的关系”正提示着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不仅如此，它还同时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人是离不开自然界的，但人究竟在什么意义上离不开自然界，是在生存、存活 的意义上，还是在存在的根本意义上?若从前者考虑，就仍滞留于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 维方式之内，人与自然仍是彼此外在、分离的，只具有外在关系，自然界仅仅为人的肉 体生存提供生活资料。而对于后者，人与自然就有了内在的关联，即人必须以自然界为 对象来表现和确证自己的存在，如果没有了自然界这个对象，人就成了无。因为人作为 自然存在物，一方面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激情、欲望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 质力量；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 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4]也就是说，人要凭借自己身外的自 然界，自己身外的对象来表现自己的生命。其二，“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 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15]“正是在 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 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16]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 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17]自然界对人而言不是先在给予的，而 是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中生成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18]。
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言的对象性关系，从一开始就超出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它本 身就表征着人与自然原初的内在统一性。但这种统一并不是黑格尔所言的抽象统一，而 是在人的对象性的活动不断展开过程中所形成的感性、具体的统一，其原因就在于“对 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19]，即对象性关系要通过对象性活动，才能得以实现 。人和自然就是在对象性活动中不断生成的。
最后，关于“自然界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如前所述，这种说法的实质就是“自 然界和人的通过对象性活动的存在”，即人与自然是在对象性活动中自我生成的。马克 思的这一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其一，这一思想使“创造[Schopfung]”的观念从 人们的意识中彻底排除了。马克思曾特别提到，如果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那么 也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你假定它们是不存在的，你却希望我向你证明它们是存 在的。”[20]所以，马克思告诫道：不要那样想，也不要那样向我提问，那样的提问把 人和自然的存在抽象掉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人和自然是在对象性活动中通过自身 不断生成的。其二，既然人与自然是在对象性活动中不断生成的，而“整个所谓世界历 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1]这样， 马克思就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始源的意义上纳入到社会历史中，从而深刻阐明了自然 与社会历史须臾不可分割的现实统一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自然界理解为“ 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22]，即人的现实的自然界。 从而在“工业”这种自然界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中看到了“人和自然界的统一”。正 如施密特所指出的：“从一开始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同其他种种自然观区别开来的东西 ，是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质。”[23]其三，既然人和自然是通过对象性活动在 人类活动中存在的，那么，在马克思看来关于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问题，与其说是形而 上学的问题，还不如说是社会历史问题。而关于实在的传统定义，诸如形而上学的客观 实在性之类，都仅仅停留于“理论”和认识领域，都脱离现实的精神和现实的自然界的 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随着马克思把“实在性”归为社会历史问题，它就失 去了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而具有了实践的、感性的性质。这样“关于某种异己的存 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 ”[24]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抽象的自 然界”的扬弃，超出了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重建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确立了对象性活动原则，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了“自然界和人的存在”、“自然界和人的实在性”等问题。显然在这里，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理论已初步建构起来。之所以说是初步构建，因为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思想还是不成熟的，具有过渡性。虽然就其实际思想内容来说，马克思在许多方面已经超出费尔巴哈而接近于科学的世界观，但《手稿》中还残留着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尚未冲破“类”这一抽象思维框架的外在束缚。而且，在理论表述上，“对象性活动”的概念还存在着欠缺，“自由自觉的活 动”也不能达到对人的本质的社会性与历史性的明确揭示。后来在《神圣家族》中，马 克思第一次提出历史的发源地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之中”，“物质生产”概念就 克服了“自由自觉活动”概念超历史的倾向。而直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 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马克思才为“对象性活动” 找到了科学的表述——感性活动即实践。
三、基本确立
如果说《手稿》主要是对黑格尔思想的清算，那么，《提纲》则主要是对费尔巴哈思 想的清算。经过此次“清算”，《手稿》在理论形式上所带有的某种旧哲学的痕迹，随 着《提纲》中实践观的确立而自行解体。《提纲》中所确立的实践思维方式使马克思超 出了主客二分的理论思维前提，从而克服了传统哲学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局限 性。在稍后的《形态》中，马克思彻底清算了自己“以前的哲学信仰”，使《提纲》中 的“天才萌芽”得以具体贯彻。正基于此，马克思在实践原则的基础上，阐述了“人对 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25]。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费尔巴哈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26 ]但从《手稿》的全部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并不打算详细论述“费尔巴哈的伟 大功绩”，而是珍视费尔巴哈同黑格尔哲学批判地划清界限的尝试。马克思指出：“费 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巧妙地拟定了对 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27]但仅仅把唯物主义奠基于自 然和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的基础上是不够的，因为还需要对这种现实的人和自 然作进一步的规定和说明，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费尔巴哈裹足不前了。因为费尔巴哈对人 和自然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性直观。所以在其人本主义视野中，一方面，人只是 “自然人”，是以吃、喝、生殖为“最后目标和惟一终极目的”的生物人，即使费尔巴 哈在其所“假定的”“人与自然界的和谐”遭到破坏，而诉诸高级哲学直观得出的“一 般人”，也只是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他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 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另一方面，自然界只是感性直观的自然界， 这实际上是一种纯粹的、脱离人的感性活动的自在自然，具有“死一般的客观性”。这 种被费尔巴哈孤立理解并“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固然，费 尔巴哈也讲人与自然的统一：“我憎恨那种把人同自然界分隔开来的唯心主义；我并不 以我依赖于自然界为耻，我公开承认自然力不仅作用于我的表面、我的皮肤，而且还作 用于我的核心、我的灵魂。”[28]但这至多是一种“人是自然界所孕育的”这一论点的 抽象哲学神化，是一种抽象的统一，实质上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单纯地看成自然与自身 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同一”。费尔巴哈没有真正理解人与自然在感性活动中的现实 统一性。正如恩格斯所言：在对人、自然界及其二者关系的理解上，“费尔巴哈不能找 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 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 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29]当然，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始 终是要有人走的，这一超出费尔巴哈的工作是由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开始并在《提 纲》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
在《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一切旧唯物主义 的根本缺陷：“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 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0]这里所谓 “当作实践去理解”，就是把“实践”上升为一种思维方式。这样一来，马克思就超出 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找到了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惟一基础和可能的途径，从而 走出了人与环境二律背反的理论怪圈。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困扰旧哲学的一 大难题，其突出表现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一方面，他们把人看作是周围环境 的产物，“人的一切表现，一切概念和感觉都是周围环境对他发生作用的结果”；[31] 另一方面，既然人的天性的发展来源于环境的改变，那么问题在于：环境是如何改变的 ，是由谁决定的。法国唯物主义最终求助于超于常人之上的社会天才及其提供的改革社 会的方案。这样一来，他们遇到一个矛盾，即“人们的意见为环境所决定，环境又为意 见所决定。关于这个矛盾不得不如康德在谈到‘二律背反’时所说的，命题与反命题同 样地正确。”[32]为了摆脱这一悖论的纠缠，思辨的唯心主义者“能动但抽象”地发展 了“主观方面”，把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问题归为思维内部关系问题，从而使这一问题 只得到逻辑的解决，但实际上并未走出这一悖论和怪圈。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33]这样，“环境的改变”就不再是“抽象思维”和“感性直观”之结果，而应归于 “革命的实践”。同时，正是在改变环境的实践中人们创造着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即 “自我改变”。换言之，“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都是由人的感性活动而生 成的同一过程。其实，早在《手稿》中，马克思所阐述的人和自然界在对象性活动中不 断生成的思想，就已经隐含着《提纲》所表达的把克服人与环境二律背反诉诸实践的基 本思想。随后，马克思在《形态》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并明确地表述为“人创造 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34]这一论断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人和自然以及人 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 “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35]另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又为新的一代所改变。注意，这里的“改变”与“创造”都应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因为其实现依赖于人的感性活动。同时“创造”一词的含义也不同于《手稿》中的“创造[Schopfung]”，这里是就人在实践中自我创生的意义上而言的，而不是从造物这种形而上学的、抽象的思维取向上说的。也正是在这种理解中，蕴涵着马克思哲学和旧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克服了旧哲学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循环解释的弊病，其关键就在于确立了人类历史性的感性活动原则。
随着感性活动原则的提出和确立，马克思在《形态》中更为深刻地阐述了“人和自然 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中形成的关系”。第一，站在感性活动的立场上，马克思不再止 于《手稿》中所揭示的对象性关系中人与自然原初的统一性，而是揭示了在“工业”这 种感性活动中，向来就存在的人和自然的现实统一性。如果把握住了在“工业”中被领 会到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那么，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对立”，关于“实体”和“ 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第二，物质生产 就其实质而言就是现实的人进行感性活动，它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 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既不像黑格尔所言的那样外在于人，也不是费尔巴哈诉诸单纯直观得出的抽象普遍性一 类，而是在现实的感性活动中不断生成的。通过把社会关系理解为感性活动所不断生成 之物，马克思把握了现实的社会关系所具有的历史性，及其人存在的历史性。此外，感 性活动中人对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自我生成是同一过程，并且“它和人本身有 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36]这样， 马克思就在感性活动原则上通达了自然、社会和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37]综上所述，在《提纲》和《形态 》中，马克思以感性活动为理论基石，基本确立了关于人与自然的理论。但正如列宁所 说，在19世纪4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已经确立，但“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 ”。[38]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时的思想理论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还未得到生活实践 的充分证实。同时，由于这时还有一系列历史研究的空白地带，因而不能不暂且以逻辑 推理代替事实上的联系。在经历了40年代以后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 展，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得到证实、补充、深化和展开，这一进程 的最终成果都凝结在《资本论》中。
四、深化和展开
在理论层面上充分发育的人与自然理论，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其内涵又有了新的填充，思维的驿站又有了新的标向，理论的挖掘又有了新的拓展。 此时，马克思已不满足于《形态》中单从现象到本质、从感性具体到科学抽象的方法论 ，而是把实践思维方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这门具体科学的研究中，并走出了一条与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从表象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39]的截然不同的方法论道路——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里的具体，不是表象的具体，而是思维中的具体。“作为 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 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 ”[40]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也就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形成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其更能深刻地揭示认识对象的历史过程性和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性。在《资本论》这 部宏篇巨著中，马克思循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从分析商品开始”上升到 资本及其生产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进而推进到资本的流通过程乃至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 的研究。把内蕴于实践思维方式中的革命、批判主旨进一步袒示出来，从而寻找到消除 人与自然的对立，摆脱生存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
首先，马克思把商品作为研究和叙述过程的起点，进而从“商品的二重性”追溯到“ 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从哲学角度看，商品是“人类劳动的凝结”，是劳动活 动的结果；相对而言，劳动二重性讲的则是劳动过程的基本规定和内部矛盾。因此，从 商品二重性到劳动二重性，实质上就是从劳动产品进展到劳动活动，也就是从“感性存 在”进展到“感性活动”。这一分析过程说明了马克思不满足于古典经济学家在商品分 析中“见物不见人”的狭隘眼界，进而要求探究物化形式中凝结的人的活动以及物质外 壳下掩盖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身包含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撇开各 种特定的社会形式加以考察”，[41]“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 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42]马克思将人与自然的物 质交换称为“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43]
因此，它不以人类活动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劳 动的规定。”[44]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分析了劳动在历 史中所具有的社会规定及其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在 理论的论述中，劳动的双重规定可以有逻辑的先后、内容的侧重，但在现实的历史中， 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是同时发生并互为前提、互相作用的。
其次，基于对劳动的“双重关系”的分析，马克思从多重视角对社会形态作了划分。 在社会形态的演进中，显现了蕴含于其中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历史进程。早在《 形态》中，马克思就从生产工具性质方面区分了三种社会形态，即“自然形成的生产工 具”的古代社会、“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 会。马克思认为，在第一种社会中，“各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而且“交换主要是人 和自然之间的交换”，即以人的劳动换取自然的产品；而在第二种社会中，“他们受劳 动产品的支配”，而且主要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换”。[45]沿着这一思路，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从多重视角，深化了对社会形态的划分。其一，以人对自然活动的发展 为基础，划分了历史上的三大形态，在第一种形态中，人对自然的活动是以“人的依赖 关系”为基础的，“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对自然的关系在 狭隘和孤立的范围内发展，表现为“对自然的崇拜”。在第二种社会形态中，则出现了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 对自然的普遍征服性和自然对人的普遍有用性。虽然人通过改造自然的活动而初步独立 ，但这种独立性必须依赖于物质生产。第三种社会形态则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 础之上，“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 的自由个性”。其二，当马克思转向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视角时，三种社会形态又同时各 自表现为：“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以“物的社会关 系”歪曲表现人的社会关系、“全面发展的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 的关系”。显然，通过对社会形态的划分和考察，马克思凸现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 关系在各种不同社会形态中的表现及其历史演进。
最后，基于对社会形态的划分，马克思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重点批判、考察了资本 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并要求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 和谐发展。在《形态》中，马克思阐述了自然对人的异化根源于“扩大了的生产力”的 异化[46]，因此要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就只有靠扬弃这种异化的力量以及与此有关的 异化的社会与政治力量。早在《手稿》中，马克思把这种理想的实现即异化劳动与私有 财产的扬弃诉诸于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 的真正解决”[47]。但在《形态》中，马克思虽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必须求助 于共产主义，但却不再拘泥于抽象的思辨的关于“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这类说教 ，而是强调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这一现实的基本前提。马克思认为，“ 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的交往，……地 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个人所代替。”[48]同时，共产主义“不是现 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49]。在上述条 件下，“异己的力量”才会被扬弃，人和自然才达到某种现实的统一。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不再突出强调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而是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的 盲目性对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破坏：“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 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 工人的精神生活。”[50]对此，马克思提出了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前提条 件，即“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51] 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在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今天，愈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意义，也 是我们研究和解决当代生存危机的指南。
纵观马克思的心路历程不难看出，马克思从来不是以理论传承者的姿态出现的，而是 以理论创生者的身份崛起的。在变革传统哲学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基础上，马克思找到 了解开人与自然双向关系的钥匙——实践。以此为基石，马克思实现了在人与自然理论 上的“哥白尼式革命”。从《博士论文》到《手稿》、《提纲》、《形态》，再到《资 本论》，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理论逐步走向成熟和展开。但“科学不是某种现成的东 西，而是一种正在形成的东西”，[52]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理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远 见卓识，而且更在于贯穿其中的方法论。当我们深入到这一理论的内部，无论是对人的 理解，还是对自然及其二者关系的理解都离不开实践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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