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江南乡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近代论文,乡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人口迁移是乡镇化的外在发展机制。从人口统计、乡镇数量和规模的变化诸方面，可以显示近代以来江南乡镇化的走势。以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考察，江南乡村现代工业的成长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构成乡镇化的主要拉力；人口压力和土地制度是乡镇化的主要推力。江南乡镇化的历程呈现了这样一些明显特征：密集的中小乡镇是乡镇化的基础；江南中观区域内部的乡镇化存在着水平差异，但没有性质的不同；外来移民是江南乡镇化的重要动力。
关键词 江南 人口迁移 乡镇化 推拉理论
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城市主宰了西方世界，马克思因而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1〕人们相信，城市文明的扩展， 将最终消灭城乡差别。时至今日，人们仍可用城市化的程度来区别发达与不发达国家。江南乡镇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表明，现代文明可以在农村中发生，其生长点就是作为乡镇社会中心的乡镇〔2〕。 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道路，我们称之为“乡镇化”。〔3〕乡镇化在人口统计学上的意义是乡镇人口占乡镇社会总人口比例的增长。本文在这一意上考察近代江南的乡镇化运动。
一
目前，测度乡镇化的方法主要可归纳为三种：一是以行政范围内统计的乡镇总人口；二是以行政范围内统计的非农业人口；三是以统计的乡镇非农业人口为基础，加上在乡镇活动的其他人口，尤其是亦工亦农人口的估计来计算。〔4〕但是，江南乡镇人口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江南的大部分乡镇历来是商品集散型的，人口带有极大的流动性和波动性；近代工业化以后，产业结构重新组合，乡镇人口更趋复杂化；加之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统计口径也不一致，所以用乡镇人口来计算乡镇化水平，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以上述第一种方法，即行政范围内的乡镇总人口为主，辅之以其它相关分析，如乡镇规模、数量、人口的增减等，对江南乡镇化水平做一实证性的估计。
由于资料所限，也考虑到考察地区的代表性，我们选取苏南地区〔5〕为典型，估算江南地区1950年前后乡镇化所达到的水平。
关于1950年苏南地区人口结构的状况，有两条重要资料，一条是直接资料：总人口为1330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1150万余人；〔6〕另一条是间接资料：全区1000人以上的城镇计有737个，其中，1000至3000人者432个，3000至5000人者190个，5000至10000人者88个，15000 至50000人者22个，50000至450000人者5个。〔7〕根据后一条资料， 我们可以计算出当时城市及乡镇人口数，如下表：
人口层段 层段平均数(A) 城镇数(B) 层段人口数(A×B) 合计
1000-3000 2000 432 864000
2944000
乡 3000-5000 4000 190 760000
镇 5000-100007500 88
660000
15000-50000
1000022
660000
城市50000-450000 250000
5
1250000 1250000
这样，乡镇人口为2944000人， 乡镇社会人口为苏南总人口（13300000）与城市人口（1250000）之差：12050000人； 乡镇人口与乡镇社会总人口之比，即乡镇化率为24.1%。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乡镇人口数还不包括1000人以下的乡镇人口，如果把这部分也计算在内，则乡镇化率当不会低于25%。〔8〕
为了动态地显示近代、特别是清末民初以来，江南乡镇化的变化趋势，我们采用以下相关指标进行分析：
1，乡镇数量的增长趋势
台湾学者刘石吉先生关于江南乡镇数量变动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15～20世纪500年间江南乡镇数量的变化走势：（见图）〔9〕
该图显示，清代以来，江南地区的苏州、松江、太仓及浙西各乡镇，明显地有大量增长趋势。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后，江南乡镇进入了一个快速成长的极盛时代，而以表现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及杭州湾附近各地最为深刻。
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从乾嘉盛世至清末民初的100 多年的时间里，江南乡镇总数发展到1000多个。其中，松江、常州、苏州三府增长最快，松江府百年来乡镇增加了190%， 杭嘉湖地区的增长幅度也比较大〔10〕。高速增长的乡镇数量，反映了乡镇化的步履。
2，乡镇规模的扩缩趋势
下表试图通过乡镇规模的扩缩显示20世纪之后江南乡镇化的变迁：〔11〕
清末民初抗战爆发前后 解放前后
统计年份 统计人数 统计年份 统计人数 统计年份 统计人数
澄江镇191149177 1937 534661949 29389
浒浦镇 1937 6000 1950 7000
周庄镇186348701948 4000
外冈镇19116218 1938 143021949 51921
盛泽镇光绪末 20000 1936 257961949 23186
东山镇191933418 1930 312031950 30075
胡埭镇 1935不足1万
1950 1万余
练市镇187617001949 2493
长安镇19105000 1934 5566
城厢镇191022672 1939 136651947 14231
武原镇 1937 131131948 17952
在城镇 1937 7800 1950 3220
瓜沥镇19323918 1939约15000
1947 13005
月浦镇191117672 1928 20266
江湾镇191028562 1931 316061945 24381
从表中可以看出，20世纪的最初30年，江南乡镇化仍保持着增长势头；从抗日战争爆发，至1949年，由于受战争影响，乡镇化几乎停滞。〔12〕
二
论及江南乡镇化的原因，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给我们以启示。这一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出现的原因是由于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迁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的相互作用。
近代江南乡镇化的拉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现代工业的建立。震泽镇历来女少于男；30年代，震泽缫丝厂开工期间，工人近千，多系女工，竟因之改变了镇民的性别构成。据当时统计，震泽全镇人口9778人，内女性4979人，男性4799人，性别比为100:96.39； 时人分析：“该镇妇女之所以超过男子者，盖附近乡村妇女，多至该丝厂做工，故妇女人数因之骤增矣。”〔13〕震泽缫丝厂被毁后，震泽镇人口中，女性明显低于男性。
民国年间，日本木制提花机传入盛泽，“本地织工从未习过，乃往杭湖各处招集织工来盛，约增四五百人。以后各处来的织工，日渐加多，迄今约千人”。〔14〕以后，杭州机匠相继至盛泽从业于丝绸辅助配套行业如机料、纹制、钢筘等业。1921年前后，杭嘉湖各属来盛者多至2000余人。与此同时，四乡机户亦为现代工业所吸引：有的进镇成为产业工人。1934年，盛泽电机织厂近17家，织工662人，云记、仁记、 辛益、久盛、美新等绸厂工人大多来自农村破产机户；有的原系零散手织机户，为电机业的优越性吸引，迁入乡镇改织电机。〔15〕鸦片战争以后，江南地区的上海、南京、镇江、苏州、杭州先后被辟为商埠。在这些通商口岸附近地区，由于现代工业兴办较早，发展较盛，乡镇化的速度也更快。这在上海地区尤为明显。如嘉定县曹家渡，同治年间还“地甚荒僻，绝少行人”，光绪八年，“有人购地建筑油车，是为成市之始。继而，西段开办缫丝厂，东段开办面粉厂，招集男女工作，衣于斯、食于斯者，不下数千人。由是，马路两旁造房开店，百工居肆而成市矣。面临吴淞江，帆樯云集，富商巨贾莫不挟重资设厂经商，除缫丝、面粉两厂外，若洋纱厂、织布厂、鸡毛厂、牛皮厂、榨油厂、电灯厂，不数年间，相继成立，市面大为发达，东西长达二里许，鳞次栉比，烟户万家”。〔16〕
二是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客观而论，江南乡镇现代工业所能吸引的工人为数是十分有限的，流入乡镇的人口，更多的是进入商业服务行业。民国年间，随着通元镇（海盐）商业、手工业、石料开采及交通运输业的不断发展，外地商人和手工业匠人纷纷迁来定居。当时通元有“外地人开店，本地人种田”之说。如镇上大部分铁店是南京人所开，染坊为绍兴人所设。〔17〕
上述乡镇化的拉力结构特征是在近代江南特定的社会经济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近代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工业原料和农产品的掠夺，以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江南农村投入国内外市场的农产品数量不断增长，农业的专业化区域日渐发展完备。与自给性农业向商品性农业过渡的同时，江南农村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和国内现代大工业产品推销的冲击下，被迫改组，由自给性的家庭手工业逐渐向小商品生产转变。无论是商品化的农业，还是与市场紧密相依的家庭手工业，须臾也离不开乡镇市场体系的传导和联系。适应乡镇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乡镇网络愈加细密，服务体系日渐完备，更多的乡民和客民充填到商业服务行业中来。
与发达的服务行业相映照的是，乡镇社会工业化的低层次变迁。以工业化结构而论，机器大工业仅仅出现在少数乡镇的为数不多的行业，工场手工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又是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资本主义家庭劳动把众多的个体性质的家庭手工业，组合成加工、定货的场外部分，在生产关系上虽然属于资本主义性质，而生产力却停滞在分散的个体性质的家庭手工业阶段。工业化的这一特点，缓滞了现代工业劳动大军向乡镇的空间集聚进程。事实上，由于江南乡镇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商品集散型，它对人口的引力主要来源于服务系统。
构成江南乡镇化主要推力的是广大农村的人口压力和土地制度。在江南以及周边农村，人口增长速度快，农村有较高的人地比例，而封建的土地制度又使土地占有严重不均，形成一个庞大的无地少地的农民阶层，他们纷纷流入城镇。
在流入江南乡镇的人口中，宁绍地区的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1921年前后，绍兴籍人占盛泽总人口的1/5〔18〕。据1985年统计，通元镇人口中的3.76%是绍兴籍。他们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流入该镇的。〔19〕宁绍地区历来地狭人稠，人地关系紧张。早在宋元时期，农业系统内部的潜能发挥已接近最高限度，至明清，农业内部调适人地关系的功能已基本丧失，于是，宁绍地区只有凭籍农业以外的力量来调适沉重的人地关系紧张状态。当地的手工业生产也因为没有足够量的农业剩余的支持，不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外出谋生就成为转移劳动力的一种特殊手段，受到特别的重视。〔20〕盛泽最早的移民就是绍兴人。明中叶，“每岁秋获以后，水田中多遗穗及鱼虾之类，绍兴人，辄来养鸭，以千百为群，吴人呼为鸭客”。〔21〕
流向江南农村的外来移民很大一部分流入了乡镇。盛泽的绍兴移民分为两支，一支流入乡村，从事放牧、捕鱼或耕种；一支进入乡镇。后者主要从事三种行业：一种是“五色三坊”，即炼坊、踹坊和染坊，这是丝绸生产的后整理行业；〔22〕第二种运输业，抗日战争以前，盛泽以水运为主，绍兴帮垄断了航船业；第三种主要是妇女从事的行业，在镇上给人家当仆佣。〔23〕
土地压力也是乡镇社会腹地乡村的农民迁入乡镇的重要因素。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在回忆故乡小镇楝树港的成长过程时写道：
楝树港离我家一里路，是最近的小街，有鱼市、豆腐店、小杂货铺、馄饨店、菜馆……横跨在大河两岸。……早先，店铺都集中在河西，河东较冷落，几乎不成街。后来，河东要盖新街了，征求股份参加，出了钱便可分一间店面。父亲和母亲天天商议。那时我已有两个弟弟，父亲计算日后我们兄弟分家，一人分三亩地，如何过日子呢？便狠下心凑钱、借债，争取预定下一间店面，将来我们兄弟中便可有一人去开店。简陋的新街顺利地落成了，我迫不及待地到街上自家的新屋内住了几夜，街上有了人，也可算街上人了。父亲于是同一位剃头的合伙，让剃头的在我们店内开业，同时兼顾卖杂货，杂货是我们家的。〔24〕
吴家之迁居乡镇，是因为土地的多子继承形成规模越来越小，无法赖以生存。土地压力实际上反映了封建土地制度的不合理性。据1934年的调查，楝树港一带农村的土地占有极不平均，“大地主之多，是很足使人惊骇的，有地千亩至千五百亩的，约十五六户；有地百亩左右至千亩为止的，竟有五六十户。估计占在这些地主手里的土地当在三万亩以上！”〔25〕
江南乡镇人口的增长还有一些特殊推力，诸如：（1）战争。 例如长兴县“鸿桥镇，在县东十二里，其地向称僻静。咸丰十年后，粤逆窜踞长（兴）城，贼目四出滋扰。西南各市镇之懋迁者时虞贼掠，不常厥居。惟鸿桥西连都家三乡诸荡，东接太湖，烟波渺沵，汊港纷岐，舟（楫）往来易于趋避。阖邑难民及四处商贾俱麇集于兹。帆樯林立，阛阓尘嚣，俨然一哄之市。”〔26〕1937年宜兴沦陷，湖州、长兴及宜兴四周一带县城，被日寇焚掠殆尽，民众逃避一空，独丁山受害较小。一般无家可归者，相率扶老携幼，移民该镇，人口突增数万。〔27〕这是其乡镇化的畸形发展，不是常态表现。
（2）重税。1879年，嘉兴地区政府对丝织机户课以重税， 机户不堪忍受，纷纷逃往邻近的盛泽。时有1000余台织机及其人员。〔28〕丝绸业是盛泽主业，它的消长是乡镇人口增减的主要变量。
当然，从迁入地的角度而言，这些特殊推力也可理解为拉力。盛泽、鸿桥、丁蜀诸镇因为地不当孔道，形成了对难民的引力，成为他们的避难所。
三
江南乡镇化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密集的中小乡镇是乡镇化的基础。过去，我们习惯于根据行政建制区别人口的性质。在县域范围内，除了城关镇及有限的几个建制大镇外，许多自然的中小乡镇人口都被视为农村人口，并以此估算乡镇化水平。这是一种人为的水平降低。从江南的实际情况看，面广量大的中小乡镇是乡镇化的基础。仍以苏南为例，按照行政建制的统计，1953年17个县的乡镇化平均率仅为9.8%（如下表）〔29〕，大大低于按实际情况估算的25%的水平。因此，在估算江南乡镇化水平时，绝不能忽略中小乡镇的广泛存在，忽略了它，不仅降低了乡镇化的水平，甚至整个江南的城市化水平也为之下降。
县别 乡镇人口 总人口 乡镇化率 县别 乡镇人口 总人口 乡镇化率
江宁 96759534979
18%
吴县
69000
747121
9%
江浦 8704 146626
6%溧水
5664222582
3%
六合 39200436383
9%高淳
17842
276994
6%
宜兴 75600665600
11%
江阴
74452
836539
9%
溧阳 47570403486
12%
吴江
83275
497154
17%
常熟 68575690099
10%
丹徒
22800
3398227%
沙州 246885942954%
丹阳
55705
512743
11%
太仓 32276319827
10%
扬中
2227182525
1.2%
昆山 40753357696
11%
总计
965090 7764471 9.8%
第二，江南乡镇化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不同的乡镇社会，自然、历史、社会经济条件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不平衡，乡镇化也相应地存在着地区差异。
从乡镇数量的地区分布看，江南以松江为中心，向西递减，特别是西部的宁镇地区更少些。晚清时期，主要是在太平天国过后，宁镇地区的乡镇也有一定量的增加，但境内千户以上的大镇大多分布于苏、松、太、常、杭、嘉、湖地区，其中，沿太湖周边的苏州与浙西各地不乏万户以上的大镇。〔30〕19世纪以后，苏、松、杭地区的乡镇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代，而宁镇有些地区反处于停滞乃至退缩状态。论及个中原因，刘石吉先生进行了比较：宁镇地区乡镇化缓慢的症结，“只有从交通线的转移、商品化以及接触通商口岸现代经济诸因素的程度来衡量。另外，太平天国的战事对这些地区所产生的破坏作用，也是重要的关键。相反的，太湖流域及浙西一带的许多蚕桑业市镇虽然也受到太平天国的战争影响，但传统深厚的商业机能使得这些市镇迅速恢复成长，并在迎接通商口岸外来经济势力的挑战下，表现了极佳的适应能力，可见明清以来商业资本主义的发达，以及十九世纪中叶后海运机能的肇兴及通商口岸经济的影响，都是决定市镇的机能特征、数量变动与区域发展的主要因素”。〔31〕
这里所谓“交通线的转移”，当指近代以来，由于铁路、公路、海运等现代交通方式的肇兴，而引起的对大运河运输大动脉地位的取代。大运河流经江南，主要不在宁镇地位，它的地位升沉对该地区的乡镇化影响自然不会很大； 铁路、 公路等却极大地改变了交通条件。 比如， 1908年沪宁铁路的建成通车；至1932年，江南地区的主要公路有：国道南京——杭州公路，327公里；省道沪杭（上海—杭州）， 宜常（宜兴—常熟）、丹金（丹阳—金坛）、镇沪（镇沪—上海）、福禾（福山—嘉兴），全长851公里。〔32〕大部分路线都穿越宁镇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从总体上看，宁镇地区的地形骨架以低山丘陵为主体，交通状况，特别是深入、连结大小乡镇的内河航运远不如江南其他地区发达，无疑影响了乡镇化的进程。
应该说，江南地区作为完整的中观经济区域，其内部发展水平虽有差异，但毕竟有限，这是由相近的自然环境、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近代整个社会的乡镇化水平还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江南内部的地区差异更是没有性质的不同。
第三，进入江南农村的外来移民大多流向乡镇，成为推动乡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以吴江开弦弓为例，外来移民共有10家，其职业和本籍情况为：理发匠（2家），来自镇江；磨工兼鞋匠（1家），来自丹阳；杂货商（1家），来自吴江横
；纺织工（1家），来自吴江吴家村；和尚（1家），来自震泽；水泵操作工（1家），来自宁波；银匠（1家），来自绍兴；篾匠（1家），来自金华；药商6家（来自邬镇）。他们的共同特点是，（1）都是移民，（2）从事某种特殊职业。〔33〕开弦弓有村镇的市面，〔34〕开弦弓村也是一个乡镇社会。从“凡是外来户都不是农民”〔35〕这一基本事实推断，他们大部分都居住在开弦弓村镇上，属于镇民，换句话说，外来移民流向了乡镇的占大多数。
外来移民的流向主要是由土地关系决定的。19世纪60年代以后，永佃制是近代江南农村的主要租佃制度。在永佃制下，佃农享有田面权。“根据法律，如果佃户连续两年交不起地租，地主即可退佃”；但在江南农村，往往“惯例至上”，“田面所有权一直保留在村民的手中，即使是住在村里的外来户也难以成为田面所有者，即土地的耕种者”。〔36〕这样，外来移民即使从事农业劳动，与土地所有者发生的关系基本上是佣耕关系，而不是佃耕关系，而前者体现着与土地粘着性的微弱，尤其是对于外来移民而言。据《申报》记载：民初，有一绍兴人至南浔，“为富户佣田”，后因盗窃被缉，南浔“有若干家店铺，亦愿联保，如有罪辜，当受同罚”。〔37〕绍兴佣工与南浔镇商的关系如此非同一般，说明佣工与乡镇已有较为密切的联系，由此也不难看出，外来移民中的农民极易离开土地而趋向乡镇。他们构成江南乡镇化的动力之一。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0页。
〔2〕所谓“乡镇社会”，是这样一个网状区域， 它以中心结点（乡镇）为依托，从中心到辐射点（村庄）为半径所构成的网状面。
〔3〕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 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9页），很明显，马克思所说的“乡村城市化”，至关重要的是城乡关系的改变，城乡差别的消灭，并不意味着大力发展城市。“乡镇化”当视为其中的一条道路。
〔4〕参见崔功豪：《城镇建制、人口统计与城市化水平》， 《南京大学学报（地理专辑）》，1987年。
〔5〕这里所谓的苏南地区，指的是解放初成立的苏南人民行政区， 共辖镇江、常州、苏州、松江4个专区及无锡、苏州两直属市，计27 个县，两个专署属市。苏南人民行政区的城镇分布并不平衡，中部地区的城镇最多，如江阴县76个镇，武进县78个镇，无锡县96个镇， 常熟县105个镇；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少，如金坛县19个镇，溧阳县12个镇，句容县6个镇，溧水县只有4个镇。杭嘉湖地区的乡镇数，当与苏南地区的平均数不相上下。见《苏南土地改革文献》第497页，1952年7月，苏州市档案馆藏。
〔6〕〔7〕《土地改革前苏南农村的一般情况》，《苏南土改文献》，第43页，第497页。
〔8〕如苏州市横塘乡的新郭镇，解放之前只有沿河半边街， 人口几十，这种乡镇在江南面广量大。
〔9〕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6月。
〔10〕段本洛、 单强：《近代江南农村》第232 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11〕《澄江镇志》第55～56页（内部发行）； 《浒浦志》第281页（内部发行）；《周庄镇志》第22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5月；《外冈志》第7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盛泽镇志》第21页，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4月；《洞庭东山志》第37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胡埭乡志》第76页，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4月；《练市镇志》第42页，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2年4月；《长安镇志》第38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1月；《肖山城厢镇志》第74页， 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武原镇志》第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溧水古今》第7辑，第172页；《瓜沥镇志》第16页（内部发行）；《月浦乡志》第42页（内部发行）；《江湾里志》（民国）。
〔12〕在以上统计中，许多乡镇人口不单纯指镇区人口，而是包括了镇所属村的人口，这是缘于行政统计方法的含糊；虽然我们无法把镇区人口从上述统计数据中明确析分出来，但用它来反映一个大体趋势是可行的。
〔13〕《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经济概况》，《中央日报》1934年4月23日。
〔14〕李伯华：《最近盛泽区市民生活之状况》，《新盛泽》1924 年3月11日。
〔15〕〔18〕〔28〕周德华主笔：《吴江丝绸志》第127页，第429页，第43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
〔16〕《法华乡志》卷一。
〔12〕〔19〕《通元镇志》第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20〕成岳冲：《历史时期宁绍地区人地关系的紧张与调适》，《中国农史》1994年第13卷，第2期。
〔21〕弘治《吴江县志》。
〔22〕“五色”的意义是，当时染坊染出的几种主要颜色，按其主营色谱分为洋红坊、湖白坊、玄浅坊等，泛称五色。
〔23〕周德华：《盛泽绍兴籍人士对丝绸业发展的贡献》，《吴江文史
资料》第4辑，第82-86页。
〔24〕吴冠中：《水乡青草育童年》，《吴冠中散文选》第26-28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3月。
〔25〕这里指的是30年代宜兴和桥及其附近农村的土地占有状况，楝树港、北渠村（吴冠中所在的村落）就包括在内。见李珩：《宜兴和桥及其附近的农村》，《中国农村》月刊，第1卷，第2期，1934年9月。
〔26〕同治《长兴县志》，卷一下。
〔27〕《申报》1938年12月17日。
〔29〕《江苏市县概况》中关于1953年的人口统计资料，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
〔30〕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30-1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6月。 内中“江南千户以上乡镇表”：吴江（包括震泽）10，元和1，吴县3，常熟4，昭文1，太仓州1，昆山1，崇明1， 宝山3，上海县1，南汇1，金山1，江阴1，金匮6，宜兴1，乌程2， 归安5，德清2，秀水3，海盐2，平湖1，昌化1，海宁州3。
〔31〕《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58页。
〔32〕马湘泳、虞孝感：《太湖地区乡村地理》第84 页， 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
〔33〕〔34〕〔35〕〔36〕费孝通：《江村经济》第17页，第175-183页，第17页，第130-13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
〔37〕红蕉：《浔游小志》（五），《申报》1921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