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姚际恒《仪礼通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论论文,论姚际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汉民教授)
[中图分类号]B24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6)01—0005—11
《仪礼通论》为清初学者姚际恒所著《九经通论》之一。①《九经通论》一百六十三卷，阐发作者对《诗经》、《春秋》、《古文尚书》、《周礼》、《论语》、《孟子》、《易传》、《仪礼》、《礼记》等九部儒家经典的学术见解，但未曾刊刻，其中流传于世者，惟独《诗经通论》与《春秋通论》两种，其余七经之《通论》，仅见于姚氏本人或其他学者称引。因而，寻求姚氏佚著，久为学界所关注。
1932年，顾颉刚先生在杭州崔永安先生处发现《仪礼通论》写本十二册，遂请抄胥迻录，校阅一过之后携归北平。其后，杭州沦陷，崔氏所藏原本亡失。顾氏钞本为北大马裕藻先生借阅，不久马氏去世，此本下落不明。1995年，陈祖武先生发现顾氏钞本居然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遂施以新式标点，付梓印行，② 学界一时轰动。不无奇怪的是，这部学者企盼已久之著作发现已近十年，而相关之研究却是相当冷清，除陈祖武先生为其点校本所作“点校说明”，及一篇介绍发现情况之短文而外③，问津者寥寥。笔者环顾期待多年，不得已而撰为此文，意在打破沉寂，推动对此书之研究。
一 姚际恒之《仪礼》观
《仪礼》一书性质如何？著成于何时？其学术价值何在？这是《仪礼》研究者不得不先作交代之基本问题。而研究者对此类问题之立场，每每影响其分析问题时之趋向，故不可不首先讨论之。姚氏《仪礼通论序》、《仪礼论旨》对此有较为集中之论述，若略作整理，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一)《仪礼》非“经”，而是“礼经之传”
姚氏云：
《礼记》荟萃言礼之文，而犹可为礼者也。《仪礼》单著其仪，而未可为礼者也。乃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则是仪为本而礼为末，不几冠履倒置乎？④
《仪礼》言仪之书也，古以《易》、《诗》、《书》、《春秋》、《礼》、《乐》为六经，仪既非礼，则不得为经矣。然仪者所以辅礼而行，则谓礼经之传亦可也。朱仲晦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明是反见。朱子说本袭唐陆德明。其言曰：《礼记》记二礼之遗阙，如介僎宾主，《仪礼》特言其名，《礼记》兼述其事，意今之《礼记》，特《仪礼》之传耳。陆之说，又本于臣瓒，以《仪礼》为经礼。可见谬学者自有一种流传如此。⑤
姚氏以为，《仪礼》所载仅为“辅礼而行”之仪式，故此书名之为“仪”，证明其非论礼之书，不得以六经中之“礼”当之。
姚氏之说，失于检点文献。《仪礼》为汉初所立五经博士之一，文献班班可考，岂容轻易否定。且据段玉裁考证，汉代《礼》各篇的标题之前皆无“仪”字，而仅单书“礼”。《汉书·景十三王传》：“献王所得书皆先秦古文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中之“《礼》”，即指《仪礼》。郑玄《毛诗笺》、《三礼注》引此书亦不称“仪礼”。《汉书·艺文志》亦复如此，仅称其为“《礼》”。至东晋元帝时，始有人在《礼》之前加“仪”字，但不流行。唐文宗时刻《开成石经》，“《礼》”用“《仪礼》”之名，方成为通称。姚氏以后起之“《仪礼》”之名，否定其在汉初即已确立之经典地位，实属轻率。
严格意义上之礼，均包含礼法与礼义两者。礼法为礼之外在形式，礼义为礼之内在精神。两者相互依存：仪式乃是因义而起，而礼义即蕴涵于仪式之中。一定之仪式，意在表达一定之思想；一定之礼义，必借由一定之礼法方得展现；此为论礼者之共识。然细读姚氏之说，似乎相当之游移：
说者谓《仪礼》详于器数，略于义理，固矣，然不尽矣然。器数亦从义理而生，苟非义理，器数焉行？苟非器数，义理焉托？义理譬之规矩，器数则其方圆也。故愚于是书，多就器数中论其义理。学者有志考礼，当研究于斯焉。⑥
据此而言，似乎姚氏完全明白《仪礼》并非单纯器物度数之学，内中自有义理在，与笔者所见并无二致。然姚氏又云：
《礼记》言义理者也，《仪礼》言器数者也。然言义理者稍轶于中正之矩，即旁入二氏，是反不如言器数者之无弊也。夫言器数而误，则止于一器一数；言义理而误，则生心害政，发政害事，其患有不可胜言者矣。所谓差之毫厘，失以千里也。⑦
《礼记》言义理，有纯有疵。此言器数，故自无弊。⑧
姚氏于此又将《仪礼》列为“言器数者”之书，前后抵触如此，令人莫名其妙。可见姚氏否定《仪礼》为“经”，尤其思想深处之根源。
《仪礼》难读，学者罕习，故唐人作《五经正义》，《礼》取《礼记》而不取《仪礼》，但犹在科举考试《九经》之内，经的地位依然存在，惟不及《礼记》之盛。北宋熙宁中，王安石改革科举，将《仪礼》从考试科目中取消，其学大衰，“儒生习诵，知有《礼记》，而不知有《仪礼》；士大夫好古者，知有唐开元以后之礼，而不知有《仪礼》”⑨。久而久之，学者竟以《礼记》为礼经。
朱熹力排宋人谬说，而以《仪礼》为礼之本经，以《礼记》为附属于《仪礼》之“记”：“《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⑩“《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仪》，《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类，莫不皆然。”(11)《仪礼》与《礼记》本末、源流关系之纠葛，至朱熹而完全厘清，成为学者共识。姚氏指责学者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乃是“冠履倒置”，批评朱熹之说“明是反见”，认为其说本于陆德明，而陆氏又本于臣瓒，并讥之为“谬学者的流传”云云。《仪礼》是否为经，宋儒曾有迷误，但经由朱熹之研究，问题已经解决。真正“冠履倒置”者，应是姚氏本人。
(二)《仪礼》作于衰周
《三礼》之中，《仪礼》著作年代最早，一般认为与孔子有关，为孔子手定《六经》之一，或者认为出自周公之手。据沈文倬先生研究，《仪礼》之《丧服》、《士丧礼》、《士虞礼》、《既夕礼》等四篇之成文，“当在哀公末年到悼公初年，即周元王、定王之际”(12)。此书所载冠婚丧祭射乡聘觐诸礼仪，周详繁密，自成体系，且每每可与《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印证，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之高，历来为学者所称道。姚氏以为《仪礼》“作于衰周”(13)，乃周末儒者作品，其理由为“孟子不举其义，汉世稍出其传，推之春秋侯国，往往而合。其为周末儒者所撰，夫复奚疑？顾乃远诬元圣，岂不悖哉！”(14) 姚氏认为，将《仪礼》当作周、孔手泽，直是诬蔑圣人。其实，姚氏之说，失于深考，《孟子·离娄下》引及《仪礼·丧服》齐衰三月章文字；不仅如此，《墨子》一书年代早于《孟子》，亦屡屡引用过《丧服》文字，如《节葬》、《非儒》、《公孟》篇均有之。近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一批儒家文献，其中涉及丧服制度之记载，与《丧服》基本相同，亦可证明《仪礼》之部分内容早于孟子。姚氏臆为之说，不可据信。
(三)《仪礼》制度未为尽善
姚氏以为，《仪礼》书中“多衰世之制，未为尽善”(15)；“上不及文武之盛，下不尽俾后世之用。其书自孤行于天地，而卒不可废若此者，何也？盖以其可通乎辞让之心，而不戾于圣贤之教也”。(16) 在姚氏而言，《仪礼》所载均为末世制度，既不反映文武之治之盛德，亦不能裨益于后世社会，唯一可圈点之处，不过是各篇所记，多为揖让进退、周旋应对之类，其所见之辞让之心，尚能体现“圣贤之教”，如此而已。然《仪礼》之体例，虽以记述礼法为主，其所蕴涵之礼义，《礼记》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有详尽表述，涉及成年之德、夫妇之道、父子之恩、君臣之义、尊老养贤之法，岂是“辞让”二字可以了结。若《仪礼》非周、孔之礼，则不知周、孔之礼何在？
由上述三点可知，姚氏反对朱熹之说，但不能举出任何证据；于两汉经学之文献记载，相当之生疏；适足见其昧于《仪礼》之学。
二 排弃郑注贾疏
《仪礼》文古义奥，不易卒读，赖有郑玄之注而经义大明，汉唐学者解读《仪礼》，多以郑注为宗。宋儒鄙视名物训诂之学，诋毁郑玄，郑学趋衰。姚氏自称其撰作《仪礼通论》缘由之一，乃是因为“郑康成错解甚多”(17)，必须匡而正之。在研究方法上，姚氏声言“诚不欲伦于俗儒之墨守训诂已也”(18)；“愚于是书注疏之纰缪者，必加是正。(19)”
郑氏之注，并非白璧无瑕，若有真凭实据，尽可批评。事实上，历代均有指正郑注之误者。可惜，姚氏所指郑注“纰缪”，几乎全是姚氏自家之纰缪，究其缘由，多是未曾平心静气研读经注，或望文而生义，或武断而臆想，下面略举数例。
其一：《丧服》齐衰三年章“慈母如母”条：
传曰：慈母者何也？传曰：妾之无子者，妾子之无母者。
妾与妾子，从天子、诸侯至于士，皆或有之。此文之妾与妾之子，究属何种身份？是属天子、诸侯，抑或属其它身份者？经传皆未言及。郑注云：“此主谓大夫士之妾，妾子之无母、父命为母子者也。”郑玄此说之依据，当是本篇之《记》已经明言“公子为其母练冠麻麻衣
缘，既葬除之，父殁乃大功”，诸侯之庶子称公子，公子之礼与天子之庶子相同，则经文妾子为母服齐衰三年肯定不包括公子与天子之庶子。故郑玄判定此处之妾与妾之子专指大夫与士，贾疏从之。
姚氏反对注疏之说，认为“此当属大夫，不当属士。何也？士一妾，此二妾矣。且一妾无子，一妾蚤死，则妾必众而后有之。(20)”其实传文所言二妾，一为无子之妾，一为有子而早死之妾，或此或彼，分属于两种情况，后因有父之命，得以于他人之子建立母子关系。姚氏不明于此，误解为一人而有二妾，一妾无子，另一妾有子而蚤死，并认定此人为大夫，可谓大错特错。
其二：《聘礼》“受命遂行”节(21)：
贾人西面坐，启椟，取圭垂缫，不起而授宰。宰执圭屈缫，自公左授使者。
郑注：“缫，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则奠于其上。今文缫作璪。屈缫者，敛之。礼以相变为敬也。自公左，赞币之义。”姚氏云：
郑氏曰：缫，所以藉圭。其或拜，则奠于其上。其谓缫所以藉圭者，此藉字，本《曲礼》“执玉，其有藉者则裼，无藉者则袭”藉字。谓“其或拜，则奠于上”者，本《觐礼》“奠圭于缫上”之文，皆非也。按：缫以缯为之，率表重里(22)，《记》云“皆玄重”是也。(23)
由上文可知，姚氏并未读懂郑注。缫是垫衬玉圭之木板，作用略似于椟，外表用皮革包裹。两侧缀有“组”，即今人所谓丝带。玉圭不用时，就用“组”将玉圭束缚，组为彩色，故有装饰作用。需用玉圭时，将组松开，将圭取出。郑注说“缫，所以藉圭也”，缫之作用在于放置玉圭；故郑注又云：“其或拜，则奠于其上。”执玉圭者行跪拜礼之时，则将玉圭放置于缫上。郑玄之注，简捷明快，读之了然。而姚氏却另创新说：“缫以缯为之，玄表重里”，但举不出任何文献证据。如其说，则缫成为一块丝织物，大谬。
其三，《丧服》齐衰期章：
传曰：问者曰：何冠也？曰：齐衰大功，冠其受也。缌麻小功(24)，冠其衰也。带缘各视其冠。
此条传文之难点，在“带缘各视其冠”一句。郑注：“缘，如深衣之缘。”则“带缘”究竟何指？贾疏以“带”与“缘”为二物，以“缘”指中衣之缘。敖继公亦以“带缘”为二物，但认为“缘”是指冠衰之缘。姚氏云：
郑氏第云“如深衣之缘”，不言何衣。贾氏谓中衣。按：《玉藻》云：“长中继掩尺”，此长中非长衣、中衣之谓(解见本篇)。郝氏以为深衣。此本明丧服，不应遽及深衣，亦非。敖氏曰：“其布带与冠衰之缘，亦各以其冠布为之。《间传》曰“期而小祥，练冠缘”，《檀弓》曰“练衣缘”，则重服未练以前，与夫轻物之冠衰，皆有布缘明矣。”按：《间传》、《檀弓》皆言练后冠衣之缘，未有言练前者，因此以为重服练前亦皆有缘，亦属臆度。今姑存敖说，以俟考云。(25)
其实，所谓“带缘”之缘，乃是指丧服布带之边缘。郑玄说“缘，如深衣之缘”，正是说如同深衣之边缘，暗示它并非独立之物。丧服斩衰之绞带用麻制作，不缉边，所以无缘；齐衰以下丧服之丧带用布制作，均要缉边，故皆有缘。有缘者丧重，无缘者丧轻。齐衰以下之大功、小功、缌麻等丧服，布料精粗各有等差，丧等越高、布料越粗。敖氏将缘解释为“冠衰之缘”，殊不知丧冠不缉边。“带缘各视其冠”，意即：齐衰以下丧带之精粗，与丧冠布料之精粗一致。
贾疏、敖说皆未读懂经文，诸说纷纭，姚氏无力辨别是非，难作取舍。只因迷信敖继公，故以存敖说了结。
三 盲从敖继公、郝敬
《仪礼通论》征引诸家之说无多，而以称引敖继公《仪礼集说》、郝敬《仪礼节解》两家之说为大宗，成为姚书最突出之现象。
姚氏此书，疏解经文相当简略，约一半经文之下，完全引用郝氏、敖氏之说，而不下自己一语。据笔者粗略统计，《仪礼通论》引用郝氏之说达四百处以上；引敖氏之说达二百处以上。或至一篇之中，敖氏、郝氏之说多于姚氏之说。如《聘礼》，姚氏析为73节(其中1节未引诸家之说，故实际为72节)，下引郝说57条、敖说20条；再如《公食大夫礼》，姚氏析为22节，下引郝说17条、敖说12条。如此之类，不能备举。可知姚氏颇有以敖、郝之说为己说之势。敖继公，字君善，元福建长乐人，寓居吴兴，授信州教授。作《仪礼集说》，称郑玄《仪礼注》“疵多而醇少”，大加排击。流风所至，元、明乃至清初学者，无不为之披靡。直至乾嘉之后，清人渐始意识到敖氏之疏阔与谬误，并加以清算，笔者对此曾有详尽论述，此不赘引(26)。
郝敬，字仲舆，京山人，明万历己丑进士，著有《九经解》，但学术界对此书评价甚低，四库馆臣评介郝氏及其著作云：其《周易正解》，“好恃其聪明，臆为创论”。(27) 其《尚书辨解》，“其说多与先儒异，盖敬之解经，无不以私意穿凿，亦不但此书为然也”。(28) 其《毛诗原解》，“是书前有读书法一卷，大指在驳朱传改序之非。于小序又惟以卷首一句为据”，“序或有难通者，辙为委曲生解，未免以经就传之弊。而又立意与《集传》相反，亦多过当”，“敬徒以朱子务胜汉儒，深文锻炼，有以激后世之不平，遂即用朱子吹求小序之法以吹求朱子，是直以出尔反尔示报复之道耳，非解经之正轨也”。(29)《周礼完解》“此书亦谓冬官散见于五官，而又变幻其辞”，“穿凿尤甚，中间横生枝节，不一而足”，有“务胜古人之过”(30)。
《仪礼节解》十七卷，于《仪礼》研究殊少建树，四库馆臣对其批评尤多：
敬所作《九经解》，皆好为议论，轻诋先儒。此编尤误信乐史五可疑之说，谓《仪礼》不可为经，尤其乖谬。所解亦粗率自用，好为臆断。如《士昏礼》升自西阶一条，经于飨妇而后云“舅姑降自西阶，妇降自阼阶”。则未飨以前，妇固不得以主自处，壻亦不得以室相授。升自西阶，在妇为无专制之义，在壻则亦犹舅姑于妇先以客礼之之义。而敬谓父在子不由阼。不知为人子者居不主奥，而此时何以即席于奥耶？盖由此升者，特以道妇故也。于舅坐荅拜一段，又谓新妇拜舅立，而使其舅坐荅拜之，于理未当。不知此是妇入肃拜，故舅坐以荅之，尊卑之分宜然，无可疑也。……知其于考据之学终浅，非说礼之专门也。
四库馆臣用“好为议论，轻诋先儒”、“所解亦粗率自用，好为臆断”、“于考据之学终浅，非说礼之专门”等语评价郝氏，十分贴切。故郝氏所撰《九经解》，《四库全书》一概不收，全部列入“存目”。
然姚氏之于敖氏、郝氏，崇拜之极，赞许敖氏《仪礼集说》“颇称精密，未许粗心人领会，于是书大有裨益”，于郝敬《仪礼节解》尤为推崇：“训释详明，为《仪礼》第一书，亦其《九经解》中第一书也，优于《仪礼》注疏多矣。取其十之五六焉。”(31)《仪礼》清初学术界影响甚大，学者靡然从之，姚氏自不能脱此窠臼。郝氏、敖氏之说，并非一无是处，绝对不可征引，但须择善而从。然姚氏所引，大多未经深思，多属随声吠影之类。
郝说之问题甚多，限于篇幅，今揭举如下两类：
1.袭用郑注、贾疏而不标明出处
姚氏一方面排斥郑注、贾疏，另一方面又暗用郑、贾之说。凡不用郑、贾处，则大加挞伐；而暗用郑、贾处，则略去出处，不作任何说明。
如《士昏礼》“将亲迎豫陈馔”节：
期，初昏，陈三鼎于寝门外东方，北面，北上。其实特豚，合升，去蹄。举肺脊二、祭肺二、鱼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饪。设扃幂。设洗于阼阶东南。馔于房中：醯酱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盖。大羹幂在爨。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绤幂，加勺，皆南枋。尊于房户之东，无玄酒，篚在南，实四爵合卺。
姚氏于此段经文之下，个人之见解不着一字，而全引郝敬之说：
期，取妻之日。三鼎，豚、鱼、腊也。寝，婿所居室。北面，鼎面向北也。北上，自北陈而南，豚鼎在北也。合升，全体解拆，熟于镬，而升于鼎。去蹄，去蹄四甲。举，食也，手举食之也。肺为气之主，脊为体之正，食先举之，将食先祭之。所食肺脊与所祭肺，皆升之鼎也。皆二，夫妇各一也。鱼，一鼎本十五尾，见《特牲》、《少牢》，此少一，贵偶也。腊，干肉。肫，当作纯；一纯，一双也，《少牢》云“腊一纯而鼎”是也。髀，尾骨，不升于鼎，亦饪于镬。饪，熟也。
郝氏之说解，毫无创建，而是袭用郑玄之说。为说明问题起见，现将郑注转录于下：
期，取妻之日。鼎三者，升豚、鱼、腊也。寝，婿之室也。北面，乡内也。特，犹一也。合升，合左右胖升于鼎也。去蹄，蹄甲不用也。举肺脊者，食时所先举也。肺者，气之主也，周人尚焉。脊者，体之正也，食时则祭之。饭必举之，贵之也。每皆二者，夫妇各耳。凡鱼之正，十五而鼎，减一为十四者，欲其敌偶也。腊，兔腊也。肫，或做纯；纯，全也，凡腊用全。髀不升者，近窍，贱也。饪，熟也。
两相对照，可知郝氏之说除个别地方略作变化外，几乎全部抄袭郑玄之说，因郝氏未作说明，易使读者误以为是郝氏所创之说，或者姚氏本人即已被其误导。
再如：《大射》“请纳射器誓射比耦”节：
司射适次，袒、决、遂，执弓，挟乘矢于弓外，见镞于弣，右巨指钩弦。
郑注：“司射，射人也。次，若今时更衣处，张帏席为之。耦次在洗东南。袒，左免衣也。决犹闿也，以象骨为之，着右巨指，所以钩弦而闿之。遂，射鞴也，以朱韦为之，着左臂，所以遂弦也。方持弦矢曰挟。乘矢，四矢。弣，弓杷也。见镞焉，顺其射也。右巨指，右手擘，以钩弦，弦在旁，挟由便也。”
郝敬云：“司射，即射人。次，谓设帷帐，为更衣之次，在东堂下，洗东南。挟乘矢于弓外，谓左手执弓弣，右手横夹四矢于二指间，以大指钩弦，则矢镞横于弣外。”(32) 可见，郝氏之解释，完全从郑注而来，而姚际恒不能辨，全文引之。
又如：《聘礼》“豫习威仪”节：
未入境，壹肄。为壝坛画阶，帷其北无宫。朝服，无主，无执也。
郑注：“肄，习也。习聘之威仪，重失误。壝土象坛也。帷其北，宜有所乡依也。无宫，不壝土，画外垣也。不立主人，主人尊也。不执玉，不敢亵也。徒习其威仪而已。”郝氏云：“壹，逐一也。肄，习也，习其行礼之节。累土为围曰壝。坛，坛场。画地以象东西阶，帷其北，以象房室，为堂深之节，依以行礼也。无宫，不为外垣也。无主，不立主人，不敢摄尊也。无执，不执玉，不陈重器也。”可见，郝氏之说全同郑注，毫无新见，姚氏不用郑注而用郝说，有违研究通则。
2.误批郑注
郑玄为东汉人，较近于古，其学宏通，故其说多能得经旨。然郑注行文简约，言简而意赅，若粗心浮气，不假思索，亦不易读懂。郝氏读经，不知存疑，好立新说。
如，《士冠礼》“冠者见于母”节，冠毕：
冠者奠觯于荐东，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阶，适东壁，见于母。
郑注：“适东壁者，出闱门也。时母在闱门之外，妇人入庙由闱门。”郝氏云：
东壁，庙东侧室。冠子，则父主事外，在东序；母主事内，在东壁。郑注东壁为闱门外。古庙在宅东，由庙中入宅曰闱门。果尔，当云适西门，何为反适东壁乎？有事于宗庙，宜夫妇亲之，母岂独在宅乎？
其实，文献中另有与闱门相关之记载，《尔雅》：“宫中之门谓之闱。”乃指宫中相通之小门。《礼记·杂记》云：“夫人至，入自闱门。”可见闱门是妇人出入之处。冠者之母，本应在堂上就位，但因此时赞者在房，不得不回避，故退在闱门之外，如此而已(33)。
再如：《士虞礼》“陈虞祭牲酒器具”节：
特豕馈食，侧亨于庙门外之右，东面。鱼腊爨亚之，北上。饎爨在东壁，西面。
郝敬云：
特豕，一豕。酒醴曰祭，黍稷曰馈食。侧，特也。煮于镬而后升于鼎，于庙门外右，殊于吉也。吉，鼎镬在门东，东面，爨与烹皆向东，鱼腊亦熟于爨而后升于鼎。亚，次豕爨也，炊黍稷曰饎爨。
郝氏所云“特豕，一豕”，“煮于镬而后升于鼎，于庙门外右，殊于吉也。吉，鼎镬在门东，东面，爨与烹皆向东，鱼腊亦熟于爨而后升于鼎”云云，均为阅读经文即可知晓者，毋庸赘言。而“酒醴曰祭，黍稷曰馈食”，则是臆测之词，毫无根据。郝氏训“侧，特也”，误。侧指牲体对剖后的一侧，即所谓“胖”。
如此之类，不胜枚举。姚氏将《仪礼通论》系于郝敬《仪礼节解》和敖继公《仪礼集说》之时，其失败即已注定，无可挽回。姚氏过度引用郝氏、敖氏之说，故《仪礼通论》不过是表达姚氏追随郝、敖学术倾向之书，并非原创性著作。
四 姚说论略
《仪礼通论》一书，姚氏本人之说无多，亦少有创获。姚氏既以敖、郝之说为典范，则其识见已不可能逾越二氏。不仅如此，由于姚氏昧于声音、训诂、名物、度数等治《仪礼》所不可或缺之基础，故其谬误较二氏更为低级。以下从几方面略作分析。
(一)肤浅草率，不求甚解
《士丧礼》“沐浴”节：
乃沐，栉，挋用巾，浴，用巾，挋用浴衣。渜濯弃于坎。蚤揃如他日。鬠用组，扱笄，设明衣裳。主人入，即位。
此节文字之训解，有两处值得注意，一是“渜濯”，另一处是“蚤揃”。《礼记·丧大记》“渜濯弃于坎”作“濡濯弃于坎”，故姚氏云：“渜、濡同，秽水也。”将渜字等同于濡字。此处的问题比较复杂，由《丧大记》孔疏引皇侃之说可知，六朝时的文本就有作“濡濯”者，而贾疏所据文本作“渜濯”，胡培翚认为“濡濯”乃误字，当以作“渜濯”者为正(34)。此语郑注云：“沐浴馀潘水、巾、栉、浴衣，亦并弃之。”贾疏辨析渜、濯二字云：“潘水既经温煮，名之为渜。已经沐浴谓之为濯。”《说文》：“渜，汤也。”与贾疏正同。濡字皇侃训之为“烦
其发”(35)，字义与“渜”迥异。渜从耎声，濡从需声，古音相去甚远，不得通假。即便以皇氏所据本为正，濡也不得训为秽水。姚氏昧于声音文字之学，以渜、濡同为秽水，乃是想当然而然。
关于“蚤揃”，郑注云：蚤读为爪，断爪揃须也。“爪即指甲，断爪指修剪指甲，历来无异说，问题在于“揃须”，此语可能为汉代恒语，故郑玄未作说解。而古文揃、翦、鬋三字音同字通，但又各有本义，此处揃字究竟作何理解，颇费斟酌。姚氏以为“揃、翦同，蚤、爪同”，故“蚤揃”当作“揃蚤”。如此，则“须”字失去着落。而《丧大记》之记云：“小臣爪手翦须。”孔疏：“翦手足，又治须。”可见当有处理胡须之程序，姚说未安。万斯大释揃为展，揃须即“展其须，使直也”。姜兆锡认为此处之揃通鬋，训顺，死者沐浴后须乱，需顺而分之。胡培翚训揻：“《说文》揃之本义训为揻，《玉篇》、《广韵》皆训揻为摩，则浴后须乱，摩而理之，于经义为合。”(36) 万氏、姜氏、胡氏之说有本有原，显然胜于姚氏。
又如《士丧礼》“小敛迁尸”节：
士盥，二人以并，东面立于西阶下。布席于户内，下莞上簟。商祝布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
此节记小敛迁尸迁布衣，其中“祭服不倒，美者在中”一语不易理解，郑注云：“敛者趋方，或傎倒衣裳。祭服尊，不倒之也。美，善也。善衣后布，于敛则在中也。既后布祭服，而不言善者在中，明每服非一称也。”说解简奥，经义不能骤然得之。再读贾疏：“云善衣后布，于敛则在中也者，以其敛衣半在尸下，半在尸上，今于先布者在下，则后布者在中可知也。”至此，读者可以明晓经文大意：小敛之前，要在户内作准备，先铺设簟，上面加筦，接着由商祝在筦上铺陈各种衣物，由下向上的先后顺序是：绞带、衾、散衣、祭服。然后再将尸体抬放于祭服之上，接着，按照相反之顺序在尸身上铺陈各种衣物：先祭服，再散衣、衾、绞带。如此，小敛时最贴近尸身衣服，无论是上面、下面，均是祭服；祭服之外是散衣，再向外是衾，将上下之衾相合，尸身便被包裹起来；最后用上下的绞带相交，尸身便捆扎成形。理解此经文之关键，乃是尸身上下均有衣服，这些衣物皆以尸身为中心，上下对应。明白于此，便可知所谓“美者在中”，乃是指祭服位于所有衣物最里面。姚氏不明于此，而云：“美者在中，美者即祭服。大敛云美者在外，美者即君襚。其实小敛亦以祭服之美者在外，对后大敛言，则在中矣。此言之法，妙义无人解会。”可知姚氏将小敛的“美者在中”误解为“以祭服之美者在外”，祭服最美，故小敛时置于最外层。既是置于最外层，为何经文又云“美者在中”？姚氏说是“对后大敛言，则在中矣”，意即大敛时，外面还要加诸多衣物，故相对而言，祭服依然在“中”。姚氏之说，丝毫未涉及经文之绞、衾、散衣等物，而专注于“美者在中”一语。若如姚氏之说，则尸身如何裹扎？姚氏以为自己独得经旨，而叹“妙义无人解会”。其实，未能解会经旨者，恰恰是姚氏本人。
(二)提出新解而不说明理由
《士昏礼·记》：
腊必用鲜，鱼用鲋。
鲋，郑玄无说。贾疏云：“云鱼用鲋者，义取夫妇相依附者也。”《庄子·外物》：“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经典释文》释为“小鱼”。《广雅》释鲋为
。至宋，始有学者讨论鲋鱼的种类，陆佃认为鲋鱼即鲫鱼(37)，而程大昌认为是土附鱼，或称土部鱼(38)，两者相去甚远，但都不同于贾公彦与陆德明之说。揆诸《外物》文义，陆德明之说甚是，车辙之中，当然是小鱼。鱼小则相附而行，故贾疏之义亦同。王先谦《尔雅疏证》云：“《井》九二：井谷射鲋。刘逵《吴都赋》注引郑注云：所生无大鱼，但多鲋鱼耳。言微小也。《楚辞·大招》：“煎膗雀”，王逸注云：“，鲋也。之言茦也。”《方言》：“茦，小也。”《尔雅》云：“贝大者
，小者。”又云“蜠大而险，
小而椭。、鰿同义。小贝谓之鰿，犹小鱼谓之鰿也。”王氏并指出，后世所谓鰿(鲫)，实即《说文》之
(鱼+脊)。姚氏云：“鲋，鲫鱼，性相依附曰鲋。”姚氏提出新说，理应从文献或小学等角度进行论证，但姚氏提不出任何理由，使人无法判断其是非。
(三)剿袭前人之说，而不注明出处
《乡射礼》“戒宾”节：
乡射之礼，主人戒宾，宾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请。
郑注：“主人，州长也。乡大夫若在焉，则称乡大夫也。”姚氏云：“此乡射礼之主人乃士也，士与士或大夫行之。篇中言‘鹿中’，而记云‘士鹿中’可证。”味此文意，似乎是姚氏的发明。其实，贾公彦早已谈及于此：“乡大夫是诸侯乡大夫，则此州长亦诸侯之州长，以士为之。是以经云‘释获者执鹿中’，记云‘士鹿中’，是皆为此州长射而言，是诸侯州长可知。”姚氏暗引贾疏而不作说明，其病同于郝氏，似有剽窃之嫌。
(四)曲解他人之意
《乡射礼》“陈设”节：
乃张侯，下纲不及地武。
郑注：“侯，谓所射布也。纲持舌绳也。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侯象人，纲即其足也，是以取数焉。”郝敬极力批评郑氏的“象人”之说：
侯，郑氏谓象人，此本《考工记》宁侯、不宁侯之祀辞也。上古圣王制器，或因有远方不服之侯，而命此名，亦未可知。郝氏力辨之，谓象人而射，圣人不为；象侯而射，圣王尤不为，其义甚正，存其说可也。
其实，郑玄所谓“象人”，并非将侯做成人形。侯之形制很复杂，正中方一丈，称为“中”；中之上下为横接之“躬”；贾公彦说解非常清楚：
云侯象人者，案郑注《梓人》云：“上下皆出舌一寻者，亦人张手之节也。”以其张侯之法，下两舌半上舌，两头纲皆出一寻，即是上广下狭，象人张足六尺，张臂八尺，故云象人也。
可知所谓“侯象人”，乃是说侯之尺寸取人之大数。姚氏宁可取郝敬之曲说谬解，也不愿细读贾公彦之说，适足见其对贾疏心存敌忾之气。
姚氏《仪礼》研究水准之差，于上述诸例可见一斑。
五 对《仪礼》文章辞气之研究
姚氏认为，《仪礼》一书最足称道者，在于文章辞气。自古以来，谈文章辞气者必以《左传》为典范，此书以叙事为主，文笔生动，历来被视为文学佳作。姚氏认为，《仪礼》以记录仪节为主，重复之处极多，撰写之困难尤大，故评价甚高：
左氏之文，有事迹可纪，有言语可述。《仪礼》不过铺叙仪文而已，易板腐，易枯寂，易排偶，易雷同。较之左氏，欲见其长，其难百倍。今乃能使板腐者出之灵活，枯寂者出之敷腴，排偶者出之疏斜，雷同者出之变化，是于左氏有过之无不及也。或者不信，试想使其人作叙事文，更不知若何佳矣(39)。
又其为文，外若质实排叙，而其中线索穿插，最为巧密，章句字法，一一皆备，旨趣隽永，令人寻绎无尽。非深心学古，而得古文之妙者，未易知此。一览生厌，由其不能知之。(40)
姚氏认为《仪礼》作者能将“易板腐，易枯寂，易排偶，易雷同”之仪节，写得“旨趣隽永，令人寻绎无尽”，其难度超过《左传》百倍。姚氏叹惜道：“三代之文，世人但知《左传》，而不知有《仪礼》，幽闭者几二千年。”(41) 类似之文字在《仪礼通论》中很多，又如：
《仪礼》之文，自成一家，为前古后今之所无。排缵周密，毫忽不漏，字句最简，时以一字、二字赅括多义，几于惜墨如金，而工妙正露于此。章法贯穿，前后变化，成竹在胸，线索在手，或此有彼无，或彼详此略，义取互见，不独一篇中，即十七篇亦只如一篇。此等文章之法，后人鲜知，故其法不传。(41)
谛观其文，在作者当日，亦自有意求工，所谓惨淡经营者。第其不顾世眼处甚多，古人文品之高，正在乎此。千余年来，亦竟无人赏识，埋没苦心，此亦宇宙一大阙陷事。然于是书，则固无损，譬如空谷幽兰，初不以无人而不芳也。(42)
故姚氏将介绍此书文章辞气，作为撰作《仪礼通论》主旨，希冀继韩愈之后，表彰《仪礼》，其方法是，“为之分章析条，标题句读，勾勒详明，使人如观指掌。佳处则以圈评出之，复使人犁然有当于心，得以深味其妙义。如是，不惟不苦其难，且喜其易读矣”，希冀使《仪礼通论》成为“在《仪礼》固不可少之书”(41)。《仪礼通论》点评《仪礼》文笔之赞语触目皆是、随处可见，此举证如下：
《乡射礼·记》：“始射，获而未释获，复释获，复，用乐行之。”
姚氏云：“将诱射、正射、终射三番缩于十余字中，而情、事皆尽，奇文！奇文！”(43)
《大射仪》“射前一日设乐县”节：
乐人宿县于阼阶东，笙磬西面，其南笙钟，其南鑮，皆南陈。建鼓在阼阶西，南鼓，应鼙在其东，南鼓。西阶之西，颂磬东面，其南钟，其南鑮，皆南陈。一建鼓在其南，东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阶之东，南面。
在建鼓之间，鼗倚于颂磬，西纮。
姚氏云：“笙磬至应鼙皆设于堂东阶，颂磬至鼗皆设于堂西阶，而东西阶又各分东西，位次井然。其西，多一建鼓与鼗。钟不言颂，朔鼙不言东鼓，后建鼓言南面，不言南鼓，又不为排叙。节节变换，真古文妙手。而短音历落，古峭天然，《左传》远不及也。鼓云南面，以配西面、东面；鼗云西纮，以配南鼓、东鼓，无非妙绪。”(44)
《士相见礼》“进言之法”节及“侍坐于君子之法”节：
凡与大人言，始视面，中视抱，卒视面，毋改。
凡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问日之早晏，以餐具告，改居，则请退可也。夜侍坐，问夜，膳荤，请退可也。
姚氏于“始视面”三字之旁批点曰：“摹神”；于“欠伸，问日”四字旁批点曰：“皆摹神”；又于后一节经文后批点曰：“写意精妙”。(45)
又《聘礼》“受命遂行”节：
上介及众介俟于使者之门外。使者载旃，帅以受命于朝。君朝服，南乡。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进使者。使者入，及众介随入，北面东上。君揖使者，进之，上介立于其左，接闻命。贾人西面坐启椟，取圭垂缫，不起而授宰。宰执圭屈缫，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缫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缫，出，授贾人，众介不从。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重束帛加琮，皆如初。遂行，舍于郊，敛旃。
姚氏云：“受享以下，据文义，本谓受君之聘圭，受君之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受夫人之享，束帛加琮也。但君之聘圭已见上，故不言受君之聘圭。云受享者，承上君来，故亦不言君。又上聘无受享，故此增受字，曰受享也。夫人之享，承上夫人来，故不言夫人。又上有受字，故不言受，但曰享也。练字练句，至于如此，精妙无比，未许粗心人领会也。下束帛增玄緟，亦与上互见，总不欲为排比之文故耳。”(46)
《聘礼》“聘享”节：
摈者出请。宾裼，奉束帛加璧享。摈者入告，出许。庭实，皮则摄之，毛在内；内摄之，入设也。宾入门左，揖让如初，升致命，张皮。公再拜受币。士受皮者自后右客；宾出，当之坐摄之。公侧授宰币，皮如入，右首而东。
姚氏评论道：“庭实之仪，与《昏礼》同，此云‘皮则摄之，毛在内，内摄之’，即《昏礼》‘执皮摄之，内文，兼执足’也。此云‘入设’，《昏礼》云‘参分庭一在南’，互见也。此云‘张皮’，即《昏礼》‘释外足，见文’也。此云‘士受皮’者，即《昏礼》‘士受皮者，自东出于后，自左受’也。《昏礼》云‘遂坐，摄皮’，此增‘宾出，当之’，亦互见也。《昏礼》‘左首’言于入时，此‘入时’不言‘左首’，而于‘如入’下补之(47)。此云‘而东’，即《昏礼》‘适东壁’也。皆同义，却无一语雷同，而此节之文，句法尤脱跳。自有此文，至今竟无一人参看而赏识之者，亦虚负作者之良工苦心矣。‘入设也’，此句虚冒，‘致命张皮’，始为设。‘宾出当之’，当宾出也，此倒句法。而宾出，见于受皮者坐摄之之时，又写此见彼，法皆妙极。”(48)
又《聘礼》“私觌”节：
宾觌，奉束锦，总乘马，二人赞。入门右，北面奠币，再拜稽首。摈者辞。宾出。摈者坐取币出，有司二人牵马以从，出门，西面于东塾南。摈者请受。宾礼辞，听命。牵马，右之。入设。宾奉币，入门左，介皆入门左，西上。公揖让如初，升。公北面再拜。宾三退，反还负序。振币进授，当东楹北面。士受马者，自前还牵者后，适其右，受。牵马者自前西，乃出。宾降阶东拜送。君辞。拜也，君降一等辞。摈者曰：“寡君从子，虽将拜，起也。”栗阶升。公西乡。宾阶上再拜稽首。公少退。宾降出。公侧授宰币。马出。公降立。
姚氏评论道：“上节公一拜、公再拜，插‘宾降也’句。彼拜中插降，此辞中插拜，正是一样法，则前后对映。将拜而君辞，方拜而君又降一等辞，摈者又致君意辞，然后升拜。写得逶迤曲折如许。”(49)
再如《燕礼》“告戒设具”节：
膳宰具官馔于寝东。乐人县。设洗、篚于阼阶东南，当东溜。
水在东，篚在洗西，南肆。设膳篚在其北，西面。司宫尊于东楹之西，两方壶，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两，有丰，幂用绤若锡，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门西，两圆壶。司宫筵宾于户西，东上，无加席也。
姚氏评论道：篚以盛爵(觚、觯并同)，陈设有篚，又有膳篚。篚，臣用；膳篚，君用。后凡单言觯觚，或言角觯，出于篚也。后凡言象觯、象觚，出于膳篚也。以其出于膳篚，故亦曰膳觯、膳爵。君篚名膳，君尊瓦大，亦名膳尊，其酒亦名膳酒。后凡言酌膳、酌膳酒是也。臣尊两方壶，则名散。后凡言酌散是也。因而名其爵亦曰散爵。以上标出，以便检阅，且以见作者线索在手，章法之妙如此。后人无没其苦心可也。(50)
又《燕礼》“公举媵爵酬宾”节：
公坐取大夫所媵觯，兴以酬宾。宾降，西阶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辞，宾升成拜。公坐奠觯，答再拜，执觯兴，立卒觯。宾下拜，小臣辞。宾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觯，答再拜，执觯兴。宾进受虚爵，降奠于篚，易觯洗。公有命，则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觯，下拜。小臣辞。宾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宾以旅酬于西阶上，射人作大夫长升受旅。宾大夫之右坐奠觯，拜，执觯兴；大夫答拜。宾坐祭，立饮，卒觯不拜。若膳觯也，则降更觯洗，升实散。大夫拜受。宾拜送。大夫辩受酬，如受宾酬之礼，不祭。卒受者以虚觯降，奠于篚。
姚氏评论道：“降西阶下再拜稽首，即孔子所谓“拜下”也。升成拜，即孔子所谓‘今拜乎上’也。然亦必待君辞之，未敢辄拜上。此作《仪礼》者当时之礼也。其文上言宾降西阶再拜稽首，所以明其下拜之礼如此，不但如后言宾下拜而已。下言宾升成拜，则降阶时未成拜可知。卒觯后，又上言宾，下言拜，则亦将再拜稽首可知。下言宾升再拜稽首，又所以明其升降之礼如此，不但如前言宾升成拜而已。上下回环，互见其义。此言之法，将为精妙。”(51)
又《燕礼》“宾媵觯于公”节：
宾降洗，升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辞。宾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宾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宾降洗象觯，升酌膳，坐奠于荐南，降拜。小臣辞。宾升成拜，公答再拜。宾反位。
姚氏评论道：“凡三写再拜稽首处，文皆不同，决不排叙。”(52)
《聘礼》“归饔饩于宾介”节：
士介四人，皆饩大牢，米百筥，设于门外。宰夫朝服，牵牛以致之。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无傧。
姚氏于文末批点云：“然吾独爱其文，章法整密，字句奇变。酒肉帐簿，写得精妙如许，古今罕有也。”(53)
姚氏将《仪礼》的文章辞气之妙，放到了一个非常过头的位置，甚至将郑玄《仪礼注》的错误，“正以其不喻文义耳”(54)；又说王安石王介甫废黜《仪礼》的主要原因，“正坐此病耳”(55)，姚氏所说的“此病”，就是不懂《仪礼》的“章句字法”之类。
姚氏之书，引敖氏、郝氏之说，几居其书之半；而在姚氏己说之篇幅中，类似上举之评点文字，又占相当之比重。故与其说姚氏是将《仪礼》作为儒家《九经》之一在作介绍，毋宁说是将此书当作文学佳作在宣传。然文学技巧终究不属于经学范围。文以载道，无道则文为虚文，不足以嘉许。若《仪礼》作者九泉有知，闻姚氏盛赞其文采而贬诋其礼义，定当哑然失笑。
六 余论：姚氏反正统？
当年，学者李塨在杭州读到姚氏《仪礼通论》稿本，大为不满，认为“此圣道人心之大患，岂能坐视不言”！(56) 有学者以姚氏为清初最富批评性之学者，不甘受传统思想之束缚，故将李塨此言解释为正统派对叛逆者之不满，甚至将姚著未能刊印之原因，亦归咎于正统派对姚氏之压制。笔者以为，此说似是而非，请申而论之。
首先，李塨通达儒家文献，提倡经世致用，为清初进步思想家之一，似无打压姚际恒之理由。
其次，对“反传统”，要作具体分析。若简单地将是否批判前人，作为判断进步与否之惟一标准，则不仅危险，而且有害。学术之发展，有批判，亦有继承。前人之研究成果未必皆非，后人之研究成果未必皆是。不得简单地将批评前人与学术进步划等号，亦不可简单地将承继传统等同于保守。如尊老敬贤，为先秦以来之传统，决不可反；又如知行合一，亦为知识界之传统，亦决不可反。此类传统历久而弥新，若有逆而反之者，岂可以“不甘受传统思想之束缚”而大加赞誉？惟有能准确揭示前人之错误者，其批评方才值得肯定。
郑玄《仪礼注》在众多汉儒《仪礼》解诂中脱颖而出，为两汉《仪礼》研究之最高水平，故能独行百代。欲研究《仪礼》，郑注为不可或缺之阶梯。郑注并非没有错误，也并非不可批评，问题是必须实事求是，讲究科学性。若不作深入研究，动辄以反传统自许，处处与郑玄立异，则绝非批评，而是抹黑，于学术发展无积极意义可言。
其三，姚氏生时，郑玄在《仪礼》学界已成众矢之的，无人推崇，反郑、诋郑成为当时之潮流，当时学者多如此。姚氏反郑，不过是顺应一时之风气，乃是最不需要勇气者。若说反郑即是反传统，则最早揭此大旗者当为敖继公，岂能以姚际恒为代表人物？敖氏企图颠覆郑玄《仪礼注》，所作《仪礼集说》，几乎逢郑必反，盛极一时，绵延数百年之久，俨然成为当时《仪礼》学之正宗。元、明两朝及至清初之绝大多数学者望风披靡。乾嘉以后学者之研究表明，敖氏反郑之结论，虽间有某些正确见解，但大多谬误，甚至有常识性错误。姚氏若有反正统之意识，则当反敖继公在学界之正统。然姚氏无此识见，跟风趋势，裹挟于此所谓“反正统”之大潮之中，若此可谓之学术进步，则何者不可谓之学术进步？
姚氏疏于《仪礼》之学，所论皆不出敖继公、郝敬之范围，缺乏在郑贾敖郝各种异说之间作判断之能力，故惟有承袭或铺衍郝氏之说，此为笔者研读《仪礼通论》之后，所深感失望者。
对姚氏学术地位之认定，需要通过对《九经通论》作通盘之研究方能最后得出，笔者对姚际恒的研究，仅限于《仪礼通论》，故有望于其它各经研究者之高论。
注释：
①姚际恒，字立方，一字善夫，号首原，祖籍安徽新安(今休宁)，后移居浙江仁和(今杭州)。生卒年不详，日人村山吉广先生推测生于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清史稿》无姚氏传，其生平事迹，文献记载甚稀，惟知氏与毛万龄、毛奇龄兄弟，以及阎若璩等学人相交甚笃.
②此书于1998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下文所引姚氏文字，均出此本.
③《姚际恒〈仪礼通论〉未佚》，载《经学研究论丛》第四辑，台北圣环图书公司，1996年4月，页177—180.
④《仪礼通论序》3页.
⑤《仪礼通论·仪礼论旨》6页，下引此篇者，均单标《仪礼论旨》.
⑥《仪礼通论·仪礼论旨》7页.
⑦《仪礼通论·仪礼论旨》7页.
⑧《仪礼通论·仪礼论旨》8页.
⑨杨复：《续仪礼经传通解序》.
⑩《朱子语类》卷八十四，礼一，论修礼书，页2186.
(11)《朱子语类》卷八十五，礼二，《仪礼》，总论，页2194.
(12)《宗周礼乐文明考论》24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13)《仪礼通论序》3页.
(14)《仪礼通论序》2页.
(15)《仪礼通论·仪礼论旨》7页.
(16)《仪礼通论序》3页.
(17)《仪礼论旨》12页.
(18)《仪礼通论序》4页.
(19)《仪礼通论序》3页.
(20)《仪礼通论》359页，卷11上.
(21)为便于读者查检，本文所引《仪礼》经文均标以仪节之名称.古人对《仪礼》分节，见解不一，本文均从胡培翚《仪礼正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22)“率表重里”，陈祖武点校本如此.揆诸文义，当作“玄表重里”.
(23)《仪礼通论》卷八，265页.
(24)“缌麻”，陈祖武点校本误作“幼麻”，据唐石经改.
(25)《仪礼通论》卷十一上，361页.
(26)参阅拙作《清儒对敖继公之臧否与郑玄经师地位之恢复》，《文史》2005年1期.
(27)《四库全书总目》卷八，经部，易类存目二.
(28)《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经部，书类存目二.
(29)《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经部，诗类存目一.
(30)《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三，经部，礼类存目一.
(31)《仪礼论旨》14页.
(32)《仪礼通论》卷七，230页.
(33)参见《仪礼正义》卷一，“冠者见于父母”节，江苏古籍出版社，上册，页81—82.
(34)说详《仪礼正义》卷二十七，1695页.
(35)，原本作“润”，据孙诒让《周礼正义·函人》所订改.
(36)以上三说见《仪礼正义》卷二十六，1696-1697页.
(37)见陆佃《埤雅·释鱼》.
(38)见程大昌《演繁露》八，《土部鱼》.
(39)《仪礼论旨》11页.
(40)《仪礼论旨》8页.
(41)《仪礼论旨》10页.
(42)《仪礼论旨》12页.
(43)《仪礼通论》卷五，172页.
(44)《仪礼通论》卷七，216页.
(45)《仪礼通论》卷三，84、85页.
(46)《仪礼通论》卷八，266页.
(47)姚氏自注：“敖氏曰：右，当是‘左’字之误.似是.”
(48)《仪礼通论》卷八，274-275页.
(49)《仪礼通论》卷八，279页.
(50)《仪礼通论》卷六，181页.
(51)《仪礼通论》卷六，191页.
(52)《仪礼通论》卷六，201页.
(53)《仪礼通论》卷八，289页.
(54)《仪礼论旨》12页.
(55)《仪礼论旨》8页.
(56)《李恕谷先生年谱》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