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关系批判到生产力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关系论文,生产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5505(2014)05-0045-06 自法兰克福学派出现以后，经济批判理论就开始偏离了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经济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批判道路，逐步转向了生产力批判。这种偏离，一方面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生长点，另一方面又将后继者拖入了绝望的泥潭。将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重心定位为生产关系批判，是马克思的理论创见；将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重心转移到生产力批判，是霍克海默的思想核心。分析马克思与霍克海默经济批判理论的差异，指明这个偏移的过程、实质与后果，对于正确理解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批判理论以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批判理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批判领域的转移：从生产关系到生产力 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批判，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重心，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①。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有一个核心要素，它是产生其他一切经济现象的基础，也是产生资本主义经济恶的源头。在马克思的经济批判理论中，这个决定性的核心要素是生产关系；而在霍克海默的经济批判理论中，决定性的核心要素从生产关系偏移到了生产力。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经历了一个从宗教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经济批判的发展过程。他与当时的德国哲学一起，一开始把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彼岸的精神，从而开展了宗教批判，后来又归结为现世的精神，从而开展了政治批判，最终归结为现实的物质基础，从而走上了经济批判的道路。马克思在1845年提出了自己最终找到的道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② 在把经济生活确定为社会批判的核心领域之后，马克思又放弃了普鲁东的分配异化思路和赫斯的交换(货币)异化思路，最终走上了劳动异化道路。在马克思看来，经济生活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是分配，也不是交换，而是生产。分配和交换同其他经济要素一样，都是由生产决定的，都是生产的产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提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因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③ 生产过程由两个要素构成：一个是生产力，一个是生产关系。马克思在将生产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性因素时，是如何对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呢？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直接决定了各种社会现象。马克思这样概括自己的唯物史观：“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产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④在这段话里，马克思说得很清楚，是生产关系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 那么，马克思又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呢？一方面，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一切社会问题都是由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引起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工和机器的分析中看得清清楚楚。马克思强调必须“把社会生产过程的发展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同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区别开来”⑤，必须“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必须把“物质生产资料本身”同“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区别开来。⑥他指出：“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⑦ 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霍克海默基本上沿袭了马克思的思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他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失业、经济危机、军国主义等问题，根源不在于“技术能力有限”，而在于“已经不再适合于我们时代的生产关系”。⑧但在40年代以后，霍克海默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根源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的确存在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原生的，而是派生的，是由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派生出来的。 霍克海默思想的转变，与时代主题的变迁具有密切关系。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问题是工人贫困问题，马克思分析了这个社会问题，并且找出了这个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而到了霍克海默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问题不再是工人贫困问题，而是无处不在的极权以及普遍的顺从。霍克海默发现，极权和顺从的问题不能仅仅从人与人的关系中寻找根源，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极权和顺从仅仅只是一个表象，一个派生物，而不是一切极权和顺从的产生根源。 在排除了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之后。霍克海默把批判的目光定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发现，极权和顺从的产生根源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启蒙精神中找到答案。启蒙精神将科学技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确定了一种全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他说：“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此来全面统治自然和他人。这就是其唯一的目的。”⑨霍克海默认为，正是这种全新的生产力，这种全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极权与顺从的根源。 二、批判主题的置换：从剥削、物化到控制、极权 针对不同的领域，批判的主题是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的实质是人与人的关系，而生产力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重点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剥削、奴役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物化问题。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力，霍克海默重点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控制、顺从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极权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首先集中于最引人注意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正如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一样，马克思首先关心工人的贫困问题。他认为，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处在哪种状态中，工人的贫困都是无法避免的。他说：“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增长的状态中，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完满的状态中，贫困持续不变。”⑩工人付出了大量劳动，为什么还会如此贫困呢？马克思在1844年就隐约意识到，剥削是造成工人贫困的根本原因。不过，此时的马克思并没有看穿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真正奥秘，他基本上是从哲学伦理学的视角来批判异化劳动的。只有到了《资本论》时期，马克思才真正看透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奥秘。 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分析发现，从表现上看，资本主义市场交换是一种平等交换，资本家与劳动者的交换同其他市场交换一样，也是一种平等交换，“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11)。可是，一旦深入分析“劳动”这种商品的独特性，一旦搞清了“劳动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区别，平等作为表象就会烟消云散，剥削作为实质就会呈现出来。马克思披露：“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12)通过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真正揭穿了隐藏在平等交换背后的剥削与奴役。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还集中于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物化现象。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是自由的，“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13)；而在实质上，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自由与独立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14)。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的社会性是通过其劳动的社会性体现出来的，而劳动的社会性则是通过劳动产品进行市场交换得到证明和实现的。也就是说，个人能否真正实现其社会性，取决于其劳动产品能否成功进行市场交换。市场上的每一个人都以其劳动产品这种“物”的面貌出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就转化成了“物”与“物”的交换关系。在市场交换中，这些“物”以及“物”与“物”的关系似乎摆脱了其作为劳动产品的属人性，获得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性，遵循着客观的市场规律而自由运转。于是，一切都颠倒过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物”，本来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都应该受人类的支配，服务于人类；但现在，它们不仅不受人类这个造物主的支配，反过来还奴役造物主，成为造物主的崇拜对象。 这就是物化，马克思的描述是：“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的利害冲突而产生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15)有些人只看到这种表面呈现出来的物化现象，而看不到隐藏在物化背后的属人实质，马克思称此种思想为拜物教。 而到了霍克海默那里，剥削问题隐匿了，物化问题以一种变形的方式被无限扩大。在马克思那里，物化是人类的物化，是人类与人造物关系的颠倒；而在霍克海默那里，主体从人类换成了个人，物化也从人类与人造物关系的颠倒换成了个人与整个人造物关系的颠倒。 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一个新主题，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这个主题，在此后的年代里越来越强大，逐步成为影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最重要主题之一。在霍克海默的理论世界中，由法西斯主义代表的极权，取代了以工人贫困为基础的剥削，成为理论反思的最重要主题。霍克海默的呼吁是：“在这种条件下，用自由世界的概念本身去判断自由世界，对这个世界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而又坚决地捍卫它的理想，保卫它不受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希特勒主义及其他东西的侵害，就成为每一个有思想的人的权利和义务。”(16) 极权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来自权威的控制，另一方面是来自个体的顺从。这两个方面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对于控制，霍克海默在早期基本上同意黑格尔的观点，向往人类理性对于人造物的控制，但到了后期，霍克海默完全放弃了理性崇拜观念，他转过来走向了康德，坚定地用个人自由对抗社会控制。霍克海默认为，当代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无处不在的控制，就是控制对个人自由的完全剥夺。他说：“这个时代，甚至连相对的个人自主性这些遗留下来的东西也要全部扼杀。在自由主义时代，公民可以在一定限度之内发掘他自己的潜能；它自己的命运在一定限度内是由其自己的活动所决定的。所有具有这种可能性的东西，便是自由和正义的要求所蕴含的东西。可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这两者之中的一个的增长，通常就意味着另一个的削弱。生活的集中化调节、那种算计好每一细节的管理、以及那种所谓的严格的合理化，都被历史证明为是一种妥协。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已经清楚的是：极权政府并不是一种偶然情形，而是社会运行的那种方式的表现。”(17) 在霍克海默看来，与来自权威的控制相比，个体的顺从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个体是顺从还是反抗，直接关系到极权的生存；如果没有个体的顺从，控制就不会演变成无所不在的极权。对于霍克海默来说，理想的个体应该是自由的个体、独立的个体、批判的个体、有价值标准的个体，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主流个体就是如此。但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个体逐步失去了自主性而走向了普遍顺从。霍克海默对这种人指认道：“在更加复杂的意义上来使用‘人’这个词的地方，它并不含有人类正义的意思。过去，人们坚信，唯有充满正义的世界才能继续存在下去，现在，‘人’这个词并不代表以此信仰为基础的理性理论。‘人’这个词也不再表现不管社会现状多么沉重地挤压、它都能够抵制其侵袭的主体的力量。”(18) 霍克海默认为，导致控制与顺从的深刻原因可以从奠定资本主义基础的启蒙精神中寻找。启蒙精神以现代科技为代表，它向人们描绘了一幅人类驯服控制大自然的美好景象。但在这幅美好景象的背后，潜藏着两股足以摧毁自由社会的力量：一是控制观念的空前强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只要掌握了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可以完全支配、控制、奴役自然界，使之为人类服务。另一方面，人要控制自然，首先必须控制人自身，必须把人类自身当作对象来控制，这个任务正是通过个体的集体化进程完成的。霍克海默指出：“凭借大生产以及其文化的无穷动力，个体的常规行为方式表现为唯一自然、体面和合理的行为方式。个人只是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物，一种统计因素，或是一种成败。他的标准就是自我持存，即是否成功地适应他职业的客观性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模式。其他一切事情，不管是观念，还是罪行，都受到集体力量，受到从班级一直到工会这些集体力量的监控。但是，连具有威慑性的集体也只有骗人的嘴脸，而它根子里却隐藏着把集体操控为权力工具的权力。”(19)而当人对自然的控制活动达到一定程度时，以人对自然的控制关系和人对人的控制关系为基础的控制观念就会深入人心。 另一种力量是批判精神的不断削弱。在人对自然界的控制关系中，自然界是作为可以被控制的对象出现的，人是作为控制的主体出现的。无论是被控制的对象，还是控制的主体，在控制关系中被体现和强化的是与控制有关联的特性，而与控制无关或者对控制起反作用的特性都会逐步淡化，直至消失。霍克海默的说法是：“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20)其结果呢？一方面是自然界失去了自身的全面性，变成了单纯的控制对象；另一方面是人失去了自身的全面性，变成了单纯的控制者。霍克海默指出：“这样，没有实质区分的自然就陷入了单纯分类的混乱状态，而无所不能的自我也陷入了单纯的占有状态，即变成了抽象的同一性。”(21)作为一个控制者，人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只关心如何控制一切对象。没有了精神王国和价值世界，个体就彻底丧失了批判精神，留下的只有顺从态度。 毫无疑问，启蒙精神的集中体现就是科技，科技代表着人对自然的最高控制。而当科技深入各个经济生活领域之后，它又以“物”(即机械)和“人”(即权威专家)两种形式促进着顺从态度的滋长。于是，在经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我们都能看到控制和顺从的蔓延。霍克海默指出：“家庭和工厂都把兴趣对准瞬间的直接对象，这种兴趣即便在休闲时间里也极力要把自己强加给某个对象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中，强加给对物质现实的安排和把握；因此超越当前情况的经验能力正在萎缩。”(22)在医疗领域，病人在医生面前的自由现在变成了“对专家指令的机械反应”，而且是一种对权威的“病兆性的反应”(23)。在消费领域，购买行为“不再促使资产阶级自我意识的形成”，个体在专家的权威面前形成了“一种乐于承认和服从使用说明的态度”。(24) 三、批判出路的偏离：从无产阶级革命到个人哀叹 马克思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点批判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引发的剥削问题和物化问题。霍克海默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力，重点批判由资本主义科技引发的极权问题和控制问题。这两种批判指向的目标不同，通向目标的道路不同，实现目标的前景也完全不同。 就指向的目标来说，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是非常清晰的。马克思痛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必然存在的剥削、压迫现象，所以他理想中的未来社会就必然要求以自由、平等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受人造物支配的全面物化现象，所以他理想中的未来社会就必然要求人克服自身的分裂，通过形成一个真正的联合体来支配人自己和人造物。对于这个未来的社会，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描绘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5)的自由人联合体；他在写作《资本论》时期则强调“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6)。 对于未来社会，霍克海默极少进行具体的描绘，他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一文中曾经提到：“在那种社会形态里，没有剥削或压迫；在那里，存在着一个包罗万象的主体即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类；在那里，人们有可能谈论同一的理论创造物和超然于个体的思想。”(27)这个思想倒是与马克思非常接近，但霍克海默后来放弃了这一思想。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霍克海默高举个人自由的大旗，一心维护个人的自由精神世界。他理想中的未来社会，也仅仅局限于一个能够保障个人精神世界的自由社会。 就通向未来社会的道路来说，马克思也有非常明确的指认。一方面，无产阶级的被剥削、被奴役地位以及由此造成的贫困，必将激发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迫使无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另一方面，人类受人造物支配和奴役这种物化现象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无产阶级只要抓住所有制改造这个核心问题就能逐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因此，在马克思那里，通向未来社会的道路就是将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 而在霍克海默那里，要抵制极权和控制，维护个人的自由精神世界，不能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进行，因为暴力手段“反而帮了他们致力于反抗的那些势力的忙”(28)，只能通过理论批判才能完成。但在遍地极权和顺从的资本主义世界里，谁能承担这种批判任务呢？霍克海默不相信无产阶级，他认为无产阶级无法形成正确的批判意识，因为无产阶级无法突破“强加在无产阶级身上的社会结构分化和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时候才能被超越的个人与阶级利益之间的对立”(29)。相反，只有以大学教授、中级公务员、医生、律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才能形成真正的批判意识，因为他们“拥有一种获得更为宽阔的视野的能力”(30)。霍克海默多次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今天，更重要的事情是捍卫自由，传播自由，实现自由，而不是间接地促使世界走向宰制。”(31) 有了明确的目标，有了清晰的道路，马克思对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充满了信心。当然，这个信心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充分把握基础上的。马克思向我们展望了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图景，他说：“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32) 而在霍克海默那里，没有明晰的理想社会，没有合理的革命道路，未来的希望自然就是渺茫的。霍克海默发现，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成了经济机器的一个零部件，个体独立性逐步消失，能够提出并拥有经济批判理论的人更少了。他颇为悲伤地指出：“但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和工人在专制国家机器的压迫面前显得软弱无能的条件下，真理只好在一小部分值得敬佩的人那里寻找庇护。但这些人却被恐怖主义大量扼杀，他们很少有时间仔细推敲理论。”(33)连批判的主体都没有了，那人们能够通过何种途径走向新经济社会呢？霍克海默的回答是：“哲学不可能规定人们将如何逃脱社会现状之迷人的循环；它只能试图给这种迷人的魅力命名。没有什么能够告诉人们该如何举措以阻止人类的枯萎。认为我们能阻止技术、家庭生活和一切人类关系的危险发展的看法是极其愚蠢的；由于发展过程早期所具有的缺陷，它们已成为现实，它们自发地具有解放人和束缚人的力量。不过，也许精确地把握错误能使正确而有效的事物强行克服和超越各种限制。”(34) 四、几点评析 撇开生产关系批判，从生产力出发，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寻找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经济社会问题(特别是极权)的根源，以建立在个体精神世界基础上的批判意识与极权相对抗，这就是霍克海默经济批判理论的实质，也是霍克海默试图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对马克思经济批判理论所作的“理论创新”。对于这种新理论，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霍克海默的生产力批判理论确实有一定的创新之处。与马克思通过剥削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以剥削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不同，霍克海默通过极权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以控制为基础的生产力。如果说马克思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本质的社会问题，那么我们也不得不说，霍克海默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另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在超额利润的诱导下，资本家往往不顾后果，对自然界进行掠夺式的、过度的开采和利用，而不顾及自然界本身的客观规律。这种异化了的关系虽然能够在一段时间内给社会、特别是给某些个人带来大量财富，却严重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从而引发了大量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霍克海默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反映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并且从理论上开辟了一条通往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的道路，这条道路后来由马尔库塞、莱斯和阿格尔等人不断完善，在当代西方社会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相比较而言，在马克思的时代，尽管现代工业给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已经开始出现，但与工人的贫困相比，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显然难以成为时代关注的主要问题。关注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现象，关注到这种现象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影响，这就是霍克海默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批判理论的拓展。 第二，霍克海默的生产力批判理论偏离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理论。马克思的经济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社会问题不是产生于其他的关系，而是产生于人与人的异化关系，产生于异化的经济制度。而霍克海默却将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产生根源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这无疑偏离了马克思。这种偏离的后果就是产生了两条完全不同的经济批判道路。从生产关系批判出发，马克思构建了经济批判的两个维度：维度之一，生产关系的本质是利益关系，生产关系体现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关系，生产关系中的受压迫阶级将成为经济批判的主体；维度之二，批判主体要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就必需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利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作用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在生产力批判中，这两个维度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两个维度：维度之一，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控制关系中，被控制者不是阶级，而是个体，于是，经济批判的主体就从受压迫的阶级变成了受控制的个体；维度之二，受控制的个体要摆脱控制，争取自由，首要的事情是保持自己的精神独立和价值完整，并用自己的价值王国去衡量批判现实的经济社会，于是，客观的利益关系批判就演变成了主观的伦理价值批判。 第三，霍克海默的生产力批判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局限。霍克海默的核心思想是人对自然的控制关系是产生一切控制和极权的根本原因，这个思想本身是有问题的。其一，人对自然的控制关系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人类以何种方式控制自然、人类控制自然的程度，的确需要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以生产力达到的水平为界限。但是，人类如何使用生产力，并不是由生产力自身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决定的。这就是说，生产力水平只提供人对自然控制程度的可能性，生产关系状况才真正决定人对自然控制程度的现实性。其二，人类社会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人对自然的控制关系。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改造自然，使之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求。这是一个铁的事实。而人对自然的改造，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对自然的控制。当然，在不同的改造活动中，人对自然的控制程度、控制方式会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人类要生存一天，就必须控制自然一天，人对自然的控制将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整个过程。将必然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现象归结资本主义社会极权的原因，既缺乏解释的合理性，更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从生产关系批判到生产力批判，强调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的确可以催生一批新的经济批判理论成果，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批判理论。但是，由于这种理论错误地将生产力批判置于经济批判的核心，并企图用生产力批判取代生产关系批判，这就使得它不可能真正认识到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真正根源，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到经济社会进步的正确道路。 注释： ①《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159页。 ②(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第122页。 ③(14)(15)(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第52页，第51页，第5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2页。 ⑤⑥⑦(11)(13)(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6页，第493页，第508页，第204页，第204页，第873—874页。 ⑧⑨(18)(22)(23)(24)(27)(29)(30)(33)(34)《霍克海默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第44页，第231页，第244页，第335页，第323页，第209页，第187页，第194页，第207页，第251—25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02页。 (16)(17)(28)［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第5页，序言第3—4页，序言第4页。 (19)(20)(21)(31)［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的辩证法——哲学片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第4页，第7页，新版序言(1969)，第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标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霍克海默论文; 批判理论论文; 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