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管理职能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政府论文,市场经济论文,管理职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市场经济的灵魂：帕累托效率、市场失灵与政府管理
经济现实是产生经济理论的肥沃土壤，经济理论则是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经济政策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作用于经济现实。现实、理论和政策相互作用构建了一套成体系的市场经济话语系统。其灵魂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能够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得出帕累托效率标准和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
如果经济中不能满足帕累托效率的假设条件，则可能导致破坏帕累托效率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或全部的结果。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研究确实证实，一些假设与现实经济中的消费者、厂商、市场和经济运行的结果存在很大的差异。
第一，现实经济中的市场结构并不具备完全竞争的程度，以不完全市场结构为主要特征，有寡头、垄断与垄断竞争的存在；第二、完全竞争模型中，消费者、厂商和其他参与者无需成本可以获得市场的完全信息；现实经济中，信息即不完全又需支付费用。第三、完全竞争模型中，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现实经济中，一些厂商产生的负的外部性并不能准确反映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负的外部性给无关系的他人带来利益的减少。第四、完全竞争模型中，在市场价格调节下，供给等于需求，所有市场都是出清的，即不存在失业，也不存在通货膨胀；现实经济中，劳动力市场往往难以出清，存在非自愿失业，商品市场由于总量上或结构上的非均衡，导致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第五、完全竞争模型中，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生产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商品；公共物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性质，容易产生搭便车不付费的行为，因而厂商就没有提供这些公共物品的积极性。第六、完全竞争模型对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市场产生的收入分配导致贫富分化的结果，可能是社会难以接受的。（注:Grossman,S.J.and Stiglitz,J.E.1980 "On the Impossibility of Informationally Efficient Marke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0,No.3,(June 1980),pp.393-408.）
这六个问题说明，在强调市场竞争机制促进效率的同时，应该认识到确实存在着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就需要通过政府发挥管理经济的职能，来弥补市场不足。因此，政府就有责任在纠正市场失灵的层面上，维持一个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扩大公共服务发展的经济，并为经济秩序、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提供基本的法律和规则。正如1946年《充分就业法案》宣称：“运用所有可行的手段促进最大的就业、产量和购买力，是联邦政府的持续不断的政策和责任”。美国二百多年的发展体现了在经济运行、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相互博弈与演进的过程中，充满了实业界、理论界、政府官员之间利益集团的较量与智慧，才逐步建立与完善了表述这种市场经济体制的话语系统，这是美国历史、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许多因素生成的价值取向和制度演变的一个结果。
政府如何发挥作用或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如何划分，是随着生产要素的变化、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分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因为不存在一个长期不变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规模，就不存在一个职能范围和职能作用一成不变的政府。例如，从19世纪中期开始到20世纪农业生产率的巨大提高，可以追索自1863年《莫里尔法案》开始的联邦政府支持农业的研究与推广计划；1785年和1787年的《西北法令》使政府承诺支出教育，并将出售一些土地收入用于该目的。在1963年，联邦政府帮助建立了公立大学制度；在国内战争中的1863年，国会认识到建立全国金融体系的重要性，通过了《国家银行法》，建立了第一家全国性的银行监管机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于1913年建立了联邦储备即中央银行。爆发于1929年至1932年的经济大萧条，于1933年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禁止商业银行从事企业发行的债券、股票承购包销等投资银行业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1999年11月4日，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以压倒多数通过了《1999－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取消了银行业和证券业分业经营的限制，标志着混业经营体制终于在国际金融界占据了主导地位。跨州的高速公路以及联邦政府支持修建铁路是国家参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例子；而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实施，规定对市场的限制、垄断与串谋都是非法行为，进一步构建了政府保护竞争市场的框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在这种历史的、动态的、发展的相互博弈中从适应到不适应、不适应到适应的调整变化，推动着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总体上说，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应是：首先必须给那些遭受临时收入损失或其他损失的人提供福利收益。其次是实行适当的公司混合经济，这种经济往往意味着要将许多战略性产业国有化。第三是必须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其原因是市场自身并不会带来与个人一致的稳定的宏观经济结果。最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被规定的非常明确：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以及国际收支平衡。于是国家承担了新的职能并将原有的职能加以扩展。
二、资源配置的职能
公共物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它性的特征，决定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不具有供给公共物品的动机。政府具有承担公共物品的巨大优势，一方面它有权通过预算支出投资公共物品或购买公共物品，另一方面它有权强使个人和企业为公共物品付费。因此，政府实际上就是主要的公共物品供给者和购买者。而财政收入是政府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政府发挥职能的财力保证。财政支出则是政府将资金进行再分配的行政性或非市场性的资源配置。按照联合国和西方经合组织衡量政府规模大小的标准，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财政支出越多， 政府规模越大；财政支出越小，政府规模越小。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在1997年研究政府规模大小的论文中指出：“我出生于1939年，当时联邦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10％，到了1962年几乎增加了1倍，这一比例达到19％，1996年这一比例增加倒30％”。（注：Feldstein,Martin.1997."How Big Should Government Be? "NTJ,Vol.50,No2 (June 1997).pp.197-213.）这就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政府规模和作用的变化。因为，财政支出体现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职能范围与作用，在财政支出结构上就表现为要完成经济不同阶段的任务，同时财政支出结构反映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趋向。
到20世纪中期，公共机构提供公共物品的任务，其范围不仅包括更多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而且还包括为教育和医疗卫生提供更加广泛的支持。在从1950年－1999年的50年时间，美国政府规模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1倍， 而这种扩大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由转移支付和补贴的增长带动的。实际上，到了90年代初期，美国的政府在以转移支付和补贴形式在经济中调动资金上所花费的精力，要多余在提供传统的公共物品上所花费的精力。用于国防等方面的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下降了10％左右，政府总支出的一半以上转移支付给了个人受益者。人口因素可以部分地说明这种改变的原因，因为老龄人口的增多迫使用于养老金和医疗卫生的支出增加。另一些人力发展与人力保护的部门虽不具有纯公共物品性质，如教育、医院和社会福利院，不是每人都能支付得起，但却和社会公正、社会繁荣与社会稳定的长期发展有关。无疑，政府就作为生产者进行投资。具体地看有如下几种：
1.在公共物品结构中，与人力资源发展与保护的部门，如教育、卫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与公共管理部门，如警察、消防、行政机构等，都呈规模增长的趋势。2.有关国防生产的产品，政府以许可证协议委托生产商，政府不投资但它是购买者，这部分支出呈减少趋势。3.石油钻探、低收入住宅建设、路灯照明、排污系统和清洁环保，政府委托私人部门提供，但都给以补贴。4.铁路营运、自来水和煤气这些工程项目，也经历了政府补贴，到政府接管，再到将其出售实行私有化的过程。
上述经济领域，市场配置并不总是有效率的，政府参与资源配置，公共部门的领域扩大了。尽管怀疑政府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提出政府失灵和较大的政府规模破坏自由市场调节机制的问题，但政府并未在充分竞争的经济领域内与私人企业争投资，这一点相当重要。
三、机构管制职能
经济中的不完全竞争、负的外部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个人和企业在获取这些物品时，面临很高的成本，降低了竞争的效率。政府有责任通过管理促进市场效率并规范市场运行。
1.管制。管制是由行政机构执行的施加于市场的一般性法规和特殊行为。行政机构是由立法机关设立以贯彻政策目标的政府单位，目的是在垄断厂商获得正常利润的情况下使价格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情况下，为控制企业的价格、销售和生产决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政府公开宣布这些行动是要努力制止不充分重视“社会利益”的私人决策，诸如立法反对托拉斯、立法反对垄断、控制股票交易协定等等。
机构管制的方法包括：其一，制定服务费率的成本（如电力、航空公司、长途电话、铁路营运等）；其二，根据历史上的价格水平制定最高限价（如石油产品价格、医院治疗费、公立学校收费标准等）；其三，发放许可证（供应稀缺商品如电视机频带宽度、航空着陆权等）；其四，制定行业有关标准（如禁止不安全产品标准、禁止扩散污染产品标准等）。
这四种管制制度都引起了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争论，焦点集中在政府管制会不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从而使管制性的医治反而比有待预算的疾病更糟。
2.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旨在限制那些控制或阻碍竞争的行为，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立法限制厂商对市场的垄断。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奠定了维持市场秩序的基石，规定托拉斯形式、共谋、垄断被视为行为不端罪，而在1974年修正案中又修改为犯有重罪。1950年《塞勒—凯弗维尔法案》（Celler－Kefauver Act）进一步限制大幅度削弱竞争的兼并行为。当然，依据法院的最新解释，政府并不关心企业的绝对规模，市场势力本身也不是主要关注的对象。要证明违法犯托拉斯法的罪行，必须证明厂商通过反竞争的活动来获得其市场地位，或利用其市场势力从事反竞争的活动。
第二，立法反对厂商的市场限制性交易。厂商的许多市场限制性交易涉及到厂商与其经销商和供应商之间的做法，包括搭售、排他交易和价格歧视。1914年成立联邦贸易委员会并通过了《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1914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该法案的前17 个字特别强调了本法案的宗旨：“特此宣布，不公平商业竞争手段是非法的”。以后，国会通过了大量的法律和政策使得该法案更具体和可操作。
为了评价兼并对竞争的影响，1982年政府使用指导兼并原则即赫芬达尔—赫茨曼指数：HHI（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依据HHI水平把市场分为3类，分别提出不同的政策主张。如果HHI水平高，行业竞争程度就低，反之，竞争程度不受影响，可以兼并。具体如下表所示。
HHI水平与政策主张（注：Stiglitz,Joseph E.1977."Economics" (Second Edition),Norton & Company,pp.404-406.）
现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反托拉斯局是政府采取促进竞争行动的中心，分别在联邦和各州都有反托拉斯法，并且由民事法庭和刑事法庭贯彻执行。政府不仅采取分割垄断行业的行动，而且阻止垄断厂商获得过渡的市场势力。
3.管制是否有效。因为管制的效果主要由各管制机构把各项法令目标转换成各项经营规则的途径来决定的，以便通过企业根据这些规则进行的调整来产生价格、销售以及服务质量的变化，再由这些结果来证明符合管制机构的法令文件。这一复杂的因素取决于三个方面：首先，受到管制的企业利润可能降低；其次，管制的行业多，管制工具的实施必然引起很高的行政成本，而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最后，检查变成例行公事，如果串谋，结果把资源配置到逃避法规的领域中去。
另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谁来管理管制者呢？管理机构有时偏离了公共利益。一是有一些进入堡垒是由政府设置的，进入限制用来防止新企业的过渡进入，如许可证就是纯粹的进入堡垒。许多公用事业都有特许权，由政府对新进入者实施管制。价格控制用以削减由进入堡垒造成的垄断租金。由政府创造的进入堡垒所造成的垄断租金和不良配置的消除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允许新的进入来实现。二是市场失灵的存在仅是管制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管制政策的形成和执行不但有收入再分配的性质，而且会干预配置效率。管制者也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工作的，管制政策可能是次优的。反映在一刀切的法规、复杂的行政程序以及制度约束之上，即使是出发点很好的公共政策也可能导致无效率的私人行为的刺激。
以研究管制有名而获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勒提出了“管制俘虏理论”，他在1965年至1979年通过调查和分析60多个管制案例时发现，经常性地阻止新的进入者将导致这一领域更少的产出，更高的价格，被保护企业更高的利润。管制者常常被拉进被管制者的阵营，行贿和腐败当然会造成这种情况发生，财富通过规定价格和项目限制的管制被转移了。简单地说，特定的利益集团成功地影响了立法及其实施，以便为他们自己谋利益。因此，在必须对管制机构加强管理的同时，放松对一些行业的管制。（注：Stigler,Jeorge J.1971."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Ⅱ,pp.3-21.）
4.放松管制，鼓励竞争。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相信，竞争不论怎样不完全，总是比管制效率高。放松管制，首先在对竞争能够起作用的行业与竞争不可能有效的那些行业做出区分；其次衡量管制的成本与效益的经济分析，1982年废除了对航空公司的全部管制政策及措施；紧接着放松了铁路、公路卡车运输的进入障碍和价格控制；1984年分割了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电话和电信业务部分放松了管制，但并未对卫生、安全、环保和生态这些部门放松管制。
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9月30日签发的执行令12866号：“管制规划与评论”，该执行令重申了政府管制的合法性，坚持了对管制的成本与效益进行分析并可能最大程度量化的要求，坚持了管制的效益大于成本的基本原则。该执行令在保留1981年构建的管制评论基本框架上，也作了一些改变，要求对反对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管制方案的批评意见做出反应。在1996年至2001年的各个年度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通过计算总效益与总成本四种可能组合产生的四个结果，衡量那些项目需要联邦政府继续管制还是联邦政府放松管制。四种组合分别是：A：高成本与高效益；B：高成本与低效益；C：低成本与高效益；D：低成本与低效益。 根据衡量结果，联邦政府管制联合办公室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 （注：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n the Third Anniversary of Executive Order 12866,"More Benefits Fewer Burdens:Creating a Regulatory System that Work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December 1996,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
但同时也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观点侧重促进竞争所带来的收益，另一种侧重强调反托拉斯政策的潜在成本。无论怎么看，管制与放松管制随着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会作出新的制度安排。
四、宏观经济政策调节职能
宏观经济政策调节职能是发挥宏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收入再分配政策工具，通过政策工具变量的信息传递机制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缺口的大小，间接调节通货膨胀、失业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不利因素。一项政策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对经济的状态和经济的走势要有基本准确的判断：第一、确定某一时期经济供给与需求的总量与结构状态；第二、确定宏观政策如何能使经济状态向有利的方向发展；第三、确定政策实施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影响与变动。
1.货币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与政策制订者相信经济中存在一条菲利普斯曲线，即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有一种替代关系，而在70年代经济中却出现了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并存的痼疾。这种现象通过预期通货膨胀与实际通货膨胀的结合得到解释：即只有预期通货膨胀等于实际通货膨胀时，菲利普斯曲线表达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替代关系才能稳定下来，这种稳定状态被称为自然失业率，一般把自然失业率称为“不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NAIRU）。当失业率保持在NAIRU之下时，通货膨胀率就上升；当失业率保持在NAIRU之下时，通货膨胀率就上升；当失业率保持在NAIRU之上时，通货膨胀率就下降。一个经济不可能长期将失业率保持在NAIRU之下而又不面临日益提高的通货膨胀率。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政策信念：政府不应该把失业率降到NAIRU之下。为使通货膨胀率下降1％而要求一年中失业率保持在NAIRU之上多少称为牺牲率。有了这两个关键性指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90年代把联邦基金利率作为政策工具，通过提高利率或降低利率，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政策目标。其公式是：
联邦基金利率＝8.5＋1.4×（消费品价格指数－失业率）。（注：Mankiw,Gregory E.2001."U.S.Monetary Policy During the 1990s" at Conference on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90s",June 27-30,2001 at the 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NBER Working Paper No:W8471.）
在2001年7月召开的“90年代的美国经济政策”会议上，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对联邦储备委员会运用上述公式的货币政策作了详尽的分析，并得出结论：与以前相比，在90年代，货币政策调整利息率来改变通货膨胀率，避免了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而在促进宏观经济绩效的十年中，货币总量对稳定增长并没有发挥作用。90年代的低通货膨胀和经济的稳定表明，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能够发挥好的作用。
2.财政政策。政府通过改变税率、财政支出结构和赤字以刺激经济复苏或抑制经济过热是财政政策的目标。80年代以来，美国经历了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持续性预算赤字，虽然政治家经常发表关于减少赤字的施政报告，但是减少支出或者增加税收会带来执政中的烦恼。在90年代，赤字逐渐得到减少且最后出现盈余。尽管理论界和政策制订者对实行哪一种财政政策和财政政策如何影响经济一直争论不休，但对以下二个问题的理解基本取得了共识。
第一，建立科学的税收制度。科学性包括五个标准：一是公平，既要体现横向公平，又要体现纵向公平；二是效率，筹集税收并不降低纳税人努力工作的信心；第三，管理便捷，税制管理与税金征收既要降低政府的成本，又要避免纳税人逃税；第四，灵活性，经济发展的变化要求税率和税种同时变化，以促进经济效率；第五，透明度，每个纳税人都很清楚为什么要纳税和纳多少税。税收制度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纳税人相互博弈的演进而不断完善的。
第二，联邦政府财政支出。政府支出有两种类型：强制性支出与相机抉择性支出。强制性支出是由法律规定给予某些个人符合某种标准地应得权力计划下的开支，一个人只要达到某种标准就自动的有权得到支付，社会保障、医疗补助和食品券的支出就由强制性支出决定。相继抉择性支出是每年由议会和总统权衡支出水平而决定的，包括国防开支、政府运行开支、教育培训开支及国际援助等。降低财政赤字和减少政府支出不得不在强制性支出与相机选择性支出之间做出一种选择，而相机选择性支出只占政府支出中较小的一部分，强制性支出在不断增加。除非对这些项目进行改革，不然就对其他预算有压力。80年代留下的巨额赤字依靠90年代OBRA90和OBRA93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旺盛的同时实现了财政盈余。1990年1月，国会通过了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预算实施方案，目的在于减少产生赤字的可能性。10月底，国会通过了布什总统提出的减少赤字的方案即OBRA90，这个法案不同与80年代财政法案的特征在于首先提出了减少赤字明确具体的操作方法；其次在支出项目中，任何税收削减必须相等的削减政府支出给以弥补。因此，OBRA90也成为以后财政法案的基本模式。
1993年克林顿入主白宫后，声称本届政府要把解决预算赤字和公共投资赤字作为首要任务。克林顿总统提交了一个综合条款预算平衡法案，民主党的赞成票与共和党的反对票各50对50时，副总统戈尔投了决定性的一票，保证了综合条款预算平衡法案的通过即OBRA93，该法案确定了未来年度的税收与支出水平。减少赤字促使了利率下降，利率下降又刺激了私人投资，从而带动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创造了更多地就业机会，个人收入水平也随着提高，符合纳税标准的就业者增多，最终结果带来了政府税收增加。到2000年底，美国经济持续增长116个月， 各项指标达到历史上最好水平。
3.收入分配政策。政府通过两种方法实施收入再分配政策：一种方法是设计有关个人的税收制度，另一种方法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施公共福利计划。
在有关个人的税收制度中，联邦个人所得税基本上是累进制，适用于高收入的税率大于低收入的税率，收入低的个人可以免缴所得税。工薪税是一种随着收入达到某一水平而递增的税，从工薪税中获得的收入是社会保障（老年退休金）和医疗保障（老年医疗保险）的收入来源。勤劳所得的税收抵免提供了一种工作激励，当某人的收入增加超过了规定标准，原来享有的补助将会减少。在1981年和1986年对所得税作了两次重大改革，每一次都降低一下最高边际税率。税收的累进程度涉及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效率与公平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有关个人税收制度的改革就极其艰难和颇费时间。
财政转移支付实施公共福利计划是政府为低收入的人提供一个安全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三种：第一种AFDC，即福利，为贫困家庭（主要是单亲家庭）提供现金援助；第二种MEDICAID，医疗补助计划，给贫困家庭的人提供的医疗服务；第三种SSI，社会保障收入补助， 为低收入的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社会保障收入的现金补助。1996年，国会批准由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项重大的公共福利计划改革方案，该法案取消了联邦提供公共福利的权利，由各州负责实施大多数福利计划。改革方案的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是激励工作。福利应当成为有工作能力劳动力的一种过渡措施，勤劳所得的税收抵免在享受两年之后就要取消福利补贴，成为一种受时间制约的福利；二是增加工作机会。技术进步加速了产业结构变迁，改革方案加强了政府对职业培训的计划。
有关个人的税收制度和财政的转移支付确实起到了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为低收入阶层提供了一个安全防护网。与此同时，理论界与政策制订者又不得不面对两个常谈常新的价值判断与权衡问题继续进行争论：即效率与平等的协调和经济激励刺激与公共福利计划的相容。
4.经济政策评价标准。经济政策是否有效呢？经济问题常常是相互依赖和相互牵连的，当一项政策工具作用于一个目标时，可能会带来另一些目标的副作用。选择最优的政策工具组合成为政策制定者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形成了评价政策工具的系列标准。
第一，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当经济出现扰动时，政策制定者必须决定，政策对扰动如何做出反应。一些政策工具可能比另一些政策更加有效；在一些情况下，私人部门的行动可以抵消政策工具的效果。
第二，对产出构成的影响：在对总需求有类似效果的政策中，某些政策扩大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某些政策增加当前的消费，而某些政策通过刺激投资来提高未来的经济增长。
第三，影响的范围：货币政策影响范围小，增税和减税的财政政策影响范围大，涉及范围广泛的利益阶层。
第四，执行的灵活性和速度：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大速度快，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六周一次会议可讨论、投票和实施。财政政策灵活性小速度慢，需经国会同意和总统批准，这种程度往往引起反复的讨价还价。
第五，非意图的副作用存在；如临时性的税收优惠，不只是在优惠生效的同时增加投资，它也在优惠前减少投资，或优惠终止后减少投资，其结果投资模式受到影响。
第六，不确定性下的政策组合：小剂量地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样有机会使一个乘数的估计误差被其他乘数的估计误差所抵消。政策对经济只有很小的即刻影响，而其他影响以后才出现。
因此，制定经济政策如同走钢丝：过于偏向某一边，就会失业增加或价格上升。甚至出现可能最糟的情况：同时存在通货膨胀、失业和增长缓慢。正如曼昆教授所说，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必须对付经济的不确定性。宏观经济的现状提供了许多看法，但也留下了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对经济学家的挑战是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对决策者的挑战是用经济理论的答案改善经济状况，这两种挑战都可怕，但都不是不可战胜的。
本文通过对市场失灵的简要概述，论述了美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的资源配置职能、机构管制职能和宏观经济政策调节职能。 美国200多年的发展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现实、理论和政策已形成了表述这种市场体制的话语系统。市场机制的高效率已成了他们普遍而深刻的信念和灵魂，政府发挥作用只是在纠正市场失灵的层面上和扩大公共服务的发展上，这是美国历史、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许多因素生成的价值取向和制度演变的一个结果。与市场失灵一样，政府也存在失灵。图洛克的“寻阻理论”、斯蒂格勒的“管制者俘虏理论”、蒂索托的“过桥收费理论”和美国前副总统弋尔提出的“再造政府”，从不同的视角与不同的层面，对政府失灵的根源进行了分析。本文不再赘述，把政府失灵作为另一个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