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货币联盟启动后的不确定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货币论文,不确定因素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5月3日欧洲联盟经济理事会宣布了欧盟11国达到《马约》要求的4项经济趋同标准，将首批入闱欧洲货币联盟。至此，欧盟共同货币欧元将于1999年1月1日如期启动。筹备了6年的欧元将带来的利益是十分明显的。作为欧盟入闱国共同的惟一货币，欧元的诞生将永久地消除了区内跨国贸易和投资活动的汇率风险，并将永久地消除了区内跨国贸易和投资活动的换汇成本。仅这两项效益将大大巩固内部大市场，有力地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论人口，欧盟3.73亿，美国2.65亿；论国内生产总值，欧盟84,700亿美元，美国72,700亿美元。欧盟的市场和经济规模都比美国大，但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如美国。个中原因，首先是科技水平的差距，其次，美国50个州只有一种货币，欧盟15个成员国有15种货币，欧盟内部市场的统一程度远不能与美国相比。因此，欧元区建立后将大大增强欧盟的国际竞争力。除开经济效益，欧元区计划还包含着欧洲一些领袖们的政治目的，那就是欧洲单一货币将成为一种将欧盟各国牢牢地捆绑在一起的手段，使欧洲一体化不可逆转。
欧元出现后对世界的影响成了世界各国关注的首要问题，使得欧元计划中由于先天不足存在的不确定因素被许多人忽略。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主要来自三大矛盾。
第一大矛盾：欧元区将货币政策集中到欧洲中央银行，使各成员国对本国经济进行宏观调节的回旋余地大大缩小，将导致高度集中的货币政策与各成员国经济政策各不相同的具体需求的矛盾。
现代国家对本国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随时解决国家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以保持国家经济稳定、健康地运行。在经济出现收缩、滑坡，乃至衰退时，采取扩张经济的政策；在经济出现过热时，采取紧缩经济的政策。此外，国家的经济政策目标还包括控制通货膨胀、降低或消除财政赤字、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等等。现代国家通常通过两大政策工具来实现这些经济政策目标，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包括利率政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活动及汇率政策。当经济出现滑坡或衰退时，中央银行下调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有效地扩大信贷规模从而刺激经济回升，反之，中央银行可通过提高利率和法定准备金率来收缩经济。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趋势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下调利率达到刺激出口的目的，或者通过调高利率吸引资金流入。财政政策包括税收和财政预算。政府可以通过降税和扩大政府采购刺激经济扩张，也可以通过增税和减少财政支出收缩经济。对于减少或消除财政赤字，政府必需增收节支，财政政策更是直接使用的工具。
7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目标比较单一，主要是以防止衰退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政策主导思想是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扩大需求。70年代后期出现的滞胀和财政巨额赤字，使西方各国经济政策出现很大变化。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从调节需求转变为调节供给；经济政策目标也由单一目标转变为多项目标；首要目标不再是刺激景气，而是防止通货膨胀。此外，各国的经济政策把消除赤字，维持财政平衡也提到很重要的地位。这种多目标的经济政策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以英国1992年的经济政策为例。这一年英国经济一路下跌，继上年出现2.2%的负增长后，再次出现下降的势头。虽然政府已经紧缩了公共开支，但这一年的财政赤字仍从上一年的2.8%上升到6.1%，累计国债从上一年的41.1%上升到45.9%。政府的经济政策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企业强烈要求政府降低税收以刺激经济复苏，而政府削减赤字的目标又不允许它随便减税。另一方面，企业要求政府降低利率以扩大信贷规模，但这时英国加入欧洲共同汇率机制才刚刚两年，又必须履行欧洲货币机制规定的义务，与其他汇率机制货币特别是德国马克保持一定的比率。德国又一直实行高利率政策，使得英国不能随便降低利率。最后，由于政府在挽救英镑跌势失败后，不得不宣布英镑退出欧洲货币机制。在两难的情势下，英国政府于11月推出了“一揽子计划”。计划内容包括：将利率削减了一个百分点，使之降至7%，以此来帮助英国摆脱严重的经济衰退；从下一财政年度起紧缩公共部门开支，将公共部门工资增长率限制在1.5%以下；取消新汽车的5%的特别销售税；采取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措施。所谓“一揽子计划”就是多种政策手段配合使用，以便达到多种政策目标。这种多目标下经济政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西方国家政府普遍面临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每一种政策手段，包括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都将十分宝贵，不能轻易放弃。
德国联邦银行是具有较高的独立性的国家中央银行，其决策以稳定币值为宗旨，创立了一个独立于政府指导之外的样板。这一方面反映了德国模式比其他国家更注重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经济实力已经达到了使政府能够放弃对货币政策的直接控制的水平。但是，如果因此而认为在德国就不再用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那就大错特错了。远的例子且不说，两年前德国经济下滑时联邦银行的紧张运作就可以说明这一点。1995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出现停滞，11月份失业率高悬在9.3%，失业人数达到357万。当时货币供应量较上季度略有增加，使德国面临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但为了刺激经济，减缓失业压力，联邦银行还是于12月14日将贴现率和仑巴德利率下调了0.5个百分点，分别下降到3%和5%。1996年第一季度德国经济走低。由于失业人数增加和实际税收下降，2月份披露的上年财政赤字已达国内生产总值的3.6%，大大超过《马约》规定的趋同标准。当时的利率水平成了扩大投资和出口的障碍。在企业和政府的压力下，德国联邦银行于4月19日将贴现率和仑巴德利率分别再次降低0.5个百分点，达到2.5%和4.5%。作为欧洲增长的火车头，德国的经济尚且离不开货币政策，欧盟其他的成员国就更不用说了。
欧元区建立后，各国的货币政策制定权必须上交欧洲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将在欧元区内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各国中央银行将失去利用货币手段协助政府对本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在各国对本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中，作为两大政策手段的货币手段基本上不再存在，各国的央行只能决定本国的短期利率。各国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另一政策手段财政手段，也因欧元区稳定公约中要求维持财政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的规定而大打折扣。各国政府对本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回旋余地大大缩小。欧元区将面临一个高度集中的货币政策与情况各不相同的成员国的政策需求的尖锐矛盾。
各国经济状况存在很大差别。这些差别表现在：各国经济结构不同，收入水平不同，财政政策（税率差别大）与财政实力不同，就业水平不同，经济结构调整所处阶段不同，国际收支结构及水平不同，抵御经济衰退冲击和抵御国际金融风暴冲击的能力不同。这样的差别还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法国的消费品价格年增长率为0.5%，德国为1.3%，意大利为1.6%，荷兰为1.8%。如果欧洲央行采取低利率政策，将受到荷兰的欢迎，却会影响法国的经济增长。又例如，各国的失业率参差不齐。卢森堡的失业率只有2.8%，英国、荷兰只有5%左右，西班牙高达20%，为欧盟之冠，每年的失业救济开支成为政府最沉重负担之一。同时，多数成员国累计国债都降到60%以下，意大利和比利时累积国债仍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20%，每年为这笔国债所付利息在财政支出中占了相当大一部分，其数额甚至超过每年新增的政府投资。一旦70年代中期或90年代初期的衰退再次席卷欧洲，这3个国家将可能遭受比其他欧元区国家更大的冲击和损失。衰退将大大减少政府税收，对于意大利和比利时来说，支付旧债利息可能要进一步借债，西班牙在财政短缺的年头救济新老失业者也将使国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要求实行比别的欧元区国家力度更强的扩张经济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欧洲央行只能根据多数国家的经济状况制定货币政策，而且主要还只是稳定欧元币值的政策。它不可能同时兼顾情况各不相同的各成员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不能通过扩大降低利率和扩大政府开支来创造就业机会。由于这个原因，已经有一些学者敏感地预见到欧元的出现将成为欧洲解决失业问题的障碍。（注：《欧元可能失败的五个原因》，《费加罗报》1998年5月22日。）上述少数受衰退冲击最严重的成员国在这种情况下，要挽救本国经济就必须充分拥有自己的货币和财政手段，要重新获得这些手段的使用权就只能退出欧元区。
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国家决不仅限于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任何成员国都可能因为国内的某些结构性问题在衰退或国际金融风暴的冲击中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在经济高度全球化和国际金融体系极度脆弱的环境下，这种经济的大滑坡是谁也无法预料的。法国《费加罗报》1998年5月22日一文指出：“人们可能对失去货币主权感到遗憾，产生这种遗憾的原因并不是欧元将剥夺一个国家日常管理货币的权力，而是因为当危机出现时一个国家的政府将无法采取符合国家利益的措施。”（注：[法]夏尔·勒利安：《欧元会不会成为我们的货币“泰坦尼克号”？》，载《费加罗报》1998年5月12日。）
第二大矛盾：共同货币带来的利益差异可能引发个别国家与货币联盟的矛盾。
80年代初英国在共同财政摊款上与执委会发生争执。欧共体的共同财政摊款是按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分摊的。共同财政约70%用于共同农业政策，而英国的农业规模很小，因此从共同农业政策获得的利益与它对共同财政的贡献十分不相称。英国认为这种财政模式对它很不公平，首次在欧共体的政治词汇中提出了“净贡献国”和“净受益国”的称谓，认为自己是一个很不成比例的“净贡献国”。执委会决定对英国返还2/3的财政摊款才平息了这场争端。德国的情况与英国类似，在共同财政中是一个“净贡献国”，但是没有提出类似的要求，因为一体化使德国工业品出口大增，足以弥补在财政摊款中的损失。这一事件说明，虽然欧盟将各成员国紧紧地联合在一起，但基本的利益主体单位仍然是各个成员国，而不是欧盟。经济一体化带给各成员国的利益差异常常是成员国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根源。
欧元将给所有的成员国带来实惠，但欧元的实施也会带来利益差异，而且个别成员国得到的实惠可能会因欧元带来的损失而大打折扣。这样的损失会对欧元区的稳定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德国政府是欧元计划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但是如果欧元的币值不稳或急剧下滑的话，反对欧元的呼声最有可能首先来自德国国内的民众。
货币的价值首先决定于发行货币的国家的经济实力。货币的内部价值取决于这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变动的情况，而货币的外部价值取决于这个国家国际收支状况。欧元是一种共同货币，其币值取决于成员国经济的综合实力。欧洲货币单位的价值按各成员国货币的加权平均值计算，大致反映了欧盟整体经济实力。欧元的价值也是如此。因此，欧元启动后，欧元区国家中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的国民将享受到一种比其原来货币要强的欧元，换句话说，它使用的货币是由别的国家的经济实力支撑起来的。而对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的国民来说，欧元是一种较其原来的货币较为软弱的货币。这种情况对弱国的国民有利，而会招致经济强国的国民的反对。因为共同货币会使经济弱国居民的存款升值，而使经济强国的国民的存款贬值。
欧元计划一推出来，就引起德国公众强烈的反对，因为德国人民将坚挺的马克视为国家“王冠上的明珠”。欧洲货币联盟计划实际上是要他们放弃马克而接受一种前途未卜的单一货币。由于这个原因，1993年的民意测验表明德国有70%的人反对实施单一货币，曾有人向联邦宪法法院起诉《马约》违反德国宪法，1997年又有人发起要求对德国参加欧洲货币联盟进行全民公决，企图阻挠欧元的实施。只是因为用全民公决来决定国家政策在德国缺乏宪法依据，而且德国大多数政党赞成欧元，才使德国成了欧元最坚决的支持者。但是据调查，在德国大多数公众仍对欧元持怀疑态度。其中，反对呼声最强烈的是退休老人。德国人终身储蓄，就是为了在退休后能够过上体面舒适的生活，而不是仅仅靠政府的养老金过日子。德国老人对通货膨胀比中青年人更敏感，其原因有二：一是老人中许多人还清楚地记得1923年和1948年的通货膨胀。那两次通货膨胀使人们手中的货币一夜间几乎变成废纸，一手推车的钞票才能买一小袋面粉。二是中青年人还在工作，他们的财产受到损失可以再挣，而老人们的储蓄一旦失去便永不再有。因此，任何货币币值的波动都会使他们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一种由十几个国家的经济维持的单一货币的币值毫无疑问将弱于德国马克。如果这种单一货币出现1992年的英国英镑或意大利里拉的大贬值，德国居民将蒙受巨大的损失。德国退休老人人数已达1700多万，到下世纪初，将可能突破2000万，将接近全国人口1/4，成为选民中一个强大群体。如果欧元问世后出现较大的波动，首先受影响的将是德国的政局。
第三大矛盾，也是最本质的矛盾，那就是经济上高度一体化与政治上一体化程度不足的矛盾。
在金本位制下，纸币的价值是由发行银行的黄金储备担保的，而金本位制废除后，纸币的价值是由国家的财政和信誉担保的。因此，从传统意义上说，货币发行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货币政策是应该与财政政策及国家的其他政策配合使用的。在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不同地区经济状况存在很大差异的国家，经济政策不能满足所有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造成某些地区经济的滑坡或更严重的后果时，国家将通过财政政策对这些地区进行转移支付，即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对这些地区进行财政援助。将富裕地区的收入无偿地转移到困难地区，这在一个有着一致的民族利益的主权国家里是可以做到的。
欧盟的经济一体化已发展到很高的程度。货币联盟本身就是在经济领域一体化的一次重大的飞跃和突破。但是，与经济一体化相比，欧盟政治一体化大大地滞后了。欧盟不是一个有国家主权的政治单位。它既不是联邦，也不是邦联，甚至连最一般意义的政治联盟的建设都还没有开始。它没有高度统一的民族利益，没有进行大规模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机制和能力，没有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依据。因此，当它统一的货币政策与个别成员国的经济利益不一致时，特别是当个别成员国面临严重经济困难而又缺乏必要的货币政策进行调节时，便容易与欧洲货币联盟发生冲突。欧盟高度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不足的矛盾已经出现过了。
1996年的疯牛病事件导致英国与欧盟的尖锐冲突，在短短十几天里部长理事会否决了20多项需要一致通过的决议。自1993年实现统一大市场后，对区内所有商品都规定了统一的技术和卫生标准，凡不符合标准的商品，执委会有权禁止其进入市场。英国的疯牛病在确定对人体有害后，这种牛肉便不再是符合卫生标准的产品，欧盟有权禁止英国牛肉出口。由此造成的损失，欧盟又必须对其做出补偿。欧盟答应赔偿所宰杀的400万头牛价值的70%。对于英国来说，欧盟承诺的补偿只是杯水车薪，因为蒙受的损失远不只是宰杀的病牛。自欧盟禁止英国牛肉及其制品出口的禁令颁布以来，伦敦股市急剧下跌，英镑对德国马克和美元的汇率出现下滑，牛肉及其制品出口的中断将损失9亿美元收入，英国将不得不因购买进口牛肉而多花8亿美元，为重新繁殖健康的畜群要花30亿美元进口种畜；由于奶牛的损失，进口乳制品所需费用也高达40亿美元；贸易逆差将从原来的180亿美元增加到320亿美元：即使只是中等规模的屠宰行动，政府也必须向农民赔偿50亿美元；牛肉加工业和牛奶及其制品工业只要瘫痪一年，将会有10万人失去工作，使失业率从现在的7.9%上升到8.2%；国内替代品的匮乏和进口食品的增加将使通货膨胀率从目前的2.7%上升到4.6%；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减少140亿美元，即下降1%，经济损失总额估计将达到150亿美元。英国与欧盟执委会之间的“疯牛战”暴露出欧洲联盟体制中的弊病，欧洲联盟执委会所拥的的权力与其职能范围和能力十分不协调。执委会作为一个超国家调节机构，可以禁止一个成员国的某种产品出口，但对于这个禁令造成的严重后果，却没有能力弥补，根本原因是其缺乏作为一个拥有主权的政治单位所应该有的转移支付能力。
欧洲中央银行计划建成一个高度独立的中央银行。这样的中央银行将不听命于任何成员国政府，也不听命于欧洲执委会，职能就是一个，即维持欧元币值的稳定，为欧元区经济健康地运行创造条件。这个中央银行是以德国联邦银行为蓝本的。德国联邦银行能成功，欧洲中央银行也应该能成功。但德国模式有一点是欧盟无法仿效的，那就是德国财政部放弃的货币政策已经由德国的其他政策工具，特别是财政政策充分弥补了。德国统一的最初几年，为了使东部经济迅速赶上西部，西部对东部进行了数额巨大的转移支付。这大规模的地区财政援助使西部的每一个纳税人付出了自己收入的1/10。欧盟由于不是一个拥有主权的政治单位，没有一个国家所应拥有的独立的财政力量和转移支付手段，在这方面完全不能与德国相类比。
欧盟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看到了欧元区的这种潜在矛盾。从都柏林首脑会议到阿姆斯特丹首脑会议，德国和荷兰都主张货币联盟的建设与政治联盟的建设同时进行，但多数成员国或对政治联盟缺乏兴趣，或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因此，德国与荷兰等国领导人只能寄希望于欧盟内部的协商机制，当这种矛盾激化时，通过欧盟内部的协商来解决，同时也希望货币联盟的产生能够推动政治联盟的建设。
从欧盟已有的协商机制来看，其能量也是十分有限的。任命一个成员国在面临重大经济困境需要欧盟给予援助时，或者因为欧盟的共同政策受到损失要给予补偿时，都将是对欧盟的政治一体化的考验。在欧盟现有的共同财政规模有限，只能维持其各机构的开支、共同农业政策开支和地区—结构政策开支，不能对某一个成员国给予太大的补偿。（注：目前欧盟共同财政规模相当于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与此相比，各成员国自己的财政预算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0-40%。）即便欧盟财政有这样的能力，也缺乏做出大规模转移支付的法律依据，因为对一个成员国做出太大的利益让步会损害其他成员国公民的利益。
再以1992年的金融风暴为例。当年9月的金融投机风潮猛烈冲击英镑和意大利里拉时，这两个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衰退。它们在国内受到企业巨大的降息压力，但由于要履行欧共体汇率机制的承诺，必须保持本币与其他货币首先是德国马克的汇率，因而不能降低利率。与此同时，德国马克为避免本国出现通货膨胀而保持高利率政策，使英镑和里拉备受压力。在耗尽了本国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又失败后，英国和意大利最后不得不宣布英镑和里拉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此时英镑参加已建立了10多年的欧洲汇率机制还不到两载。这一事件带给人们两个启示：一是当欧共体的某项共同政策给成员国带来某种损害，而共同政策又缺乏帮助这个成员国消除这种损害的机制时，这个成员国就只能退出这一政策；二是当全球化使资源配置范围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也使金融风暴的突发性和烈度扩大到空前的程度，谁也不能预言有哪个大陆、哪个国家能够永远置身于金融风暴的打击之外。没有政治联盟作后盾的货币联盟，一旦受到这样的金融风暴的冲击，其脆弱性是可想而知的。（注：欧元区建立后，成员国货币为欧元取代，成员国货币不再为汇率机制所困，但共同政策与国家政策之间的矛盾将继续存在，因此类似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也将继续存在。）
如果欧元区建立后的最初几年能碰上好运气，如果在它问世的最初几年既没有遭遇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又没有受到1992年的金融浪潮的冲击，完全可以平稳地度过它的成熟期，获得强大的抵抗力。欧元区的建立必然会对成员国经济政策的协调产生促进作用，并能够如计划中那样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但这并不等于内在的不确定因素就不存在了。如法国鲁昂大学教授让－皮埃尔·韦斯佩里尼指出的那样，“单一货币只有在政治联盟建立以后才变得有意义”。（注：目前欧盟共同财政规模相当于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与此相比，各成员国自己的财政预算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0-40%。）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沃尔夫冈·门楚也指出，欧元区“如果最终不能形成政治联盟，货币联盟就会趋于崩溃。”（注：《欧洲为什么要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风险何在？》，《金融时报》1998年1月5日。）欧洲货币联盟可以先于政治联盟出现，但它必须最后推动政治联盟的建立。而且这个政治联盟不应该仅仅是《马约》里设想的那种只包括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在司法、内务领域的合作，而应该更进一步建立共同的收入分配机制和转移支付机制。只有到了那时，欧元区才算是进入它的稳定和成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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