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周作人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大会论文,周作人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分别于1942、1943、1944年召开过三次。关于大会的情况，尾崎秀树的《关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及其附录资料，②是唯一一篇力作，囊括了大会的基本情况，因此，我在这里只做最小限度的介绍。大会主办方的日本文学报国会，作为受情报局第五部三科指导监督之下的政府外围团体，成立于1942年5月28日，如严谷大四所言，要召开这样的大会，原是事务局长久米正雄“早在心里有所酝酿的一大计划”，③那么，在文学报国会成立的同时，大概也就开始了大会的准备吧。事务局职员福田清人的《文学报国会出勤日记》④7月14日项下，则有“企画委员会。……关于今秋报国会最大的计划，宣扬皇道的大东亚文学者会议的运营方法，出现了很多意见建议，很是热闹。然而，虽然满洲、中华民国的文学家已经有了眉目，但南方各地区却均没有着落”的记载。另外，《文艺年鉴》2603年(1943)版中的大会报告记道：“这个计划传开以后，不仅得到了会员们，还包括相关团体、官厅有关部门的绝大赞同和支持，而文学报国会则委托精通共荣圈各地情况的人员为筹备委员，着手具体方策的制定和实施。”
筹备委员中，“精通”中国当地情况的是中国文学专业的奥野信太郎、一户务，以及隶属于南京政府宣传部的诗人草野心平等。大概是这些人的推举，文学报国会9月1日发表的“邀请候补”名单中，其“中华民国”的预定代表是“（北支那）周作人、钱稻孙、沈启无、尤炳圻、俞平伯、（上海）傅东华、高明、（南京）张我军、陶晶孙”。然而，这个阶段所“找到”的候补本来就不着边际，不久，从南亚各地区邀请人来参会的念头只得放弃，“中华民国”的代表，后来实际参加大会的也只有钱、沈、尤的华北三人和另一个来自华北的张我军，以及来自南京上海的周化人、许锡庆、丁雨林、潘序祖、柳雨生、周毓英、龚持平、草野心平等共12人。
这期间，对北京的周作人、俞平伯的“邀请”工作是怎样以失败告终的，我们不得而知。总之，这第一次大会具有强烈的官厅活动的色彩，文学报国会本身走出海外还是下一步的事情，因此，作为“相关官厅”的兴亚院方面承担了“邀请”工作，大概是事实吧。当时，“北大”法学院教授兼文学院讲师的陈东达，偶尔在周作人家中，碰见了兴亚院的官员“松村”前来劝说周参加大会。⑤周作人则巧妙地让这位东京商科大学毕业的横滨华商子弟帮忙岔开话题，避开了“松村”的纠缠。这个“松村”当是兴亚院成立以来任东京本部文化局长的那个松村。陈东达记忆中，其时间仿佛在“大东亚战争”爆发之初，而不敢断定就是在这个大会的准备阶段，不过，这也无妨作为兴亚院曾参与邀请周作人的交涉活动这一基本事实的旁证。
总而言之，周作人没有参加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不仅是第一届，前后总共三届大会他最终都没有出席。然而，被认为是当然的“中华民国”的代表，而且是理应作为团长到会的他，却很难想象会与这个大会没有任何关系。比如田中英光的小说《醉汉船》，以周作人团长率领大会代表一行归国途中路经朝鲜为线索，描写一些具真名或半真名的人物，实际上虽然没有参加，但“周作人团长”这一幻影始终在“中华民国”代表团背后时隐时现。事实上，有关大会的问题，在第一届北京代表与周作人之间，至少是达成了某种协议和谅解的。大会日程结束之后，《东京日日新闻》以北京特电六日发“来自北京的回应／共同构筑／困难及其克服”的标题，揭载周作人的谈话。该谈话在客套寒暄之后，这样讲道：
我的意见由钱稻孙等各位代表带到大会上去，目前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若谈感想的话，我觉得以这次大会为契机，大东亚文学建设即将开始，有一种紧迫感。……
这已经是和作为教育督办的公开发言没有什么两样的、在当时司空见惯而漫无边际的对于大会的赞美了，和大会上代表们的一般发言如出一辙，因此，这里就不多引用了。我只是一般地提到周作人的发言与大会与会者的关联。然而，因第二届大会之后的纠葛，他本人写了《文坛之分化》一文，其中关于大会代表沈启无，便明确说“就是前一次出席文学者大会，算是一名代表，也是我派他出去的”。关于另一位代表张我军，洪炎秋也认为，他所以出席会议的原因一半是“周作人、钱稻孙前辈的邀请”。⑥自己不肯出席大会而让年轻人去参加，这其中的具体事情和原由，我们无从知道。但看来自北京的第一届大会代表均为与周作人有缘的“北大”帮，而且他本人既然表面上对大会没有表示否定的态度，那么应该是，为了应付这次大会，以包括他在内的具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性规划为前提，而决定谁出席或不出席的。虽说这年6月的中途岛(Midway)海战僵持不下，整个战争的攻守关系正在发生逆转，但南方战线上日军刚显示出势如破竹的势头。考虑到这样的局势，即使是出于对青年人的庇护，周作人曾经下决心去参加第一届大会也说不定。相反，在这个阶段中，沈启无、张我军率先出席大会，总有些难以理解。
自11月3日开始的连续三天的第一届大会，顺利“成功”地结束了。“成功”的实质内涵怎样呢？我们从山田清三郎所著《转向记》中的记述可以想象得到，这位山田是显示了超出预想之上的积极性而让主办方大为欢喜的“满洲国”代表团团长（满洲文艺家协会委员长）。比如书中写到，团员们“虽然并非受到事先的指导”却“超出预想地、巧妙地于大会上游刃有余地展示了才华”，还有对相继让他们参拜宫城（皇宫）、靖国神社、明治神宫等表露出嘲讽式的不满，甚至记录了当头的日本人其心里对这些终归被视为“汉奸”的团员们表现出“侮辱和憎恶”等等。
1943年的第二届大会，原定在中国的双十节即10月10日召开，但“为配合日本国内的决战态势而特别提前了日期”，⑦于8月25日再次举办于东京，会期共三天。不用说，这次大会被冠以“决战会议”的名称，反映了日军从Guadalcanal岛（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东南部的火山岛，二战中美日海军曾在此激战——译者）撤退，热田岛（二战中被日军占领的美国岛屿——译者）守备军全军覆灭等大会召开期间出现的战况。另外，这年1月随着汪政权宣布参加对英美战争，迎来了讨还上海租界、撤消治外法权等所谓“对支那政策之大转换”局面，大东亚的理想仿佛有了进一步的现实化证据似的受到了大肆宣传。而从实际情况来讲，这些不过是只顾眼下的措施而已，正如最靠近影佐祯昭的堀场一雄在《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中，从他自己那种日中战争观出发所言，只是“得势高唱权益，失势大讲道义”而已。
而在北京的挑选大会代表的手续方面，又出现了不能不维护南京和平政府面子的新事态，代表文学报国会事务局来到中国的河上彻太郎，这样谈到他们的计划：
代表的人选，大体上维持去年的人选比较妥当，可能第二次与会的人多一些。不过，今年，作为驻当地机关的日本大使馆文化部已经确立，因此，大会人选也要通过这个部门再经（南京）国民政府之手来办理，大概也会反应这些机关的意向吧。⑧
以前，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处于外交机能瘫痪的有名无实状态之下，自大东亚省于1942年11月成立以来，兴亚院被吸收进来，结果其中的华北联络部便直接变成了大使馆，而在形式上与当地政府转换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根据大使馆文化局的志智嘉九郎的说法，大会代表的人选，大使馆的确是个窗口，但实际上日本方面是交由文学报国会，中国方面则由东亚文化协议会来具体操办的，因此，有关出席大会的人选交涉，仿佛是文学报国会的那些文士们经办的。
实际上，第一届大会以后，文学报国会成员在各地的工作很是活跃。首先，曾经积极主张第一届大会的出席者分别从南京、北京、新京（长春）派遣的林房雄，便于这一年的1月开始，自称华北特派员，又名“文化使节”，住进了北京饭店。根据现地的报导，以此为开端北京与日本作家的交流，直到第二届大会召开为止，情况如下：
今年(1943)日本来华的作家很多，作家协会在地主的立场上，都有招待，而且关于文学上意见的交换也极多。一月二十七日欢宴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林房雄，首次做了关于中日文学界出版及交换作品等事情的商讨，继之有四月十二日武者小路实笃之招待，武者先生曾讲述“文学与人生”这题目。五月十三日招宴河上彻太郎及林房雄，六月二十四日欢宴小林秀雄，这时候华北文坛已进展至一个新的段落，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相互合作，在翻译出版的事业上共同努力。⑨
这其中，武者小路实笃为出席南京的“国府还都”三周年纪念会和中日文化协会第二届大会，由大东亚省的关照加进了一个访问团（团长为盐谷温）中，最终得以与谷川彻三一起踏上旅程而来到北京。因此，武者的访问中国算是一个特殊的事例，他因了与周作人之间自“新村”以来众所周知的特殊友情，而得以访问途中抽空相见，有关这一次邂逅，两人分别有文章记述。⑩从两人的文章来看，上面所说4月12日的会议之际，周作人不在北京。因为，教育督办卸任的同时，如上所述他为了获取名誉职位，赶赴南京谒见汪兆铭，又顺访苏州拜谒了旧师章炳麟墓。(11)这样，武者小路实笃在南京与同盟通讯社约好的对谈计划也泡了汤，而他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周作人才回京。于是，又是座谈会、民艺关系的展览会，访问周宅，又是之后的宴会，结果相互之间虽多次碰面，却不得两人私下从容谈话的机会，最后无可奈何地结束了行程。
实际上，第二天的中午我受到邀请，那时以我的名义，文学报国会招待了各种各样的人，我没能逃脱得了。心里是想去见周先生的，但却毫无办法。我真觉得对不住，不过确有实际情况，我想他会原谅的。(12)
可是，原本，周作人好像考虑到与武者的友情，在此刻反觉得不如回避为好似的。
我近来未曾与武者先生长谈深谈过，似乎有点可惜，但是我感觉满足，盖谈到最相契合时恐怕亦只是一叹喟，现在即使不谈而我也一样的相信，与武者先生当无不可谈，且可谈得契合，这是一种愉快也是幸福的事。最初听说武者先生要到中国来漫游，我以为是个人旅行，便写信给东京的友人，托其转带口信，请他暂时不必出来，因为在此乱世，人心不安，中国文化正在停顿，殊无可观，旅途辛苦，恐所得不偿所失。嗣后知其来盖属于团体，自是别一回事了……(13)
即使是与个人关系上可以信赖的武者小路实笃，也很难找到可以交心而无所不谈的场合，在做出如此判断的周作人心里，对于有文学报国会派遣的文人介乎其间的情况下，与武者的交谈更是无从说起了。据说他表示谢绝与一般日本客人的会面，但河上彻太郎和小林秀雄还是访问了周宅。然而，河上彻太郎已经忘记了当时和周作人具体谈了些什么，只记得没有涉及文学报国会和文学者大会的话题，而是谈了一些不着边际的文学话题便告辞了。(14)带小林秀雄去见周作人的教育总署专员臼井亨一也在上面引用的文章里回忆道，周作人并没有和这位重要的客人谈什么文艺问题，而是冲着自己就刚刚卸任的教育总署的问题问了许多话。
说到林房雄、河上彻太郎和小林秀雄之间的深厚关系，恐怕是大家都知道的吧，然而，若说真心着迷于什么“大东亚文学”等梦幻，这三人中间只有林房雄一人吧。另外两位中的河上隶属于文学报国会，也只是做一些分内的工作，小林虽然在第二届大会上有过讲演，但那也不过是不痛不痒程度的应酬，或者碍于友情对于好事的林房雄给予鼓励鞭策罢了。河上彻太郎在这次访华归国后投给《文学界》(15)的一篇文章中说：
结束两个月来对中部支那和北支那的访问，我于5月底回到东京。在各地受到了中国作家发自心底的招待。已没什么问题，新中国的文学运动一定会在和平地区掀起的！在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也得到了和林房雄同样的安心感。
想来林房雄至今的奋斗实在令人感动不已。他排除一切宗派主义、追随叫嚣和宣传谋略式的机会主义，以十年前在日本创刊《文学界》时同样的热情，在中国各地构筑起真正的文学家得以活动的基础。为此，他受到了不少误解和排斥。在为我召开的欢送会上沈启无醉酒后于林的房间白壁上写了一首诗，其一节：
林先生将独立不惧的归去了
我也独立不惧的留在边（这）里
文学是没有奴隶生的
东洋的朋友携手一直走去
当初的乐观仿佛也是一片空幻。不过，他和林房雄一起捕捉到了某种动向，并试图将运动的发展推向这个方向去，大概是事实吧。甚至也有这样的意思：眼下与周作人那样摇摆不定的老作家不痛不痒的交涉形成鲜明对照，请看沈、林之间气味相投的往来。然而，说到沈启无，他难道不是周作人心腹中的心腹吗？
的确，北京的文学界渐渐开始掀起了波澜。前面引用过的河上彻太郎关于现地第二届大会准备情况的谈话中，透露了北京两个文坛群体并立的状况。
北京方面，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钱稻孙、沈启无、张我军、尤炳圻去年曾来参加大会，今年，包括他们在内由周作人牵头组成了艺文社，有许多优秀的沉默作家开始活动起来。另一方面，还有以在北京最有影响力的《武德报》报业为背景的华北作家协会，这一拥有百余名少壮作家组成的团体。两者事实上作为一个交流的整体，依然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全中国文化首都的重镇……
我们需要从新民印书馆这一出版社方面来思考艺文社的性质。这是日本平凡社的下中弥三郎一手接受了占领地的教科书印刷、发配的责任，并得到联合印刷的协助，于北京创立的日中合资公司。在王揖唐任临时政府主席的时代，借助野崎诚近的手腕劝诱一直不肯出马的曹汝霖出任社长，而实现了与临时政府一起官民合办的形态。之后，下中弥三郎担心公司的当地干部不理解他从文化方面致力于“日华结合”的“大目的”，便于1942年冬，命中国美术史专业的公司职员安藤更生计划、组建外围团体。安藤更生则以一直景仰的“周作人为中心，在其领导下”组建了中日文化振兴会。会长是曹汝霖，委员有周作人、钱稻孙等“北大”帮，另外还有在当时很有抗日色彩的私立中国大学讲授《论语》的俞平伯。下中弥三郎的想法在于，对被占领之下苦于通货膨胀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予以援助而出版委员们的著作，同时接受“并非迎合时局”的优良图书的出版计划，也不另外要求补偿。的确，周作人当时的著作如《药味集》(1942)等大约一半左右，就是由这个出版社出版的。振兴会还有一个五年计划，即着手编撰《中国百科大事汇》的大工程，但因战败而中途夭折了。(16)如后所述，以中国文化振兴会为母体的艺文社其组织成立的过程比较错综复杂，但可以认为这个群体的性质基本上与振兴会本身相同。
那么，所谓另一方的华北作家协会之靠山的“《武德报》报业”，又是怎么回事呢？首先，引用一段同盟通讯社北京总支局局长佐佐木健儿给笔者的来信。
武德报是由鄙人提案，并获取北支那（日）军报导部同意而创设的报社。其性质是所谓的谋略报纸，向敌人阵营散发以削弱将士斗志为目的的。创刊之际需要召集有相当才能的支那人，我觉得这非管（翼贤）莫属，于是就让他继续担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长，同时兼任武德报社长。实际上这是军部的报导机关，因此，部里的山家亨少佐担任其负责人的。……
山家亨乃是执掌北京出版界牛耳的人物，这在直接经他之手搞起来的《中国文艺》主编张深切的回忆中已略见一斑，而出版有各种报纸杂志的《武德报》社正是为此而特设的机关。以此为背景，或者用沈启无的话讲是“从正面来说，最早由武德报开始起步”，(17)华北作家协会其成立是在1942年9月，正当准备第一届大会的时候，总之，是根据继日本国内之后在占领地区也要着手组织、统制文学者这一军部的意向而产生的。或者是因龟谷利一曾为“满洲”之黑幕、甘粕正彦在“满映”之一翼，就如“新民会”效仿“共和会”那样，华北作家协会乃是“满洲文艺家协会”（1941年成立）的华北版也说不定。总而言之，从结集了包括有名无名的“作家”百名以上这一事情本身来看，其中可以看到以权力为背景的一网打尽的意图。成立当初，还是督办的周作人亦为“当然的兼职”（周作人辩诉状），被列入评议员的名单之中。
以上，与其说是“文坛”群体之间的关系，毋宁说是“中国文化振兴会”和《武德报》这两个背后关系的对照问题。虽然服务于战争这一使命是一样的，但一方受到拥有巨大包容力且带壮士风格的书店老板之庇护，另一方则直接与军方的功利性谋略任务相关。然而，在聚集而来的中国人一方看来，与振兴会的选择精英之保护型和作家协会的一网打尽型相呼应，结果上自然有不同，但至少在名单上后者亦将前者的相当一部分网罗其中了，而本来并非出于自愿而聚集到一起的，则无论哪一方都是一样的。也因此，在这两个组织之间并没有出现可以称得上风波的风波。仿佛是随着林房雄的进驻北京，风波才骤然掀起。
大谈林房雄的“奋斗”事迹的河上彻太郎，其所言缺乏具体的内容。林房雄自己的《文学之回想》也写得很简略，在谈到战后参加美国占领军某少佐举办的晚会时，前后只有一两行讲到“我在北京和马尼拉的时候，扮演过文化指导者的角色，在北京饭店和马尼拉宾馆也招待过当地的作家与文化人。只是所处的地位与现在正好相反”。讲话的语调很是从容，暗示出胜者的骄傲。不过，他在第二届大会召开之前所写《中国文化运动偶感》(18)一文，却比较充分地从侧面讲出了他所参与的当地文学运动的性质。林房雄分析道，以往的“文化工作”，其过失在于“官僚式的文化运动”，即当地之日中双方的“职业文化运动家及职业的日华亲善家”适当地搜罗一些文化人，向官厅申请文化预算，时不时地举办大会或者总会，组织起这样的文化团体来侵吞政府的钱。他将这种特性称之为“二重招牌主义”，即针对中国知识阶级和日本当局采用完全不同的赞同，或“成品主义”即以那些有自己职务的各界名士之糊涂“文化”为名搞一些不着边际的聚会，而后便做鸟兽散。这无疑认真地触及到了以往占领者之利用主义和被占领地文化人之老练已极的处世术相结合所形成的假装糊涂之“文化提携”的实情。这样，他把目标锁定在那些与此种难以把握的文化界无关的“年轻而有热情和良心的知识人”身上。就是说，他把目光集中到了以往被视为“治安工作”对象而不是“文化提携”之对手的圈外文化青年层上面。
就我所接触的范围讲，多数人往往是以皱眉头的语调把林房雄的行动当作谈资的。“误解与排斥”的程度虽有不同，在各式各样的皱眉头中混杂着多种成分，除了对他过于花哨地从左翼转向而来的姿态或狂热粗野的行动方式不喜欢外，还有出于对“大陆通”式的人心笼络政策将遭破坏的警戒心在起作用似的。特别是大使馆方面戒备之心十分明显，甚至认为“林房雄为日中双方所讨厌，在我们中间也有把他赶回去的意见出现。总之，每天喝大酒，丑恶不堪没个样子”，(19)“从大使馆的工作来讲，沈启无等无所谓，周作人才是要紧的大人物，若离我们而去可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觉得日本的文士跑过来乱搅和，是在添乱”。(20)因为，“事变”当初，保田与重郎说厌恶“文化工作”之“只重视名人的官僚主义”，那还只是没有危害性的旅行者之感想而已，如今的林房雄却实际地聚众演说，为所欲为地备酒设宴。
其实，上述林房雄的观点乃是来自实地经验的结论，一开始他似乎也曾从运动振兴会系统文化人开始着手。根据周作人的《文坛之分化》，我们知道其过程是这样的。首先，较多有日本留学经验或者精通日本文学的振兴会系统的人，知道林房雄的转向问题，虽说没有表示出明目张胆的蔑视，但一向没有欢迎他的意思，其中只有沈启无一人热心地接受了他。随后，沈启无以林房雄为后援，提出编辑《文学集刊》的计划，可是新民印书馆也向张深切提出刊行文学杂志的计划并让他担任主编，经过协商初步的结果是，作为振兴会的事业之一组织成立艺文社而由周作人负责，同时刊行《艺文杂志》（由尤炳圻、傅芸子、陈绵、沈启无合编）和《文学集刊》（沈启无编）。可是，由于沈、张的意见不合最终决裂，于是沈启无声称退出，4月初，只出版了尤、傅、陈三人编辑的《艺文杂志》。
在此，张深切又出场了。他辞去《中国文艺》主编一职后，被日本当局冷落了起来，便暂时回了台湾。等再来到北京的时候，则经由“新民学院”时期的亲密同僚桥川时雄，得到那时为成立振兴会而运动起来的安藤更生的推举，进了新民印书馆，成了振兴会的常任理事。桥川时雄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经历，便请对从旧左翼转向过来的人士比较包容的印书馆帮忙。(21)张深切从他自己的立场出发，在《里程碑》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围绕杂志的发行所发生的纠纷。
华北最高指挥部报导部长突然派人来邀请我会谈，怂恿我和周作人合作，再出版一部新的文艺杂志，他们愿意尽量配给纸张，我说这件事需要和新民印书馆接洽后，才能答应。报导部的这一建议，是堂胁离开了北京不久，提出来的，是否衔有堂胁的意思，军部没有表示，我也不便问询他们。
……我对出版刊物已经没有兴趣，但义务上我和新民印书馆主管协商结果，馆方当然没有异议，而且表示可以尽量帮忙。……为了出版新文艺杂志的事，我不得不再去访问周作人。……我的厄运又来了，日本林房雄自称负有“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使命，到北京来活动，邀我在北京饭店相会。这位曾以左翼理论闻名的作家，要求我合作，计划出版杂志。……他看我消极，又不恭维他，转去北京大学文学院找几个教授做桥梁，和周作人打交道。周因和我有约在先，劝他们和我接洽，林房雄不得不再找我商量；结果，拟定重新组织一个文艺团体，称“艺文社”推周作人为社长……。开了几次会，因为林房雄和沈启无作梗，愈开愈纠纷，无法成立。我断定一切的症结，在林房雄和沈启无，劝周作人不要听他们的话，并表示我绝对反对林房雄为主编，因此我和周作人心上都有了芥蒂。
沈启无一派利用新闻攻击我，我却束手无策反击他们，因为我一反击他们，就等于我公开反日，所以我不得不去找周作人释明彼此之间的误会，去了几次都被挡驾，最后周竟以文字表示他对我不满，拒绝和我见面，于是他和我正式决裂了。……我和周作人的冲突，立刻掀起了严重的风波，新民印书馆即时追究责任，迫我和周恢复感情，继续合作，否则需要自己抉择去处。……所以我随即提出了辞表下台。
周作人只讲到沈、张之间的决裂，而张深切特别要谈的是沈、张之间的决裂更进而发展到张、周之间的决裂。《文坛之分化》在谈到沈、林与周之间的最终决裂之后记述了上面的经过，因此，沈、张之间的决裂波及到张、周之间的过程便省略掉了，这或许是自然而然的措施也说不定。不过，若把张深切和周作人的记述放在一起来读，则的确可以更立体化地看到事态的变化。周作人并不一定坚持不和林房雄在同一个杂志上合作，并忍受某种程度上的妥协，他担心这种对立会危及振兴会本身，于是牺牲了自己和张深切的关系，大概是这样吧。可是，这边虽然做出了牺牲，沈启无那边也退出了艺文社，可以想象这大概是因为林房雄对这个群体已不再抱希望所致。以上是发生于4月初的事情，到了25日，在已经没有了周督办的教育总署里，召开了华北作家协会春季大会，会上决议设置“华北文艺奖金”，扩充事务性会报《作家月报》的版面以作为青年作家发表作品的阵地，就是说，协会开始出现了“革新”的动向。(22)这恐怕是与上述矛盾和林房雄的态度不无关系的。正如黎建青所记述的那样，“革新”之后“若果我们以华北作家协会代表青年界作者文学活动的集团的话，则艺文社可以勉强说是老作家的集团”了，他们是以“少壮”性来与艺文社竞争的，而这里的“少壮”不单单指年龄，仿佛还有别的对立因素似的。就是说，因为1942年这一年中，很明显地从“满洲”方面流入北京的一群青年开始形成了协会的主流。据当时日文报纸《东亚新闻》非常年轻的负责文化方面的记者中英助讲，“这些人面对滞留北京的那些地道的中国文化人感到某种劣等感，弄得事事都不顺利”。(23)那么，让这些在北京没有任何根基的流入群体之文学青年成为“大东亚文学”积极的讴歌者，以此甩开那些具有沉默倾向的“老作家”们政治上的软弱无力状态，有这样的分子出现也是大有可能的事情。首先是这里存在着难以生存下去的穷困，还有本身也许并非亲日的某种政治情结，或者倒错的反抗心使他们奔向了《武德报》和林房雄的周围，而不是周作人等那边，我想这一层的因素也是有的。进而，曾与《武德报》有关的人甚至说，这些青年当中说不定混杂着为追求比“满洲”多一点的自由呼吸的余地而来的重庆派乃至延安派的伪装者呢，而我这一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这里，我们再回到《文坛之分化》的记述上来。就这样，以迈山“革新”步伐的作家协会为靠山，接下来沈启无好像要向振兴会发起攻势，坚持要周作人脱离艺文社，一会儿又改变主意让印书馆重新做出决定，让他来编辑《文学集刊》，师生之间的关系破裂骤然扩大开来，结果，夏天在他发起的“文学茶话会”上，就有了来宾林房雄暗地攻击周作人的演说。这是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前的状况。
第二届大会的华北代表，除了上一届中的钱稻孙和尤炳圻，义在沈启无、张我军之外加上了新人柳龙光、徐白林、陈绵。这其中特别引人瞩目的柳龙光，乃是被视为作家协会之理论家的来自“满洲”流入帮的领袖，徐白林和陈绵则是在《作家月报》上发表过作品的年轻新手，因此可以说，这样的人选充分反映了因日本文学报国会派遣人员的介入而引起的北京“文坛”之情势的变化。这回周作人受到了怎样的“招待”不得而知，但已经没有了他“让青年们去”或“邀请”的份儿了吧。另外，如今已经辞去督办职务的他，也不见有像上回那样向大会传递自己之意愿的迹象。相反，在上面引用过的那篇《汉文学的前途》之7月20日“附记”的最后，讲到曾经有过的新文学的成功，在促成了国民思想感情的联络和统一这一点上，比起文学来其政治上的作用更大，之后写道：
以后有志于文学的人亦应认明此点，把握汉文学的统一性，对于民族与文学同样的有所尽力，必先能树立了国民文学的根基，乃可以大东亚文学之一员而参加活动，此自明之事实也。关于文人自肃，亦属重要，唯苦口之言，取憎于人，且即不言而亦易知，故从略。
围绕周作人而发生的上述纠纷，甚至带到了与上次节日气氛不同而显得狂热的第二届大会会场，这便是沈启无和片冈铁兵的发言。(24)
我在《文学报国》（1943年第9、10号）“大会特辑”栏目中没有找到沈启无的发言记录，但他的确以“中日合办出版机构”这种表现对新民印书馆进行了攻击。(25)尤其是片冈铁兵的发言，虽然没有点名，但把一看便明白是指周作人的“反动老作家”，视为“如有重庆政府存在之中国特殊背景下的一个特殊敌人”，“对全东亚来说必须破坏掉的妥协的偶像”，而要求对其进行“直接的斗争”。从《文学报国》上的大会记录观之，对于作为大会发言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内部(?)攻击，主持人（白井乔二）试图转移人们关注的视线把话题引到别的方面，但有一个人，即朝鲜的张赫宙站起来提问：“《吁请中国文学之确立》和后面的《重庆地区工作》(26)提出了非常重大的问题，所以我想请问，刚才片冈先生讲到在和平地区有拥有反和平思想的人在活动。（小田狱夫）提到有重庆方面的人在柳雨生氏编辑的杂志（《风雨谈》）上发表文章。对此，中国方面将以怎样的态度处理呢？”重新把问题拉回到片冈铁兵的发言上来。对此，草野心平作为中国代表站起来回答：“这大概如日本内地也有重庆派的作品翻译出版一样，……并没有考虑政治上的意见如何，纯粹是作为文学作品以为好就翻译了，也便登在了杂志上，我想恐怕是这样的吧。我个人虽然不怎么赞成这样做。”可是，张赫宙依然不肯罢休，反问到“这次会议可以讨论问题吗？还是只发言不讨论？”我在杂志上的会议纪要中看到了这位连用母语书写的自由也被剥夺了的朝鲜作家固执的质问，心里一直想他是以怎样的思绪做上述提问的呢？故特别抄录于此。结果，由于时间等关系讨论被打断了，而草野心平的回答还有下文，他的意见是在上海还有一些虽为重庆派却不给任何一方写文章的作家存在，那么比起这些“失去了文学热情的既成作家”，更应该从“年轻一辈”中去谋求大东亚文学的发展。这的确是草野心平个人的意见，但如果将此作为攻击周作人的背景来思考，可以认为他是用与发言的前半部分一样的解释者的口吻来阐述的，在如此平静的态度中，甚至可以感到作为投身汪政权的诗人，与片冈铁兵那种声嘶力竭的攻击性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总之，他表白了自己梦想真心实意地去把握一个沦陷区堂堂的知识分子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这一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
片冈铁兵究竟是在怎样的前因后果之下有了这样的发言，不得而知。我也不了解他在大会召开之前是否与北京方面有什么纠纷。然而，这位源自左翼的转向者对日本帝国的侵略中国有着超人一等的偏袒，则可以从他上一次大会的发言(27)以及大陆旅行报告《对于中部支那文化人的期待》(28)等等显示出来（《期待》指责沦陷区知识分子的阳奉阴违），(29)这都清楚地表明他对此有相当深的关注。不管有没有周作人所怀疑而他与沈启无矢口否认的事先商量的事实，总之，他的发言是必然会出现的。
沈启无和片冈铁兵的上述发言，在大会之后的日本方面并没有迹象表明马上引起了波纹。而文学报国会当局依然期待着获取周作人的支持。大会结束后的10月末，为了确定下一届大会的召开地点是在“满洲”还是中国，事务局长久米正雄11月中旬离开日本，在北京他特意到周作人家里，恳请其合作。结果如下：
改日，我再次走访了周作人，以征求他对于我们的意向之无所忌惮的见解，这次会面至少获取了他对在中国召开第三届大会予以合作的首肯。我的印象是，周作人决非消极退缩，他只是在等待时机。或许与周氏的会谈仅仅是礼仪性的，但我又坚信并非单单出于礼仪。(30)
作为事务局长期待性的考量，甚至让人感到在谈话语句选择上的拘谨呆板，而担当这次访问牵线人的《东亚新报》的中薗英助，在战后的回忆中更毫不客气地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日本文学报国会事务局长久米正雄，为了拉周作人出来参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来到北京，是在昭和十八年(1943)。……我受报社之命，将精神焕发地来到东安市场二楼的久米正雄带到八道湾周宅。周作人并没有立即做出答复，这次交涉不欢而散。
“周作人也是那种青葫芦似的脸色，没有精神头儿，好像连喝酒玩儿女人的兴致也没有了，你说呢？”
久米正雄在回来的路上毫无遮掩地说。有许多人也说鲁迅的脸色不好，弟弟周作人也是一样，一身苍白蜡色的肌肤。久米正雄还一个人喋喋不休说起什么“英雄豪杰多好色”之类的话。(31)
中薗英助将久米正雄和林房雄称之为“无赖”，并将他们作为在战时战后各种各样去中国“旅行之文化人”的行迹可疑群体的一个典型。他那严峻的问题意识或许与自己作为精神象征而景仰的周作人，被同胞的这种“高级文化人”所玷污的受伤记忆有关联也说不定。当时他还是20岁出头的青年，以这样的特权他甚至悄悄地等待着与抗日青年建立起友情的机会。作为表现沦陷区各式各样光怪陆离面向的青春小说《夜晚，敲起锣鼓》的作者，他一定会是这样的。另一方面，在这个场景中，我们不也是能够看到虽依仗军事上之优势却被厚重的教养和文化社会传统壁垒所阻，憨直的日本文土气质呈现出来的焦躁以至几乎可怜的逞强好胜吗？“事变”之后，依然在《白塔之歌》等“近代传说”系列中得以认真将中国人文学化的丰岛与志雄，在1940年所著有关中国旅行的一篇报告(32)中说，当“把对北京的印象延伸开来之际”浮现出“某种人像”，对这个“人像”，“日本的文化人大抵甘拜下风的。……可是我们不能就这样甘拜下风的啊”。这与久米正雄不同，其感觉是非常内省的。
久米正雄这次礼仪性的却又不单单礼仪性的访问，是不是心里想着沈启无和片冈铁兵的发言，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久米和中薗的报告中，都看不出曾经提起过这件事的迹象。这恐怕也是当然的了。周作人本身也在这年秋天，至少将其付诸默杀的了。不必说，经过这次大会，北京的“文坛之分化”越发加快了速度。久米正雄的归国谈进而讲到大会之后北京的态势。
……总之，华北方面的意见是已由沈、柳二君的合作促成了以往华北（作家）协会的发展与消解，在此之上又有了艺文杂志编辑阵营加入之后的大团结局面。……但是，中华民国作家之一元化的团体最终能不能落实到“中国文学报国会”这个名称上来，恐怕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吧。“中国文学报国会”这个名称是沈启无热心主张的，他认为文学报国这个成语乃是中国所固有的，……但我不能不悲观地认为，这最终是否符合中国全般的现状，在这一点上还有若干问题。
本来，从沈启无接近林房雄的真意来说，没有任何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他所谓“文学报国”的中国版，其不着边际和过于积极的主张，让人感到是要掌握北京的“大团结”甚至包括南京和上海在内的“（沦陷）中国全般”的运动主导权（久米正雄到北京之际，沈和柳两人正准备去参加南京的“宣传会议”）。而在久米正雄回国后不久的2月初，北京出现了《文笔》这个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沈启无匿名攻击周作人的文章。(33)据中薗英助上面那篇文章讲，这本杂志相当于《武德报》社发行的华文报纸的文艺副刊，攻击的内容是“因为周作人对日中文化交流及大东亚文学的确立采取不合作的立场，故而破口大骂”，“当然预期该文引起了很大反响”。
到此，周作人最终下了与沈启无、林房雄公开决裂的决心。不过，正如张深切也曾指出的那样，笨拙的反击会被视为反日，这种担忧在周作人也一样会有的。恐怕是反复考虑了这一点，他首先采取了封建式徒弟制的古礼，声明对沈启无实行破门。声明的原文未见，史学科教授冈本坚次谈到身边“北大”内部的传闻。这位史学专业学者很有心计，当时曾详细地用笔记记录下变动局势之下的日常事件，战败后无法带回日本而全部烧掉了，但回国后他马上根据记忆又复原了这些笔记。他曾经一手拿着这些笔记，一边跟我说：
沈启无是40岁左右的年轻教授，身材消瘦而精悍的男子。总是穿着中国服，在教室里亦敢批判日本文化，学生很喜欢他。甚至有反日的传闻，有不少日籍人士感到不快。对于我们这些人也不很尊重，这与一般中国人不同，不过，他本来对中国人也是这样。他是周作人喜爱的弟子，狙击事件时遭到枪击，为此，尽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却爬上了国文系主任的位置，据说，可以与他抗衡的只有尤炳圻。……据莫东寅（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科毕业，“北大”讲师）说，沈自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从东京回国之后，便宴请莫，说自己最近要接触各方面人等，与日本人会面的时候比较多，请你来帮忙翻译。可见为了权势是如何的得意自满，这反而使莫感到不愉快。……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学生和同僚之间流传其周、沈不和的谣言，不久，人们便接到了用明信片印制的破门声明。内容是“沈为自己的受业弟子，最近很是傲慢言动不逊，故破门之。此后断绝一切公私关系，凡有沈参与的团体或事业及刊物，鄙人一律敬谢不敏”。……这之后，自然沈不再来校了。破门声明的明信片发送的范围非常广，似乎还寄到了南京方面。文化机关不得不在周和沈之间做出选择，可谁会选择沈呢。结果，沈越发陷入苦境。只有武德报方面的人多少对他显示出一些善意。据说，沈用匿名中伤周氏家庭的内幕等等，另外，我听说，这事件尤炳圻也（从周作人方面）积极地帮了忙。
在这个边听边记录下来的笔记当中，还有同僚儿玉达童（哲学系教授）就声明直接问询周作人而得到的说明。这与周作人之后的一系列文章内容多有重复，所以这里就不再引用了。冈本坚次不胜感慨地说：“一到关键时刻，中国人很是强硬啊，有关沈的事情也是坚决地做到底，而且是坦然自若地做到底。”
《东亚新报》的记者中薗英助说，他收到了来自周作人的如下旨意的信：弄清楚匿名攻击的元凶后，引欲反噬恩人的“中山狼”故事，谴责其行为的不端。中薗还将周作人给自己的私信被编辑部随便发表出来，使日文报纸成了对《武德报》系统攻击周作人的反击阵地这一经过写进了上面提到的那部小说中，仿佛这个经过并非虚构。
“破门”声明大概是在1944年2月初读到了沈启无匿名攻击文章之后不久吧。周作人还将这个声明寄送给日本文学报国会事务局长久米正雄，接着，署有2月20日落款的挂号信也寄给了文学报国会，要求片冈铁兵做出解释，并附言如果自己就是那个“反动老作家”，那么将承担其责任，以后对于贵会之交际当表示“谨慎”。以此为机，周作人以一口气吐出窝在心里之火的气势，接连将数篇文章寄给上海汪派系统的《中华日报》（社长林柏生）。首先公布了附有说明的给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质询信，(34)接着撰写了有关反动老作家事件的个人意见，(35)以及有关与沈启无、林房雄决裂的前后经过(36)的文章，进而又发表声明，言收到了日本文学报国会4月2日电报说片冈铁并将有回答请等待，但之后便没有了音讯，因此，虽说“略为性急”也只能就此截止，认为不答复。(37)另外，他还给当时自己发表文章的主要刊物上海的《古今半月刊》（由汪兆铭之左膀右臂周佛海为后援，朱朴出刊的文史杂志）寄去了《遇狼的故事》一文，此乃将弟子的“反噬”消化于平日写惯了的随笔文中的文章。
之后，片冈铁兵如期于4月最后一日寄来了长篇的说明信。片冈通过日文翻译读到了《中国的思想问题》，他以本书前一章也曾引用过的忧虑民生那一段为根据，强调周作人的不可阻碍人民生存之欲望的主张，正是对为大东亚解放之战争分担痛苦的拒绝，而坚持自己的攻击有其正当的理由。片冈到底是熟读了这一问题文章，他强烈地要求不要低估了日本人对于文章的感受力。如今来读这个解释，甚至会有一种错觉，仿佛正验证了周作人对大东亚战争的抵抗似的。然而，在接下来的部分里，片冈却连吓带哄地陈谢：“特别是最近知道周先生要出马主持中国的文学协会，实在感激不尽”，故不能因自己的发言而成了周先生与文学报国会决裂的无端理由，进而否定了自己与沈启无有关系，最后对周作人的“积极出马”，再三表示“感激”。
这里所谓周作人出马主持的“文学协会”，是指久米正雄归国谈中提到的“中华民国作家之一元化团体”，即准备新组建的“中国文学协会”。在连这封说明信也没有寄到之前，说什么主持或出马等亦未免奇怪。想来，周作人在要求对方做出解释的信中曾写道，如果在指定的回信日期内没有得到其说明，则与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合作及参加“中国的文学协会”等将表示“谨慎”即谢绝，而片冈是据此做出周作人将积极“出马”的贸然断定吧。这个“文学协会”大概是由于牵连到“破门”事件，故直到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才在南京政府宣传部举办的会议上提出正式的名称。没有列席这个会议的周作人，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即使在名义上也没有成为什么“主持”。但总之，配合南京政府原则上要求的独立，这个“一元化的团体”组织，仿佛是在高唱“国民文学”的建立，并在提高与日本文学报国会之间的独立性这个方向上得到推进的。沈启无热心提出的“中国文学报国会”的会名方案，不必说正如久米正雄的悲观预测，老早就销声匿迹了。那么，被“破门”的沈启无后来怎样呢？
正如人们已经想象到的那样，周作人的反击使沈启无无法在“北大”呆下去，而一举被逼到了穷途末路。日本文学报国会当局在这之后，到了做出选择的阶段，也总归要周作人的合作吧，这早已是清清楚楚的事情了。另外，至此在道理上应该支持沈启无的林房雄，也不再光顾北京。林在第二届大会上就曾强调日本作家在海外的现地常驻的意义，发言中讲到按现在的预算连回请对方吃饭都不够，半年之间最低也要拿出一万日元左右。可是他本人驻北京的任期到大会召开为止也只有半年多，说不定这期间已经飞到马尼拉去了。新任的华北特派员真船丰，于这年3月出现在“破门”声明风波还未平息的北京。然而，这位后任从性格上讲与林房雄完全不同，仿佛上任之际根本没进入“奋斗”的状态。他本人在自传《孤独的行走》中，对这段经历有详细的记录。面对日本国内的疯狂状态，他向以前(1939)自己陷入抑郁状态时通过《改造》的管道让自己去了“满洲”的小林秀雄求教，于此，在不想接任北京特派员职务的真船丰和小林秀雄之间，有了这一番对话：“你说什么呢，只要跟那边的中国文人们交交朋友就行了。”“只交朋友不干别的行吗？”“这就是工作呀。”“那这工作我也干得的了？”“当然干得了，那边有个叫沈启无的人，可是个人物啊。你就跟他交交朋友，玩玩儿就好的啊。”他听了小林秀雄“梦一样令人感激的话”，于是便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当他对作家协会的合作者们的可悲和无聊感到不耐烦的时候，见到了沈启无，一下子就被折服了。实际上，真船丰对沈启无的倾倒非同一般，他在时隔20几年后才公开的战后所写笔记《鲜苔与故纸堆》的前言中，以向沈启无诉说的形式，回顾了战争末期梦一般短暂的交往，他甚至将这个长长的笔记命名为“一生，唯一一次交友之记录”。如此这般的气味相投，其回忆录对“破门”事件做了如下描写，也便理所当然了。
你那时，正处在挑起重大事件的旋涡之中，我从龙先生哪儿听到这件事。……
你不知为什么，与黄先生发生了意见冲突，黄先生怒发冲冠，你为此被黄先生任校长（文学院院长——引用者）的大学赶了出来。
就是说，一个校长的权力剥夺了你大学教授的职位。不仅如此，那位黄先生的愤怒，使你的著作在这个国家里的出版发行受到了禁止。
你自己的工作什么做不成了。……
这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无法理解的，我真的目瞪口呆了。……
“龙”应当是指柳龙光。这里回忆者的个人感慨暂且不论，总之，在这一群人里头“破门”事件恐怕就是这样被人所议论的。若仅就结果而论，沈启无事实上也正遭遇到了如此的下场。在此意义上，以下传闻则如实地传达了他的处境和动向。
无论是日本方面的，还是中国方面的集会，你都不露面。无论怎么邀请，也不见你的身影出现。
为此，日本大使馆和军司令部报导部的人们，都拿你没了办法。不管是对于日本的文化运动，还是中国本国的文化运动，都是个不合作而极端无礼刁横的家伙。……我所见到的人特别是日本人，都这样谈论着你的事情。
真船丰还记述了作家协会的“龙”们，对于沈启无的“不合作”不断地想加以劝说等，他将这种劝说理解为“顺应国策的合作”之推进，而感佩于沈启无不妥协的“风骨”。然而，从沈启无的角度来说，以保全周作人为理由而改变风向，在这样的环境下所推行的运动，自己突然失去了干劲，而不再有任何指望地单单闹着气罢了，不是这样吗？至于合作与不合作，这也只是偶尔风向的改变所导致的结果而已。总之，真船丰按照小林秀雄的指点，每天和沈启无进行笔谈等，玩儿了四个月便于7月份回国了。后来，他再次访问北京见到沈启无，才知道沈为生活所迫，有一个阶段曾到汉门做过新闻记者，然而这工作受到了日军的怀疑，他不得不又回到北京。
《鲜苔与故纸堆》中出现的“黄先生”被描写成了“华北的王者”，简直像专横权威的化身似的。而在中薗英助那里，因为过于同情周作人，他把久米正雄的造谣中伤和沈启无在《武德报》系统的杂志上对周作人的攻击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忽视了沈启无的动机和文学报国会固有的打算而写道：“以这个时期为界线，日本文学报国会对周作人的评价已定型，而且将其评价以极端戏剧性的、阴险的形式推及一切的。”与此正相反，真船丰的坚信也未免过于单纯了吧。然而，周作人的反击的确是有效果的。我曾写道，他只能采用师徒制的破门手法来反击，除此以外再没有避免风险的手段了。即使我这样的感觉大致不错，如果其反击透过实际上确实存在着的师徒关系以及日本人方面的名声利用主义，而达到了超出预想的效果，那么，沈启无也的确是一个可怜的野心家。
另外，既然片冈铁兵已经公开承认“反动老作家”指的就是周作人，这也确实使周得到了对日本文学报国会表示“谨慎”的口实。但是，正在这个时候，从4月开始实行起机构改革来，就连久米正雄和河上彻太郎也被情报局盯住了而不得不辞职，而作为中村武罗夫新局长的秘书推举出来的，是个来路不明而举止异常的人物，于是文学报国会也便成了“束手束脚的文报”。(38)大概是由于这个文学报国会也不得不去动员“老作家”的缘故，于是便请武者小路实笃和长与善郎，于7月前后写了调解信，已然表现出是惨不忍睹而异常的维护周作人的执著。惨不忍睹不在调解信的表面文字，而在于文学报国会当局。写信人借这个机会连平常不好表达的事情也写了进去，自己也仿佛得到了一吐心胸的快感，其劝解的方法完全是在强调，周作人不仅是对片冈铁兵，甚至对文学报国会也获取了“胜利”似的。
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于1944年11月12日至14日在南京召开，而且是由南京政府宣传部之下的筹备委员会主持，以露骨的主客交替的形式举行的。在传出汪兆铭的讣告和空袭之下召开的这次大会，用山田清二郎的话讲，大会上“流动着的不是怒号和绝叫式的虚张声势，而是促膝而坐就东亚的今日和未来相互讨论的空气”，(39)上回大会上与攻击周作人有关的林房雄、片冈铁兵、沈启无、柳龙光等被排除在代表名单之外，虽有钱稻孙这样的“老作家”再度出场，周作人则最终还是逃脱了出席大会。在大会召开前一日从北京寄给松枝茂夫的信中，他这样传达了已然预见到其末日的日本占领下自己闲散的近况。
……近日在南京开文学者大会，鄙人疲于行旅，得谢绝不去，甚为厚幸。日下所谓华北文坛亦空气甚恶（徒党营私甚于官吏，可发一笑），鄙人本非文人，极想脱退。以此近年来不再发表文章，偶写随笔，只送与南方朋友揭载杂志中耳。北京大学亦已得脱身，现在唯任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在一周中去二天，但如木炭车不来相接，则亦可不去。殊为闲散，颇欲读书，而新书难得，旧书又总是这一套，渐觉得气闷。自恨不曾学会吸纸烟，无消遣妙法也。匆匆即请。
松枝茂夫先生
作人启 十一，十一
（补注一）关于柳龙光，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在详细叙述其于沦陷区文坛的活动同时，还提到他与大东亚文学奖获奖者女流作家梅娘的夫妇关系。张泉在后来的论文中又专门论述过这个人物（《华北沦陷时期的柳龙光》），据该文讲，柳生于北京，辅仁大学理学院毕业后，曾往日本专修大学经济学部留学，后到沈阳（奉天）和长春（新京）的报社工作，接下来又进入《华文大阪每日新闻》并再度赴日。1941年同梅娘一起重返沦陷区的北京，曾历任燕京影片公司副总经理、《国民杂志》主编、武德报社编辑部主任、华北作家协会干事长等。而直到1949年2月由台湾返回大陆途中死于事故这一段战后时期的行迹，不甚明了。梅娘在接受采访时曾证言，包括战后的去台湾，整个沦陷时期的柳都一直在地下为共产党工作。关于这个证言的真伪，张泉的结论有所保留，认为有其可能性但需要进一步研究。
（补注二）根据《年谱》，《中华日报》(1944,3,23)上所公布的“破门声明”是这样的。
沈杨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详细事情如有必要再行发表
周作人（印） 三月十五日
（补注三）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记述，被赶出北京的沈启无曾流入武汉的沦陷区，好不容易在《大楚日报》报社谋得一个职位。另外，出于对沈启无本人的关心，虽属于日本文学研究领域却尽其可能搜集到各种线索的杉野要吉，在《沦陷之下北京“亲日派”文学者的命运》一文中附录了沈的遗孀的笔记。根据笔记，沈启无后来在日本正要投降之际，两手空空地返回北京，在接下来的国共内战时期于东北做过新闻记者和私立大学教员，后又在浙江的中学任过教员乃至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亦多次换工作，直到1955年才终于谋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员的位置，而在10多年之后的文革中遭到迫害，1969年病逝。
（补注四）关于武者小路实笃和长与善郎的人选问题，大概与下面的情况有关。武者小路原定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日本方面的团长，后因生病无法成行，而由长与代为团长（冈田英树《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实相》，收《交错抗争中的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即包括片冈铁兵的解释在内，一切都是为了第三届大会的圆满召开。
（补注五）据说周作人离开文学院院长一职的经过是这样的：
后来，北大文学院出现学生王善举打日本教授今西春秋的事，日方提出要整顿学风，王克敏以委员长身分兼任教育总署督办及北大校长，原校长钱稻孙调任文学院长，于是周作人的文学院长职务被罢免。王克敏亲自到周作人家，对周说：“北大校长我自兼了，钱先生空下来，我想请周先生把文学院让给他，政委会聘您为咨询会议委员每月送车马费二千元，本想请别人来同周先生讲，怕您误会，所以我亲自来说一下。”(40)
另，文中的殴打事件，据今西春秋的同僚冈本坚次直接告诉笔者，更为属实的情况是，今西认为学生忽视模仿日本战时增产运动而在校园里种地的工作，便首先殴打了女学生，以此为发端气愤的男学生才殴打了今西。
注释：
①本文译自作者《周作人“对日协力”始末》，岩波书店2004年版第9章。题目为编者所拟，原题为《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编者注。
②尾崎秀树：《关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及附录材料，收《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劲草书房，1971年。
③严谷大四：《非常时期日本文坛史》。
④载1942年《文艺》第9号。
⑤据陈东达直接告知笔者。
⑥洪炎秋：《怀才不遇的张我军兄》，载《传记文学》第28卷第4期。
⑦1943年7月1日《日本学艺新闻》。
⑧河上彻太郎：《第二次文艺复兴——关于中国代表》，载1943年8月20日《文学报国》。
⑨黎建青：《一年间的华北文坛》，载1944年2月1日《华文大阪每日》。
⑩见武者小路实笃：《与周作人先生的友情》；周作人：《武者先生和我》。
(11)参见周作人：《先母事略》、《苏州的回忆》。
(12)武者小路实笃：《与周作人先生的友情》。
(13)周作人：《武者先生和我》，收《苦口甘口》。
(14)据河上彻太郎给笔者的来信。
(15)1943年《文学界》第7号。
(16)主要参考下中弥三郎传刊行会编《下中弥三郎事典》。
(17)沈启无在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的发言《中国文学在北方的发展及今后的方向》。
(18)载1943年《日本评论》第9号。
(19)武田熙的话。
(20)志智嘉九郎的话。
(21)参见《下中弥三郎事典》，张深切：《里程碑》。
(22)黎建青：《一年间的华北文坛》。
(23)中薗英助：《旅行者文化人的责任》，收《亚洲的思念》。
(24)沈启无在大会第二天的发言为《通过强化出版界促进文学运动》，片冈铁兵在第三天分组讨论会上的发言为《吁请中国文学之确立》。
(25)参见周作人：《文坛的分化》。
(26)这是指在片冈铁兵之后小田狱夫的发言《文学者展开重庆地区行动的提案》。
(27)向作家呼吁《协助北支那的新民会及中部支那的清乡工作》。
(28)文中认为“至少这是确实无疑的，对真的东亚的爱情，作为诗不存在于他们的心中”。
(29)载1942年《文艺》第10号。
(30)《久米事务局长归国谈》，载1944年1月1日《文学报国》。
(31)中薗英助：《旅行者文化人的责任》。
(32)《北京、青岛、村落》，收《文学母胎》。
(33)参见周作人：《文坛之分化》。
(34)《一封信》，1944年2月27日。
(35)《关于反动老作家》，1944年3月12日。
(36)《文坛之分化》，1944年4月13日。
(37)《一封信之后》，1944年4月25日。
(38)《非常时期日本文坛史》。
(39)山田清三郎：《转向记》。
(40)张琦翔：《周作人投敌的前前后后》，载《文化史料》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