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党文化研究的两个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政党论文,两个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政党一经产生，就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一定文化传统的烙印，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专属的文化风格。如果把17世纪后期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作为现代政党的滥觞，那么政党文化作为一种现象，已经存在了两百多年。但是，政党文化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并加以系统研究，在国内学术界还是近来的事情。近年来，随着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执政党建设的纵深化，学术界对政党文化的研究兴趣渐浓。与政治学三十年的蓬勃发展相比，当前政党文化研究尽管方兴未艾，但仍是一个“年轻”的次级领域，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其中又以研究范式问题最为迫切。
一、政党文化研究的两个基本范式
学术研究的目的与方法是决定研究范式的关键因素。政党文化的研究目的，大体有两个：解读与建设。由此决定了两种研究方法：阐释与建构。前者重在描述一定政党文化的表征，或者进行政党文化形态的差异分析，即主要回答“政党文化是什么”的问题，这就是政党文化的阐释性研究范式；后者重在构建一定的政党文化形态，主要回答“政党文化怎么样”的问题，由此形成了政党文化的建构性研究范式。
政党文化阐释性研究往往遵循两条学术路径，并渐次演化出三个研究方向。其一，结构主义的分析路径。此项分析往往有两个理论预设：首先是把政党文化看作既成的文化现象，其次是把政党文化看作是政治文化的亚文化范畴。遵循上述前提，探讨某一政党文化的形态构成，继而探讨不同政党文化的形态差异，构成了政党文化阐释性研究的第一个方向。其二，工具属性的分析路径，即把政党文化作为比较政治研究的分析工具。此项分析也有两个常见的理论预设。首先，对多种政党文化而言，“不同的政党文化导致不同的政党行为模式”。①因而，以政党文化为分析工具对政党政治进行对比分析，就形成了政党文化阐释性研究的第二个方向。其次，对单一政党文化而言，分析政党体制内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政党行为。正如迪韦尔热所指出：“政党的组织主要是建立在不成文的习惯及实践之上，它差不多全然是习惯性的东西。党的章程及内部条例顶多不过表现出真实情况的一个很小部分，因为它们很少得到严格执行。”②对那些“不成文的习惯及实践”，似乎在文化的平台上加以分析是顺理成章的。由此，在文化的视野中对政党政治进行“应然”与“实然”的对比分析，则构成了政党文化阐释性研究的第三个方向。
政党文化的建构性研究也有两条学术路径。第一，功能主义的研究路径。其基本理论预设是，将政党文化对于政党政治尤其是政党行为的影响看作是不证自明的常识，由此展开政党文化的功能研究。“匡正政党行为，引领社会文化规范”，是政党文化的基本功能，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社会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应有之义。遵循这样的理论前提，探讨政党文化匡正政党行为、引领社会文化的体制机制，便是政党文化建构性研究的第一个方向。第二，价值理性的分析路径，即不是仅仅把政党文化作为比较分析的学术工具，而是把构建先进政党文化形态作为建构性研究的终极价值追求。此项研究的基本预设是把政党文化建设看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这是对传统党建模式的丰富。即党的建设不仅包括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还应包括文化建设。这种预设，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可能形成对传统党建模式四维内容的突破。沿着这个进路，探讨政党文化建设的出路，就形成了政党文化建构性研究的第二个方向。其中，中国传统文化理论中的“以文化成说”为此项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可见，政党文化的两种研究范式存有诸多差异。简单说来，在研究路径上，阐释性研究往往遵循结构主义的学术传统，建构性研究往往走功能主义的学术路线；在学术旨趣上，阐释性研究往往强调政党文化的工具属性，建构性研究往往着眼于政党文化的价值属性；在学术追求上，阐释性研究是把政党文化作为一种既定的文化现象来解读，由此来解释政党行为，以及进行政党比较分析，其核心使命是解决“政党文化是什么”的问题。建构性研究是把政党文化作为一个建构的目标来对待，其核心问题是解决“政党文化怎么样”的问题。
二、阐释性研究的进展及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一)政党文化阐释性研究的进展
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的统计，近年来学界以“政党文化”为题发表的论文已近30篇。学术界对政党文化的研究有比较明显的学术分期。2002年以前政党文化研究大体处于“有话题无理论阶段”。一方面政党文化话题屡现③；另一方面尽管有些学者阐述了政党文化的基本概念④，但阐释性与建构性研究的分析框架没有构建起来，体系性研究没有展开。之后，政党文化研究进入阐释性研究的理论建构阶段。2002年5月《政党文化探析》一文，首次就政党文化的内涵、特征、结构、功能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此后，政党文化研究逐渐为人所关注。⑤
从发表的论文的研究内容、目的与方法来看，这些论文多属阐释性研究的范畴，表现在以下方面：
1.从研究内容与研究目的来看，多为界定基本概念、阐述研究意义、明确研究主题、构建分析框架等，重点是回答“政党文化是什么”的问题，而对“政党文化怎么样”或者如何建设的问题则鲜有系统的论述。
2.从研究方法来看，用政治文化的理论模式来研究政党文化，是阐释性研究范式得以成型的重要原因。比如，在政党文化概念的界定上，学者们普遍采用了政治文化的分析框架。从原创性和影响力的标准来衡量，赵理富对政党文化概念的界定最有代表性。他认为：“所谓政党文化，是指政党所具有的为全体成员所认同的意识形态(或说政治思想)、组织心理、制度规范、行为作风以及由此决定的政党形象。”⑥与此相区别的政党文化概念还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认为政党文化主要是指观念形态与行为模式，制度规范并不包含在其中；⑦另一种认为政党形象并不属于政党文化的范畴。⑧笔者以为这些概念并不存在根本差异。原因在于，这些概念的提炼基本上遵循了同样的思路，即政治文化“核心要素”⑨的再集束。其实政治文化与政党文化有着较大的旨趣差异，政治文化的稳定性、先验性、客体性特征，决定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取向是阐释，而不是建构(此问题后文有述)。因而，用政治文化的分析框架来研究政党文化，是政党文化阐释性研究范式得以成型的重要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指出的是，很多学者事实上有意无意地强调了一个研究前提，即不能简单套用政治文化的理论模式来分析政党文化。但是，这种强调没有在研究过程中得以遵守，政治文化的理论模式还是被广泛运用。上述“研究前提”的强调有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有意地强调”。有观点认为，在国内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研究热潮中，学界对政治文化尤其是“政治亚文化”的深入探讨，直接催生了政党文化研究。⑩由此可见，政党文化研究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衍生品，似乎摆脱不了政治文化研究模式的窠臼。但是，上述观点的提出者又指出：“作为政治亚文化之一的政党文化，政治文化的概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适用，人们一般认为政治文化指的是‘界定政治行为发生的环境的经验信念、政治态度、表征符号和价值的系统’。如果按照这个解释来界定政党文化显然过于宽泛，不利于政党文化研究的具体化。”(11)显然，作者在这里有意强调：比之政治文化，政党文化的研究范畴要微观得多，简单套用政治文化的理论模式并非明智之举。
第二，“无意地强调”。有观点认为，“比较政党研究的这两个路径(即政党研究的功能路径和结构路径，笔者注)并不能涵盖政党研究所有的领域。最明显的是它们缺乏对各个政党所特有的文化现象的关注。因此，对政党文化的研究就成为一项不可回避的课题，它应该成为比较政党研究的第三条路径。”(12)第三条研究路径的开辟说明，政党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来自于对以往理论盲点的补充。依照这种逻辑，我们看不到一定要用政治文化理论模式来分析政党文化的内在必然性。与第一类观点相比，我们把此类观点视为一种“无意地强调”。
(二)政党文化阐释性研究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政党文化的阐释性研究还不够成熟，要进一步完善它，就要正确认识政党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属性差异，并对“用政治文化的理论模式来研究政党文化”的做法加以反思。
1.正确认识政党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属性差异
关于这个问题，现有研究已经有所涉及(13)，但总的来说还不够深入。笔者以为，两种文化形态的差异有必要充分加以明确，这是完善阐释性研究范式的重要认识前提。
可以说，政治文化与政党文化都是作为一种“政治行为现象”逐步被认知的。这个过程反映了人类对政治本质的深入把握。但是，“政治”与“人们行为”之间的制约关系，在政治文化领域与政党文化领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在政治文化领域，上述制约关系首先体现为“人们行为”制约“政治”，即“人们行为”隐喻着一定的政治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最终对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在政党文化领域，这种制约关系首先体现为“政治”制约“人们行为”。(14)由此来看，政治文化与政党文化的运作机制大有差异。
这种差异决定了政治文化与政党文化的研究重心也是不一样的。邹谠先生指出：“Political Culture是政治中的文化，而这里的Culture，已不是过去人们所讲的高层文化，它更接近于我们所讲的日常生活方式。”(15)可见，政治文化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大众文化传统对于政治(行为)的影响，即主要揭示“客体世界对于主体的意义”。而政党文化研究更多的是关注“政党主体对于客体世界的意义”，或者说是精英文化传统对于政党行为的制约。
概括地说，政党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差异突出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政党文化具有鲜明的可塑性，政党有义务塑造自己的政党文化形态；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先验性与稳定性特征，在社会常态中，人们对政治文化的态度更多的是被动遵守。第二，政党文化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别在我国，政党文化有着引领社会文化的天然使命；政治文化有着鲜明的客体性，无限对接公民政治文化的内核，是政党塑造合法性基础的重要途径。
2.有必要对“用政治文化的理论模式分析政党文化”的做法加以反思
政治文化研究模式的合理性是通过一系列学术支撑来体现的。这些学术支撑并没有被相应地移植到政党文化研究中，因而，仅仅采用政治文化的理论框架难以求得政党文化分析的精确性结论。
从政治文化理论的演进过程来看，其学术支撑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比较政治学。政治文化研究有着浓厚的比较政治学旨趣，这根源于两个基本判断。第一，文化因素是分析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和一个政治共同体不可忽略的基础和条件，对政治时代的理解和分析正在将人类社会的文化因素包括到自己的范畴中来。正因为如此，政治文化才被世界文化研究的热流送进了政治学研究的殿堂。(16)第二，“不同的政治文化为不同政治体系涂抹了神秘而令人费解的色彩。”(17)由此，政治文化成为不同政治体系差异分析的一个工具。事实正如：“鉴于政治发展途径和政治文化途径更方便用于国际上不同政治体系间的对比研究，美国的政治学界又以这两种方法为基础，形成了比较政治学的学术领域。”(18)可见，政治文化研究方法自诞生之初就烙上了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基因”，正因为如此，政治文化研究往往因循政治体系间“模式比对研究”的范式。当这种研究范式被引入到政党文化领域，情况就相对复杂了。如果说这种范式用以研究不同政党文化模式的差异尚有可资借鉴之处，那么，当用这种范式来对既定政党文化进行发生学分析时，必将会遇到理论分析工具贫乏的困境。
其次是行为主义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对政治文化研究具有重要影响。正如杰克·普拉诺等人所认为的，政治文化研究“体现了在对个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将行为主义的方法和观点运用于整个社会的一种尝试。”(19)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品质在于：借助现代调查统计技术，探求人之政治行为的精确结论。毫无疑义，这一理论品质被西方政治文化研究所承载。所以，西方的政治文化研究具有鲜明的技术性。但是，“技术性”并不等同于一些西方学者眼中的“精确性”。正如有学者认为：“虽然政治文化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启示和解释力，但有些学者仍然对这一概念的精确性和预测能力持怀疑态度。……有些分析家从政治生活的每一个实质性特征中都可以发现政治文化的影响，而有些分析家认为文化因素仅仅属于一个边缘性的领域，只用来解释那些用其他因素难以解释的内容。更成问题的是，没有一致的证据显示文化的因果效应。”(20)在西方，尽管这种对于“精确性”的怀疑态度绝非主流，但是在缺乏行为主义政治学理论与现代调查统计技术支撑的中国政治文化领域，此种怀疑态度的意义就非同一般了。
我们看到，西方政治文化理论被引入中国后，在中国学术传统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其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品质在20世纪80年代末迅速蜕变。(21)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必将产生一个理论上的二律背反：既要因循政治文化的理论框架，又要求证一个对于政治行为的精确结论。如何做到这一点？
解决这一困难的过程，显示了中国研究者理论创新的勇气。为追求政治文化研究所固有的“精确性”，从而尽量避免研究中的空泛色彩，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多数中国学者在政治文化的理论框架中增加了极富客观性的分析要素——政治制度。这个变化在历史文献中清晰可见。“根据现有资料，政治文化在中国大陆的出现大约是在1987年以后。它主要是在中国学者对西方政治学成果译介的过程中开始的。首先是王沪宁在当年出版的《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用一章的篇幅对‘政治文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22)王沪宁指出：“综合各家之说，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政治文化是政治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政治体制的正式形式和非正式形式这种体制性机能不是政治文化研究的组成部分。”(23)闵琦在1989年同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政治系统的心理取向，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政治体系中的主观意识领域，是人民对该体系的基本要素的主观取向。”(24)显然，把政治制度纳入政治文化研究的体系，首先是对政治文化研究中行为主义政治传统的一种背离。(25)其次，也是对政治文化研究中“精确性”学术精神的一种补救。但问题也因此产生：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政治制度分析往往是着眼于社会文化传统对国家及政党制度的“规约”，而纯粹政治学视角下的政治制度分析往往是着眼于国家及政党主体对于政治制度的“驾驭”。前项分析仍然摆脱不了“非精确性”与“非预测性”的痼疾，更何况缺乏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技术支撑；后项分析似乎更为方便和有效，政治文化研究反倒多余。如此看来，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二律背反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综上所述，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采用政治文化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政党文化，很难求得对政党文化的精确性结论。
三、政党文化建构性研究的进展及其学术合理性
总体看来，政党文化的建构性研究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研究焦点分散，还没有形成建构性研究的基本支撑理论。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比如执政能力建设、政治文化转型、党的先进性建设、政治生态环境建设、党的作风建设、政党现代化等(26)，提出了政党文化建设的诸多对策性建议。但整体看来，论述的焦点比较分散，缺乏核心理论支撑。长此以往，这种政党文化无所不包、大而化之的研究倾向势必影响该项研究的学术合法性。
第二，政党文化建构性研究的必要性还需进一步阐述，建构性研究的学术理据还不够充分。根据认识文化问题的基本经验，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无不与政党的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文化之于政党的意义似乎无需作出过多的说明，便使人们对政党文化的作用与价值有了潜意识的肯定。但笔者认为，政党文化建构性研究的必要性还需要进一步阐发。这涉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政党文化的建构性研究是否具有坚实的学术理据？
在此，笔者就政党文化建构性研究的学术理据浅谈如下看法：
1.政党文化研究最终要服务于党的建设，这是政党文化建构性研究的根本意义之所在。政党文化的阐释性研究与建构性研究有着各自的研究主题与研究优势，本难分伯仲。但倘若着眼于党的建设的历史主题，尤其是“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个总的命题，政党文化的建构性研究对于政党发展无疑具有更为积极的指导意义。政党文化研究的终极关怀，不是对政党文化现象进行理论梳理与论证，而是为党的建设与政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撑。长期以来，传统党建理论对政党文化问题有所忽略。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至今一直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方面着力，政党文化一直没有作为政党建设的概念被提出来，更没有从政党文化的角度进行过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研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研究史上的空白。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与执政党建设的纵深化，建设政党文化的必要性日益凸显。政党文化建设要放到党的建设的高度来看待，政党文化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第五维度。这是政党文化建构性研究的基本学术理据之所在。
2.发挥政党文化的引领与示范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途径。在党对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领导问题上，除了常规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以外，如何与时俱进地开拓党对和谐文化的新的引领资源，还需要深入研究。其中发挥政党文化的引领与示范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途径。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建设格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要求，均需要培育政党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引领平台与机制，这是政党先进性的有力体现。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此就要在实践中勇于树立起先进的政党文化，并发挥其对社会文化的榜样与示范效应。探讨政党文化对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引领机制，是政党文化建构性研究的重要内容。
3.中国传统文化理论中的“以文化成说”，为政党文化的建构性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统治集团借助学者的理论加工，通过文化政治化将一些社会文化因素提升为政权的合法性符号，再借助强大的国家机器通过政治文化化，把这些文化符号最终转化成为“匡正政治(政党)行为、引领社会文化规范”的价值体系，此为“以文化成”之要义。可见，“以文化成说”隐喻了治国安邦的重要法则。从政治治理的层面上来看，“文化”具有鲜明的工具色彩。在现代政党政治的条件下，执政党如何利用政党文化这个工具，实现其社会治理的功能，是政党文化建构性研究的又一主题。
注释：
①袁明主编：《美国文化与社会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7页。
②莫里斯·迪韦尔热著，雷兢璇译：《政党概论》，台湾：台湾青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第Ⅵ页。
③比如，李爱峰、苏全有在《发轫、争斗与失败：中国近代政党历程的反思》(《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民初资产阶级缺乏对政党文化的认识”，是民初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彻底失败的原因之一；又比如，谢伟民在《优秀文化与优良作风》(《党政论坛》2002年2月)中指出，“党的作风问题实际上是对一种政党文化的认同”；还有人在党的建设问题上呼吁要“善于撷取外国政党文化精华”(《政工研究动态》2001年l7期)，等等。
④比如，“政党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政治文化包括人们对政治的理念、价值、情感、信仰、思想、原则等各个层面。政党文化大致相同，它包括人们对政党的理念、价值、情感、信仰、理想和原则择取。”(王沪宁：《从政党文化看执政党的建设》，《解放日报》1989年5月24日)再比如，政党文化是“人们对政党组织、政党活动和政党制度形成的价值判断、认同心理和评价取向等因素形成的政党政治活动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施雪华：《论战后西方政党文化的新变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⑤比如，下列文章颇具代表性：吕元礼、邱全东：《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的政党文化转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肖铁肩、丁芳：《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浅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陈金龙：《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构重要性与基本内涵》，《岭南学刊》2006年第1期；桑玉成、李冉：《政党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欧任国：《注重政党文化建设问题》，《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乔秀颐：《政党文化建设模式与政党发展》，《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申亚力：《关于参政党政党文化构建的思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赵理富：《试论政党文化与组织文化、政治文化的关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3期。
⑥(12)赵理富：《政党文化探析》，《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第5期。
⑦例如，“政党文化是政党在长期的政治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在政党系统起导向作用的观念、态度、理想、道德、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等”(吕元礼、张子友：《执政文化探析》，《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
⑧比如，“所谓政党文化，是指政党所具有的为全体党员或部分社会成员所认同的意识形态、行为准则、制度规范，以及全体党员对政党所具有的情感态度。”(陈金龙：《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构重要性与基本内涵》，《岭南学刊》2006年第1期)还比如，“政党文化是指政党所具有的为全体成员认可的包括意识形态、制度规范、行为作风在内的观念体系”(柯新凡：《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生成》，《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1期)。
⑨美国学者罗森邦将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称为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参见罗森邦著，陈鸿瑜译：《政治文化》，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第4页。
⑩(11)肖铁肩、丁芳：《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浅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3)吕元礼、张子友在《执政文化探析》(《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一文中，分别探讨了执政文化与政治文化、行政文化与政党文化的关系。尽管没有直接论述政治文化与政党文化的区别，但对两者的关系认识还是有诸多启发的。此外，赵理富在《试论政党文化与组织文化、政治文化的关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3期)一文中着重分析了政党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差异。
(14)这种“政治”制约“人们行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政党主体来讲，先有政治意识形态，后有政党政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意识形态把政党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从逻辑上说，先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认同才可能有政党。”(王邦佐编著：《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5页)另一方面从党员主体来讲，先要承担党员义务，才能享受党员权利。《中国共产党章程》对有关权利、义务规定的顺序与《宪法》是不一样的，义务在先体现了政治对党员行为的前提规约。
(15)参见《政治与文化——邹谠教授谈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读书》1986年第8期。
(16)王沪宁著：《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6，157页。
(17)同上，第157页。
(18)(22)马庆钰：《近50年来政治文化研究的回顾》，《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19)杰克·普拉诺等著，胡杰译：《政治学分析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11页。
(20)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钟开斌等译：《政治科学新手册》(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81页。
(21)笔者以为，蜕变的原因是深刻的。在客观方面，从科学体系的层面上讲，中国政治文化理论的产生是“外生型”的，而非“内生型”的，缺乏行为主义政治传统的先天支撑。因而，理论引进的同时就产生了理论品质的流变现象。这是由中国的学术传统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主观方面，以《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闵琦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为分水岭，20世纪80年代末，大多数政治文化研究者在中国政治局势的影响下被动放弃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品质。
(23)王沪宁著：《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9页。
(24)闵琦著：《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页。
(25)正如徐大同所指出的：“把政治制度归入政治文化的内容显然是从一般文化意义上理解政治文化，这是有悖于政治文化本意的。”(徐大同、高建主编：《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页)
(26)其研究索引可参见桑玉成、李冉：《政党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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