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波动与政策调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快经济增长是否一定造成通货膨胀？抑制通货膨胀是否必然导致经济滑坡？——事实上，这取决于对速度与效益和比例之间关系的理解和政策调节。本文针对目前经济运行所面临的形势和摩擦，来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经济周期
经济的运行表现为周期性波动。关于经济周期，近年我国经济理论界似乎具有大体相同的看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也是有周期性波动的。在传统投资体制根本改变以前，投资高峰、经济增长高峰、物价上涨高峰是结伴而行的”（注：易之：《谈谈遏制通货膨胀》，1994年7月4日《人民日报》。）。这一见解具有代表性意义。但是究竟怎样理解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成因是什么，又如何加以把握和运用，大家的意见并非一致。有鉴于此，在进入本文主题之前，先谈谈对经济周期的认识。
（一）经济周期的基本特点
根据地说，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特点有下列三个：
第一，经济波动是围绕着一个中心进行的。这个中心，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就是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西方用潜在GNP所要描述的，不是当时经济运行的具体状况，而是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将呈现稳定增长，这是劳动力增加、资本存量增加和技术进步的共同结果。然而随着经济的运行，衰退和复苏总是交替出现。因而，实际GNP不可能沿着一条直线进行，增长率有时高一些，有时又低一些。而潜在GNP就是实际GNP经常波动所依存的基础，或者说，是经济上下波动所围绕的中心。
无论任何时期，经济增长实际可能达到的规模，都是生产条件（人力、物力和财力）和市场条件相互趋于一致的结果。当市场条件和生产条件相脱节难以支持经济增长之时，经济运行就产生衰退并导致萧条；而当市场条件和生产条件相适应可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之时，经济运行便出现复苏并带来繁荣。所以，经济周期性波动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经济波动不可能最终阻止经济增长。就是说，经济波动的影响是一时性的，而在长时期内经济增长仍然是相当稳定的。究其原因是，在各种经济增长条件中，生产条件最为重要，它可从多方面（如产量和收入）影响、甚而最终决定市场条件的形成。市场条件尽管有时脱离生产条件，但它或迟或早总要与之保持适应。所以，由于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不断增加，特别是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潜在增长能力必然呈现出平稳运行的态势，并构成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中心。
由此，我们可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潜在增长能力对经济运行起着支配作用，各年度经济增长率总是围绕它而上下波动。这是经济运行的一条重要规律。
第二，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各个时期经济增长之所以有快慢之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经济波动的状况不同有关。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主要决定于以下三个因素：
——繁荣与衰退的时期对比。从长期看，繁荣所经历的时期长，而萧条所经历的时期短（注：美国1966年至1984年间，经历了4次衰退。总的衰退期大约有4年，总的繁荣期14年。衰退与繁荣的时期对比为1∶3.5。请参阅〔美〕罗伯特·E·霍尔等著《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这是促使长期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每个经济周期内，情况并非总是这样。如果繁荣阶段相对延长、衰退阶段相对缩短，那么，该周期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就一定上升；反之，繁荣阶段相对缩短，而衰退阶段相对延长，该周期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就必然下降。所以，繁荣与衰退的时期对此，是影响与制约经济增长率的一个基本因素。
——峰顶与谷底之间的落差。在一个经济周期内，如果峰谷落差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强，那么，其平均增长率就会比较高；反之，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差，其平均增长率就一定比较低。所以，峰谷落差，是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率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经济周期的频率。经济周期的频率是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周期发生的次数。如果经济周期发生次数多、频率高和稳定性差，那么经济平均增长率就一定低；反之，则会高一些。所以，周期频率也是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可见，经济波动是可以认识和把握的。由此可得到一条重要启示是，要正确掌握经济周期规律，关键是要发挥各因素对经济运行的促进作用，减缓其制约作用，相对延长繁荣阶段，缩小峰谷落差，抑制经济周期频率的上升，如此将有助于加速经济运行的过程，提高经济增长率。
第三，周期性波动，除受经济内在因素（如生产条件和市场条件）的影响外，还受制于经济外在因素。这里主要是指宏观经济决策、与之相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现行经济体制。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正处于转轨的过程中，一旦某项重要政策失误，那就会造成经济的剧烈波动。
我们由此也可以认识到：考察经济周期，既要关注和把握其本身规律，又要重视探究经济运行外在因素的影响，以谋求实行适当的政策调节。
（二）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当年马克思曾有多方面的论述。其成因集中到一点，是生产和消费的对抗。正如恩格斯所说：“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5页。）公有制本身不会引发生产和消费的对抗，这是大家的共识。可是社会制度变更后的中国，何以经济运行还会呈现周期波动呢？
上文指明，经济增长围绕潜在增长能力而上下波动是一条客观规律。这是对有限波动的充分肯定，也可看做是对经济危机的排除。在那里还谈到，导致经济波动的原因是生产条件和市场条件的脱节，而生产条件和市场条件的关系，实质上就是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经济运行状况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所决定的。
在我国，生产和消费基本上不存在对抗，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仍然贯穿于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对于经济运行起着支配作用的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是不易妥善调节的。生产条件和市场条件不断发生摩擦，并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二、良性循环与非良性循环
对经济周期的考察，到这里为止，仅仅着眼于经济增长率。诚然，经济增长率是直接反映经济波动的基本指标，但经济波动是否正常，除看经济增长率外，还需要借助其他指标予以监测。主要监测指标是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至于就业与失业，因为中国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本文暂时不作考虑。
（一）良性循环
所谓良性循环，是指经济上下波动被限制在合理增长区间。即经济波动是在一个有限的领域内进行的，总的态势相当平稳，通称之为均衡增长。
只要经济运行立足于经济效益的提高，良性循环就会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繁荣与萧条的时期相比，要更长一点。二是峰顶和谷底之间的落差较小。三是经济周期较长，而频率较低。在整个波动期间，物价水平相当稳定。即使出现通货膨胀，那也是轻微的。所以经济运行的监测指标，处于良好状态。
谋求良性经济循环，是宏观调控的既定目标。同时，它也是适度调节的结果。而实施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实现良性循环最重要的政策保证。
（二）非良性循环
所谓非良性循环，是指经济上下波动已逾越合理增长区间。经济运行大大偏离了均衡增长的轨道，而呈现出严重震荡。“大起大落”，就是经济运行出轨典型形象的具体描绘。
非良性循环的出现，意味着下列几种现象均已发生：(1)繁荣与萧条的时期对比相对短一些。这是因为，繁荣仅仅是靠高投入维持的，而高投入缺乏根基，不可能持久，萧条是大量减少投入的结果，又因为经济效益在下降，衰退必然要延续下去。所以，繁荣期自然相对短一点，而萧条期则将相对长一些。(2)峰顶和谷底之间的落差较大。这是由于急剧增加投入造成的，低下的经济效益起不到缓冲作用，相反还会加重这一态势。过度地增加投入，必定抬高经济增长率的峰顶，而投入的大量缩减，又将压低经济增长率的谷底。所以，在主要依靠增加投入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率峰谷落差的扩大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说，这是非良性循环最重要的标志。(3)经济周期较短，而频率较高。这是经过严重震荡后经济运行难以继续的表现。其最后结果，是导致平均增长率的明显降低。与经济增长率相联系，物价总水平也呈现大幅度的波动，这意味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已经发生。
非良性循环的产生与政策导向紧密相联。扩张，直接表现为高投入；紧缩则伴随投入的急剧缩减。如果扩张与紧缩两种政策交替使用，那么，非良性循环的出现就不可避免。
（三）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经济已经历了三次周期性波动，而目前正处于第四次波动之中。让我们来观察图1，它表明，各次经济波动都表现为非良性循环，不过其具体形态却不尽相同：
注：本图数据来自历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公报》，全文数据来自同一出处，不再另注。
第一次：1978年至1984年。在此期间，经济增长率前三年有两年下降，一年与上年基本持平，后三年持续回升。谷底是1981年，为4.4%；峰顶是1984年，为15.3%。其落差为10.9个百分点。该周期平均经济增长率是9.0%。其间，1980年物价（零售商品价格）上涨率最高，为6%。
第二次：1985年至1987年。三年间，经济增长率有两年下降，一年回升。谷底是1986年，为8.5%；峰顶是1987年，为11.4%。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周期，下降中的经济增长率尚未到位，就在高起点回升。但其回升乏力，刚有所回升便又趋向下降。其峰谷落差为2.9个百分点。平均经济增长率是11%。其间，1985年物价上涨率最高，为8.8%。
第三次：1988年至1992年。长达五年，经济增长率先是连续三年下降，其中有一年是急剧下降，后两年则明显回升。谷底是1990年，为3.9%；峰顶是1992年，为14%。峰谷落差为10.1个百分点。该周期平均经济增长率是8.5%。其间，1988年物价上涨率最高，为18.5%。
第四次：1993年至1996年。应该说明，这次经济波动虽然已经过了四年，但它并未结束。到目前为止的情形是，经济增长率正在平稳地回落，从上次顶峰时（1992年）的14.0%，回落到1996年的9.7%。每年平均回落约1个百分点，但它仍稍高于合理增长区间的上限。物价上涨率同时也在回落，其态势比经济增长率更为显著，由本周期1994年最高点21.7%，下降到1996年的6.1%，年均下降7.8个百分点，但物价涨幅至今仍然是偏高的。
结合上面的分析，我们的认识和问题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第一，过度增长必然导致通货的大幅度膨胀（简称高通胀）。例如，第三次周期的高通胀（1988年，18.5%），就是由高起点上1987年（上周期末年）和1988年（本周期）连续两年过度增长所引致。那么，究竟过度增长是怎样导致高通胀呢？
第二，遏制通货膨胀又将导致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比如，1989年经济增长率比上年下降7.2个百分点，1990年又有所降低，才换来当年通货膨胀的明显下降。那么，抑制通货膨胀是怎样迫使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呢？
第三，前两点表明，随着经济增长率下降到接近合理区间，通货膨胀率也降低到社会可接受的水平。那么，高通胀又是怎样向低通胀转化的呢？目前正在进行的第四次波动，可否看成是我国经济运行由不良循环到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折点呢？
这些，下面将分别予以讨论。
三、从扩张到紧缩：“硬着陆”
近20年间，我国一直存在着通货膨胀的压力，这是由于：一方面，这些年总是在加快经济增长，年均经济增长率近10%；另一方面，经济效益长期低下，且提高缓慢（注：世界银行《1996财年中国国家经济报告》提纲认为：“对过去15年的增长分析表明，增长的30%可归功于改革导致效率的提高，其余则来自生产要素的积累（主要是投资的积累）。”）。通货膨胀，就是高增长和低效益相互摩擦的集中反映。如前所述，我国经济运行经历了四次周期性波动。在每个经济周期中，高通胀都是伴随高增长而出现，而当通胀率趋向下降时，经济增长率早已降低下来。图2对此作了具体的形象描述。现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政策调节方面来观察一下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与通货膨胀的产生。
（一）政策导向与“硬着陆”
旨在调节经济运行的政策可分为两种：扩张与紧缩。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两种政策是交替使用的，政策导向总是呈现非良性循环：扩张—紧缩—扩张（注：关于政策倾向的不良循环，理论界有几种不同的表述：一种是过热—紧缩—过热；另一种是过热（高通胀）—治理整顿（低通胀）—再过热。两种表达有一个共同缺点，即把经济波动过程和政策导向过程混为一体。还有一种与我们的表达大体相同：扩张—紧缩（调整）—再扩张。视紧缩为调整是不妥的，二者属于不同层次：一个着重指总量调节，一个则强调经济程序的治理。）。经济运行的不良循环几乎皆因此而引致。在过度扩张之后立即实行紧缩，紧缩又以“硬着陆”的方式进行，这以第三次经济波动（1988-1992年）最为典型。主要表现在：
——通货膨胀率陡然上升，自1978年以来第一次超过了经济增长率。1988年通货膨胀率为18.5%，比上年已经偏高的7.3%超出11.2个百分点。同年经济增长率为11.3%，通货膨胀比经济增长率高7.2个百分点。导致此次高通胀的政策扩张，是从前一周期的谷底开始的。1986年经济增长率是8.5%，这个速度并不低。或者说，经济周期性波动尚未达到谷底，又开始了新一轮扩张。1987年经济增长率就上升到两位数，为11.4%。这是高起点上的扩张，是上次扩张的延续，因而1989年通货膨胀率仍高达17.8%。所以，这一次连续两年的高通胀是前期过度扩张的产物，恐怕这是当时连续进行扩张时未曾料及的。
——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降到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1989年经济增长率是4.1%，比上年的11.3%降低7.2个百分点，比1981年的最低点4.4%还低0.3个百分点。一年以后，通货膨胀率才大幅度下降，1990年为2.1%，比上年降低了15.7个百分点。导致这次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政策紧缩，是从1988年底开始的。这是“急刹车”，当时人们称为“双紧”政策。在通胀率高达两位数的情况下，高增长实在难以继续，全面紧缩似乎不得已而为之。
——在全面紧缩之后，又着力进行新的扩张。紧缩大约有两年时间，1991年重新实行投资启动，当年经济增长率为9.5%，还属于正常。1992年继而实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率达到14%，高于上年4.5个百分点，显然这已属于超高速增长了。以往过度增长和高通胀所造成的危害，以及其后两年低增长的困难处境，所有这些都已被人们所淡化。人们正期待着新的经济繁荣的到来，并能够长期地保持下去。然而实践证明，从1993年起，经济运行就进入到第四次波动。这表明，“硬着陆”只是求得经济运行的暂时稳定，经济运行的不良循环并未因此而得以避免。相反地，它却埋下了不良循环再次发生的祸根。
（二）扩张与紧缩的途径
扩张意味着大量增加投入，紧缩则是控制投入的增长。其主要途径可分为两个方面。
——投资。旨在加快经济增长的政策扩张，其基本着力点是大量增加投资。而投资有个重要特点，即：在它促成资产增长之前，先导致需求（主要是生产性需求）的扩大。旨在遏制高通胀的政策紧缩，其主要着力点则是控制投资的增长。所以，扩张与紧缩都是以投资为政策支撑点的。
依据国际经验，面临轻微通货膨胀（2%左右）的条件下，投资增长率可高于经济增长率两三个百分点。与此相联系，按照西方通用标准投资率（投资／GNP）一般介于20%至25%之间。在我国，投资率的警戒线公认为30%。如此，投资增长既可为当前经济增长创造必要的市场条件，又可为当时与后续年度经济增长准备可靠的产业基础。在投资运行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上，投资增长表现为需求增长，而经济增长则表现为供给增长。所以，一旦投资过度增长，就会导致商品需求大于供给，引发通货膨胀。例如，1987年经济增长率是11.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0.6%，后者超过前者9.2个百分点；1988年经济增长率是11.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5%，后者超过前者12.2个百分点。两年投资率均超过30%的警戒线，作为此次扩张真正起点的1985年，投资率已达到35.3%。1988年和1989年连续两年出现两位数的高通胀，在此可以找到一个重要答案。
全面紧缩也会破坏投资运行与经济运行所固有的联系。不过其表现形式与扩张不同，不是投资增长率大幅度地超过经济增长率，而是投资增长率非正常地低于经济增长率。当然投资率也明显降低。压低投资增长率，目的在于压低通胀率，但经济增长率却不能不因此而下降。这时，经济增长并非缺乏产业条件，而是受到市场条件的严格限制。一部分产品过剩，又迫使经济效益下降，这也是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这些都预示着新一轮的扩张即将到来。扩张与过度扩张往往就是在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效益双低的背景下通过大量增加投资而实现的。例如，1989年经济增长率是4.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零。虽然二者间的差距不大，但已属非正常状态，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年就下降了23.5个百分点。这在以前是非常罕见的。而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之后，199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又回升到23.8%，1992年则达到42.6%，这样，新一轮扩张就重又开始了。
——货币供给。投资所需要的资金，理当来自资产的价值增殖。但是，由资产增殖到投资的实施，须靠增加货币供给最予以保证。政策扩张的特点是，不考虑资产增殖的可能，简单地以增加货币供给量的办法，来扩大或追加投资。政策紧缩也是如法炮制，不考虑资产增殖的需要，草率地以缩减货币供给量的办法来压缩投资。所以，货币供给量就成为扩张与紧缩的又一个政策支撑点。
市场货币容量与商品容量要相互适应，这是保证经济稳定运行最基本的条件。货币供给量超过货币需求量，反映在市场上就是商品需求的迅速扩大，这是当时商品供给所不能承担的。如果说，投资的过度增长将会引发通货膨胀，那么货币供给量过多，就为投资过度增长准备了前提条件。在投资和货币供给的双重推动下，通货膨胀就成为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比如，1988年现金流通量（即MO）比上年增长46.7%，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当年和次年通胀率之所以达到惊人的两位数，这里可找到又一个重要答案。
全面紧缩也会破坏货币容量和商品容量的关系。此时，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效益双双下降，既是投资增长率降低的结果，也是严格控制货币供给量所导致。显然，如此控制货币供给只能是一时性的，伴随再次投资扩张到来的必然是再次货币扩张。比如，1989年现金流通量增长率是9.8%，比上年降低了36.9个百分点。而经过两年的一定回升之后，于1992年又跃升到36.5%。
总之，从上面的分析中可悟出一个重要道理：“硬着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良经济循环过程中速度与效益和比例之间的矛盾。高增长和低增长、高通胀和低通胀交替地出现，一次不良循环又接着一次不良循环，这些必然地要发生，其原因就在于此。
四、从扩张到紧缩：“软着陆”
第四次经济波动（1993-1996年）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即“软着陆”。这是前所未有的，值得高度重视。
这次经济波动也是从前期扩张开始的，而且它来势异常。1992年经济增长率从上年9.5%急升到14%，提高了4.5个百分点；1993年经济增长率与1992年相近，为13.2%。紧接着，通货膨胀率也急剧攀升。1993年通胀率从上年的5.4%上升到13.2%，提高了7.8个百分点；1994年通胀率为21.7%，又提高了8.5个百分点。它比此前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最高通胀率（18.5%，1988年）还高出了3.2个百分点。这不能不令人震惊。
从1993年年中开始，经济波动又进入紧缩期。不过，此次不是全面紧缩，而是适当紧缩，即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经过三年多的实践，由第四次扩张所造成的经济波动终于成功地于1996年实现了“软着陆”。这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一）“软着陆”的基本特点
“软着陆”不同于“硬着陆”，这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率。“硬着陆”表现为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所谓“大起”之后必有“大落”。“软着陆”与之不同，经济增长率也在下降，但它却是缓慢降低的。1996年经济增长率为9.7%，与1992年比较，四年间每年平均降低约1个百分点。即是说，“大起”之后不再“大落”，而是平稳地回落。高增长，经过“硬着陆”蜕变为低增长，峰谷差别甚大；“软着陆”也有峰谷差异，但是，一旦经济增长率降低到位——适度增长的合理区间，就不再下降。它既摆脱了过度增长，又避免陷入低增长，事实上是实现快速增长的一种基本形式。“大起”与“大落”，都使经济运行遭受严重损失。前者将吸纳大量劣质企业于生产过程；后者则使大批生产能力弃而不用。“软着陆”则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吐故”，是指舍掉了过剩产业和过剩产品；“纳新”，则是指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扩大市场所需要的产品的份额。任何时期，经济运行都应摒弃旧产业和形成新产业，这是经济运行处于健康状态的标志。所以，“软着陆”不但节省了异常宝贵的资源，而且为经济平稳、快速和健康地运行提供了一道安全的屏障。
二是通货膨胀率。实行“硬着陆”，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一样也是大幅度下降的。“软着陆”与此有所不同，尽管通货膨胀率比经济增长率降低得快一些，但它是一步步降低的。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率从过度增长降到适度区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与此相适应，需要为经济增长率有步骤的降低并稳定于一定水平准备必要的市场条件。因而，每年对商品需求的压缩应适可而止，否则，一时着力过大，就会迫使经济增长率迅速下降。而这正是“硬着陆”的一种弊端。所以，虽然通货膨胀率的降幅快于经济增长率的降幅，但它却是逐步进行的。1995年通胀率为14.8%，较1994高峰年降低了6.9个百分点；1996年通胀率为6.1%，较1995年又降低了8.7个百分点。
按照“软着陆”的要求，经济增长率降到适度区间后，便在这一合理范围内波动。此时，通货膨胀率还在继续下降。因为，一方面，它仍然偏高，尚未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另一方面，经济运行经过吐故纳新，其效益将有所提高，因而投入可相对减少，供求差额也相应缩小，这就为进一步压低通货膨胀率提供了条件。就此种意义看，通胀率的继续下降，不过是经济增长进入适度区间的反映。
第四次经济波动中，两位数的高通胀存在长达三年之久，超过了历次高通胀所经历的时间。“软着陆”的最大优势，是经济增长率适当降低后仍然在高位运行，可避免因经济增长率骤然大幅度下降所造成的损失。但高通胀持续时间长，由此而造成的损失亦不可低估，对此也应有清醒的认识。1997年前三季度通胀率下降到1.3%，这次历史上最严重的高通胀，到此终于降低到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
（二）适度紧缩政策
中国最近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是与及时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分不开的。这一政策以遏制通货膨胀为基本目标，但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时刻关注着经济增长率。在遏制通货膨胀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率必将呈现降低的态势，适度紧缩则着眼于把正在下降中的经济增长率，按其具体进程（如年度）稳定在一定高度。可以说，这是适度紧缩政策的中心，更是它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全面紧缩政策的实质，是以牺牲经济增长率为代价来换取通货膨胀率的下降。所以，这也是适度紧缩和全面紧缩两种政策的根本区别所在。
在压低通货膨胀率的同时，为了将经济增长率稳定在一定的高度，就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一是压低投资增长率，而是使之逐步纳入适度增长区间。适度紧缩可以这样来理解：首先是紧缩，同全面紧缩一样，要控制并压低投资增长率；其次是适度，这同全面紧缩不同，不是不增加或少增加投资，而是投资仍要保持一定的速度，使之符合于经济适度增长的要求。
最近这次扩张是从上周期末开始的，199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42.6%，1993年又进而提高到50.6%，1994年仍有27.8%。而旨在反映投资是否适度的投资率，这两年都在34%以上，1994年则达36.4%。这是导致两位数的高通胀存在三年之久的主要经济因素。1993年下半年开始，从扩张转向紧缩，当年即初步遏制住投资凶猛扩张的势头，要知道1993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曾达到70%左右。不过真正有力地把投资增长率压下来，是在1995年以后。1995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是1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199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是1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7%）。这两年投资增长已进入适度区间，分别比经济增长率高1至3个百分点。每年通货膨胀率降低7至8个百分点，而经济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就是投资增长进入适度区间的反映。
二是压缩货币供给量，使之逐步纳入适度增长区间。适度紧缩，既要控制并压缩货币供给量——这一点同全面紧缩相同，同时货币供给量又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这是和全面紧缩的不同之处。当货币供给量和需求量渐趋接近时，商品供给量和需求量的差额就慢慢消失。不但投资，就是货币供给量也开始进入适度增长区间。
1992年现金流通量增长率是36.5%，1993年为35.3%，1994年有所降低，但仍达到21.7%。这是导致高通胀维持三年之久的主要货币因素。如果说，1993年下半年初步控制住投资过度增长的势头，那么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就延缓了一步。1992年至1994年是增加现金流通量最多的三年，增幅相当于当时现金流通量的一半以上。这可能与在建总规模急剧扩大、又不可立即停建有关。1995年是控制货币供给量的一个关键性年份。当年货币发行600亿元，比上年少投放820亿元。1996年原计划现金流通量增加1000亿元，实际为917亿元。这两年通胀率明显降低，而经济增长率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这不仅是投资、而且也是货币供给量进入适度增长区间的反映。
（三）转折点
此次“软着陆”的成功，可视为经济运行从不良循环到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折点。目前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运行态势已初步形成，并可望获得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得出这一结论是基于如下一些理由：
第一，“软着陆”的成功，意味着目前经济运行不再存在扩张冲动。一般地说，经济增长率越低，经济扩张的要求就越强烈。当前经济增长率仍处于相当高的水平，这和历次“硬着陆”所面临的经济运行态势是根本不同的。所以，理当不会产生扩张冲动；另一方面，过度增长并不能真正达到快的目的，这已为历史经验所反复证实，也是当前人们的共识。唯有实行适度增长，才是真正在谋求高增长，也才能实现长期高增长。这也开始为人们所广泛认同。因此，无论从经济运行本身着眼，还是从社会思想基础观察，今后经济运行继续保持良性循环，是具有实际可能性的。
第二，“软着陆”的成功是借助经济结构的不断改善达到的。这些年经过吐故纳新，一方面基础产业、原材料产业和能源产业都有了较快的增长，长期抑制经济运行的“瓶颈”约束已经明显得到缓解，生产资料全面短缺现象也已经基本消除；另一方面，那些年超高速增长的产业，如一般粗加工产业、某些家电产业已经开始走向衰败。在抑制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虽然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经济运行的态势却更加健康。所以经济结构的改进，既是实现“软着陆”的基本依靠，又为良性循环的继续准备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软着陆”的成功是以社会经济效益走向稳定为前提的。随着投入增长率的下降，经济增长率也跟着降低，但它至今毕竟稳定在一定的高度。这表明，多年一直在下降的社会经济效益现已开始走向稳定。否则，要想把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一定水平就是不可思议的。
当前，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仍然偏低。最近两年我国正在着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是稳定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必由之路。这次“软着陆”的成功，确实为今后长期保持良性经济循环提供了客观可能性。但是，要深入地看到，唯有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效益有了显著提高，这种可能才会变成现实。否则，不良循环还会再次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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