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寻求世界历史上先进变落后和落后变先进的根本原因——纪念新中国建立6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落后论文,先进论文,新中国论文,根本原因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世界历史来看，迄今幸存于世的各大文明或民族大都经历过由先进变落后或由落后变先进的过程。为什么会屡屡出现这样的历史现象呢？它对我们认识现实的世界趋势有什么启迪价值呢？学者们对此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或认为原因在于自然条件，或在于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或在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或在于多种因素的随机促成，或认为那是由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自然规律”，或者干脆就说那是一个永远难解之谜。总之，迄今未见任何一种解释获得比较广泛的认同。
在各种解释理论中，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埃尔曼·塞尔维斯(Elman R.Service)提出的文化的“进化潜势定律”(The law of evolutionary potential)颇能启发人们思考。进化潜势定律本是一个生物学定律，其大意是说，生物体进化的潜势(或潜能)随着该生物体与其特定环境的适应性(即“特性化”)的增强而衰减。这是因为，生物体在一定的特定环境中生存时间越长，它自身就愈加“特性化”(specialization)；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它就越难为适应新的环境而相应地进化，只能走向衰落乃至灭绝。塞尔维斯认为，人类的文化进化乃至一般社会进化，存在着与生物进化类似的进化潜势定律，他说：“处在一个既定进化阶段的形态对其特定环境的适应性越加强化，越加特性化，则它进入下一个进化阶段的潜在势头就越加减弱”；“如果某一族群的随后阶段的进步不可能在它的后代中进行，则相继而来的进化阶段就不可能在同一地点发生”，而是在别的地点发生，由此呈现先进变后进、后进超先进的现象。这就是他所说的文化的“进化潜势定律”的主要内容。塞尔维斯以地中海——欧洲地区几千年的文明兴衰史为例，试图证明他归纳的进化模式或规律言之有据。他说：“在美索不达米亚一个地方，文化突然空前地兴盛起来，达到了真正文明的水平，而且这一文明在肥新月地带广为传播。但是，后来它分化了，适应了，稳定下来了，具有了地方特性。巴比伦、埃及等地水平较高，其他地方水平较低。然而，即使这些高水平地区，最终也落到了新近文明化的希腊的后边。然后罗马突然崛起，形象地说，它从部落组织起步，转瞬之间被推进到希腊之上。此后它又被阿拉伯、最终被北欧所超越。”他还援引历史学家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的论证，认为德国工业超过它的老师英国工业而后来居上，表明了后进者拥有“借用的优势”，同时还表明英国受到了“领先的惩罚”。他还援引历史学家斯图亚特·休斯(Stuart Hughs)对美国前途的预断，认为美国可能成为“20世纪的拜占庭”：它对西欧的关系就像当年罗马对希腊的关系。作为一个后起而且比较原始的古老文明的后裔，美国就像罗马，在某些方面把那个文明的特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然而它现在停滞了，正在世界上占据一个保守的位置，其保守性甚至比当年的罗马本身更甚，更像晚期的拜占庭。塞尔维斯还以日本和中国做对比，认为“日本原来比中国落后，却进入了以煤炭和石油为能源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成了远东的主宰。其间的部分原因就是由于它落后和‘新进’，没有中国那种高度特化适应和内向成长的古老的农业文明具有的巨大惰性。然而，现在从日本角度来看也许有些自感尴尬的是，在走向另一个完全新的工业化阶段，也就是以核能和太阳能为能源、进行电子储存和传输的工业化阶段时，中国的潜在势头比日本更大。因为中国不像日本那样适应以煤炭和石油为能源的工业复合体”。塞尔维斯还援引毛泽东关于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论断来证明他的论点言之有据。总之，在他看来，从远古到当代，整个世界历史似乎都能证明他所说的“进化潜势定律”能够成立①。
塞尔维斯的“进化潜势定律”看起来能够对世界历史上许多先进变落后和落后变先进的事例做出似乎合理的解释。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证明那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为历史上也有许多相反的事例。例如，历史上有许多落后者始终没有先进起来，以至于被强者消灭，或者在环境灾难中消失。有的先进者固然由盛转衰以后一蹶不振，以至于从历史上永远地消失了；但也有些先进者数千年间保持先进地位，即使衰落，其后又衰而复兴。可见，塞尔维斯的“定律”只能算是归纳了一部分历史现象的经验规律，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因果必然性的科学规律。从本体论和方法论上说，塞尔维斯忽视了宇宙间主体能动性最高的人类社会的进化与主体能动性极低的生物种群进化这一根本性区别，而把两者做机械式类比，这一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失误，导致他只注意寻求“相似性”的经验规律，而忽略了从根本的因果关系中寻求世界历史上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的因果必然性规律。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致力于探寻世界历史上各大文明兴盛或衰落的原因，也阐述了一些颇具启发性的思想。他断然否定了文明的兴衰决定于种族特性或地理条件的观念，举出大量历史事实证明那些观念不能成立②。他还断然否定认为文明兴衰原因在于一切生物体都必然要经历生老病死那样的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的观念。他认为，“人类的劣根性之一就是喜欢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那些完全超出人力控制以及难以为人类行为所及的各种力量”；指出那是一种宿命论的决定论观念，同样是不能成立的③。那么，决定一个文明或民族兴衰的根本因素是什么呢？他认为是一个文明或民族对来自外部或内部的挑战能否做出适当而有效的应战。再问，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一个文明或民族对来自外部或内部的挑战能否做出适当而有效的应战呢？看来，汤因比的回答从这里开始进入了一个雾霭重重、扑朔迷离、难辨东西南北的境界。他首先认定，这里不可能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有效的因果必然性的科学规律。他说：“挑战和应战与原因和结果的类似之处仅在于二者均体现了事件的先后次序。但这种次序的性质却并不一致。与因果关系不同，挑战和应战不是先定的，在所有的场合并非一定是均衡对应的，因而它实际上是不可预测的。我现在从新的视角来观察我的这个问题。我要在迄今我一直看到‘各种力量’的地方看到‘各色人等’。我将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描绘成挑战引起的应战，以取代那种原因造成结果的关系。我将依循柏拉图的指示：为了能倾听神话的语言，我应对科学的公式视而不见。”④然而，他一面说要摒弃因果关系的论证，一面却不可避免地使自己陷入了一种极为肤浅的因果论证⑤，那就是，他把决定一个文明或民族对来自外部或内部的挑战能否做出适当而有效的应战的终极原因归结为精英、领袖、超人的作为。他说：“向社会提供这种服务并因此引起社会成长的个人(他们则在其中崛起)，精确地说是超人，因为他们获得了超卓的自制能力，并以极为少见的自决力量将它展现出来。用伯格森的话说，他们是感觉到生命冲动方向的人，是得天独厚的人，渴望将冲动的印记留在整个人类的身上，而且由于他们意识到了矛盾，他们要改变一种式样，从根本上说这是一项创造性的事业，是化某种确定为停滞的东西为运动之物。”⑥他认为，那样的超人是具有创造性的领袖，能够带领大众促使一个文明成长起来，但是后来他们可能失去创造性，从而失去大众的拥戴，那个文明也就随之而衰败下去。为什么那样的超人会失去创造性和大众的拥戴呢？他回答说：“我不得不解释这种创造性消失的原因，我把它归结于精神道德的败坏，我们人类似乎在取得伟大成就的次日便有了败坏的趋向，而我们本来并不是一定要屈从于它的，因此我们自己要为此承担责任。成功似乎使我们疏懒、自私或自以为是。”⑦或许汤因比自己也觉得这样的因果论证太单薄了，于是又搬出另一个论证来补充。他说：“除了这种愚蠢之外，这位昔日战场上的胜利者还常常梦想：倘若时光的流逝仍然拒不停止，为了有把握克服任何新挑战，仅仅机械地重复过去那些卓有成效的动作就可以了。显而易见，对这种消极情绪表示屈服的创造者，正在形成停滞社会的心态。这个社会同它的环境之间实现了如此精确的平衡，以致它成了环境的奴隶，不再是环境的主人。就一个停滞社会而言，只要环境始终不变，这种状态就可以维持下去，一旦环境开始变化，灾难也就不期而至了……根据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的说法，这种消极形式的创造活动所引起的必然后果，可在一个过分专门化的物种身上看到，这个物种如果变得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便注定会灭亡。”⑧这样一来，他就同前面提到那位把文化或社会进化规律机械地类比于“生物进化潜势定律”的文化人类学家塞尔维斯走到了同一个方向，自然也就遭遇到同样的困惑了。
图1：古埃及的特权等级——行政官员和祭司
图2：古埃及的农民如牛负重
值得注意的是，汤因比没有始终停留在仅仅从超人或领袖个人品格变化上寻求文明兴衰原因。有几处，他似乎试图突破“个人品格”的狭小视角，把目光转向阶级和阶级关系的视野，由此迸发出一些值得珍视的真理的闪光。例如，他在论及古埃及由兴盛转向长时期停滞和衰落的原因时，做了一些十分有启发性的阐述。他指出，古埃及的灌溉工程师们一度在尼罗河创造过辉煌的奇迹⑨，但从公元前3000年中叶就开始处于长达2500年之久的“半死不活”的停滞状态。他认为，造成这个“半死不活”的长期停滞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居于统治地位的贵族精英——行政官员和祭司……(通过‘僵化的等级体制’)强化他们的控制，农民们如牛负重，承载这个窒息社会的负担达2500多年”⑩。
再如，汤因比在剖析希腊—罗马文明由兴盛转向衰落和崩溃的过程和原因时，也曾试图从统治阶级地位的变化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被压迫阶级矛盾的激化中寻求答案。他说道：“我们现在则在一个解体的文明社会中区分出这样几个阶级：少数统治阶级，内部和外部的无产者阶级。我们已经在某些方面看到了这些阶级的本质和起源：少数统治者是其有创造性的少数人的角色转换，他们继承了前人的领导地位，着手实行社会压迫政策，以便以武力树立不再与其功业相一致的权威。内部的无产者构成一个社会的多数人，先前他们曾经自愿遵从少数创造者的领导权。但现在由于领导的腐败和专制，他们日益同自己的社会形同陌路。外部的无产者由处于一个文明的边界之外的蛮族社会所组成，他们已被吸引到文明的范围以内。但他们发现自己同样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此外，这些集团中的地位都在制度上有所体现：在少数统治者建立起一个庞然大物——大一统国家的同时，内部的无产者却与社会疏离，采纳了一种出自外来灵感的思想精神，其发展到顶点就是创造出一个大一统的教会。而外部的无产者则挣脱了迄今为止对那个居统治地位的文明的依附状态，成为一群群独往独来的、好战的蛮族军队。”(11)他的阶级用语中虽然有许多模糊之处，但从狭小的“超人”、“领袖”的个人品格变化的视角转向整个的阶级及其冲突关系的广阔视野，去寻求一个文明兴衰的原因，显然是更接近真理一些，因为各种各样的个人品格在任何时代都有：任何一个衰落的社会绝非没有个人品格十分优秀的人物，但他们终究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任何一个兴盛的社会也绝非没有个人品格极其恶劣的人物，他们可能给社会的发展造成某些损害，但终究不可能扭转由整个社会的阶级关系决定的社会整体向前发展的总趋势。遗憾的是，汤因比并没有把他的阶级关系分析贯彻到底，从中寻求决定文明兴衰的根本原因，反而反复强调统治者个人或少数人的个人品格的重要作用，而且强调不可能找到“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能产生同一结果的原因”(12)，这就使他断然排除了从普遍的因果必然性规律中寻求决定文明兴衰或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的根本原因。
唯物史观启示我们，唯有从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因果必然性的普遍规律中才能找到决定文明兴衰或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的根本原因或终极原因。由此可以看到，那原因可能有千条万条，但首要和根本的一条，还是看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激励还是受到压抑，特别是要看作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直接推动者的劳动大众改善生产条件的积极性、主动性受到了激励，还是受到了压抑。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如果作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直接推动者的劳动大众改善生产条件的积极性、主动性受到了压抑，甚至几近窒息，那就绝不可能有生产力的发展。
从历史上看，每当我们看到一个兴盛的文明出现之时，必定会看到那里的劳动大众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是比较好的，至少是有某种保障的，整个社会的物质经济基础也是比较好的，由此，那里的社会—政治共同体也是比较强盛的。反之，每当我们看到一个社会—政治共同体处在衰落甚至崩溃状态时，必然会看到它赖以存在的物质经济基础是凋敝的，劳动大众的生产生活是悲惨的，或者，劳动大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积极性、主动性受到了极大的压抑。
例如，在古希腊，早在公元前8—7世纪时，就出现了赫西俄德描述的那种颇为富裕的自耕农经济。赫西俄德是一个自耕农。他为劝诫不走正道的兄弟而写的《工作与时日》中，描述了一个不愁温饱且过着体面生活的农人应有的勤劳品德和通过勤劳挣得的财产：足够耕种的田地、两头以上的耕牛、一辆大车、几座谷仓、一条农闲时出海做点买卖的小船，几名男奴和女奴，农忙时还要雇工(13)。值得注意的是，赫西俄德提到那个自耕农怎样使用奴隶：“赶牛耕田”、“抢耕抢种”、收割、扬场、进仓，都是奴隶们要干的活。但是，主要的农活都应该在那位自耕农亲自带领并且与奴仆们一起劳作完成。如赫西俄德劝诫他的兄弟说：“耕种季节一到，你要和奴仆们一样不分晴雨抓紧时间抢耕抢种。每天清晨你自己就下田干活，只有这样，人手才能到齐，你的田地才有可能适时地耕种完毕。”“你在耕种时要吩咐一名奴隶带着锄头跟在后面，用泥土盖住种子，以免鸟儿啄食。”(14)这种奴隶同大奴隶主或国家经营的大农场或采矿场使用的奴隶有所不同。他们既是自耕农那样的主人的财产，同时又是他的家庭成员。那时的希腊社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一个完全的家庭是由奴隶和自由人组合起来的，家务的各个部分就相应于这些组成分子。研究每一个事物应从最单纯的基本要素(部分)着手：就一个完全的家庭而论，这些就是：主和奴，夫和妇，父和子。”(15)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自耕农经济的一个突出特色：自耕农本人既是劳动者，又是奴隶主；他的奴隶既是他的财产和剥削对象，又是他的家庭成员。也就是说，在这种制度下，主和奴都有双重身份。这种包含着奴隶制的自耕农经济既是古希腊文明兴盛的关键因素，也是促使它衰落的一个关键因素。
雅典执政官梭伦在公元前594年发动的改革，一个明显的目的，就是致力于保护自耕农阶层。改革法令规定废除雅典公民以人身作抵押的一切债务，禁止再以人身作抵押借债，禁止把欠债的平民变为奴隶。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自耕农免遭富豪欺压而致破产、沦为奴隶。梭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把雅典全邦公民按照财产多寡和参加征战能力强弱划分为四个等级：土地财产收入一年达到500麦丁诺(medimnoi，古希腊容器单位，按西方学者估算，1麦丁诺约52.5公升，可容纳谷物约37公斤)以上者，为第一等级，有资格担任最高军政要职，承担最大份额的军赋；年均土地收入300麦丁诺以上500麦丁诺以下者，为“骑士级”，其家资足以装备一名重装骑士的盔甲和战马，并服骑兵役；年均土地收入200麦丁诺以上而又不及“骑士级”者，称为“双牛级”，意味着蓄有两头牛或两匹马，平时装备一轭耕犁、战时能装备一名步战甲士，并服步兵役者；第四级则为家无恒产，常以佣工为生，年收入在200麦丁诺以下者。这四个等级的划分把财产收入与军赋和从军义务联系起来，充分证明了马克思所说古希腊城邦具有“小小的军事的共同体”特征(16)。这样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显然是城邦经常处于战争和备战状态的产物。这种充满生死存亡竞争的生产生活方式还决定了它必须利用奴隶制或农奴制作为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支撑力量。如前所述，像雅典那样的城邦共同体要保持生存竞争能力，必须要保证它的公民，特别是第一、二、三等级的公民具有相应的经济和武备实力，而要保证那样的实力就必须由奴隶制来支撑。例如，第一等级要保证500麦丁诺的年收入，也就是说，要保证大体上相当于500×37＝18.5吨谷物(或与谷物价值相当的橄榄、葡萄等作物)的年收入。我曾根据一些历史数据估计，公元前6—5世纪的希腊农业男劳力一年可产谷物或相应价值的其他农产品2吨(17)。这样，要年产18.5吨谷物，或相应价值的其他农产品，需要9个以上的劳动力；以此类推，要维持1个骑士级公民的经济和武备实力(约需年收入11—18吨)，约需5.5—9个男劳力；维持1个双牛级公民的经济和武备实力(约需年收入7.4—10.5吨)，约需3.7—8.5个男劳力。谁来充当这些劳动力？除了雇工，只有奴隶。雅典强盛时期雇工不可能很多，因为雇工出自第四级公民，如果第四级公民人数超过了前三级人数总和，那就意味着持有土地的公民，特别是“双牛级”的公民——农民已经大量破产，城邦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基础已经要崩溃了。而要保持强盛，就决不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雅典要保持强盛，必须保证第一、二、三等级公民要在公民总数中占多数，而维持他们的经济—军备实力所需的劳动力就必须由奴隶来承担，而且奴隶不能是本邦人，因为如果听任本邦人大量为奴，同样意味着公民大量破产和国家军事实力基础的瓦解。所以梭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禁止以本邦人为奴，废除奴役本邦人的债务奴隶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雅典类型的希腊城邦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内在的运转逻辑：离不开战争的生存环境要求作为它的经济基础的自耕农经济必须利用奴隶制补充它的劳动力的不足；而自耕农经济要获得奴隶来源的保证，就必须不断进行掠夺性的战争。只要自耕农经济不致因战争过于频繁而导致无暇顾及耕种，又能够不断得到奴隶劳动力的补充，城邦的经济基础和与之相应的政治、文化上层建筑就能不断地强固、兴盛；但是，依赖从外部(通过掠夺性战争)掠取劳动能量来支撑的经济基础，它的强固、兴盛之中就必然滋生出戕害自身生命力的因子，那就是对外掠夺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势必要掠夺成性，滋生出前面提到的塞尔维斯和汤因比所说的有些类似于某些生物物种的“特性化”趋势，但并不是像“特性化”的生物那样无意识地停止进化，而是表现为汤因比说的统治阶级实行加紧压迫的政策，加紧对外掠夺和对内压迫，致使自耕农经济破产而沦为“靠社会养活的古代无产者”，进而促使政治上层建筑由社会生命活力的促进者蜕变成为它的破坏者，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以“家有武备而力能持盾”(18)的自耕农为群众基础的雅典的民主政治由凝聚社会生命活力的舞台蜕变成为统治阶级不同利益集团利用“靠社会养活的无产者”争夺一己私利、戕害社会生命活力的舞台。雅典文明以至整个古希腊文明，也就由此走向衰落深渊。
后起的罗马文明由兴盛到衰落的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希腊文明由兴盛到衰落历程的重演：都是随着包含奴隶制的自耕农经济基础的兴盛而兴盛，崩溃而衰落。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有精辟论说。如马克思曾经指出：“自耕农的这种自由小块土地所有制，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在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19)恩格斯也早就作过类似的论断。他说：“杜林先生断言，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需要地主和被奴役者，这种说法纯粹是他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就在(希腊)这里，土地也主要是独立的农民耕种的……在意大利，土地主要是由农民垦殖的；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大田庄即大庄园排挤小农而代之以奴隶的时候，它们同时也以畜牧业代替了农业，而且像普林尼所已经知道的那样，使意大利趋于崩溃。”(20)恩格斯还指出，罗马最初是“农民城市”，“当罗马变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地产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但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级手里的时候，农民人口才被奴隶人口所排挤。”(21)我们需要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精辟论说。
我们再来检视中华文明的兴衰历程，看它是否符合由先进变落后和由落后变先进的规律。
我们还是以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为中心线索。我曾论证，生产力乃是人们运用一定的劳动资料和生产技术从事物质生产的实践能力，不能以使用什么工具来衡量，只能用劳动者的“效率”衡量。那么，“效率”又怎样估量呢？须以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如以1年或1天为单位)内生产出来的有形产品或无形产品(即“服务”)的平均量衡量。这个量可以按照实物计算。但要有一个衡量生产不同产品的劳动者的效率的共同标准，就需要用人均GDP(应该是排除泡沫和水分的GDP)来衡量(22)。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导致中国封建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从先进变落后的终极原因。
我们曾指出，自战国秦汉以来，在整个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程中，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曾经历过从上升到停滞再到下降的过程。尤其是清朝中后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清末的陶煦，谈到当时江南吴中地区农民经济状况时说：“吴中之田十九与富绅共有之也。上农不过任十亩，亩入不过二石余。取租而平，则八口无饥也。乃多者二十而取十五，少亦二十而取十二三。车牛有费，修耒有费，一资给于租余之数分，疾病丧祭婚嫁之端尚未之及，奈何而民不穷且毙也。”(23)据此可以推算，那里的“上农”一般租种10清亩地，合9.22市亩，亩产2.5清石，合2.82市石，约合亩产稻谷190市斤，9.22市亩共计可产稻谷1750公斤。也就是说，比战国时期有一个主劳力的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年产粮2025公斤)明显下降了。经济史家吴慧对封建时代中国粮食产量和农民劳动生产率做过系统的测算，根据他的测算结果，可列表如下：
吴慧的数据鲜明地显示出，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战国时期到唐代呈上升趋势，此后就逐渐呈停滞以至下降趋势，而且还通过每人占有原粮和成品粮的数量，间接反映出农户收入也可能有这样一个上升—停滞—下降的曲线。固然，吴慧的数据也可能像任何历史计量估测数据一样，难免有这样那样的欠缺或失误之处，但它们显示的总体趋势，恐怕与实际情况相差不会太远(25)。
世界知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对公元400年至1998年中国与西欧人均GDP做了以下比较：
中国与西欧人均GDP水平的比较(400-1998)(26)
我们可以把吴慧对“每一劳动力的成品粮生产率”的估算结果和麦迪森对“人均GDP”的估算结果视为从不同角度粗略地反映了中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在一千多年间变化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两者存在着某些差异。最明显的一个差异是，从吴慧的估算结果来看，中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从战国到唐代是上升的，唐代达到高峰，此后，从宋代到明代回落到与西汉相当或略高的水平，清中叶以后已大幅度下降；从麦迪森的估算来看，中国人均GDP水平在战国到唐似乎没有明显上升，反而是北宋、南宋三百年间有较明显的上升，大约从元初以后一直到19世纪初五百多年间处于停滞状态，此后就大幅度下降。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除了历史上的数量估算本身误差可能性本来就很大以外，显然还因为两者的估算对象毕竟不同：吴慧估算的是“每一劳动力的成品粮生产率”，而麦迪森估算的是“人均GDP”。一个经济体若要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就需使两者保持一致的、同步的增长态势。但在历史上和当代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出现相反的态势，就是前一时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促进了继后一段时期工商业的增长，但后者增长起来以后逐渐脱离农业的基础而过度膨胀，由此造成人均GDP带着“泡沫”增长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则趋于下降。可能正是这种反差最终导致人均GDP由泡沫性增长转向停滞，最后陷入大幅度下降。吴慧估算的“每一劳动力的成品粮生产率”和麦迪森估算的“人均GDP”都在1800年前后出现大幅度下降。这绝不是偶然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停滞特别是滞后于工商业发展的积弊的结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麦迪森把中国的人均GDP同西欧比较时，显示中国人均GDP落后于西欧的转折点发生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中国的人均GDP明显地从有所上升转向了长达五个多世纪的停滞，最后陷入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大幅度下降，陷入落后的深渊，以至沦为西方列强争相控制的半殖民地，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开始扭转乾坤，走上复兴的历程。现在回过头来看，麦迪森的估算显示出来的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那个转折点，确实可以看做是中国由先进变落后的起点的一个根本性标志，因为它标志着生产力水平开始落后于西方，而生产力作为决定历史进程的“最后动力”或原动力，它的落后必然引起其他方面的落后。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人均GDP的落后以及同人均GDP落后密切相关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停滞和下降，特别是吴慧估算的“每一劳动力的成品粮生产率”的停滞和下降，直接导致了城市化进程的停滞和落后。关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停滞和落后的情况，麦迪森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得很清楚：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直到1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还领先于日本和西欧，可是此后900年间都陷于停滞或仅有微弱增长；而日本和西欧却突飞猛进地赶超过去，把中国远远地甩到了后面。城市化进程的滞后，不但导致了商品经济发展和自然经济解体过程的滞后，还阻滞了市民阶层的成长。
市民阶层成长的滞后，导致了反映市民阶层价值追求的反封建新文化成长的滞后。这突出表现在14世纪西欧爆发反封建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时候，但丁(Dante)、彼特拉克(F.Petrarch)、薄伽丘(G.Boccacio)等文艺复兴运动棋手高擎人文主义大旗，大声疾呼，倡言人道以反对神道；倡导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解放以反对封建制度对个性的束缚。他们的声音，犹如巨人登高一呼，很快就在阿尔卑斯山南北各大城市中心激起雷鸣般的反响和回音，震撼了欧洲大地。而在同时期的中国，几乎听不到任何一点类似的声息。但丁谢世二百多年以后，中国出了个李贽(1527—1602)，敢于反对以孔孟之道为“万世之至论”，倡言“趋利避害，人人同心”，“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似乎与西欧的人文主义呼声有些相似，却如荒野的孤鸿哀鸣，未能激起任何群众性的回响，就被官府以“敢倡乱道，或世诬民”罪缉捕入狱，悲愤自尽，他的著作则长期被禁毁，鲜为世人所知。李贽之后，有顾炎武(1613—1682)和王夫之(1619—1692)等人，也都阐发过颇有时代新意的哲学和社会思想。但他们也和李贽一样，只是在很小的知识圈内有一定影响，未能像西欧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们那样在各大城市中心激起一个群众性的、波澜壮阔的、反封建的文化运动。根本原因在哪里呢？显然就在于生产力的停滞、落后导致城市化进程和市民阶层成长的滞后。
总之，无论是中国由先进变落后，还是西欧由落后变先进，其最终的根本原因都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陷入停滞、落后，还是不断地向前推进。那么，生产力的发展怎样就会陷入停滞、落后，怎样就会向前推进呢？应该看到，那是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其中，可能有自然环境或人文环境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有历史地形成的经济、社会或政治的体制、制度的制约因素，还可能有文化观念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制约因素。我们应该肯定多种因素的制约作用，但又不能陷入多元折中论或多种因素随机促成论，因为那样就会导致陷入否认因果必然性规律。这就涉及了我们论述过的一个终极原因和多种因素作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怎样理解“一元多因多果”的规律观问题(28)。
怎样才能既肯定多种因素的制约作用，又不放弃探索因果必然性的规律呢？关键就是要正确地把握“一元”和“多因”的关系。“一元”就是一个根本原因或原动力，“多因”就是制约和影响那个根本原因或原动力的外部因素，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种因素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从中国方面来看，我们曾指出(29)，在黄河和长江流域那样的自然条件下，中华先民依靠“十千维耦”、“千耦其耘”那样的协作性劳动生产方式，在主要使用木石工具时，就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开始进入定居农耕文明时代，这比古希腊人、罗马人进入定居农耕文明的时间早两千多年，比日耳曼人早三千多年。中国自春秋战国以后，随着牛耕和铁制工具的使用，个体家庭耕作逐渐代替了原来的氏族、宗族集体协作耕种，但由于抗御水旱灾害和游牧、游耕族群侵袭的共同需要，仍旧需要地方以至中央机构组织多方面、多层次的协作。正是在生产生活方式中组织协作的需求，促使中国早在夏、商、周、秦、汉时代就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和政治共同体。中华先民在千百年的协作性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逐渐在经济生活、社会和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领域，都形成了一整套崇尚协作而排斥竞争、崇尚整体利益而排斥个体和局部利益的制度、体制和价值体系，其核心就是把整个国家甚至“天下”都纳入一个具有“超级家长制”特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大家庭”秩序之中。在这个“大家庭”中，作为“总家长”的“天子”和他任命的各级“父母官”，必须同时具有“爱民如子”的“慈父”品格和无情地行使生杀予夺权柄的“严父”品格。这个“大家庭”秩序必须以“和为贵”的精神来维护，必须尚和而弃争。但是尚和弃争都只能由兼具“慈父”和“严父”品格的天子和他任命的各级父母官的慈爱和威严来保证，而不能由子民们自主自为。虽然主导精神是尚和弃争，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没有争，不过那争端不能由相争者遵照某种大家认同的秉公机构按照大家认同的公平原则来解决，而是由兼具“慈父”和“严父”品格的天子和他任命的各级父母官来裁决。在中华先民个体生存能力十分微弱的时代，那一整套的制度、体制和价值体系把千百万微弱的个体生产力汇集成为巨大的集体生产力，创造了长时期居于世界先进行列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它在世界上的先进地位大约在唐朝达到了顶峰。大约也正是在那时，中华先民的个体生产能力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但农民以大规模“逃亡”行动争得了“两税法”规定的“户无土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那样较以前宽松的生存条件，而且还出现了一个虽然十分微小却也开始发出微弱声音的市民阶层，他们通过“传奇”、“说话”之类的文艺舞台开始微弱地表达某些似乎有点离经叛道的愿望。但也正是在这些新动向初露端倪以后，正在趋于“特性化”的统治阶级很快做出了严厉的反应，突出表现在宋代以后，从朝廷直到基层的乡里街坊机构，高度集权的政治控制、社会控制和意识形态控制都空前加强，使得劳动阶级的生存条件日益恶化：在经济生活领域，租税赋役负担越来越加重，使劳动阶级很难拥有用于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剩余产品，从而也就很难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在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广大城乡居民受到乡、里、坊、保甲、里甲等基层政权系统和家族、宗族等族权系统的严密控制，在精神生活领域受到越来越严苛的封建礼教和“理学”规范的束缚。也就是说，经济生活、社会和政治生活以及经济生活领域的反作用力都成为逆向的、起促退作用的力量，沉重地压抑着拉动阶级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生的生产力的增长。其最终的后果，就是促使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一步步陷入停滞和落后的深渊。直观地看，这就是塞尔维斯说的那种因长时期先进而形成高度特殊的适应性的力量阻挡任何变革的惯性般的惰性力发生作用的表现。
反观西欧洲世界，却是另一番景象。继希腊、罗马文明衰落之后，同样是从习于游牧和征战的印欧族群分离出来的日耳曼人，摧毁西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一系列蛮族王国，在那些王国里，日耳曼征服者同昔日罗马帝国的被征服者的生产能力和生产生活方式互相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包括庄园—农奴制在内的各种形式的依附农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和以领主—附庸制为基本内核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那种生产关系和经济、社会、政治体制具有森严的等级特性和人身依附特性，但同时也是具有尚争特性的。农奴与农奴之间，农奴和庄园主之间，领主和附庸之间，附庸和附庸之间，王国和王国之间，教会和世俗国家之间，都充满了纷争。同样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特性，使他们既无必要也没有可能形成像中华先民实行的那种协作性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也就没有形成作为协作性生产生活方式的组织者、领导者和维护者的天子和各级父母官那样的权威，以压制和裁决纷争。而只能从野蛮时代流行的“军事民主制”和“马尔克制度”之类的古老制度遗存下来的种种惯例和习俗中，择其适用于新的生活条件的内容，形成极为粗疏的习惯法，作为裁决各种争端的主要依据，其中包括合法地使用战争等暴力手段解决纷争的游戏规则。总之，同古希腊、罗马文明一样，中世纪的西欧文明也是一种尚争的文明。不过，由于时代的进步，主要还是归结为生产能力的进步，这一轮的竞争没有导致文明成果的大规模破坏和文明的中断，而是经过恩格斯说的那种数百年的“静悄悄的劳动”，逐渐在农村和城市产生出力图创造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人群。他们靠着不断提高的生产能力和不断增多的剩余产品，通过市场交换以谋求生存。正是他们有力地推动了作为促进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引起了一系列发挥促进作用的“直接动力”(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以及精神生活领域的各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发展，最终促成了西欧社会从马克思所说的“第一大形态”转化为“第二大形态”的社会变迁。
本来，中世纪的西欧从罗马帝国废墟上开始起步前进的时候，各方面都远比中国落后。如前引安格斯·麦迪森的历史统计数据显示，直到公元1000年时，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而西欧的城市化率还是0。但此后它就以突飞猛进的态势增长，把中国远远地甩到了后面。什么力量把西欧从中世纪初的粗野落后状态推到了近代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呢？塞尔维斯归结为他的“进化潜势定律”赋予后进者享有的“借用优惠”。这似乎有一定道理。中世纪西欧的确从东方各文明古国“借用”了大量先进文明成果，有力地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四大发明”辗转到西欧以后，对于促进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发挥了重大作用。许多西方学者都确认这一事实。但是，如果没有西欧自身生产力的发展和拥有新的生产力的新兴社会阶级的成长，东方文明古国那些优秀的文明成果显然就不可能在西欧发挥那么大的作用。
因此，问题的关键还是怎样才能使生产力得到持续发展，而不致陷于停滞和衰退。我们肯定这里有许多因素或许多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在起作用。但是那众多的因素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历史的发展发挥促进还是促退的作用，最终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对广大劳动者的生产能力的增长发挥促进还是促退的作用，归根到底，取决于那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对广大劳动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生产能力的意愿发挥激励作用还是压抑作用。中国之所以由先进变落后，西欧之所以由落后变先进，共同的终极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这里似乎有一个自相矛盾的二律背反的陷阱：一方面说生产力作为“最后动力”或原动力，它的发展决定着各项“直接动力”(包括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说生产力本身能否持续发展而不陷于停滞和衰退，取决于各项作用力激起的反作用力反过来对生产力的发展发挥的反作用力是促进性的还是促退性的。好像这两者互相决定着对方的命运。这样的论证当然是不能成立的。但是我们的论证没有包含这样的二律背反。因为我们虽然肯定反作用力有可能反过来对原动力发挥促退作用，但是同时肯定那促退作用不仅最终是来源于“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生的生产能力”的发展水平和与之相应的经济生活、社会和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领域的业已陈旧的制度和体制，而且肯定那些促退性的反作用力最终必将被随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代表新的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力量所排除。
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被那些促退性的反作用力阻滞了几个世纪之久，但劳动阶级终归还是顶着重重压力使新的生产力和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力量逐渐成长起来，终于在1949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使中华民族走上了从落后变先进的复兴大道。安格斯·麦迪森的历史统计图表显示，中国的人均GDP从长达六百多年的停滞、下降转而回升，其转折点也正好发生在那个年代。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正是从那时起，束缚中国亿万劳动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生产能力的枷锁被打开，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的人均GDP，立刻由下降转而大幅度回升，这鲜明地证明通过革命解放生产力的目标开始得到了实现。什么是解放生产力？说到底，就是消除对劳动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生产能力的要求的压制因素，使劳动者拥有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生产能力的自由空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力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是促进性的还是促退性的，其衡量标准就是看它们对劳动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生产能力的要求是激励还是压制，最终是从效果上看它们是否促进了劳动者生产能力的提高。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回头来重看生产力曲线在1949年出现的那个大回升拐点，使我更加相信唯物史观揭示的革命解放生产力的真理。
由此可见，先进变后进或后进变先进的根本动因并不是塞尔维斯说的那个所谓的“进化潜势定律”使先进者势必要受到“领先的惩罚”，使后进者享有“借用的优惠”。也不能像汤因比那样单纯归结为精英人物个人品格的好坏。根本的动因在于广大劳动者——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生产能力的要求是受到激励还是受到压抑。导致广大劳动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生产能力的要求是否受到压抑的因素多种多样，但其中最经常起作用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起支配作用的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支配地位“特性化”的趋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抵制以至消除。这应该是我们观察当今世界各大文明今后走向的一大看点。
注释：
①塞尔维斯关于“进化潜势定律”的论述，见塞尔维斯：《文化的进化：实践中的理论》(Elman R.Service:Cultural Evolutionism:Theory in Practice)，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公司1971年版，第31—50页。
②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4—71页。
③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插图本》，第127页。
④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插图本》，第73页。
⑤20世纪最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之一卡尔·亨普尔(Karl G.Hempel)曾经雄辩地证明，任何历史阐释都回避不了“因此——所以”或“由此可见”之类的论证，而那样的论证就包含着某种因果必然性的“普遍规律假设”。见Karl G · Hempel: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Journal of Philosophy,xxxix(Jan.15,1942)；该文中译文载《哲学译丛》1987年第4期。译者将标题译为《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韩震指出，该文标题应译为《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很对。(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8页注①)。
⑥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插图本》，第122—123页。
⑦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插图本》，第125页。
⑧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插图本》，第145—146页。
⑨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插图本》，第71页。
⑩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插图本》，第195页。
(11)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插图本》，第197页。
(12)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插图本》，第86页。
(13)赫西俄德著，张竹明、蒋平译：《工作与时日 神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19页。
(14)赫西俄德著，张竹明、蒋平译：《工作与时日 神谱》，第14页。
(15)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7页。
(17)拙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纪念雷海宗先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中华书局2005年版。
(18)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第134页。
(1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0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19—52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04页。
(22)庞卓恒：《生产能力决定论》，《史学集刊》2002年第3期。
(23)陶煦：《租覆·推原》，转引自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从》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10页。
(24)资料来源：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
(25)参见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161页。
(26)说明：纵轴刻度为对数标准。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27)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28页。
(28)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第五章。
(29)庞卓恒：《中西古文明比较》，《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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