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劳动所得比重下降和资本所得比重上升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重论文,所得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3年以来，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这一下降在1993至1996年有所上升，1996年至今则继续下降。2005年，根据计算，劳动所得占GDP的37％，比1978年下降5个百分点，资本所得比重同期上升约20个百分点。目前，城镇人均劳动收入已出现了持续快于人均GDP增长的趋势，但农村人均劳动收入、特别是农民工收入增长仍较慢。
劳动和资本的分配关系，是当前消费比重较低、投资比重较高的主要原因。也导致了当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以及促使收入分配差距的日益扩大。由此也提出了生产目的性问题，即究竟是为投资和出口而增长，还是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消费水平而增长。
一、劳动与资本分配关系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国民经济分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赵人伟、李实等于1999年前以来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做了深入的实证分析，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述。① 相比而言，尽管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大比例关系，是当前我国消费和投资结构的关键因素，但国内学术界却较少关注。而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分配关系的实证研究，基本是一个空白。
王振中指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都面临着如何认识劳动与资本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现实性问题。王振中在这篇题为《劳动与资本在分配中的地位》的短文中指出，美国在1870～1984年期间的114年中，劳动始终处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主导地位，且比重逐渐上升：1870至1880年间，劳动收入所占比重为50％；1980至1984年间，劳动收入占74.3％；资本要素收入则始终占小头，1880至1890年间为24.5％，1970至1974年间为16.6％。英国在1860～1984年的124年中，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也始终处于主导地位：1860至1869年间，劳动收入所占比重为45.2％，1975至1979年间为68.8％；资本要素所占比重，1910至1914年间为36.5％，1975至1979年间为21.9％。②
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劳动所得比重下降问题。殷剑峰认为，收入分配问题造成的威胁主要不是来自收入差距扩大，而是同整个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地位恶化有关，劳动报酬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92年的37％下降至2003年的33％。③ 梁优彩指出，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但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这一问题同样也值得人们关注。④
有些学者注意到了劳动与资本分配关系存在的问题。萧灼基呼吁要改变重资本要素贡献轻劳动贡献的状况。萧灼基指出，几年来，非公经济资本每年以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长，这是资本回报率高的表现，但对于劳动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收入分配上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就业队伍扩大，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却在下降。⑤ 武力和温锐指出所有制结构变化导致要素参与分配比重增加，城镇居民收入中工薪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呈现下降趋势。⑥ 周天勇指出，我们的增长是由国家和资本推动的，国家和资本分配能力强，劳动的分配能力弱。⑦
二、劳动收入增长较快但低于GDP增长
对于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下降的分析，有一个简捷方法，就是比较人均GDP指数与人均收入指数的差距。1978～2005年，城镇人均收入指数为607.4，低于人均GDP指数271.5点；农村人均纯收入指数为624.5，低于人均GDP指数254.4点，从这里已经能得出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下降的结论。
注：城镇和农村人均劳动收入指数，系以当年人均收入指数乘以当年劳动收入占收入比重。城乡人均劳动收入指数经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而得。数据来源为历年版《中国统计年鉴》和《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城镇人口比重数据，1999年以前为2000年版《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以后为2006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为了观察到原始数据的结论，本表未对城镇人口比重数据进行修正。
为了进一步得到确切的定量结论，我们进行两方面深入研究。一是指数分析，比较城乡人均劳动收入增长与人均GDP增长的差距。二是实际测算，观察人均劳动收入占人均GDP比重的变化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人均劳动收入增长较快。1978～2005年，扣除物价因素，城乡人均劳动收入年均增长6.7％。其中城镇平均每年增长6.3％，农村平均每年增长7.0％。⑧ 然而人均GDP增长更快。1978～2005年，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长8.4％，高于人均劳动收入增长率的1.7个百分点。“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历经长达27年累积放大，形成了人均劳动收入增长与人均GDP增长之间的较大缺口。
改革开放以来，人均劳动收入以其增长速度而言，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至1987年，城乡人均劳动收入年均增长11.1％，高于人均GDP年均增长速度8.4％的2.7个百分点。第二阶段是1987至2000年，人均劳动收入年均增长仅为3.9％，比人均GDP年均增长速度8.2％低了4.3个百分点。第三阶段是2000至2005年，人均劳动收入年均增长6.4％，但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长高达8.8％，高出人均劳动收入增长速度2.4个百分点。到2005年，人均劳动收入指数为579.2，比人均GDP指数低299.7点。
城乡劳动收入增长具有不同趋势。农村人均劳动收入增长是前快后慢的减速趋势，城镇人均劳动收入增长是前慢后快的加速趋势，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利益格局的不同变化过程。农村人均劳动收入增长，在1978年开始的为期7年较快增长之后，随后是长达20年的相对较慢增长。1978至1985年，农村人均劳动收入年均增长7.6％，而1985至2005年20年间则只有4.3％。城镇人均劳动收入增长大致能区分为逐渐加快的三个时期，1978至1990年为4.1％，1990至2001年为6.5％，2001至2005年则高达12.2％，这说明随着改革的深入，城镇生产要素越来越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优势。城镇人均劳动收入在1985至2005年的20年间，年均增长6.6％，高于同期农村人均劳动收入年均增长速度2.3个百分点。
当前我国人均劳动收入增长主要是一个相对性问题。一是相对于人均GDP增长而言，人均劳动收入增长较慢，形成了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之间的较大差距；二是相对于资本所得而言，劳动所得增长较慢，工薪阶层特别是农民工分享到的快速增长好处相对较少；三是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人均劳动收入增长较慢，形成了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四是相对于宏观经济而言，劳动所得占GDP比重偏低，影响经济增长形式和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并影响社会发展。显然就劳动收入自身而言，增长速度不能说低，且城镇人均劳动收入自2001年至2006年，已连续6年⑨ 快于人均GDP增长。如果GDP增长放慢，而劳动收入增长速度不变，那么也就不存在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下降的局面，但这显然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三、劳动所得占GDP比重大幅下降
为了具体观察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我们进一步测算人均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1978年以来，劳动所得占GDP比重分为前升后降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至1983年，是短期的迅猛上升，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从42.1％上升至56.5％，上升了14.4个百分点。第二个阶段是1983年至2005年，是长期的持续下降，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从1983年的56.3％，下降到2005年的36.7％，下降了19.8个百分点，其中1993至1996年略有上升。
这里必须对数据进行说明。2000年以后，国家统计局按镇域人口公布城镇人口比重，然而镇域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村庄仍是传统的农村形态。据2001年版《中国统计年鉴》公布，1999年城镇人口比重为30.89％，2000年则为36.22％，提高了5.33个百分点，这显然是数据口径导致的。如果不修正城镇人口比重，则2005年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为38.2％，比1978年下降3.9个百分点，比1983年下降18.3个百分点。这一状况虽然不影响本文结论，但为了更确切地观察劳动所得比重下降情况，根据1999年与2000年城镇人口两个数据之间的关系，对2000年以后各年的城镇人口比重调低4个百分点，由此得到的劳动所得比重比未修正前低1.5个百分点，本文用修正后的数据分析。
我国劳动所得占GDP比重是在一个较低水平上持续下降的，这是劳动所得比重下降的严重性所在。1952至1978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只增长10.3％，平均每年仅增长0.4％。农民人均纯收入，1957至1978年只增长45.38元，平均每年只增长2.6％。这不仅使得城乡居民收入长期较低，且导致了积累和消费严重失调。而目前我国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甚至低于1978年。
我国劳动所得占GDP比重大大低于30年前的日本。1970年，日本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为43.4％，随后持续上升，1975年达到55.2％，这以后出现了一些起伏，但总的仍是上升趋势，目前大致在50％以上。日本1970年时的人均GDP约1万美元(1990年美元)，而按照日本经济学家的估计，当时的日本大致相当于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显然，在相同发展水平下，我国当前的劳动所得占GDP比重比1970年时的日本低了近7个百分点，比1975年时的日本更是低了近20个百分点。
考察比较也能感觉到一些地区劳动所得比重较低的状况。如苏州、无锡、杭州和宁波，2005年人均GDP是浙江台州市的2至3倍，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台州市的90％左右。原因就在于，虽然苏锡杭甬人均GDP较高，但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并不高。2005年，苏州人均GDP为66766元，是台州的2.97倍；城镇人均收入为16276元，只有台州的88.9％。考虑到劳动收入是收入的主体，因此收入占GDP比重低的地方，主要原因是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较低。
十分明显，当前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较低，是消费比重较低，消费难以发挥推动经济增长较大作用问题的根源。如果不从提高劳动所得占GDP比重入手，是很难解决消费比重较低问题的。
四、资本所得占GDP比重大幅上升
国民收入除劳动所得外，还包括经营盈余、折旧和生产税净额三个部分。生产税净额是指生产税减去生产补贴后的余额，是由政府支配的收入。经营盈余就是我们想指出的资本所得。为了简化计算，这里把折旧也作为资本所得。
劳动所得比重的下降，也就是资本所得与生产税净额的上升，是此消彼长的互补关系。进一步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化中，就可以间接了解到资本所得比重的变化。1978至2005年，资本所得与生产税净额合计占GDP的比重，从57.9％上升到63.3％，上升了5.4个百分点。进一步根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化，并假定预算外收入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大致稳定，就可以估算出，1978至2005年，资本所得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根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化，可以进一步看到，1978年以来，资本所得占GDP比重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相对较慢上升阶段，1978至1983年，资本所得在这5年间上升了约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1.2个百分点；第二阶段是较快上升阶段，1983至1995年，资本所得比重约上升了29个百分点左右，平均每年上升2.4个百分点。资本所得比重在这两个阶段上升的原因，主要是国企改革、卖方市场导致的高利润率等因素。第三阶段是下降阶段，1995至2005年。这一期间，资本所得占GDP比重下降了3个百分点，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在90年代中后期进入买方市场，逐渐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同时民营企业初具规模后，税费缴纳趋于正常，再就是1993年实施中央和地方分税制的因素。
近几年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快于居民收入增长的事实，是资本所得增长较快的一个直接依据。1998～2005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规模由1458亿元扩大到14802亿元，年均名义增长率高达39.2％。利润快速扩张导致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增长较快，同期年均增长14.7％，高于GDP名义增长率3.0个百分点。由于当年度规模以上企业有相当部分是从上年度规模以下企业扩张而来的，因此全社会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要低一些。
与此同时，财政收入在历经了20年较慢增长后，1993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增长速度大大加快。1993～2005年，财政收入名义增长速度高达18.0％。这导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3年的12.3％，上升到2005年的17.3％。1998至2005年，财政收入指数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的1.6倍。
资本所得比重上升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企改革，以及民间企业快速发展，属于这部分因素的资本所得比重提高，显然非常正常，是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所必需的。然而，资本所得比重的上升显然已经超过了正常限度，正是在资本的强势和政府税收高增长的双重挤压下，劳动所得比重被不断地压缩。当前我国投资增长过快，投资比重过高，投资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主要原因显然是由于资本所得占GDP比重较高导致的。
五、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决定了消费与投资比例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所得比重与消费比重的变化，呈现为高度的正相关。1978年，我国居民消费比重占GDP的48.8％，1981年达到52.5％，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此后即持续下降。到2005年，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8.0％。消费比重变化的长期趋势，与劳动所得比重变化的长期趋势高度吻合，相关系数高达0.854。
这一相关性，一方面验证了本文关于劳动所得占GDP比重变化结论是符合实际的，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消费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劳动所得比重下降。在改革开放初期较低的收入水平下，居民储蓄倾向较低，因此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大致就等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由于长期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主要是劳动收入，因此劳动所得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就直接导致了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而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消费倾向下降，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长的相关性亦开始下降。尤其是消费倾向较低的富人的收入增长较快，消费倾向较高的穷人的收入增长较慢，进一步弱化了收入增长对于消费增长的推动作用，因此2000年以后，出现了消费比重下降快于劳动所得比重下降的局面。
与消费比重下降相应的是资本形成比重大幅上升。1978年，资本形成比重为38.2％，随后出现下降，1982年达到最低点后开始上升。这以后虽有一些波动，但总的是上升趋势，2004年达到43.2％，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2005年，仍达到42.6％，只比2004年下降0.6个百分点，仍比2000年高7.3个百分点，比1978年高4.4个百分点。
从有关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结构看，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具有如此低的居民消费比重和如此高的资本形成比重。2002年，在我们所搜集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15个国家和地区中，居民消费比重最低是新加坡，占国民经济的42.2％；最高是美国，占国民经济的70.3％，算术平均为58.1％；资本形成比重最高是香港，占国民经济的26.5％，最低是俄罗斯，占国民经济的16.3％，算术平均为20.3％。
这就是说，与这些国家和地区比较，中国的消费比重明显偏低，投资比重明显偏高。如果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算术平均值为基准，则中国的消费比重偏低约20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比重偏高约20个百分点。这些状况都是与劳动所得比重较低，资本所得比重较高是相一致的。而且，如此高的差距是核算差异难以解释的。
劳动所得比重较低、资本所得比重较高的状况，也决定了我国以投资和出口推动为主的增长形式。随着1978以来劳动所得比重逐渐下降，消费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在逐渐弱化，1985年以来的20年中，有11个年份，最终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低于50％。2005年，最终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只有36.1％，资本形成和出口的贡献份额则为38.1％和25.8％，两者合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63.9％。
这也进一步提出了增长目的性出现偏差的问题。在当前的增长形式下，国内产出的相当一部分为资本所得，同时还有一部分成为净出口。资本出于最大化利润的本能，把其绝大部分所得转化为投资，大量的净出口则换来了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城乡居民只享用了中国约1/3的产出。所以就当前来看，事实上出现了生产发展的主要目的是投资和出口，而非最大限度地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需要，即出现了为增长而增长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大量的出口商品和自我循环着的投资品增长，低成本地使用着国内紧缺的土地、消耗着洁净的空气和损害着农民工的健康，严重地影响了可持续发展。
六、理性看待劳动所得比重过低与资本所得比重过高问题
劳动所得比重下降与资本所得比重上升，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走向市场经济进程中的重大利益调整，同时也反映了劳动和资本在稀缺性和活力方面的较大差异，总的有利于提高要素效率，加快资本增殖，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不利的方面比较复杂，且是在长期累积中影响经济社会发展。首先是消费比重过低，投资比重过高，出现了投资增长自行创造投资需求的不良循环；其次是国内经济过分依赖出口，出现了发展中国家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不合理现象；第三是扩大了收入差距，影响长期增长的稳定性。在这些情况下，虽有较高的人均GDP，但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却相对较低，同时也有可能产生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关于劳动所得比重下降与资本所得比重上升的主客观原因，初步分析有以下三个方面。
1.投资机会和剩余劳动力较多是基本的客观因素
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有一个重要客观状况，就是资本的竞争地位较强，劳动的竞争地位较弱。后发国家经济发展充满了大量投资机会，同时我国人口众多、耕地不足，以及机器和化学肥料及农药的大量使用，产生大量农村劳动剩余劳动力。因此资本稀缺性较高，而劳动则如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而言，处于无限供给状态。而且，资本由于技术进步加速，能低成本地快速提升自身。劳动的综合素质较低，自我发展难度较大。资本具有较高的组织化水平，劳动则缺乏有组织的讨价还价能力。因此，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就会出现资本因其强势而能够获取较高利润，劳动因其弱势只能获取相对较少的剩余产品的问题。
令人可喜的是，要素竞争关系会因约束条件变化而变化，我国当前已出现了局部劳动所得比重上升的迹象。2001至2005年，城镇人均劳动收入年均增长12.2％，高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1.3个百分点。2006年城镇人均劳动收入增长，从已发布的数据推测，有可能仍快于人均GDP增长。然而，由于农村人均劳动收入增长仍较慢，因此总体而言，劳动所得比重下降趋势仍将持续存在。
十分明显，劳动所得比重较低，资本所得比重较高，发生在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客观必然性。是当前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竞争，阶段性的利益格局调整的一个必然反映，同时也会随着劳动供求关系变化和劳动素质的提高而逐渐改变。
2.长期低汇率锁定了国内企业的高利润率是重要的宏观因素
多年固定的低汇率政策是导致收入向资本倾斜的一个重要原因。被低估的人民币在这儿的作用，就是通过扩大出口，阻止国内物价水平自1998年以来出现的下跌，从而提升企业利润，也就是提高资本所得占GDP的比重。
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在非国有经济比重不断提高格局下，全社会物价出现了下降趋势。在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年代，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决定了整个市场物价处于较高水平。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由于放开计划价格，多数商品供不应求，形成了激烈的通货膨胀，形成了更高的“虚高”价格。随后，非国有企业快速替代国有企业。在供给充足情况下，并以效率提高为基础，中国物价的整体水平全面下降。按理说，接下来我们应该看到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并且价格继续回落，而最后将落在市场竞争的均衡价格上，但这时遇到了一道最低限价，这就是被低估了的人民币汇率。
1998年，人民币在8.28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停止升值，此前人民币已持续升值4年，升值4.0％。从1998至2005年上半年，则形成了长达7年的固定汇率格局。这一较低的汇率水平在促进出口增长的同时，对国内经济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一是止住了国内市场价格持续下跌。因为在这一汇率水平上，出口变得较为有利可图，企业将不再仅仅依赖于国内市场，因此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维持了三年就出现了回升。事实上在由计划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由于普遍的效率提高和市场决定需求，物价下降是非常正常的。但在中国，由于低估人民币汇率导致的出口大增而使得价格下降变得十分短暂。
二是提高了企业利润水平。国内市场价格停止下降，意味着国内商品销售的利润率被稳定下来。与此同时，出口商品价格虽然逐渐下降，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增长更快，同时出口总量也增长更快，因而利润总额仍大幅增长。
三是抑制国内消费增长。由于国内市场价格不再下降，同时由于居人口多数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就在物价和收入两个方面抑制了消费增长。2000至2005年，全国居民消费指数年均增长6.8％，低于GDP年均增长率的2.7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当然只能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
这就是说，长期低估汇率的目的，本来是为了促进生产、增加就业，但在达到这一目的的同时，也促使我国国民经济分配向资本倾斜，资本得到了较多的长期低汇率好处。
3.各级政府重资轻劳是重要的行政因素
长期来，各级政府事实上形成了重资轻劳的行为特征。政府高度关注企业发展，千方百计招商引资，积极重奖经营者个人，实施各种促进投资的政策，实行多种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措施无疑是必要的，也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对于劳动却表现出有意无意的忽略。劳动执法不严，欠薪普遍，明目张胆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严重事件时有发生。地方政府在充分享用农民工创造的劳动剩余的同时，以种种理由不让或少让农民工享受医疗、教育、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而这些本应是构成合理劳动成本的基本内容。面对十多年来农民工工资基本没有增长的严酷事实，地方政府缺少建立农民工工资长期合理增长机制的积极举措。
还必须指出，学术界也存在着重资轻劳倾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前期，面对城乡居民收入较快提高等事实，学术界提出了国民收入超分配概念，连当时的政府工作报告也用了这个词。而当前面对劳动所得比重持续下降，资本所得比重持续上升，却较少看到相应的深入研究。
七、结语
优化劳动与资本分配关系，已成为当前事关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重大问题，政府应积极创造有利于工资增长，其中主要是有利于农民工工资增长的宏观环境。第一，政府应像重视资本一样重视劳动。第二，多渠道积极提高农民工实际收入。第三，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和要素配置改革。
注释：
①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②王振中：“劳动与资本在分配中的地位”，http://www.edu.cn/20030403/3081473.shtml。
③殷剑峰：“收入分配成为影响中国经济一大软肋”，上海证券报2006年12月19日。
④据《中国财经报》2007年1月30日报道。
⑤萧灼基：“应改变重资本要素贡献而轻劳动要素贡献”，http://www.ssme.gov.cn/node6/node22/200507/con37240.shtml。
⑥武力、温锐：“1992年以来收入分配变化刍议”，2006年5月27日《中国经济时报》。
⑦周天勇：“应力促中小企业发展 解决中国就业难题”，2007年2月5日《中国经济时报》。
⑧主要是1978至1985年期间上升较快。
⑨根据初步公布的2006年数据，估计城镇人均劳动收入增长比人均GDP增长快0.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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