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新闻史料的比较与研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共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大跨越的时代。在相关学人的努力下，相关研究方法及至话语体系的规范正在形成，①相关史料资源也在不断拓展。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关注目光的下沉和民间史料的利用等，从不同角度展示着中共历史研究的全新取向。在民间史料的收集方面，已经有学者开始了相关工作。②部分前辈学者提倡的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引入，也激发起许多后辈学人的兴趣。③如学者所言：“并非有山珍海味就是名厨，能用最普通的大路菜做出入口惊心的好味道，才算是行中高手”，④在以跨学科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全新研究理路中，对种种所谓核心性史料的诉求已经被置于次要地位，而以“新的眼光”“新的观察角度”对现有的尤其是最为一般性甚至为传统史者所不屑一顾的史料进行研究，则成为更值得关注的方面。对研究者而言，这种全新研究取向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带来了史料资源的不断丰富，也带来了中共历史研究关注领域的不断扩展。正是基于此，中国现当代新闻史研究已成为中共历史研究关注的领域之一。 在中共历史与中国现当代新闻史研究的交流与沟通中，一方面，双方的研究都得到了推进与促动，产生了一部分兼取双方之长的学术成果；⑤另一方面，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双方研究中的问题也得以凸显与暴露。就笔者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抗美援朝运动的关注所及，问题的存在尤其具有典型性。就研究方法的借鉴而言，新闻传播专业领域的新闻史研究者常常以西方语境下的诸多理论与框架为基础，对相关历史进行研究，但由于“中国特色”的种种存在，往往易于对史料削足适履，以史就我。而这正是史学研究应该保持警惕的方面，其方法借鉴意义由此大大削弱。就史料运用技术而言，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毕竟尚处于尝试阶段，作为笔者这样的尝试者和初学者，虽以对史料的关注为基础，但面对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史料资源，往往陷于不知从何入手的困顿状态，最后只能变成因缺乏相关学科的总体性把握而止于相关学科名词的机械套用。因此，笔者将以抗美援朝运动的相关史料为典例，通过不同史料资源的比较，总结自己在中共新闻史研究中一直存在困惑的几个方面，以就教于学界前辈，并提示相关研究史料运用方法的讨论。 一 真实与虚假：内外有别的史料之辨 就笔者对抗美援朝运动的关注所及，相关史料可以分为典型的两类。 第一类是当时的公开性出版物。如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各种报纸，公开出版的各种杂志，还有专门为推动抗美援朝运动而出版发行的大小书册，最为典型的如人民出版社1951年出版的五册系列《怎样在农村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怎样在城市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等。此类史料的优点是没有过多禁忌，非常丰富，也非常容易收集。 第二类是当时的内部党刊、内部参考等资料。当时的内部党刊如华北局的《建设》、东北局的《党的工作》、西北局的《党内通讯》、华东局的《斗争》、中南局的《城市资料》、北京市委的《北京工作》等，这些史料与《内部参考》的风格近似，如朝鲜战争爆发后和抗美援朝开始后各阶层对时局的看法、思想动态、谣言的流传等情况，都有非常详尽的反映，是公开史料的重要补充，但收集比较困难。据笔者所知，内部党刊留存较完整的是中共中央党校档案馆，但非本校人员无法查阅。《内部参考》国内虽有多处留存，但相对容易查阅的可能只有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在第一类史料的历史表述中，关于中国抗美援朝决策的普遍说法是：“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台湾以来，中国各地各界人民的愤怒，随着美国侵略的扩大而日益增长，纷纷要求以志愿方式抗美援朝，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自己，以制止侵略战争的扩大，这个要求是完全正确的和正义的。”⑥以《人民日报》为主的各类媒体也以大量的篇幅反映全国各界民众“要求政府抗美援朝”的情况。1950年11月2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刊登读者投书：“本报读者纷纷来信主张实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⑦1950年10月31日至11月15日，《大众日报》以读者投书和来信的形式，先后发表了四五百位读者120多件“要求政府抗美援朝”的来信。⑧ 在第二类史料的历史表述中，朝鲜战争爆发后，民众中存在畏战求安、漠然无谓、崇美、亲美和恐美以及谣言传播下的恐慌心理。⑨“群众的恐惧不安情绪还较严重，对美国的错误认识及反动思想遗毒还深，羡美特别是怕美、怕世界大战的恐惧心理还较大，不愿打仗，苟且偷安的心理还存在着，仇美与以积极斗争抗美侵略的情绪不够高。”⑩许多民众认为“朝鲜战争，碍不着中国的事”“只要不打到中国，就没有关系”，(11)就连一向对政治、时事等最为敏感的学生，也有不少“反应冷淡”，“积极援助思想尚未成为主流”。(12)朝鲜战争爆发特别是美军在仁川登陆前后，中国一度出现“谣言较多，思想混乱”的状况，(13)不少地方尤其是落后的农村地区甚至“谣言蜂起”“谣言猖獗”。(14) 以上述两类史料的各自为政和单兵而进展开抗美援朝运动的研究，将会产生不同风格与观点取向的成果。第一类史料的组织结果，自然是“全民投入的动员—热火朝天的高潮—重大意义与宝贵启示”的纪念史学言说模式。但从今天进行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此类史料的表述方式并未全面反映抗美援朝决策过程等方面的真实情况。根据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并未立即做出积极反应，中共中央关于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的决策，经历了一个极为曲折的过程。(15)那么，延续此思路，既然中央领导人都有一个认识转变的过程，中国的普通民众对相关方面的认识必然也需要一个过程。而第一类公开性史料则更多地造成以下印象：一是政府的抗美援朝行动是应民众自下而上的强烈要求做出的，而不是政府出于各方面的综合考虑做出的战略性决策；二是抗美援朝的决策是中国针对美国对朝鲜和中国的种种行径所做出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而不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关于抗美援朝宣传的这一特点，有些学者也曾经提及：“由于在宣传上着重讲的是出兵的理由和有利条件，较少论及其他，造成许多人认为中央政治局早就决心出兵。”(16)第二类史料的组织结果，则是“舆论纷纷”“谣言蜂起”的消极性历史场景，与前者形成鲜明对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第一类史料反映的真实性。谁为真实？谁为虚假？往往使研究者面对两类史料时陷入这种矛盾的纠结。 笔者以为，在相关研究中，两类史料都具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所在，而非非此即彼的对立与矛盾。尤其在当前党史研究对内部资料日益关注的情况下，内部资料确为研究1949年后历史的重要史料，但其对现实情况的反映，亦有“在敏感情况的汇集之后，积聚成最触动高层决策者的危机局面”的缺陷，有时未免言过其实，甚至亦会出现错漏。(17)故此，对其使用同样需要审慎把握。以实证性历史研究为基础，摒弃所谓真实与虚假的纠结，予公开性史料与内部资料以同等关注，探讨两类史料各自形成的历史情境，梳理两类史料彼此间的历史逻辑，从而形成具有客观性与完整性的历史书写，当为相关研究者的重要理念。 二 新闻与宣传：内在本质历史异变下的史料考察原则 何谓新闻？国内外仅权威性的相关定义即多达百余种。在国内，主流定义一般还是采纳陆定一发表于1943年9月1日《解放日报》上的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的说法，即“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概而言之，真实性与时效性当为新闻之本质原则。以下，我们于此原则之下考察抗美援朝运动。 由史料来看，在不得不做出抗美援朝的决策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于国内关于抗美援朝的报道进行了非常谨慎的把握。1950年10月19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的同一天，毛泽东特意致电中南军区并华东、西南、西北局领导：在目前几个月内，对志愿军入朝之事“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仅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事，以便在工作布置上有所准备”。(18)10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请其注意在四五天内不要在《参考消息》上登载外国通讯社对志愿军的反映。(19)根据对朝鲜战争爆发前后《人民日报》的观察，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曾经指出：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几个月之中也没有认真做动员舆论工作。报刊只用比较少的篇幅来报道这次冲突，反美的文章并不多，内容也并不比平常来得恶毒。到了9月下旬，才看出点改变，一直到中国部队已经在朝鲜打仗，反美才达到了高潮”。(20)此观察不无道理。直至1950年10月26日，也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投入作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才发出由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而公开的大规模报道，则开始于11月4日《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在《人民日报》上的发表。 由《内部参考》等史料来看，在进行公开性报道和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抗美援朝运动之前，中共中央早已开始组织各地对各阶层民众的相关反应、思想动态等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工作。相关史料显示，这些调查工作包括各阶层对时局的看法、思想动态、谣言的流传等非常详细的情况，通过党的各层级机构自下而上地进行，下一层级机构做出调查报告后以内参或党内秘密文件的形式上报上一层级机构，这样层层汇总，最后由中央相关部门进行归纳总结。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这种调查工作已经在各地悄然展开。例如，1950年6月华北局宣传部就内部下发了《关于加强时事政策宣传粉碎敌人造谣阴谋的通知》，中南局1950年9月9日内部下发了《关于开展大规模的时事宣传运动的指示》等。各地关于各阶层动态的调查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例如，东北局1950年10月17日《关于最近沈阳市各阶层动态给中央的报告》，西北局宣传部1950年10月23日内部下发《关于重视时事宣传的指示》，湖北省武汉市委1950年10月23日内部上报中南局的《关于抗美援朝以来资产阶级动态及统战工作情况的报告》，《内部参考》1950年10月25日刊载的《湖南、浙江、苏南、山东等地谣言汇集》等。在全国性的抗美援朝运动展开之后，各地抗美援朝运动中首要的一步也是对各阶层民众思想动态的调查。例如，北京市委1950年11月5日内部下发《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报告(一)》，沈阳市委1950年11月6日内部下发《关于最近干部群众思想动态与动员工作给高岗同志的报告》，黑龙江省委1950年11月11日内部下发《关于时事宣传与教育工作报告》。同时，内部参考也不断刊载相关的调查资料，如《内部参考》1950年11月9日第266号刊载《江西流传的谣言和各阶层思想情况》，1950年11月11日第268号《无锡、苏州等地流传的谣言及部分干部群众对时局的反映》，1950年11月14日第270号《抗美援朝高潮中浙江某些群众的思想情况和谣言》，1950年11月16日第271号《无锡、松江各阶层对时局的反映》，1950年11月25日第278号《西安各阶层对目前时局的反映和该地有关时局的一些谣言》，等等。 如果将当时的公开出版物尤其是《人民日报》等报刊的相关报道与以上内部资料一一对校，即可发现，公开性的相关报道甚至包括《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其主体导向即直指内部资料所反映的典型性问题。或者说，内部资料对相关问题的汇总与归纳，成为进行相关公开性报道的重要参考性资源。根据内部资料的反映，公开性报道的主体导向得以确定；亦是根据内部资料的反映，在进行抗美援朝运动的过程中，又不断调整公开性报道的主体导向。正是于此过程中，新闻与宣传的功用形成融合与模糊状态。何谓宣传？如学者所言，它是一个社会改变或形成民众特殊态度、意见和舆论的重要工具。(21)作为一个形成于近代革命背景下的政党，中共一直极为重视宣传工作的作用，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宣传的策略性原则下，抗美援朝期间，新华社明确提出：“我们要大大地宣传朝鲜前线的胜利，要宣传我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作战，要宣传中朝人民亲密团结、并肩作战，要暴露敌人的狼狈失败，同时要宣传敌人的残暴可憎，以提高中国和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胜利信心。这就是我们在朝鲜军事报道中的宣传方针”。(22)于是，我们由史料看到，时效性方面，媒体并未及时报道中国抗美援朝的相关新闻。在真实性方面，媒体对国内外相关事实进行了选择。以《人民日报》为主的各类媒体以大量篇幅报道全国各界民众积极“要求政府抗美援朝”的情况，而对内部资料反映的各界民众的复杂性或称为“消极性”心态则少有提及，在对抗美援朝战场的报道中更是如此。(23) 面对新闻与宣传的这种融合与模糊状态，笔者以为，在中共新闻史研究中，简单的批判与否定虽可宣泄情绪，但尚显肤浅与不足。从学理分析的角度，考察新闻在中国何以异变为宣传的脉络，理性评估新闻与宣传的特质，方为史者应有的担当与责任。由历史视角考察，众所周知，在近代中国濒临国家与民族危机的特殊历史境遇中，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各种文艺形式如漫画、音乐、诗歌等无不变异为“救亡图存”的工具，成为“推翻清王朝的斗争武器”和“抨击旧文学的批判武器”，成为对敌战斗的匕首投枪，从而形成文化和政治的两重性功能担当。(24)与时政要闻紧密相关的新闻，更难脱于此。于此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自然都秉承了这一取向。在此取向之下，中共一直坚持“宣传鼓动是思想意识方面的活动，举凡一切理论、主张、教育、文化、文艺等等均属于宣传鼓动活动的范围”。(25)于此，新闻学西方话语中的诸多理论框架在中国的运用或许力不从心，但是，这就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一个不可忽视和改变的历史与现实。它提示着在中共新闻史研究中辩证认知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性，提示着在中共新闻史研究中西方理论框架有效性之外的有限性，亦提示着在中共新闻史研究中新闻学与历史学积极沟通的必要性。 三 上层与下层：多渠道史料关注中的完整历史表达 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毛泽东曾经提出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26)由此，对于一个历史事件的完整梳理，必然是要沿着“原因—过程—结果”的逻辑公式。也正因如此，如学者杨凤城所言：“中共党史既要研究中央领导层的决策过程，又要研究地方与基层党组织、普通党员和普通民众的活动。……只有从决策者与执行者的互动中，从党和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中共党史的全貌。”(27)以上原则，在中共新闻史研究方面同样适用。 以抗美援朝运动为例，新闻网宣传网及至广播网等的建构，具体到各类报纸、杂志以及各种宣传形式如读报组、漫画、音乐、诗歌等，无不成为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笔者在对抗美援朝运动的研究中，亦对其有初步的总结。(28)但如今回观，自觉只是初步完成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宏观梳理，只是有了对上层动员框架、动员特点等的初步总结，是对新闻与宣传“自上而下”的单向度反映，至于其动员何以落实？在宣传受体的各阶层中有何差异？此类与“自上而下”形成呼应与补充的“自下而上”，则成为笔者关注的盲点。于此基础上的反思，促动笔者关注微观层面的相关史料与研究成果。在微观层面相关史料的关注中，抗美援朝运动在各阶层的体现大有不同。例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工商界成为表现最为积极的阶层，何以如此？许多寺庙中的和尚积极参加志愿军，他们如何平衡不杀生与杀生的逻辑？一些学者的相关成果皆有极大启发性意义。(29)笔者在地方档案馆的相关史料收集中深深体会到，对乡村情态的反映体现着简而略之的宏观与上层背后丰富多样的微观历史面相，以及上层动员的下层运作逻辑。 在这种下层关照中，一些符合逻辑的现实性要素成为必不可少的切入点。例如，就新闻网或宣传网规模而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全国性的党报宣传网的建设。到抗美援朝运动开始的1950年，全国绝大部分省市都建立了中共省(市)委机关报，许多地市级中共党委机关报也纷纷成立，其中有一些地市报就是原在本地区活动的解放区报纸。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县的党报宣传网。(30)这是抗美援朝宣传的重要渠道。但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普通民众的文化素质尚较为低下。据统计，1949年中国人口中80%是文盲。(31)且不言乡村百姓的文化程度，即使是基层干部，其文化水平亦极为有限。据资料反映，1951年底山东某县的县、区、乡、村四级宣传干部共有165人。其中，县宣高小程度的3人，初小1人；区委高小1人，初小10人，文盲3人；乡高小3人，初小24人；文盲101人。165人中仅有高小7人，初小37人，文盲达121人，占总数的73%强。(32)在此种现实背景下，即使有各种宣传形式与宣传载体的全面调动，仍然可以想象其效果与结果。 在笔者对地方档案馆史料的关注中发现，多数文盲小农并无心力对所谓世界格局、国家外交政策等做出理性的认知与指点评判，由于文化素质决定了缺少相关地理认知，直到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之后，许多群众不知道朝鲜在哪儿，甚至一些党员也以为“朝鲜大概在我国南边，是我们的地方”，许多人“不知道金日成和麦克阿瑟”。在一般民众中，“朝鲜是小岛”“朝鲜在中国东南面”“朝鲜是我们的地方”“在东北九省”等说法都有。许多人不明了“抗美援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33)在一些偏远闭塞的地区，有的农村妇女甚至提出了“朝鲜是男人还是女人”的问题。(34)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后，除东北地区之外，中国乡村百姓对其并无多少关注，反而是在抗美援朝宣传开始后，许多百姓因此知道“又要打仗了”，才有了相关反应，而这些反应客观看来，似乎并非积极的。如当时西北地区谣传“要变天了，国民党要回来了”。(35)山东省不少地区谣传“朝鲜失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了，国民党要登陆作战”。(36)“刚过了几天好日子，又要打仗了，咱可不想再打了。”“一打仗说不定又要缴粮，支前参军。”此类厌战情绪“相当普遍”。(37)土改时，有的群众分地分牲口不敢要；(38)有的打下粮食也不敢入仓，怕地主报复；有的群众害怕战争，打谱逃荒；(39)个别村基本群众甚至有的逃跑；(40)等等。由此，“陌生的朝鲜”“强大的美国和恐怖的战争”“不知不解的抗美援朝”便成为乡村底层的普遍认知。 这些下层历史景观，虽然在表象上与上层宏观性历史不相符合甚至形成矛盾，但在实质上，却是符合历史现实与历史逻辑、在相关研究中不应忽视的方面。它不是对宏观历史的否定，而是深化我们对宏观历史全面认知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在中共新闻史研究中，以对上层宣传框架与特点的关照为基础，由于对下层历史的相关关照，历史的完整性与客观性得以表达，上层历史与下层历史的逻辑对接得以完成。也正因如此，诸多学者肯定了微观或个案研究于中共历史研究的意义。(41) 四 表述与客观：史料矛盾融通后的理性认知建构 在对中共史料的解读中，包括笔者在内都有过此类感受：其史料文本如各类“指示”“报告”“决定”等的文字表述风格极具特色，如不具问题意识的提示，如无正确研究方法的引导，极易于无意识中囿于文本所构筑的樊篱而难以超脱，或以文本作为得出结论或做出价值判断的标准，甚至在话语表述上都沾染上文本表述的语言风格。这一感受实际上提示着关注表述与客观之间关系的方法论价值。 如美国学者黄宗智以土改到“文革”时期的农村阶级斗争为研究对象，揭示了首先出现于土改中的关于农村阶级斗争的“表述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矛盾”与“背离”，或称为“官方建构的现实与人们实际感知到的现实之间的冲突”，并认为“表述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既可能是一致的，又可能是相互背离的。一致性需要被证明，而绝不是预先的假定”。(42)中国学者刘一皋在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中，也发现“文献表述与社会变动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集中表现为对于社会主义及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性的描述与以农村基层骨干为代表的平均主义平等要求之间的矛盾，对于理想、前途、道路的主张与实际可能性之间的矛盾”。(43) 抗美援朝运动的相关史料同样存在此类问题。一方面，相关史料中有从朝鲜战争爆发开始，中国人民就一直“以无比愤怒的心情，密切关注着朝鲜战局的发展”，并纷纷慷慨激昂地要求政府抗美援朝的表述；另一方面，同样有反映中国普通民众的“思想波动和混乱”及种种消极性心理的客观史料存在。在对地方档案馆史料的关注中，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提出：“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要使民众“正确认识朝鲜形势对中国的关系”等，这些宣传要求到达下层尤其是乡村时，则具体化为表述与客观的典型错位。其一，文化素质决定的乡村百姓包括基层干部的认知状态，在政府宣传面前能否立即一呼百应？其二，基层干部在1950年11月收到向乡村百姓进行抗美援朝宣传的同时，又接到了要求动员参军的任务，而且时间紧迫，公开动员仅十天时间，百姓如何反应？基层干部如何动作？如何在十天时间内“在提高群众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完成动员其自觉参军？概而言之，如何让一群只知道“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乡村百姓，跑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消灭陌生的敌人？ 于是，在相关史料中，政府的理想政策设计是：“检查参军工作的好坏与成败，是以思想发动与政治动员的成果作为基本的和主要的标准，即是否在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与政治觉悟的前提下，完成了参军任务。”(44)而乡村百姓的认知所及，则是“朝鲜战争=抗美援朝=动参=战争”的连环公式。在此现实面前，作为国家政策最终执行者的乡村干部，在参军任务层层下达的压力面前，“完成上级任务”被置于提高百姓的政治觉悟之上，完成参军任务的办法亦形形色色。 在关于动员参军成绩的表述中，山东超额完成了任务。如1950年底山东省“布置动员新兵7万人，后因各地委多超额布置，经分局批准增至73400人，报名参军者177180人，超过布置数103780人，约141.3%。集中到县新兵113464人”，全省最后“完成精兵73807人”。山东分局认为，此次动员参军“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并在紧密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中进行；因而在新兵的质量上，群众的觉悟上，干部的作风上，领导掌握这一运动的方法上，均比过去历次参军工作前进了一步。强迫命令的现象虽仍有发生，但一般还是个别的，性质上也不像过去那样严重。基本上是形成了全面的群众运动”。(45)此类史料表述的是在政府自上而下的动员之下，乡村百姓经历“动员—觉醒—高潮”的历史图景，但在另一类史料中，又跃动着与此似乎不相和谐的历史片断。 以上史料所形成的“矛盾”、“冲突”与“背离”，如学者刘一皋所言：“由于表述上的模糊性和现实发展中的复杂性”，(46)给当下的史料解读带来了极大困难。对基本上相同的历史文献的解读，不同的研究者甚至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 五 文本与口述：史料互补基础上的多面历史图景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口述史是重视下层民众历史的产物，是“人们用自己的声音记述自己的历史”，在史学研究领域，其意义所在如英国学者保尔·汤姆逊所言：“它赋予历史学一个不再与书面文献的文化意义相联系的未来。”它所形成的“口头证据”，“通过将研究的‘客体’转化为‘主体’，有利于一种不仅更丰富、更生动和更令人伤心的，而且更真实的历史的形成。”(47)在中共新闻史研究中，在关注文本性史料之外，口述访谈基础上搜集的相关史料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仍以抗美援朝运动的相关史料为例，除文本性史料，包括公开出版物、内部参考等宏观性史料和地方档案馆留存的微观性档案史料之外，口述访谈史料常常勾画出超乎想象的丰富历史图景，对口述访谈史料的关注往往会给文本史料提供意料之外的补充。在对抗美援朝期间乡村动员参军的关注中，笔者亦曾经尝试了相关研究方法，采访了数十位在抗美援朝期间正处于参军年龄的老人。数十年过去，在当下已经全无心理压力的氛围中，他们以轻松的语调回忆了相关历史片段。 史甲峰：“当时动员参军，抗美援朝，村干部说我父亲兄弟五个又是贫农，应起带头作用。……轮流去我奶奶家做工作，天天去，早晚动员。我爷爷史德夫和我奶奶同意送儿参军。第二天，村里用轿子把我爷爷抬着，游遍咱村大街小巷，打锣敲鼓，胸戴大红花，我奶奶被称为‘佘老太君’。”(48) 王作连：“干部开会讲，美国打到咱家门口了，往哪儿跑也没有用，打完朝鲜就打中国，咱们只有一个办法，把美国鬼子从朝鲜赶出去。当时老百姓老实，叫报名就报没有办法，人去咱也去，要是死了也不就一个人。”(49) 于申甲：“村里干部动员抗美援朝，其实是自愿与强迫相结合的办法。动员多数贫下中农、本家兄弟多的。……中农户不愿意的，只要看孩子好，就用强迫的办法。不去就说把成分改成富农或新地主。”(50) 侯从礼：“村里大会小会动员，好听的也讲，抗美援朝就是美国人打到家门口了，打完朝鲜就打中国，到时跑也没有地跑，往哪跑，打进就是死，只能走出国门打狼。青年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志愿军把美国从朝鲜赶出去。到郯城县体检站去体检，我也去了。夜里睡到半夜，我把自己鼻子抠破，糊了一脸血。第二天起床，区公所武装部长刘贵荣说你回家吧，不要你了，我心里很高兴。侯富大和我一块去的……他假装腰痛，拉着屁股，武装部说你和他(指我)都回去吧。”(51) 王元德：“当时我也是适龄青年，参加了村干部开的动员参加志愿军会，头一天晚上我在会上也表态同意，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到河西我舅家去了，两天后才回来。回村后参军的人已经走了，村里也没有再找我。咱村就去一个高贵友，20岁，他家是逃荒外来户，就娘俩，真正血贫农(当地方言，即纯正、标准的贫农)。外来户不敢违抗就去了。”(52) 以上相关经历者的口述所形成的史料，已然成为文本史料的生动补缀。它提示了我们对如下方面问题的警惕。其一，在关注“母送子”“妻送夫”的参军高潮之外，尚需有对这种参军高潮背后具体运作机制的考察。在这种运作机制中，“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是我党工作中两个有机的部门，也是其他一切部门工作中两个有机的部分。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对于我们整个党的工作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缺一”。(53)在中共一直延续的重视组织工作的基层实践中，由于基层是各类“中心工作”“中心任务”的最终执行层级，许多时候，所谓新闻、宣传、动员等的力度往往与任务的完成无直接关系，因为，组织工作基础上的“形式参与”已然满足了完成不断下达到基层的上级任务的需要，政策要求的“实质参与”已经可以忽略不计。(54)同理，在抗美援朝期间的参军中，“完成上级任务”已然重于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其二，关于抗美援朝期间的参军，口述史料所反映的，是乡村百姓基于生存本能的难以用积极或消极来概括的复杂行动选择，是乡村干部在政策执行中为完成上级任务对乡村文化的利用和对国家政策的乡村改造，这种利用与改造，一方面造成国家政策在乡村底层执行中的变异，另一方面亦形成国家政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缓冲与平衡。由此，间以文本史料所反映的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与现实工作技术调整，乡村干部在完成上级任务中的上下周旋与小动作，乡村逻辑对国家权力的肢解与扭曲等，从而形成文本与口述互补基础上的历史图景。这种颇具多面性与复杂性的历史图景，或许庞杂零乱，或许出乎想象，却是历史的真实性呈现。 概而言之，在中共新闻史研究中，不同类型的史料，并非或真或假、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关系。对新闻与宣传、真实与虚假、上层与下层、表述与客观、文本与口述几个方面关系的关注，将助力于中共新闻史研究中历史学与新闻学的交流与合作。在中共新闻史研究中，史料具有多元性特质，并具有不同的意义与价值。仍以抗美援朝运动为例。公开性出版物为代表的史料，对于从宏观上观察中共建国后政治宣传框架的建构及特点具有重要意义；内部党刊、内部参考等为代表的内部史料，(55)可以反映这种宣传框架建构与特点形成的真实过程与内在机制；下层原始档案史料，可以清晰展示上层宣传、动员等的下层运作逻辑，从而形成逻辑对接后的完整历史表达；口述访谈史料，则以对文本史料的补充，完成对复杂但真实的历史图景的呈现。 故此，笔者对中共新闻史研究的初步感受是：以辩证的历史思维与正确的研究方法，将公开性史料、内部史料与原始档案史料、口述访谈史料等有机结合，摒弃真实与虚假的纠结，理解新闻与宣传的异变，对接上层与下层的逻辑，融通表述与客观的矛盾，平衡文本与口述的互补，搁置新闻与宣传有效或无效的价值性考量，从而消解史料间的矛盾性问题，找到打通各类史料的切入点。唯其如此，方能书写出具有动态性、多维性从而更具有真实性和完整性的中共新闻史，进而大大扩展中国现当代新闻史的空间。此亦为笔者正在努力的方面。 ①杨凤城：《关于党史研究的规范和话语、视野和方法问题》，《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页。 ②如杨奎松、韩钢等学者近年来一直在进行民间史料的收集与出版工作，两位学者主编的《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第一批次，已于2011年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③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89～96页。 ④王海光：《时过境未迁——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5期，第11页。 ⑤如许静《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传播》(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中对王芸生的关注。 ⑥文汇报社会大学编辑室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上海文汇报出版社，1950，第40页。 ⑦《不能坐视美帝扩张侵略》，《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日。 ⑧朱民编著《大众日报五十年》上册(初稿)，山东大众日报社，1986，第347页。 ⑨侯松涛：《抗美援朝运动与民众社会心态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2期；《试析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对相关谣言的应对与处理》，《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诉苦与动员：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5期。 ⑩《陕南区党委关于群众时事宣传工作的报告》(1950年11月22日)，《党内通讯》第62期，西北局党内通讯社，1950，第12页。 (11)《唐山专区抗美援朝运动初步经验》(1950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2日。 (12)《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报告(一)》(1950年11月5日)，《北京工作》第8期，中共北京市委政研室，1950。 (13)《毛主席与各中央局及大城市党委统战工作同志们谈话纪要》(1951年1月19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6，第235页。 (14)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关于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初步总结》(1951年2月)，《斗争》第80期，中共中央华东局，1951，第6页；《西宣部(指当时的西北局宣传部)关于重视时事宣传的指示》(1950年10月23日)，《党内通讯》第59期，西北局党内通讯社，1950，第4页；《陕南区党委关于群众时事宣传工作的报告》(1950年11月22日)，《党内通讯》第62期，西北局党内通讯社，1950，第12页。 (15)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1997年第1期。 (16)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17)刘建平：《从一则史料谈〈内部参考〉在国史研究中的利用》，《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2期。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第571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580页。 (20)[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红旗出版社，1987，第229页。 (21)朱启臻、张春明：《社会心理学原理及其应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61页。 (22)《对朝鲜前线军事报道的检查和意见》(1950年12月25日)，新华社新闻研究部编《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1949-1953)》第2辑，新华社新闻研究部，1980年代(具体时间不详)，第154～155页。 (23)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在其回忆中曾经提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个概念在我头脑中相当牢固。在战略上这是对的，在战术上看来却不能无条件地这么说。但我当时缺少这种辩证法，而有这种误解的恐怕不只我一人。1951年3月2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了一个材料：‘在(朝鲜)龙源里战斗中，英雄的郭忠田排，一个排对美国兵500余人，与敌人大量飞机坦克激战竟日，自己无一伤亡，夺获大炮6门，汽车58辆，歼灭敌人700余名。’这个材料当然是要告诉读者：我军十分英勇，敌人过于无用，是‘最勇敢’同‘最不勇敢’的一次较量。这个材料并不出自新闻记者之手，可见‘纸老虎’观点影响之广。材料所说我想是真实的，在朝鲜早就听到了。但我可以肯定，材料即使真实，说得也不全面、不清楚，一定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漏掉了。彭德怀同志在朝鲜讲过这样的话：新闻要合乎事实，合乎实际情况，不能夸大，不能片面。比如，我军一个排歼灭敌人一个排，自己没有流血。你这里没有流血，是因为别人那里流了血。片面写不流血，会引起轻敌，失去教育意义。‘敌人这样好打，还抗美援朝干什么？’彭总的话一针见血。我个人的看法，出现这类纰漏，有片面性作怪，也有怕犯错误的潜意识的干扰，至少我个人是这样。可见坚持真实性原则，既需要‘水平’，也需要‘勇气’。”参见《真实性、片面性及其他》，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第120页。 (24)王奇生：《北伐中的漫画与漫画中的北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3期；侯松涛：《漫画与政治：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漫画——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25)《中宣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1941年6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第103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400页。 (27)杨凤城：《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28)侯松涛：《全能政治：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 (29)如：Christopher Leighton,Patriotism for Sale:Chinese Capitalists in the Resist America Aid Korea Campaign; Xue Yu,Buddhist Manifestation of Patriotism during the Korean War，复旦大学“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历史叙事、文学想象、政治未来”国际研讨会论文，2013年。 (30)张涛：《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第32页。 (31)[日]浅井加叶子：《当代中国扫盲考察》，刘岳兵、王国勋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第1页。 (32)《1951年下半年宣教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2月7日)，郯城县档案馆：县委宣传部永久卷1-5-2，第176页。 (33)方杰：《我们抽查了西安市一个街道派出所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方式和方法》，人民出版社，1951，第130～131页。 (34)乔山：《把农村的反封建斗争和抗美援朝的反帝斗争结合起来》(原载1951年3月26日重庆《新华日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怎样在农村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1，第124页。 (35)《陕南区党委关于群众时事宣传工作的报告》(1950年11月22日)，《党内通讯》第62期，西北局党内通讯社，1950，第12页。 (36)《湖南、浙江、苏南、山东等地谣言汇集》，《内部参考》1950年10月25日第256号，第199页。 (37)临沂地委宣传部：《对进一步加强干部时事学习与宣传鼓动工作的意见》(1950年12月2日)，郯城县档案馆：县委宣传部长期卷1-6-1，第17～18页。 (38)《五○年十一月至五一年十二月宣传工作综合报告》(1951年2月12日)，郯城县档案馆：县委宣传部永久卷1-5-2，第1～16页；《1951年上半年宣教工作报告》(1951年6月24日)，郯城县档案馆：县委宣传部永久卷1-5-2，第80～81页。 (39)临沂地委宣传部：《对进一步加强干部时事学习与宣传鼓动工作的意见》(1950年12月2日)，郯城县档案馆：县委宣传部长期卷1-6-1，第17～18页。 (40)《五○年十一月至五一年十二月宣传工作综合报告》(1951年2月12日)，郯城县档案馆：县委宣传部永久卷1-5-2，第1～16页。 (41)如张海荣《中共党史学个案研究的若干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 (42)参见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述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5期。 (43)刘一皋：《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村基层骨干的作用——对于文献描述中矛盾现象的解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4辑，2002。 (44)《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参军运动的补充指示》(1951年2月10日)，郯城县档案馆：县委长期卷1-2-5，第30页。 (45)《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参军运动的基本总结》(1951年4月14日)，郯城县档案馆：县委长期卷1-2-5，第33页。 (46)刘一皋：《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村基层骨干的作用——对于文献描述中矛盾现象的解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4辑，2002。 (47)[英]保尔·汤姆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第88、124页。 (48)访谈资料，2012年11月28日，高峰头镇高峰头村(时属郯七区)，史甲峰，男，59岁。 (49)访谈资料，2012年11月27日，高峰头镇高峰头村(时属郯七区)，王作连，男(时为中农成分)，78岁。 (50)访谈资料，2012年12月1日，高峰头镇高峰头村(时属郯七区)，于申甲，男(时为中农成分)，74岁。 (51)访谈资料，2012年12月1日，高峰头镇高峰头村(时属郯七区)，侯从礼，男(时为下中农成分)，78岁。 (52)访谈资料，2012年12月1日，高峰头镇徐村(时属郯七区)，王元德，男(时为贫农成分)，81岁。 (53)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第111页。 (54)郭金华：《有差异的诉苦与土改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运作机制的公共表达》，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55)众所周知，宏观性原始档案资料的功用也表现于此，但普通研究者确实难以企及。标签：抗美援朝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中国朝鲜论文; 朝鲜历史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人民日报论文; 朝鲜战争论文; 参军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