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如何认真阅读课文_文学论文

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如何认真阅读课文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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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振教授曾说,不管在大学还是中学,文本细读都是一个重点,一个难点,也是一个薄弱环节。事实证明,文本细读是一道无法绕过的坎,只有细读文本,才能真正完成阅读和欣赏。那么,如何才能跨好这道坎,真正细读文本呢?下面是笔者在阅读教学中的一些摸索,以求正大家。

一 注重文本,在阅读文本时要多疑和善思,一步步走进文本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总体活动是作家、作品、读者三个环节的动态过程,作家写出的只是文本,文本潜在包含着许多“不确定性”和“空白”,而它们的意义确定,必须依靠读者阅读,对它具体化,读者把文本转变为作品,作品的价值是作家和读者共同创造的,读者成了文学活动中最活跃的主体。因此,作品最终必须由读者完成,也只能由读者完成。这就是我们“走进文本”的理论依据。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产生于英国、40年代在美国得到发展的新批评派理论,更强调对具体的个别的作品的研究,他们强调文本是文学活动的本源,文本是文学的本体,研究文学就是通过对作品的仔细阅读,去发现构成文学的特殊性质。因为他们强调细读,这种批评也被称为细读法批评。这种理论,对于细读文本,有直接的指导和示范意义。所以,走进文本,就是带着情感,按照自己的意愿,以自己独特的体验,涵泳感悟,解读文本。在解读过程中,就是不要受到参考资料的束缚,不要把别人的理解作为定论来接受,不要盲从专家和权威的高见,而是通过仔细地研读文本,独立思考,读出自己的疑问和心得体会。只有读中有疑,才会更进一步走进文本。

《故乡》有这样一段话:“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这里的“别人”指谁呢?教参认为指杨二嫂。我发现把杨二嫂理解为“辛苦恣睢”生活的典型,与小说的内容不符,细读文本,从小说主题和杨二嫂的生活实际两方面加以分析,闰土和杨二嫂虽有主次正反之分,但他们都应是“辛苦麻木”生活的一类人,再者,杨二嫂的生活虽不检点,作为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弱者,为了生活,到处贪小便宜,蝇营狗苟,用这种可怜的手段,做些可鄙的事情,然而和那些公然抢劫、仗势欺人且无法无天的放纵凶暴,任意胡为的“恣睢”者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不可同类而语。说杨二嫂是“辛苦恣睢”生活的典型,失之公允,是概括化,贴标签式的思维方式,并没有真正走进文本。

《听听那冷雨》是余光中散文的经典,而我们在教学中,往往流于表面和片面印象,仅仅把它理解为余先生乡愁之作,失之片面。我从三个方面对文本进行了解读。一是品味悠悠的追忆之情。文本既有对大陆故乡的思念之情,也有对初到台湾早年生活的回顾和眷恋之情,文中有相当篇幅把现在的台北生活和以前相对比,点明现在的台北已无处可听雨,其间还穿插和恋人雨中躲在三轮车油布篷里的风情,回忆或是想象冷雨中初恋的浪漫与淋漓。这些内容,就很难以乡愁来概括。二是感悟深深的文化情思。研读文本,不难读出,文中大量的古典诗文的引用和化用,对这些诗文所描绘的听雨境界的倾心和神往,对这种境界不再的感叹和伤感,无不表达了余先生对古典文化的深深情思,对古典文化的赞美和眷恋。三是剖析理念的躬亲实践。余先生在写于1963年的《剪掉散文的辫子》的评论中,提出“现代散文的”概念,并指出现代散文是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而创作于1974年的散文《听听那冷雨》,就是对这种理念的成功实践。 《听听那冷雨》以“雨”字为核心,“听”为线索,“冷”为情调,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关涉乡愁,锁钥文化,实践作者自己的散文理念。以抒情的语言为肌理,悠悠乡愁为血液,深深的文化情思作灵魂,融人生经历、历史感喟、文学情致、诗般意境、现代散文理念于一体,蕴含着苍凉与感伤,挟带着现代诗的韵律、节奏和灵气,注入读者的心灵深处,淋漓尽致地显示了一个文化大家的风范和气象。

作为教师,我们要相信自己,专心思考,深入研究。只有走进文本,才能读出发现和感悟,欣赏文本的精妙,触摸文本的灵魂。进而引导学生读细文本,共同完成语文阅读教学的目标。

二、阅读中不仅走进文本,还应结合具体的写作背景,知人论世

文学欣赏要走进文本,还应结合具体的写作背景,更要“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意思是:“吟咏他们的诗歌,研究他们的著作,不了解他的为人,可以吗?所以要讨论他那一个时代。”《孟子万章上》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意思是:“所以解说诗的人,不要拘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要拘于词句而误解原意。用自己切身的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这就对了。”细读文本,要了解作者的为人,要明白作者生活时代,写作的背景,这些既要读者的学识,更需要读者的人生体验。而这一切,与读本或多或少就有一定距离。而学生相对学识不足,体验缺乏,这样学识需要补充,人生体验也需启发。

比如,杨绛先生的《老王》的结尾:“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如何理解“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孙绍振教授撰写了一篇关于《老王》的理解性文章,指出这种“愧怍”有两个特点:一是幸运者对不幸者的;二是这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并不是一下子产生的,而是“渐渐明白”的。就是说作者的愧怍的产生是有一个过程的,起初是对“老王”的照顾和同情,后来看到老王的真诚,作者被感动,而震撼作者的还是老王去世前夕对作者一家的惦记和眷顾,正是这件事,使作者后来渐渐明白过来,感到十分愧怍。孙教授这样剖析事情原委,可谓抓住了牛鼻子,但要透彻理解,还需要联系作者杨绛先生的“人”和“世”。

我初读这段话时,不由想起白居易《观刈麦》的最后几句:“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身为县尉的白居易为何“自愧”呢?看到农民在酷热的夏天的劳碌与痛苦,诗人联想到自己,不像农民那样自食其力,却能终年有粮,因而深感自愧,这是对农民的同情,也是诗人自我反省,自我解剖,自我批评。这里就没有官本位的思想,而表现出的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知识分子正是社会的眼睛和良知。我想杨绛先生的“愧怍”,正是知识分子良知的发现、反省和批判。杨绛先生当时是否是一个幸运的人呢?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中,杨绛和钱钟书先生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所遭受的肉体、人格和精神迫害,世所罕见。她先是被“揪出来”挂牌认罪扫厕所,挨打受罚剃“阴阳头”,戴高帽子挂牌游街,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再教育,显然是不幸的。但正是在这不幸的生活之中,杨绛先生发现了另外一群人,有眷顾自己一家的“老王”,有乐于助人的“送煤的老田”,有“公然护着我”的大娘,还有小说《林奶奶》中“林奶奶”的原型,给自己家洗过衣服、照顾过女儿钱瑗的于奶奶。在这些人身上,作者看到了人性的美好,认为自己比他们幸运,实际是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去善待他们。作者和他们一样,都是当时社会的不幸者,但他们确实比作者更卑微,更贫困,更无奈,对他们的愧怍,正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责任的表现。对于社会的责任,知识分子理应肩负得更多,出于良知,应该使社会更平等,更美好,而当时的社会恰恰相反,我想这才是杨绛先生对不幸者“愧怍”的深层社会原因,是作者耻于当世而又不推卸责任的“内心的崇高的道德法则”使然。

读《老王》结尾的这段话,如果不“知人论世”,我们就很难读懂,当然也不能细读文本。其实,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们读鲁迅的杂文,巴金的散文,北岛的诗等等,如果不“知人论世”,不仅很难读懂,甚至还会误解,只有把握好作者和文本,把作者和文本结合起来,“知人论世”,走进文本,才能真正读懂。

三、文学理论是细读文本的钥匙,阅读欣赏要善于正确运用理论

文学理论,对于我们阅读文本,永远有指导意义。除上文提到的细读法批评、接受美学,其他像我们欣赏古诗的意境说,阅读现代诗的象征主义、以丑为美的手法,阅读小说的“叙述者的多重角色”及意识流理论等,对于我们细读文本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当我们面对文本“山重水复疑无路”时,而恰当的理论运用却能使我们的细读“柳暗花明又一村”,大有豁然开朗之感。

比如读闻一多先生的《发现》和《死水》。读《发现》,很容易感知作者强烈的爱国之情。诗人运用的正是直抒胸臆的手法。而读《死水》,就觉得不好理解,这一沟绝望的肮脏的死水,能写诗吗?诗总是美的,而《死水》又美在何处呢?学生不仅不认为美,而且恰恰认为“丑”,而这就是“以丑为美”的艺术奥秘。“以丑为美”理论的涉入,可以让学生理解诗的对象是丑的,而诗人偏偏展开奇特的想象,把它往美里写,而表面上写得越美,所揭示的对象的本质就越丑,从而引出我们严肃思考,进而理解诗要表达的主题和感情。

教学郑愁予的《错误》一诗时,我发现“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这句诗,不好理解,而评论此诗,有人认为这个“错误”是“我”主动造成的,有人认为是“思妇”主动造成的。姑且这样认为,但结合诗的内容来看,不管是“我”还是“思妇”造成的,这个“错误”还“美丽”吗?我感觉问题好像出在“我”上,但如何读通,毫无头绪,最后运用“叙述者的多重角色”的理论,问题才迎刃而解。

现代叙述学在分析小说时认为,在作家和文本之间存在着一个叙述者,作家并不直接在作品里站出来叙事,而是通过叙述者来叙事。含叙事成分的诗歌亦如此。古代诗歌中,闺怨诗多为代言体,诗人与诗的叙述者区别明显。如唐沈如筠的《闺怨》:“雁尽书难寄,愁多梦不成。愿随孤月影,流照伏波营。”诗人就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客观地叙述。有的诗人把自己设想为思妇,直接以思妇的口吻叙述,如唐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而《错误》是一首现代诗,诗中的叙述者,与此不尽相同,这个叙述者就是“我”,在诗中充当两个角色,或者说叙述时采用了两种视角:受限制的视角和全知视角。《错误》诗第一句“我打江南走过”,采用的是受限制的视角,接下来的第二句和第二节诗,采用的是全知视角,第三节,采用的又是受限制的视角。正因为视角的变化,思妇在叙述者(诗人)而不在“我”的视角之内。诗中“我”的身份开始并没有明确,我们读完第二节诗时,也会善意地犯一个“美丽的错误”,这样诗便充满了张力,读者产生期待心理,结果却又超乎读者的意料,获得一种意外的美感。这种手法的运用,促使读者会产生新奇感,阅读兴趣更浓厚,可以更深刻地获得美的享受。因此,可以说《错误》一诗在人称运用和叙述视角上确实独特高妙。清楚了叙述视角,明白了叙述视角的转换,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并非是谁主动造成的,因而才能说是“美丽”的,或许有些凄婉,诗意更加敦厚,否则,诗情就显得轻薄了。(参见拙作《一首充满古典意象的现代诗》,见《名作欣赏·中学阅读》2007年12期)

细读文本,是一个无法穷尽的话题,也是我们语文阅读教学中具体而需切实解决的问题。以上只是本人的一些尝试和心得。不揣浅陋,请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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