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的困窘与张力——基于“组织起来”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窘论文,视角论文,思想论文,组织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1)03-0042-07
抗日战争时期，“组织起来”作为一种动员口号，有效地促进了当时的革命和生产。建国后，随着新政权的建立，“组织起来”作为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重要用语再次凸显其魅力。“组织起来”的口号像一条金线贯穿于建国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也渗透在毛泽东的农业合作思想中。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组织起来”的思想和要求见诸于各文件和报刊，“组织起来”成为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简单有力的通俗表达。
一、“组织起来”的政治逻辑
“组织起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农业互助合作的重要口号。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再次号召全国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在毛泽东的农业合作思想中，“组织起来”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同时也有其背后的政治逻辑。
第一，“组织起来”思想包含着走群众路线，重构农民与国家关系的重要理念。“组织起来”提出之初，毛泽东就把“组织起来”视为群众路线的一部分，认为它是依靠群众、组织群众的表现，也是为群众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因而代表群众的利益。他认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就是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错误的方针。”①建国后，“组织起来”蕴含着另外一种政治功能，那就是让中国亿万农民打破以血缘为联结纽带的宗族关系的束缚，通过变革农村中的社会生产关系，重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模式，其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国家现代化。
第二，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契合了改造小农经济和为现代化积累有限资源的需要。建国后的中国农村通过土地改革建立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但小农经济的弊端及农村两极分化的出现使毛泽东重新认识到组织起来的紧迫性。其一，小农经济无法使农业实现现代化。当时的农业经济是封闭式的小农经济，不利于现代生产的社会分工，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个体小农经济对土地、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能进行合理调配和使用，不能发挥劳动生产协作的优越性，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同时，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也不利于兴办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推广先进技术，更无法集中力量抵御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小农经济的自然发展必然导致农村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农民重新陷于解放前的苦难生活。而组织起来的合作经济在突破小生产的局限，提高农业产量，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抵御自然灾害方面明显具有优势。其二，小农经济阻碍工业化的发展。小农经济无法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发展资金积累的需要，无法为工业提供越来越多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也无足够的财富和市场消费工业化所带来的众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作为一支庞大的建设力量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部分，中国农民有着强大的建设潜力，因此，我们必须把人数众多，但缺乏相应的组织资源、组织手段、组织能力的农民组织起来，从而形成特定的坚固的结构形式，使之既能形成稳定协调的秩序，又能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服务，而合作社是组织起来的一个不错选择。
第三，社会主义目标是“组织起来”的最终旨归。“组织起来”，通过合作化的方式实现农业社会化，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实现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认同。其一，通过“组织起来”改变生产关系，让亿万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胡乔木回忆到，“这个组织起来不是说要固守农民的本来面貌，而是作为改造农民的手段提出来的”。②建国前夕，毛泽东就认识到，“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③建国之初，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有自己的特点，但很明显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④其二，毛泽东认为，“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毛泽东认为现在的社会制度比旧时代的社会制度优越得多，走农业合作化道路能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⑤毛泽东认为，变农民的个体所有为集体国家所有，可以消除产生剥削的根源，奠定了实现社会公平，达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的经济基础。毛泽东指出：“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⑥“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⑦所以毛泽东提倡“组织起来”，一方面是工业化发展和农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农民特别是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的要求。
二、“组织起来”的丰富内涵
“组织起来”和毛泽东的农业合作思想紧密联系，在原则、方法、形式等方面有着丰富的内涵，给新时期的农业合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第一，“组织起来”的原则：自愿互利。在毛泽东看来，“农业合作化，要有计划地、稳步地、积极地、自愿地搞互助合作”。⑧对于这点，毛泽东是反复强调的。如河北省安平县一个村在实现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简单化地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压群众入社，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⑨毛泽东注意到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个别的，因此在1955年下半年掀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之际，他进一步强调自愿互利原则，并把其作为增加农作物产量的首要原则。⑩毛泽东认为“只有在互利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自愿”(11)。
第二，“组织起来”的形式：生产合作社。合作社是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重要形式。马克思认为，合作贸易只是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表面，而合作生产才能动摇其基础。在毛泽东的农业合作思想中，所谈到的合作社主要也是指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视是对马恩合作思想的继承，于中国国情来看也有其可取之处。早在国民政府时期，农业合作的先行者梁漱溟就认为，“中国为一农业社会，其农人之消费大抵自产自给，向外购买的东西远不如工业社会中的工人多；中国农人居住分散而不像工业社会工人之密集”，“所以农村中消费合作既不需要亦且不好经营”，“而中国现在顶大的问题和极迫切的需要，乃是‘造产’，亦即‘增殖财富’，或‘开发产业’、‘改进技术’”，“所以，中国的合作决不是消费合作，一定是生产合作”。(12)
第三，“组织起来”的方法：循序渐进和示范。在合作形式方面，走的是一条互助合作、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这样的道路。早在1951年毛泽东就发出号召《逐步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倡导“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13)这种生产关系由私有转向公有直至完全公有的循序渐进的方式，便于老百姓接受和认同。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使个体农民和加入了互助组的农民在他们进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组织的时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质的准备的，因而能够避免由于突然上升而引起的种种损失”。(14)另一方面，毛泽东善于运用合作典型与模范进行示范。对于每一种新的合作形式，先在地方实验找出先进典型，然后再推广。对于处于高级形式的苏联式的集体农庄，毛泽东也持谨慎态度，强调示范，他认为“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15)
第四，“组织起来”的保证：加强党的领导。一方面，毛泽东非常重视农业合作化中党的领导作用。毛泽东在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修改中，对于不愿意加入合作社的单干农民，特别强调“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他们。(16)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时，就把合作社减产，办得不好的原因归结为没有积极领导的结果。另一方面，毛泽东非常注重政策正确性和好的领导方法。他对党积极领导合作社，注重政策正确性和方法的结果持乐观态度。毛泽东认为，“使一个地方健全地达到合作化的问题是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只要我们党对于处理合作化问题上的各项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党当着发动群众加入合作社的时候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不是命令主义的或者简单从事的方法，而是向群众讲道理，作分析，完全依靠群众自觉自愿的方法，那末，完成合作化，并且达到增产，决不是很困难的。”(17)毛泽东认为，在合作化运动中，领导方法非常重要。他非常重视领导方法的推广，“除了开会的方法以外，还有打电报、打电话、出去巡视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另外，毛泽东认为经验交流很重要，“各省要选择适当的人，办好刊物，改善刊物，迅速交流经验”，“你们每个省、每个自治区是不是可以一年或者半年编一本书，每个县搞一篇，使得各县的经验能够交流，这对迅速推广合作化运动有好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发简报”，“各级领导接到这样的简报，掌握了情况，有问题就有办法处置了”。(18)毛泽东认为“有些合作社，在一个时期内，确是混乱的，唯一的原因是得不到党的领导，党没有向群众讲明自己的政策和办法”，“所谓混乱，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得不到党的领导，当然就要混乱。领导一加上去，混乱就会立刻停止”。(19)
第四，“组织起来”的路径：农业合作和农业科技双管齐下。有观点认为毛泽东是主张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有失偏颇，实质上毛泽东在注重改造生产关系的同时也注意到科技作为生产力的作用。也就是说，毛泽东在号召农民组织起来的同时，也重视科学家、技术员和其他知识分子的关键作用。在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报告的批语上，毛泽东提出解决有计划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的矛盾时，谈到一个方针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尤其增加了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20)在讨论修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过程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也加写了有关农业科研和技术指导的一条。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主张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同时并不是完全排斥机械化，而是主张逐步使用直至合作化完成后大规模使用。
三、“组织起来”的困窘与困窘的思考
在“组织起来”的号召下，1950年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为11510702户，占总农户的10.91％，1951年组织起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17.54％，1952年占39.9％，1953年占39.47％，1954年占60.32％，1955年占64.86％，1956年达到91.7％。(21)“组织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田水利建设，发展了农业生产，支援了工业化建设。今天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也正是在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是，基于那个时代的局限，经验的有限与实践的复杂，“组织起来”面临着理论、利益、制度方面的困窘，农业合作也在5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中陷入困顿。
1.“组织起来”与群众运动的困厄
毛泽东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无穷力量，在“组织起来”的号召下，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用群众运动来发展经济，并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的独特之处，但问题也接踵而来。一般来说，群众运动就是有广大人民参加的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所谓社会运动，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22)西方社会学界认为，社会运动是日常秩序的一部分，社会运动的恶性或良性发展方向取决于该国将一般社会运动纳入体制轨道的能力。因此，在和平时期国家组织发动下的群众运动，面临着如何有效规范和制约的问题。而在这个前提下的另一个尴尬则是如何把合作社这样的经济自治组织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而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动起来，并达到良好效果。
其一，农业合作的群众运动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合作社、农民的关系。在政府主导下，群众运动容易违背自愿原则，也因为采取行政方式的发动，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主张，“合作事业原为民众自觉、自动、自主的社会经济事业，只有从社会运动而开展出来的才亲切实在、组织健全，而由政府推进则效果不良”。(23)可见，当时的学者就已经开始关注合作、社会运动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合作事业固然是自觉的理性组织，但鉴于中国的国情以及合作本身同时作为经济手段和工具理性的需要，自然不能排除政府的推动，离不开政府自上而下的指导和帮助，但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合作的关系，不迷失自身的本性和独立性。群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合作的发展，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不是自觉的群众运动而是被动的群众运动，因而很难保持合作组织自身的理性。
其二，经济自治组织和政治工具的错位使组织起来的群众运动陷入困境。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其理论基础建立在“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基础上，他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24)。显然，毛泽东还是囿于固有革命运动的思维，过度强调组织起来，发动群众，而缺少把群众运动与经济活动联袂的理论探讨。和革命战争年代的政治运动不同，如何在和平时期开展群众运动，如何利用群众运动开展农业合作，促进经济发展，如何防范群众运动中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些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更需要理论上的指导和预设。正因为缺少理论准备，在实践中出现问题时只能亡羊补牢，亦步亦趋。而越来越激进的政策更是导致农业合作陷入危机，如在农村中发动的意在巩固和控制农业合作化成果的农村大辩论的群众运动就出现了“重点批判面过宽，乱点名、乱斗争，翻粮食，乃至打人、捆人、罚跪、游街、污辱人格等现象，有的因此造成了自杀的严重事件”(25)。
2.“组织起来”与合作化、集体化的困惑
毛泽东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互助合作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这样一条循序渐进的发展模式实质上是把合作社这样一种经济组织更多地当作政治工具，把合作化与集体化等同起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与领悟，更多的是吸收了斯大林的经济思想。有学者认为，合作化运动承载了太多的功能，加上新生国家面临社会主义建设压力，导致合作化运动不断加速，而在政治压力和政治动员下，集体化就成为必然，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和制度的嵌入是集体化逻辑极致的结果。(26)
应该说，合作化并不强调产权的所有制形式，而是强调生产等各要素的合理组合方式；集体化则强调产权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把合作化等同于集体化，关键是没有解决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存在认识错位。这主要表现在毛泽东认识到小农经济的局限，但存在对生产力的视野屏蔽。个体经济的局限不仅仅是生产关系所有制的局限，也有农业技术方面的局限。毛泽东看到的更多的是生产关系的局限。当邓子恢提出应让包产到户再试一试时，毛泽东用一句话再次说服全党：“家庭经营已经试了几千年，还不清楚吗。”(27)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建国后农业的快速增长固然得益于家庭联产责任制，但更多的是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虽然毛泽东也大力提倡农业的技术和机械化，但他更多的是力图改变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他把与落后生产力相适应之处，如农业集体经济内部的小私有，个体经济的存在，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成熟、与生产力不适应，要把它们‘完善’掉。这种认识导致生产关系向着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28)
3.“组织起来”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的困窘
现代经济学认为，不管在现代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甚至古代传统经济，人的经济行为总是理性的。在面临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一个经济行为人总会选择一个令他的效用得到最大满足的方案。因而不管是农民有合作化的需求还是部分农民被动执行国家政策，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的获得。建国后，毛泽东在审阅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时，就在草案谈到“必须在农村中提出爱国的口号，使农民的生产和国家的要求结合起来”处，加写了“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一句。(29)可以看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初，毛泽东就有把国家利益和农民个体利益统一起来的思想。面对苏联残酷剥夺农民的做法，毛泽东强调“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并认为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30)
农民利益的追求是毛泽东合作思想的本意，而在毛泽东的合作思想和农业合作实践中，农民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面临艰难的调适。其一，在处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上，毛泽东把合作看作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手段，把农业作为工业化的支援产业，加上共同富裕的理想主义，此种政治功用掩盖了农民具体的经济诉求，从而极大地影响到了农民个体当前个人利益的获得。在农业合作实践中，过早地取消土地分红，挫伤了部分农民的积极性，也损害了地多人少农户的利益。农民自主权和私有产权的逐渐丧失让合作化运动陷入利益困窘之中。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整体目标的神圣激励模糊了个体和群体、个人和国家的权益界限，侵害了个体和个人利益。虽然毛泽东极力想达到农民个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但在实践过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把农民的个体利益作为长期目标来实现的，而把国家利益作为当前目标重点对待的。这种错位带来了部分农民的不满和低效率。不少合作社片面强调合作社集体利益，忽视社员的个人利益。造成了一些地方1957年初大批社员拉马退社和准备退社风。其二，在处理个人利益与共同富裕问题上，在毛泽东的农业合作理念中，不自觉地受到了传统文化中大同思想的影响，却混淆了平等与平均的实质性差别，造成实践上的偏差。个人利益的获取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前提，忽视个人利益一味追求共同利益只会走向平均主义的歧途，结果是不但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反而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其三，在处理国家、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上，毛泽东倾向于把经济利益矛盾放在从属地位，却把人民内部的政治、思想矛盾放在首要位置。“积极、稳步就是要有控制数字，派任务，尔后再检查完成没有。有可能完成而不去完成，那是不行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不热心。”(31)可以看出，毛泽东习惯用意识形态崇拜和政治手段，如批评—团结—批评的方法以及鸣放辩论的方式，去处理经济利益矛盾，却忽视了建立正常的经济生产秩序，忽视了合理的利益分配和激励机制。
4.“组织起来”与制度供给不足的无奈
“组织起来”是一个很好的动员口号，也是一个具有延续价值的经济思想，它为农业合作经济的发展指明方向。但是“组织起来”还存在制度完善的问题，以及既要发动群众，又要尊重合作组织自身运转的规律的问题。运用动员的方式来发展经济，这在抗日战争或建国初期等特殊时期下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但其效应不能永久持续下去。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更应该具备理性的思维和眼光。我们不得不承认建国后有关农业合作的经济制度是不完善的。
其一，多为宏观指导，缺乏微观制度供给。虽然在制度安排上，国家颁布了合作条例与法规，并遵循典型示范的循序渐进的方法(实际上到后期是循序快进)，但制度的缺陷仍然不容忽视。毛泽东虽然强调自愿原则，具有诱致性制度的意义，但因为多是宏观、总体的研究和把握合作问题，而少微观、细致的具体规划，因而具体操作的困难容易使诱致性制度蜕变为强制性制度。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数量方面，毛泽东认为“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32)但是如何不因数字的摊派而变成强迫，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发展合作社问题上，毛泽东认识到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有这几条，我看就可以使合作社的质量比较好，就可以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33)在这里，自愿互利原则、全面规划和灵活指导实际就是给当时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提供了宏观指导。但遗憾的是，虽有地方微观制度的出台，但总体上地方微观制度供给不足和缺陷仍然占据主导，没有和宏观政策形成很好的呼应，这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陷入困顿的原因之一。如黑龙江省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以后，在经营管理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缺乏切实可行的生产计划。有些合作社虽制订了一些生产规划，但指标定得太高，基本建设计划过大，缺乏科学性，没办法实行。特别是有些社盲目地打井、修渠、筑坝，结果都不能发挥作用，白白浪费了资金和劳动力，劳民伤财。有的合作社计划搞得太烦琐，种类也太多；有的社制定完计划之后便锁起来不用了；绝大部分合作社没有制订规划。(34)
其二，变化太快，缺乏制度稳定。胡乔木回忆到，1955年初毛主席提出要他修改邓子恢同志等起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毛主席当时指示要稳定下来，要将合作社的一些规章标准化，在全国统一执行。但是后来领导思想变化太快，稳定不下来。毛主席是一种矛盾的思想，希望稳定下来，同时又想要不断改变。(35)到了“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已的确不太注意制度的完善了。”(36)而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希冀通过强调政治热情，重视道德教化，精神激励来弥补制度的缺陷。而这种靠神圣激励所造就的政治权威和秩序终究是不稳定和短暂的，当神圣的希望落空时，所谓的权威和秩序将被打破和颠覆，反而引发更大的空虚和动荡。有国外学者认为，“的确，到1956年底几乎全部建立完全集体化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之举，更多的是由于党组织对运动的热情贯彻，而不是由于毛泽东的规划”。(37)
四、“组织起来”的前景与张力
正因为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存在理论、利益及制度方面的困窘，而在实践过程中无法克服其弊病，因而造成国家权威的削弱和合法性危机的出现。然而今天，面对亿万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我们确实有重提“组织起来”的必要。
第一，重提“组织起来”，是当今国情、世情和党情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弱点与缺陷无法胜任现代农业的宏伟目标，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发展合作经济。其二，世界合作组织合作事业风起云涌，其优越性深刻吸引中国农民重走合作化道路。在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防范市场经济的风险，如何让中国产品在质量和市场上与国际接轨，特别需要组织起来合作起来的力量。其三，重提组织起来，是党情的需要，是巩固共产党执政之基的重要途径。当21世纪初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发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呐喊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接受着严峻的考验。确实，毛泽东带领亿万农民奔向共同富裕的理想不是亿万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小农个体经济所能做到的。把农民组织起来，提高组织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从而有助于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
第二，“组织起来”建立合作社，必须构建有效机制，强调“服务”、“效率”与“利益”。一方面，把握“组织起来”的深刻内涵。“组织起来”是对生产强调效率，对群众强调服务。“组织起来”不是强迫，不是简单的人与人的组织，而要找准组织合作的切入点，以共同需要和群众看得见的共同利益来引导。这就需要构建分工合作、信息决策、激励约束等运行机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从维护成员相对独立性和自愿选择权的角度，进行科学分工协作，并进行有效的利益分配，提高和增加成员利益。因此，“组织起来”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更应当转换为一个高效运转的管理机制。另一方面，“组织起来”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不能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合作社作为合作经济的组织形式，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能一成不变，而应当适应其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在不改变根本原则下进行适当调整和完善。国际合作社联盟就曾先后三次修改合作社内容。
第三，“组织起来”，充分发挥农民作为实践的主体、权利的主体、市场的主体和认识的主体的主体性作用。离开农民这个主体，不充分发挥主体内在的积极性，不充分保障主体的利益，单纯依赖外部力量的推动或促进，组织起来就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缺乏生命力。其一，充分发挥农民实践的主体作用。当今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承担者和积极建设者，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当前农民的素质与技能严重影响其实践的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为此，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另一方面，在政策上给予农民诸多便利，给农民创造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提供绿色通道。其二，充分发挥农民权利的主体作用。现今看来，农民还未能享受充分而全面的权利，仍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只有充分保障农民的政治权益、经济权益和社会权益等合法权益，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农民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其三，充分发挥农民市场的主体作用。让农民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就必须把分散经营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在制度和政策上支持和引导他们进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把自产自销的农产品实现产业化经营和科学化管理。其四，充分发挥农民认识的主体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自我认知能力的增强，农民对自身的主体性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农民素质的限制制约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真正发挥农民认识主体的作用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农民只有充分认识到了合作的前途和机遇，充分认识到了自身的权利、局限和发展的空间，许多问题也许会迎刃而解。
随着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着力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政策的提出，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思想再次呈现其广阔的前景和张力。“组织起来”，开展农业合作，这是新时期值得期待的课题。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0页。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7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9页。
⑤同上书，第299页。
⑥同上书，第429页。
⑦《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08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7页。
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7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6页。
(11)同上书，第427页。
(12)杨菲蓉：《梁漱溟合作理论与邹平合作运动》，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第86页。
(13)《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0页。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17—418页。
(15)《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5页。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52页。
(17)《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8—449页。
(18)同上书，第478—479页。
(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42页。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97页。
(21)史敬棠等：《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992—999页。
(22)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页。
(23)杨菲蓉：《梁漱溟合作理论与邹平合作运动》，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第91页。
(2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97页。
(25)《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上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3页。
(26)叶国文：《土地政策的政治逻辑——农民、政权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9页。
(27)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472页。
(28)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三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41页。
(29)《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4—215页。
(30)《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31页。
(31)《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5页。
(32)同上书，第298页。
(33)同上书，第477页。
(34)《黑龙江农业合作史》，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266页。
(3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23页。
(36)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
(37)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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