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文明建设与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文明建设论文,中国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社会科学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怎样在开放的条件下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水平和质量，增大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信任度，最终使理论建设与实践的需要结合起来，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了。
一、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现状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能不能适应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除社会、政治等现实原因外，其本身尤其是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不少问题。就哲学来说，研究者的知识构成和兴趣，似乎是决定哲学研究现状的一个重大条件。
我国现阶段哲学研究，一般说来，有三种类型或曰三个“群落”：一是由对马列主义的经典研究而衍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群，称之为“原理群”；一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为研究课题的研究群，可称之为“国学群”；还有一部分是以评介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思潮为己任的研究群，且称之为“西哲群”。三个群落的研究水平、学术兴趣、文化气质，都有各自不同的标准和特点，因而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优点与缺点。“原理群”的长处在于所讨论的哲学问题，较易为中国现实进程接受，容易为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提供思想范式；而“国学群”的长处在于能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根基，因而有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易于使国内外文化人发生兴趣；而“西哲群”长处在于，借助开放的优势，所译述的大量新思想、新观念，有广大的青年读者，具有时代的优势。然而，三者的缺陷也尤为明显：“原理群”在自己的狭小圈子中讨论的课题，越发与哲学本身应当研究的“思维——哲学”水平的问题脱离，而且，由于其概念、体系的基础是以苏联哲学风格和思路为样板，所以对中国实际与西方文化的解释力也越发递减；“国学群”虽然在文化讨论中振奋一时，却由于其脱离时代节奏的治学方式，以及对传统文化出于个人兴趣上的偏爱，几乎有由“国学群”过渡到“国粹派”的危险；“西哲群”的缺陷在于，其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恐怕掩饰着其实际上的毫无成效。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其研究课题和译介的书刊，几乎已涉及八九十年代国外的课题和书籍，然而，与中国经济现代化所要求的实际——可操作的现实力量相脱离的趋势愈来愈显著，他们很可能变为一群“超越现实实际发展的”文化人或沙龙式学术清谈。更为遗憾的是，这三个研究群落在学术上无甚交流，各有自己的学会、刊物，各写自己的“哲学”论文；甚至相互贬低，致使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以知识结构划分各自势力范围的闭门造车术。因此，表面上热闹的哲学讨论，实质上不过是群落圈子中的学术交流。透过这些现象，使人们看到，哲学研究正在分化成由知识构成和文化构成所决定的群落研究，作为整体的、与中国现代化的经济、政治进程相匹配的中国当代哲学由于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突破口而尚付厥如。
二、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性研究势在必行
所谓评价性研究，就是从实践和理论两个角度，去分析、考察、厘定、选择对主体来说较优秀的客观事实。随着认识的发展和主体的成熟，光知道客体的存在方式、自然形态就远远不够了。主体会更进一步要求知道客体对于自己“有无意义和价值”，“有多少意义和价值”，“哪个客体的价值更大”等评价性问题，并以此来确定主体的选择。
然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评价性研究却是比较滞后的。拿哲学来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过程中，针对“文革”中理论被歪曲的现实，哲学社会科学曾经对以往的理论及其认识有过较大幅度的评价性研究，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总的来看，建国以后，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后，出版了那么多的哲学论文、书籍，却缺乏认真的、严肃的评价性研究。特别是其中近百种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水平不一，雷同较大，有的编撰粗糙，道理陈旧，能否算上“合格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是值得怀疑的。长此以往，势必影响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的严肃性、科学性，降低哲学及其理论思维的水平。多少年来，我们不少哲学工作者，忙于著书立说，急于在许多解释中再加上一种“新”解释，乐于用哲学观点去研究这个或那个问题，而对哲学本身“是什么”“为什么”和“应当怎样”等评价性问题问津甚少。我们不停地讲我们哲学的产生、发展、作用、效力，讲我们哲学的优点、长处、妙用、价值，但却忘记我们哲学本身需要选择、评价。人人著书立说，但优劣难分，良莠搀杂，给正确的选择造成了很多障碍和麻烦。就此看来，在哲学研究领域中，对哲学本身进行反省，对现有的哲学思想、方法、著述、观点开展认真的评价性研究，使那些有价值的、新鲜的、科学的思想得以褒扬，使那些无价值的、陈旧的、非科学的观点得以识别，这对繁荣和促进真正严肃的哲学研究，意义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哲学领域中应怎样开展评价性研究呢？或者说，选择的价值应当怎样体现呢？
首先，应明确哲学评价性研究的认识基础和方法。一般来说，最根本的理论与方法是科学的唯物主义及辩证方法。具体说来，则亟需运用一些行之有效的当代哲学的评价性研究成果。比如说，可以借鉴一下当代解释学的一些方法。按照解释学的基本看法，任何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它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解释或发挥，都具有个人渗入的见解，因此，这种见解所渗入的理论和观点就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就应当允许另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宽容），并且应当受制于评价的可能性（批评）。宽容和批评是哲学评价性研究应当达到的两个主要目的。无论是评价和被评价，都应持宽容的心境和批评的精神，由此才能造成哲学争论和辩驳的良性氛围，也就是说，无论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还是主观局限性的克服，都应当允许和诉诸更高层次的新的选择的可能性，而不应造成放弃选择、或只许自己选择、不让别人选择的恶性后果。
其次，是建立一些可供在评价中使用的评价标准，以便在多种理论中能够做出最优化选择。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在对科学理论加以评价时所运用的经验标准、逻辑标准、证伪标准等，其中合理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我们在评价性研究中使用的工具。而且，应批判地分析西方现代哲学的理论思维及其发展水平，从而在哲学层次和水平上找到一个在评价中可比的参照系。此外，要追踪民族文化发展的趋势和水准，防止在评价性研究中盲目和无休止的摇摆：或是自卑，或是自亢。最后应在更高层次上，开展“有所师从”、“为我所用”的评价性选择比。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东西，都能够在评价中得以选择，承认落后，服膺先进。一些基本概念，如理论的可靠性、理论的非矛盾性、理论的完备性、理论的简捷性、理论的实践价值和社会功用等等也都应当在评价中得到充分的研究和运用。在此基础上，注重从历史的、辩证的、认识论的、逻辑学的角度，以理论的质（是真还是假）和量（真的程度怎样）等各种层次，筛选、择出较好的理论和学说。
再次，应大力开展哲学评论工作。哲学评论工作在根本上就是哲学研究工作。按当代解释学对“理解”的分析，任何哲学活动都是不同方式的理解。哲学本文（原著）以及对原著的分析（评论）都是理解活动。因此，当对一个哲学思想进行评论的时候，应当具有评论者自己的理解、分析、发挥和选择。评论不是简单的注释、解说，更不是盲目、肉麻的吹捧或简单粗暴的批判；评论是理解、是选择，也就是一种创造。这种在选择基础上的创造，不唯在量上拓宽了原著观点的思维时空，更重要的是在质上开掘出原作未曾揭示的更新、更深的意蕴。因而，就要求评论者在学说的述评和书籍的书评、以至哲学家的评传中，在尊重原著意旨的前提上，大胆创新和发挥。这样不仅会扩大一个新的哲学思想或观点的影响，而且会使这些思想和观点在评论者的阐释下，产生更多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最后，应注重科研信息的交流。信息是选择和评价的参照。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由于信息不通，在很大程度上仍存在着课题重复、主题重叠、选题不严、立论滞后、引证不宜、变相抄袭等不良现象，从而影响了对理论作出公正的价值衡。如果注重理论信息的交流，开展及时的观点综述和理论介绍，写出高质量的书评，都可增大和加速理论系统的信息流通量，避免这种混乱无序状态。
总之，承认选择的哲理性和普遍性，开展对哲学观点及著述的评价性研究，可以刺激知识的社会价值的形成，进而促进理论的良性发展和对实践的有益指导。
三、可以作为评价参考的三个当代重大哲学问题
注意“技术”、“语言”、“交往”这三个当代哲学课题，可以为我们的哲学研究找到一个理论评价的参照。
时代所提出的一些重大哲学问题，标志着这个时代哲学研究的重心和水平：例如17—18世纪哲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宗教（信仰）和科学（理性）的关系问题；19世纪是历史（启蒙）与发展（辩证法）问题。而在20世纪，外国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由这些新现象中可以提炼的哲学问题，最典型的是技术、语言、交往问题。
技术（technique），在20世纪，已不仅仅是科学——工艺层面上的实证科学问题，它已上升为哲学的重要课题。所谓哲学的技术问题，是指当代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或理论背景，对技术本身所作的哲学思考。一方面，是科学——分析哲学家对技术在肯定或实证方面进行的哲学探索。他们深化和发展了传统理性——经验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更着重从科学方法的技术手段角度，对哲学尤其是认识过程及其机制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讨。这样做，实质上是使哲学讨论成为以逻辑数学推衍为特征的技术手段的运用或操作问题。所有行之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都可被纳入哲学问题的解决。哲学之乐趣，全在技术之准确和妥贴。对这种哲学观或方法论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他们所使用的技术手段的熟知和理解。另一方面，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对当代技术在否定或消极方面所作的批判。继承历史的浪漫派传统，在当代哲学中，几乎没有哪一个人本主义哲学家、社会批判家不是从对科学技术——尤其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建造其哲学的。他们一反传统哲学以理性——经验科学的进步为表征的乐观科学世界观，着力于从科学技术在当代引发的自然、社会尤其是个体的存在或意义问题，来考察人在科学——技术全面控制的当代社会中所处的困境和应有的选择。对他们哲学观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他们对当代科学——技术的批评。从根本上说，离不开对技术本身的历史价值和伦理价值的哲学思考。
语言（Language），在20世纪，更是哲学的重要课题。一些论者认为，如果说古代哲学的中心课题是本体论（研究存在），近代哲学的中心课题是认知论（研究认知的主体机制），那么，现代哲学的核心内涵是语言论（研究意义）。语言在20世纪的哲学中所处的地位，从沟通“思—有、主—客”之间的距离以解决哲学根本问题来看，实不亚于康德的知性思想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地位。科学——分析哲学流派，把语言作为认识的极限和根本媒介，在世界与“可说”之间构造出一种哲学的关系。语言及其意义、用法、句法便成为最带哲学味的探讨。在他们看来，不仅哲学是语言之选择和游戏，而且世界也是在语言中被给予。无论是走向世界，还是走向哲学，必须通过“语言之路”。而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一方面坚持其以知、情、意结合而直接把握世界的非传统理性方式，一方面，又更是强调语言在哲学中的地位。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而人则栖息其中。因而语言成为他哲学之根本问题（存在）和根本特色（人学）的根本。与物质生产注重物质工具一样，精神生产也注意它的符号工具——语言的作用。而科学——分析哲学与人本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合流趋势，也正是表现在对语言的共同注重上。这也就是以“对话”和“话题”为哲学特征的当代解释学的重要课题。语言达到了“被理解的存在”（伽达默语）这样的哲学——本体高度。因此，也许从语言的研究中，可以看到20世纪哲学最具特征、最具代表性的线索和水平。
交往（Communication），是一个新的哲学课题。交往是一种社会行为。20世纪对交往活动研究已注重其哲学内涵：它注重人与人相互交往的活动和思想符号的相互作用。它认为社会的发展不仅在于由生产工具及人的劳动带来的自然变革，而且，还在于由人的主体之间达到的了解和承认的水平。社会范畴只有在人们承认时，即达到交往时，才能被施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谈论劳动的生产过程时，曾谈到交往问题。但交往问题何以就成为20世纪的重大哲学课题？这是出于20世纪尖锐的社会文化背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人对自然的改造不断理性化、合理化的同时，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之间的非理性程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大为加剧了。这主要表现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内心之间的交流形式或交往方式被扭曲、被阻塞。交往问题的提出，是就近现代西方传统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劳动）的哲学后果，作出现代的反思：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的社会形式。交往问题使哲学在其传统的行动观、实践观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在当代哲学中，交往哲学鲜明地表现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理性的批判，表现出哲学与社会问题的贴近。其哲学和现实意义在于：交往的历史——社会理论，已不是一般地谈论改造世界，而是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交往哲学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就是把自然、社会、人放在它们所面临的当代困境中去作出整体的思考。因而他对当代所有重大社会问题和方法都有所论及。从当代哲学对交往的研究中，可能看到西方当代哲学由客体层次上的劳动——实践及人的科学理性的研究传统，转向主体层次上的对社会关系的注重。交往实际上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批判理论的实质所作的哲学抽象。
由“技术”、“语言”、“交往”三个课题，可以发现当代西方哲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思想特色，看到西方当代哲学问题的核心。技术，标明西方哲学中科学传统的深入转化以及对它的批判性反驳；语言，揭示出对知性认知过程的描述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新的困境与前景；交往，反映出在科学技术和语言符号工具日益社会化后，人应当作出的新的选择。三者构成的论题整体，可以基本上包括分析哲学、人本主义哲学、社会批判哲学这些当今主要哲学流派的着力之处。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这三个问题的注意和研究，可能有助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引起注意。
四、加强理论自身的建设是当务之急
当前，中国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建设，面临着走向世界和未来的艰巨任务。同时，哲学社会科学也面临着怎样适应经济建设的转变。这种转变必然带来学术研究上对世界规范、国际惯例的遵守。我们要正确的理解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目前，脱离理论的实际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因此，我们亟待解决的是学术论证中如何“以理论的方式”去联系实际，进而达到有助于学术交流和发展的有效的推论问题。这是提高学术水平质量，建立学术交流规范，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关键。我们的学术活动，理论观点上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讨论、交流。最后的结局都是各持己见，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说服和驳论；有时甚至乞求政治力量的介入来解决学术争端。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并不排斥人类理性和逻辑证明在检验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当前理论活动中，逻辑证明和理性推论正处于薄弱环节时，加强规范性的逻辑证明，提倡新的方法意识，对精神文明建设及全社会理论水平的提高，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对理论界的任务，就是要加强我们自身之间的理论交流，即应当提高学术水平和交流质量。最终实现知识的增长。多年来，由于不注重理论水平的提高或理论本身在联系重大理论问题上的作用，我们所说的“理论联系实际”实质上收效甚微，有些对当代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作用这样较大的理论和思想我们都没有或没有能力“联系”。例如，我们对英国思想家洛克、休谟的思想，多是从否定意义上去理解；尤其是对洛克，很少有人去研究他作为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的精神来源，对现代社会尤其是政治法律体制的建构所起的作用。我们在研究中也很少有人注意洛克等思想家在总体风格上所代表的英美经验——实用性文化，更能代表现代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的社会的主导性理论和文化特色。洛克的《政府论》、《人类理解论》、《论宽容》等著述，正好是从政治文化、哲学基础、文化训练几个方面，为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和文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样，我们也鲜有人从更深的社会文化背景的角度，去弄清由布伦塔诺→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和牛津语言哲学这条发展线索，以及它对意义、语言、逻辑的注重何以成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主导。
可以说，精神文明建设之所以还面临着许多难题，同我们对精神文明本身的理论研究不足，尤其是对精神文明的特殊性、复杂性注意不够是有关系的。我们对文化和文明的理论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对文化和文明的区别不甚了了。一般来说，文化是民族性多于时代性的，而文明则是时代性多于民族性的。文化有一般和个别的多元选择，而文明却有先进和落后的时代差异。对文化和文明笼而统之，这就难免在“文明冲突论”的理论袭来时，感到或是顶礼膜拜，或是不知所措。举例来说，我们经常说到“西方文明”，而且还经常提醒大家注意西方文化的影响，等等。其实，我们所说的，只是西方近代的一些政治文化而不是文明，更没有包括以积极的人生哲学为主导的古希腊西方文化和文明，以及以科学求索和批判怀疑为主导的西方近代社会精神文明。何况，即便是西方近代的政治文化也存在法国启蒙运动（重自由）和苏格兰启蒙运动（重民主）这两条大相径庭的走向。（尤其是对近代与当代在社会政治哲学—文化领域提供的“效用UTILITY”、“公正JUSTICE”、“团社COMMUNITARIAN”这样一些重要的理论资源未加注意。）这样，既不能抓住西方文化和文明消极方面的要害，更不可能吸收在现代化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需的有益的西方精神文明成果，最终还会陷入一种对西方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
在当前新的形势下，无论是从经济体制还是文化建设、法制建设上看，我们都应当注意以理论的方式联系这种深层的“理论的实际”。实践任务的紧迫，并不能冲淡理论本身的重要性。在纷纭繁复的实际工作面前，更应该重视理论本身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在半个世纪前就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看，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的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更加任重道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