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辕合轨：清人赋予“古文辞”概念的混成意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辞论文,清人论文,意趣论文,概念论文,异辕合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宋以来所称之“古文”，南宋以后始有称作“散文”的，与“四六”对举。“四六”之名在清代以前颇通行，“骈文”之名则通行于清代。在各种文体概念的使用中，清人对“古文辞”之概念亦较多使用，但意趣与明代前后七子派有别，这与清初古文反省的时代起点有关。较之于往古各代，清代文坛颇称骈散并兴，骈散辨体理论亦大为丰富，且生发出融通骈散的自觉探索。尤其是中期以降，因文坛骈散抗衡交融之局势腾涌，不同学术或文学背景的文章家于有意无意间，赋予“古文辞”以更宽松的文体指涉，即使桐城派善守“古文辞”体统之正，也不乏融通之趣。这一点清人似乎并没有点破或明论，但他们在涉及“古文辞”用语之际，其若隐若显的混成意趣却是既成的事实，值得加以钩稽。 一 “古文辞”与“古文” “古文”作为文体概念的成熟，是与以韩愈或“韩柳”并称为标志的文章典范的成立相关联的。韩愈对于创立新的文章范式的使命感，也许是最为强烈的。“古文”之名的登场，就与韩愈的积极使用有关。据罗联添先生统计，在韩愈之前，仅王通和柳冕分别用过一次“古之文”来指称散体；韩愈笔下“古文”之名出现过六次①。在这个意义上，无怪乎姚铉《唐文粹序》把“首唱古文”之功归于韩愈： 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轥轹，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浞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悬诸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杨、孟，斯得之矣。②《新唐书·文艺传》甚至称他们实现了“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的格局。韩、柳的成就，不仅标志着初唐以降文坛对文风改革的各种努力有了归宿，而且意味着古文这种解整归散的文体形态能够焕发极大的艺术性，堪与从六朝以来占据文坛支配地位的骈俪文体相抗衡。这种开疆辟宇的王者气局，苏轼称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韩愈要求古文能够承载“明道”的任务③。这个理念并不是他的发明。但“道”经他的阐发，已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且内化为一种文化承担的人格力量，从而成为其古文内涵和风格的根本。宋人在此基础上对文道论的理论模式更作强化，所以韩愈的“明道”也被苏轼赞为“道济天下之溺”④。 虽说文体的诞生和沿用可以是中立事件，但文学典范却未必没有转移变迁。到了明代，对唐宋古文典范大有颠覆之势的，就有前后七子派的出现，这一派亦称“秦汉派”，又称“古文辞派”，甚至播扬至日本江户文坛。如果说七子派的“古文辞”是对立于“完然为一王法”的“古文”⑤，那么，我们从清文复兴的历史起点上，可以略加考察清初文坛在使用“古文辞”这个概念时有什么时代共性。 《四库全书总目·尧峰文钞》提要指出：“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敝。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⑥问途于唐宋以谋求自立，成为清初文坛的某种共识。如钱谦益指出：“近代之伪为古文者，其病有三，曰僦，曰剽，曰奴。”⑦这里，古文与“伪古文”的对立，是对明代前后七子学古而赝加以反省的结果。秦汉派虽高自标置，不屑于读唐以后书，但正如黄宗羲所说：“古今之书，去其三之二矣。”引导文坛的结果，反而是“便其不学”⑧。清初颇能代表文坛方向的“三大家”，即侯方域、魏禧、汪琬，基本上也是以取径于唐宋而展示才华的。即以最显才调的侯方域而论，他不为一味求高求古者所惑：“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汉》而趋先秦，则是不筏而问津，无羽翼而思飞举，岂不怪哉!”⑨侯文在当时有“第一”之目，其友徐邻唐在《壮悔堂文集序》中这样回顾侯文诞生的背景：“明三百年之文，拟马迁，拟班固，进而拟庄、列，拟管、韩、《左》《国》《公》《穀》，拟石鼓文、《穆天子传》，似矣，卒以谓唐宋无文，则可谓溺于李梦阳、何景明之说而中无确然自信者也。”由于明代前后七子执意于“文必先秦”，导致“唐宋无文”的抹杀论倾向。侯方域对这一风尚加以反拨，稍后邵长蘅评其文曰：“明文极敝，以讫于亡。朝宗始倡韩、欧之学于举世不为之日，遂以古文雄视一世。”⑩不难感到，明代前后七子标举的“古文辞”是对立于“古文”的。但清初文坛舆论将七子的好古拟古视为“伪古文”，唐宋古文传统再度得势。那么，实不妨说，本来由明七子派标领的“古文辞”之名义，其发明权受到褫夺，这是清初文坛的理论成果。这样，“古文辞”与“古文”的对立意味就消解了。在清初主导风会的文家眼里，明七子派被逐出“古文辞”领地，“古文辞”的名义回归于“古文”，因而两者又常可互代互称。相关的用例颇多，例如，雪苑社徐邻唐称扬同道侯方域的文学历练：“侯子曩所刊古文数百篇，兵火焚佚，尽亡其册。乙酉秋，自江南归里，始悔从前古文辞之未合于法，若幸兵火为掩拙者。”(11)再如，活跃于康熙初年的常州籍陈玉璂、董以宁、龚百药、邹祗谟四人，同时代浙东文家李邺嗣乐于肯定其为并称群体：“椒峰向与同学琅霞、程村、文友三君子相励，志为古文词，世称毗陵四家。”(12)陈玉璂《青门集序》述及自身的文坛理想，则曰：“吾邑自荆川先生而后，鲜有以古文名者。十余年来，予与程村、文友、琅霞三子以振兴古学为任，朝夕切劘，尝合刻四子文，质之当世。无何，邹、董相继死，琅霞稍涉二氏，吾道不无孤立之叹，今得子湘而大振，讵不快哉!”(13)四家之盟在后期又引邵长蘅为同道，志在接续荆川古文之学。由此不难感到，在当时文家的话语中，“古文辞”或“古文词”与“古文”之命义可以从容对应。 二 桐城派怎样立足于“古文辞”？ 清初以来，取法唐宋、崇尚醇雅的古文意识渐成主流。桐城派应时而起，在清代前中期声势渐壮而颇具规模，且绵延久远，几与清朝国运相始终。桐城派先驱可推至戴名世，他与名列“桐城三祖”的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桐城人，趣味趋近，奠定以古文开派的基础。桐城派对“古文辞”概念的使用，步骤稳健，显得顺理成章。 从开派时序的角度看，桐城派宗师自以方苞为首，而与方苞关系深厚的戴名世也有其先驱之功。戴名世立志于振兴古文，其人生经历中却富于从事科举时文教学之经验，他所最为致力的，也许是如何将“时文”纳入“古文辞”之中。戴名世对于讲章时文之徒汲汲于名利的危害大加批判，称“讲章时文不息则圣人之道不著”(14)。戴名世由此亦找到明文败坏的症结，并重建时文规范，其《归熙甫稿序》曰： (余)惟好学问文章，时时访求先辈所为古文，而怪明氏以三百年太平远过前代，而著述之家不能有矫矫如古人者，何其难也!岂真当世无才耶？抑无乃殚精于科举之业，而遂不暇及欤？久之得一人焉，曰震川归氏。夫震川要亦为科举之业者，而未尝累其为古文。盖科举之业，号为时文，其体不列于古文辞之中，而圣贤之绪言在焉，安见不可为古文，而必区区于分别也？震川之时文，一以古文之法为之者也。……余不敏，窃不肯稍自废弃，而于文章之事，一奉震川之绪言。今所录若干篇而附于其古文之后者，震川无时文也。(15)归有光是桐城古文上接唐宋八家的桥梁。发掘归有光的长处，并提示以古文辞统领时文，戴名世作出了切要示范。 方苞深于古文之学，以“义法”标宗，使之成为桐城派的核心概念。“义法”一词最早出自《墨子·非命》。此后，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阐明孔子编次《春秋》要旨时指出：“(孔子)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司马迁所说“义法”即孔子笔削《春秋》所定的义例、书法。作为古文倡导者，方苞更有意识地援“义法”论文，悬之为衡文准的。他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16)从来的文家对内容与形式的含摄关系都不如方苞概括凝练。他又称：“古人叙事，或顺或逆，或前或后，皆义之不得不然。”(17)立言的技法与态度也是共生的。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时，替和硕果亲王允礼编《古文约选》，为天下士人提供了一部“义法”示范书。在方苞看来，“义法”是对古文艺术标准的凝练概括。一旦把握其精神，就可沿流溯源，获取六经奥旨，这是明“义法”的根本所在。此外，“义法”还可促成文辞之术，即古文家所称“因文见道”之“文”，亦可施之时文等。 方苞在光大古文事业之际，赏识提携乡人刘大櫆，刘氏因之文名大振。刘大櫆“性喜为辞章”(18)，虽认为义理等属“行文之实”，但“行文自另是一事”(19)。其《论文偶记》专论极尽其妙的文章“能事”，研讨辞章之术。方苞《与双学使庆》称：“刘生大櫆不但精于时文，即诗、古文词，眼中罕见其匹，为人开爽，不为非义，为学幕中最难得之人。”(20)在揄扬时用了“古文词”的表述，也许更符合其擅辞章之术的特点。 清代中后期桐城古文向东南各省流布，大有传衍全国之势。姚鼐及其后继者守成创变，使桐城古文传统得以壮大。如前所述，清初以来不时可见“古文辞”与“古文”的互称兼通，桐城派也是如此，不过，曾国藩于咸丰八年(1858)撰《欧阳生文集序》，郑重描述“桐城派”之开宗立派：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21)此一表述广受重视，且具总结意味。这里将姚鼐所擅长之文体，出之以“古文辞”的名义，令人感到是非常贴合姚鼐用心的。 其标志，当然要推姚鼐编纂《古文辞类纂》。姚鼐自乾隆四十年(1775)离开四库馆之次年，至嘉庆二十年(1815)八十五岁终老，一直任教书院。他立足书院，造起文章之士。应教学之需，姚鼐掌梅花书院当年就着手编选古文学习范本，开示文章作法，冠名《古文辞类纂》。此书以唐宋八家为正宗，近取桐城方苞、刘大櫆，借归有光直承八家之绪，揭明桐城文统所在，堪称桐城派的文学法典(22)。此选不仅作为姚门教材教授生徒，且“风行海内，学者多有其书”(23)。清末王先谦编《续古文辞类纂》三十四卷，以补姚书所止乾隆至咸丰间文。黎庶昌又编《续古文辞类纂》，扩展选文领域，补先秦至清初姚本选目之不足。近人蒋瑞藻又有《新古文辞类纂》，仿姚书旧例以录晚清民初散文。“古文辞”系列的成功推广是文学流派史上的盛事。 这个法典式的选本为什么在“古文”下多一个“辞”？抑或重在“古”之“文辞”？虽难断解，但这个选本没有理所当然地叫做《古文类纂》，这种命名仍让人感觉不是无意味的。 姚鼐于“义理”“考据”外，甚重“辞章”，标举三者统一。关于其“辞章”之学的结构性的意义，姚鼐作出了适应时代且度越桐城先贤的阐发。当方苞编选《古文约选》时，为“古文”下的定义是： 太史公《自序》：“年十岁，诵古文。”周以前书皆是也。自魏、晋以后，藻绘之文兴，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肄也。突出了古文“质而不芜”的本性。到了姚鼐所处的乾嘉之际，学界不乏鄙薄辞章、视之为“等而末者”(24)之说。无论是汉学家因忽视辞章之术导致行文“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还是“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都让姚鼐为之痛感。他提出：“鼐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25)姚鼐适应学界文坛的新形势，对桐城派的发展方略作出规划，添加“考据”固是一法，突出“道与艺合”也是一法，追求“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他检讨方苞“义法”说，肯定其重要性，但指出以“义法”论文，仅得其一端。以其论《史记》为例，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等精深妙境难有体现(26)。凡此都可以看出姚鼐对“辞章”之学所给予的思想高度。那么，从《古文约选》到《古文辞类纂》，其中的承变之意，于“古文”之变为“古文辞”，似乎不难理解。 姚鼐对“辞章”之学所给予的思想高度，在亲炙弟子那里每多心领神会。例如，姚门四杰之首梅曾亮编《古文词略》，其《凡例》谓“姚姬传先生定《古文词类纂》，盖古今之佳文尽于是矣。今复约选之，得三百余编而增诗歌于终”。此书体例悉依姚选，稍作增并而已，分十三类：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赞颂、哀祭、词赋、诗歌。《凡例》认为六朝“子建、叔夜之文”“未尝非古文也”，在文体上较有通达气度。 再如对光大姚门不遗余力的陈用光，对姚鼐于《古文辞类纂序目》所拈出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之间的关系，深有领会。姚鼐称：“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诚然，为文应遵循精粗二阶，由粗至精，直至“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不过，陈用光以辩证眼光看待“格律声色”与“义理考据”的关系：“姬传先生尝谓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缺一，义理、考据其实也，辞章其声也。”(《与鲁宾之书》)他以本末相即的理论来阐释“无格律声色，不足以言古文辞”：“夫天下之道，有本有末，有浅有深，局于末且浅者，固不足与语矣。求其本与深焉者，而遗其末与浅焉者，此高语性命之学而不究诸事物之失也。为古文辞乃亦类乎是。格律声色，古文辞之末且浅者也，然不得乎是，则古文辞终不成。自韩欧而外，惟归震川得此意，故虞文靖、唐荆川皆莫逮焉，本朝则桐城之文非他人所能及，亦惟在于是尔。”(27)这一认识，恐怕来自于姚鼐的秘传。 《古文辞类纂》标举“古文辞”的辞章之术，在桐城派内外都产生了若干积极的影响。既非桐城传人，且自认为“非推重桐城派者”的胡蕴玉，在《评点笺注古文辞类纂序》中曰：“《古文辞类纂》，桐城姚姬传先生所选，为桐城文章所自出，后之从事桐城派者，皆奉为准绳。其所选之文章，虽自有弃取，然尽多炳炳麟麟之观，不仅以呼应顿挫、转折波澜见长，而亦时有江海之势。”(28)所谓“江海之势”的比喻，正可说明其超越流派之限的审美意义。具体来看，在文类上收罗较为宽博，如特辟辞赋一类，书中录赋达78篇，约占全书收文11％。宋以来古文选本如《古文关键》《文章正宗》《古文雅正》乃至《古文约选》等，皆选录辞赋极少，而姚选则姿态较为宽朗，姜亮夫认为这一选编策略“盖承唐人古文之说，而犹有容与之态者”(29)。 姚鼐重视辞章之学的姿态也影响了“古文辞”系列以外的选本。如姚椿所编《国朝文录》八十二卷，刊于咸丰元年(1851)，收作者近两百家，规模较大。大抵以桐城派为圭臬，于陆陇其、汪琬、朱轼、方苞、刘大櫆、朱泽法、姚鼐、张士元、朱仕琇、王昶、管同诸家文，录之最多。在体例上，大致遵循姚鼐《古文辞类纂》而略有变化。其选文宗旨“曰明道，曰纪事，曰考古有得，曰文章之美，有一于此，皆在所采”，但对于“言理而涉语录，述事而近稗官，与夫专尚考据琐屑不复成篇者”，一概不选。这种对义理、考据、辞章的趣味与姚鼐相承，标举“文章之美”也是理直气壮。 三 “古文辞”是古文家的专享吗？ 如果认为“古文辞”之概念从此成为古文家的专享，则未必尽然!尤其是清代中期以降，一方面是古文家特别是桐城古文家乐于使用，一方面是这一概念也渗入了骈文派或其他派系的文章家的趣味。“古文辞”的文体指涉变得大于“古文”了吗？什么样的文坛背景和文坛力量为“古文辞”的混成意趣提供了支撑？ 不可否认，姚鼐是一位自有执守的古文宗师，但他使用“古文辞”概念时，似乎并不强调传统古文的那种文体界划。姚鼐给以汉学与骈文名重于世的孔广森的信中自荐《古文辞类纂》曰：“鼐撰录古人文字七十余卷，曰《古文辞类纂》，似于文章一事有所发明，恨未有力即与刊刻以遗学者。”(30)这里故意说成了“古人文字”，而不说是“古文”，对文体边界留有一定的含混空间。而这样的语感，用“古文辞”一语则约略可以传达! 不妨设问的是，为什么姚鼐与骈文家孔广森通信时，在文体意识上能够不刻意于崖岸之感，甚至显得不乏混融之趣？除了古文家的文章策略上的某种从容，还应看到清人致力于复兴骈文，且依托于崇尚宏博的汉学氛围，形成了以东汉六朝为“古法”的骈文主导视野，这样的文体趣味便于引发骈散混融的古意，既有效地积淀了骈文尊体意识，也疏浚了骈体与古文的通道。有一些标志性的人物与事件是值得举证的：康熙十七年(1678)，毛际可为陈维崧《俪体文集》作序，享有“清初骈文第一”之誉的陈维崧的创作实绩，促使他从“骈体中原有真古文辞行乎其间”的角度认可了骈文。汪琬评价陈维崧的骈文成就为“自开宝以后，七百年无此等作矣”(31)!陈维崧导源于庾信、泛滥于四杰的文风，为乾嘉骈文的主流趋向奠定了基调。晚清李元度《金粟山房骈体文序》指出了这种联系：“国朝骈体，旧推迦陵，厥后吴山尊论次八家，穀人、稚存、渊如、顨轩诸君，各辟生面，其于东京、六朝皆寝馈而渔猎焉者也。”(32)此外，如毛奇龄不赞成一味地“夸八家而抑六季”(《王西园偶言集序》)。又如胡天游的创作引发了程晋芳对骈体流别的思索，其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所撰《胡稺威文集后序》曰：“盖自东汉魏晋以来，文字间趋于对偶，唐初四子以纵横岩轶之才，发为骈体，其工整秀异虽未能突过孝穆、子山，而气足以举词，词足以殚意，不规规于翰墨尺度，而人自不能胜之。厥后义山出而组织典雅，间作大篇，如檄刘稹文指事切情，陈琳、祖君彦之流勿能过也。迨宋以降，惟以明白晓畅为宗，遥遥七百年，余乃得吾樨威。”将胡天游骈体成就的“独绝”，接续到六朝三唐一脉延传的统绪。所谓文丧“七百年”的表达，也即对唐五代以下骈文衰变的超越，这在清中期已然形成共识，如张文虎《大吉芊室遗稿序》引到时人的一个说法，即所谓“五代下无骈体”；嘉庆十一年(1806)，曾燠辑《国朝骈体正宗》，序中明言：“有如骈体之文，以六朝为极则，乃一变于唐，再坏于宋，元、明二代则等之自郐，吾无讥焉。”(33) 居于乾嘉骈文高峰地位的“国朝八家”，无论在其理念还是实践中，大都灌注了对“六朝”古意的张扬，如邵齐焘《答王芥子同年书》称：“平生于古人文体，尝窃慕晋宋以来词章之美，寻观往制，泛览前规，皆于绮藻丰缛之中，能存简质清刚之制，此其所以为贵耳。”(34)如果说古文家如方苞等人擅长清简之风是其本领所在，那么邵齐焘在骈文缛丽的当行本色中还强调“简质清刚之制”，其内在的融通骈古之趣是耐人寻味的。对应于邵齐焘将“绮藻丰缛”与“简质清刚”相结合以论骈体，孔广森认为：“六朝文无非骈体；但纵横开阖，一与散体文同也。”(35)彭启丰为邵齐焘文集作跋时赞其“上追李唐，远攀晋宋”；王太岳撰序对邵齐焘其人其文的精神颇相知许：“吾友荀慈邵先生，豪杰士也。其学一本六经，其文章一禀三史，顾犹慊慊自以为未至，于是降其心手以为六朝博丽之辞，而行之以淳深重厚之气，高者出入魏晋，下犹浸淫乎王、杨、燕、许，要于两汉息相属声相和也。其视韩、欧阳氏，可谓异辕而合轨，俱雄而两峙，蔚乎各极文章之盛者也。”乾隆五十二年(1787)孙星衍为孔广森遗书作序，谓：“今代为文有六朝风格者，惟邵叔宀、袁简斋，两君既有集行世，顨轩尤致力于此。”将邵齐焘、袁枚、孔广森视为践履“六朝风格”的代表文家。汪中“称今之人能为东汉、魏、晋、宋、齐、梁、陈之文者，曲阜孔顨轩、阳湖孙渊如也”(36)。在此一时期的骈文名家之间，这样的交相赞誉反映了骈文复古创新的新气象。从文坛形势看，尽管某些主导性的骈文家群落以乾嘉汉学为支撑，不乏“土苴韩欧”的趣味，但各派最有见识的文士之间犹贵在未有判若鸿沟之意。曾燠《国朝骈体正宗序》中的名言为：“岂知古文丧真，反逊骈体；骈体脱俗，即是古文。迹似两歧，道当一贯。”文以有体为常，体式是有一定的封略和制限的，但“文辞封略，本可弛张”(37)。曾燠的明通之见就在于看到了骈体与古文的沟通潜能。如果以孙星衍的骈文理想而论，他欣赏吴燕的骈文“泽于古而无俗调”，吴鼒记录了两人的共识，即不满于“后生末学入古不深”，于是“体制遂卑，不足俪于古文词”(《八家四六文钞·问字堂外集题词》)。也许可以说，乾嘉时期的骈文高才也以臻于“古文词”自励。 或许由于清代前期渐成规模的骈散并兴互竞之局，有形无形中也促成了“古文辞”指代文体时的便利。例如，乾隆时代著名学者卢文弨以“抱经”为堂号，他在江阴掌教暨阳书院时，与笃学擅才的赵曦明结为“莫逆交”。在《与赵敬夫书》中，抱经先生曰： 观足下所注徐、庾诸人集，皆能直探事始，深究词源，本隐以之显，睹指而知归，元元本本，殚见洽闻，于此服足下之学。既又读足下诗古文辞，皆有法度。其志节超夐，风规清峻，脱然自出于尘埃之表，千百世下当想见其为人。诗格矫健有风骨，《书义山诗后七截句》，阐幽发潜，议论特精，当不可易。序记根极理要，能肆其醇。骈体文清丽流转，佳处于宋人为近。夫此数体者，或不能皆工，而足下又能兼擅其长如是，则岂流辈中所易得乎!(38)赵曦明字敬夫，别号瞰江山人，文章方面有《中隐堂四六文》《瞰江赋抄》。寻味这封书信，“古文辞”一语实包含赵氏所写的“序记”(可能是散体)和“骈体文”。 再如，孙星衍《平津馆文稿自序》回忆自己与阮元交流了对古文家的臧否：“理或能文之士，究心古文，又务以虚矫为气，诘屈为古，议论空而无意以贯之，《文选》中散文固不尔也。”(39)这里的“《文选》中散文”的概念指涉也是颇可玩味的，可包容于“古文辞”，却不容于“古文”。 与孙星衍并称为“洪、孙”的常州人洪亮吉，其《吕广文星垣文钞序》称：“吾里中多瑰奇杰出之士，其年相若而才足相敌者，曰孙兵备星衍、杨户部芳灿暨君，而二三人者皆肆力于诗古文辞，而各有所独到。孙君能为说经辨驳之文，以匡稚圭、刘子政为宗；杨君能为梁陈初唐之文，尤以徐孝穆、王子安为宗；君之文则不名一体。”(40)如果“古文辞”概念没有相当的包容性，那么像这样的词语就不会用得如此自然。 总之，由于这时期骈文的“古”意盎然，才会称得上与古文家韩、欧“异辕而合轨”，或干脆可以说实现了“骈体中有真古文辞”的理想。骈文家大力实践“泽于古而无俗调”(《八家四六文钞·问字堂外集题词》)，且在文体形态上追攀六朝，骈散有所交融。所以，这些复兴骈文的成果，阑入“古文辞”之阃域也未尝不可。 在清代文坛，包容骈散的文体观是“独具清朝特色”的一项理论成果(41)。清中期以降，选家在使用“骈体”“古文”等概念时，也有人兼顾骈散，这在别的时代是少见的。例如，李兆洛《骈体文钞》旨在宗法汉晋的不拘骈散之文，不过他以“骈体”命之，稍失生硬，其文章挚友庄绶甲就建议他改换书名。再如，杨彝珍所编《国朝古文正的》，有光绪六年(1880)独山莫氏刻本，选录清初顾炎武至咸丰年间姚谌等共计77人的四百余篇文章，选文较多的十位作家依次是：方苞19篇，吴敏树19篇，潘咨15篇，胡天游14篇，姚鼐14篇，曾国藩14篇，梅曾亮10篇，魏禧8篇，刘大櫆8篇，朱琦8篇。他推崇以骈文名家的胡天游、汪中，亦显示清朝包容骈散的古文观之积淀。 综上所述，至少在清代中期，当姚鼐择用“古文辞”名义之际，对当时骈文界而言，是存在某种亲和容与之感的。换一种眼光来看，姚鼐也是相当敏锐，他这样做，岂不是妙用了清初以来文坛各方对“古文辞”概念的“共建”!清人赋予“古文辞”概念的混成意趣是各种文坛力量抗衡协调的结果，也反映了清人识鉴文体的理性与智慧。 注释： ①参见罗联添《论唐代古文运动》，《唐代文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上册，第8-10页。 ②参见姚铉《唐文粹》卷首《争臣论》，清光绪九年(1883)江苏书局刻本，第2a页。 ③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26页。 ④苏轼《苏轼文集》卷一七《韩文公庙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册，第509页。 ⑤关于前七子及之前“古文辞”概念的内涵沿革，参见陈广宏《“古文辞”沿革的文化形态考察——以明嘉靖前唐宋文传统的建构及解构为中心》，《文学遗产》2012年第4期。 ⑥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册，第1522页。 ⑦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校《牧斋初学集》卷三二《郑孔肩文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30页。 ⑧黄宗羲著，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册，第21页。 ⑨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二《与任王谷论文书》，《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5册，第650页。 ⑩邵长蘅《邵子湘全集·青门剩稿》卷六《侯方域魏禧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8册，第198页。 (11)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05册，第601页。 (12)李邺嗣《杲堂诗文集·杲堂文钞》卷二《学文堂集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28页。 (13)陈玉璂《学文堂文集》卷二《青门集序》，《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126册，第384页。 (14)戴名世《戴名世集》卷五《赠刘言洁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7页。 (15)戴名世《归熙甫稿序》，[法]戴廷杰《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2页。 (16)方苞《方苞集》卷二《又书货殖传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17)方苞口授，王兆符传述《左传义法》，台湾广文书局1977年版，第9页。 (18)刘大櫆《刘大櫆集》卷二《徐昆山文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 (19)刘大櫆《论文偶记》(与《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合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页。 (20)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一《与双学使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01-802页。 (21)曾国藩《曾国藩诗文集》卷三《欧阳生文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 (22)此书版本众多，最基本的有嘉庆间康绍庸刊刻姚氏中年订本；道光间吴启昌刻姚氏晚年订本；光绪间李承渊据姚鼐晚年传其幼子姚雉圈点本，请桐城萧穆参校康本、吴本，刻成求要堂本。康刻本名“纂”，吴刻本及求要堂本名“篹”。 (23)李承渊《古文辞类篹序》，姚鼐《古文辞类篹》卷首，清光绪间求要堂刻本。此文实为萧穆代李承渊而作(参见萧穆《敬孚类稿》，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44页)。两版文字略有出入。 (24)戴震《戴震集》卷九《与方希原书》，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下册，第34页。 (25)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卷四《述庵文钞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1页。 (26)参见姚鼐《惜抱先生尺牍》卷五《与陈硕士》，《丛书集成续编》，第130册，第932页。 (27)陈用光《太乙舟文集》卷五《答宾之书》，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孝友堂刻本，第30a-30b页。 (28)胡蕴玉《评点笺注古文辞类纂序》，姚鼐纂，徐斯异辑《名家圈点笺注批评古文辞类纂》卷首，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广益书局印本，第1a页。 (29)姜亮夫《文学概论讲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页。 (30)《惜抱先生尺牍》卷四《与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