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志远[1]2002年在《在华跨国公司竞争与联盟策略研究》文中认为处在“进入”、“巩固”和“扩张”的不同阶段中，在华跨国公司必然相应地采取不同的、适合其发展的经营战略和策略。目前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企业实力的不断加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竞争策略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在一些领域，跨国公司更倾向于与国内实力强大的公司建立各种形式的战略联盟。 我们研究在华跨国公司时，以前主要集中在具体竞争手段的研究上，如跨国公司的组织管理模式、市场运作策略等。本文重点从跨国公司跨国经营的理论出发，通过分析跨国经营的形式及动因，对先发展型与后发展型的跨国公司进行了区分；并在跨国公司跨国经营的风险研究基础上，对跨国公司不同市场竞争状态下的竞争策略进行了分析。对战略联盟的分析，本文主要重点研究协同机制对跨国公司的影响，提出了在中国市场竞争中“大带小”的有效市场协同机制。同时本文对在华跨国公司与跨国公司之间， 以及在华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也进行了一些探讨，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战略影响。最后结合案例分析了柯达公司在华的战略联盟策略，提出我国企业需要与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的战略联盟来提高竞争力。
张喜民[2]2007年在《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在来华投资的外商中，跨国公司逐渐成为投资的主角。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股更大的跨国公司投资浪潮涌入中国。目前，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50家在华投资，其中30多家设立了地区总部，外商投资设立的研发机构超过600家。与此同时，随着国际竞争压力的增大，跨国公司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掘其价值链的竞争优势。相关研究显示，开拓和占领中国市场已成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调整的主导趋势。面对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深度市场推进与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国政府、企业界和消费者已深切感受到跨国公司给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变化带来的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之下，有关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的研究，便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重点。相对于跨国公司研究的其他领域，有关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研究，尤其是跨国公司子公司在华营销战略研究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首先，国内外多数关于跨国公司在华营销战略的研究，是在模糊母子公司界限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者往往将其研究名之为“跨国公司”在华营销战略或策略，而没有考虑营销战略的制定者到底是跨国公司母公司还是在华子公司、母子公司之间在营销战略选择上的角色和地位，以及不同选择对营销战略执行可能带来的后果差异。可见，现有相关研究还存在薄弱环节。其次，现有的跨国公司营销战略模式研究，如国际战略、多国战略、全球战略和跨国战略等，依据的主要变量是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差异，而没有更多地考虑子公司所在东道国内部，由于区域经济技术发展差距、收入差距以及区域消费习惯不同所形成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往往是影响子公司在东道国营销战略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再次，现有跨国公司子公司战略的研究，主要考虑的是子公司作为母公司战略体系中的一个单元或承担的战略角色，即把子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进行研究，而没有更多地考虑跨国公司子公司之间的价值链整合问题，即一个子公司的营销战略会受到其他子公司的影响，各个子公司之间是相互连结而发生作用的。因此，将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营销行为放到价值创造网络中综合研究，也是跨国公司子公司营销战略研究的一个新领域。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综合运用理论研究、实证分析与典型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影响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演进的主要动因，探讨了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的演进机制，归纳出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演进的阶段模式和演进路径，构建出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的基本模式。国内外相关研究认为，作为跨国公司子公司战略体系的一个单元，跨国公司子公司营销战略的选择，不仅受制于其在公司体系中的战略角色，受制于跨国公司的组织模式、管理模式，受制于子公司的存续时间、自治状况和所处的产业类型，还要受制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子公司的营销绩效等多种因素。但是，相关实证研究却表明，缘于母国文化的跨国公司管理模式，对于海外子公司营销战略的制定并无显着的相关关系。本文实证研究发现，营销绩效对于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的制定并无明显关联。同时，跨国公司母公司管理模式对于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的制定起着明显的作用。关于第一个问题，本研究认为，其主要原因一是因为中国对外开放时间尚短，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历史不长，其在华子公司往往只处于在华经营的早期阶段，营销绩效还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尤其是子公司的营销绩效往往不是取决于子公司自身的经营能力，而取决于母公司的战略决策和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还不具备作为营销战略决策的主要参考依据的条件。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市场是一个处于快速成长、而环境和体制尚不成熟和稳定的市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往往具有长期战略思维，注重的是未来收益，而不是短期得失，因此，并不会完全依据子公司的短期营销绩效改变公司的战略选择。关于第二个问题，本研究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而且进入中国时间尚短，还没有积累丰富的在华经营信息和知识。因此，在其进入中国市场的初期阶段，往往会把来自于母国文化的母公司管理模式直接运用于在华子公司的经营，尽管跨国公司母国与中国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而且这种管理模式不一定适合于中国市场环境，并且往往带来母子公司管理沟通的巨大成本。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的演进历程受到母公司因素、子公司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共同制约。而这些因素总是处于变动之中的。外部环境会影响母公司及子公司战略的变化，母公司战略的变化则影响子公司战略的演进，子公司自身因素(如子公司的资源和能力、自主权的变化、创新精神等)的变化也会驱使子公司进行营销战略的调整，从而推动着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的形成和演进。本文分别从母公司战略／子公司自治权、东道国内部差异／子公司自治权、跨国差异／东道国内部差异和产业部门／子公司自治权等四个角度，构建了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营销战略模式，即一体化战略、母公司主导的调适性战略、子公司主导的调适性战略和双差异化战略。本研究发现，影响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演进的一个关键变量在于中国营销环境的特殊性，即区域的广泛性和区域的不平衡性。中国营销环境的内在差异性，迫使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寻求一体化战略和调适性战略的平衡，并最终引入双差异化营销策略。依据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本研究将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营销战略演进划分为一体化营销战略、调适性营销战略和双差异化营销战略叁个阶段。一体化营销战略是早期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主流战略。在华子公司一般将母公司的战略直接移植到中国市场，完全依靠来自母公司的知识和资源，成为母公司在华战略的执行者，缺乏营销决策自主权。调适性营销战略是1990年代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主流战略。在华子公司有权力依据东道国市场与母国市场的差异，适当调整母公司战略，成为不完全职能的营销决策者，但是主要知识和资源仍依赖于母公司。双差异化营销战略则是2002年以后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战略发展趋势。在华子公司有权依据东道国环境内部的差异化自主制定营销战略，成为完全职能的营销决策者，重视东道国一体化绩效和差异化反应能力的整合。但是，本研究也注意到并不是所有进入这一阶段的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都会实施双差异化战略。因为该战略的实施，一般需要叁个前提：一是跨国公司子公司只需关注满足差异化需求；二是东道国该产业部门市场需求规模和潜在市场空间大；叁是跨国公司内部保有足够的多国化经营或跨国化经营的知识和经验积累，并且可以在公司内部自由流动。本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的演进表现为两种基本模式，即渐进性模式和变革性模式。渐进性模式是指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的演进循序渐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不发生跳跃式战略调整。这种渐进式演进主要通过叁条路径加以实现：(1)从一体化营销战略走向母公司主导的调适性营销战略；(2)从一体化营销战略走向子公司主导的调适性营销战略；(3)从调适性营销战略走向双差异化营销战略。变革性模式是指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的演进跳跃某些阶段，从一体化战略直接调整为双差异化战略。需要注意的是，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的演进，不仅存在时间上的继起性和阶段性特征，而且存在空间上的并存性特征。从营销战略时间的继起性和阶段性来看，不同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表现特征并不一致，某些跨国公司子公司的阶段特征甚至非常模糊。在战略的空间并存性方面，不同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表现也有差异。某些子公司营销战略的同质性特征十分明显，另一些子公司的营销战略则带有明显的异质性色彩。本研究关于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演进的动因、战略演进机制、战略演进阶段以及战略模式特征的探讨，既是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战略研究体系的延伸，也是对国际营销战略研究体系的补充。同时，也为中国企业借鉴跨国公司的跨国营销管理经验提供了学习和创新的平台，有助于中国企业制定有效的市场营销战略和策略体系，塑造中国企业国际市场营销的竞争优势和核心能力，以抵御跨国公司带来的冲击和压力，并最终走向全球市场，确立全球竞争者的地位。
林季红[3]2003年在《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首先是文献综述，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战略联盟的各种不同观点进行介绍和评论，并进一步分析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形成的宏观背景和微观动因。然后论述战略联盟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 第二章主要从交易成本理论、价值链理论以及资源基础论分析战略联盟的理论基础，该章为第五章的理论总结作了铺垫。 第叁章以R&D联盟为例对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在对战略联盟的发展状况作详细的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战略联盟的效应。本文认为，战略联盟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速度经济效应、协同效应以及学习和创新效应。本文还对跨国并购与跨国战略联盟进行比较，从市场进入、控制权和组织学习等方面分析两者的区别。 第四章也是关于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的实证分析。这里主要分析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在汽车制造业的表现及其发展态势。首先从日本分包制入手，对汽车制造商与零部件供应商的长期性稳定交易关系的形成及其对竞争优势的构建作深入的分析，并与美国的模式进行比较，进而剖析日本汽车制造业跨国公司如何在海外再造系列结构。最后，从全球的视角，阐述国际汽车产业竞争格局及其发展趋势并分析其中的原因。 第五章进行理论总结。本文认为，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经营战略已经发生从内部一体化向内部一体化的分解的倾向。跨国公司之间的战略联盟趋势日益明显。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构筑公司网络，使生产国际分工不仅成为跨国公司内部母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关系，而且也成为子公司与所在的东道国企业如供应商、经销商等等的专业化分工合作关系。本文还对邓宁的OLI理论进行评论，本文认为，OLI必须引入动态分析，要更注意OLI叁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跨国公司战略管理学派的发展，对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使跨国公司的研究重点由存在机制逐步转向发展机制。本文指出，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的发展，使跨国公司逐渐演变为全球性网络型公司。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将成为21世纪跨国公司发展的主流趋势。 第六章是关于战略联盟的启示。本文主要从发展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发展产业集群与再造区位优势；企业战略调整与组织结构创新；促进关联，吸引FDI；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等六个方面进行论述。
王智[4]2010年在《跨国公司伦理价值观变化趋势及其应对策略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跨国公司大量进入我国,对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跨国公司的行为同其伦理价值观密切相关。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的伦理价值观发生了许多新变化,这些变化从根本上说,是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变化。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一体化时期,跨国公司的伦理价值观主要是竞争伦理价值观,而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从生产一体化发展到生产非一体化后,跨国公司的伦理价值观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竞争伦理价值观转变到竞争合作伦理价值观。本文从理论上对于这些改变作了较为深度的原因探讨。同时,本文循着这种研究思路,进一步研究了国际生产非一体化的广泛发展,指出跨国公司的竞争合作伦理价值观又必然会向合作竞争伦理价值观发展。本文通过搜集相关资料和建立模型分析证实了这一观点。此外,本文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对跨国公司伦理价值观变化,特别是应对跨国公司合作竞争伦理价值观新趋势的策略,包括约束性策略、引导性策略和共赢的策略等。
邹婷婷[5]2011年在《跨国公司专利战略的发展与我国的应对策略》文中提出专利战略是现代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之一,是企业整个经营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专利战略是制定者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和发展,将专利与法律、科技、经济原则相结合,指导自身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的竞争,以谋求最大利益的过程。专利战略的实施是企业保护专利成果、激励员工创新、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企业在专利的研发、申请、过程中保护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策略。随着贸易全球化、自由化的日益发展,科技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跨国公司对企业内包括专利在内的知识产权因素保护日益加强,专利竞争日益成为跨国公司激烈竞争的焦点。以跨国公司为主要申请人的专利申请量急速上升,使得专利原本作为保护新发明、新技术的保护手段的职能得到延伸和发展,日趋演化为跨国公司进一步获取市场优势的重要手段。而国际竞争环境的复杂性,使得跨国公司之间的专利竞争与合作机制并存,跨国公司的专利运用已经日趋战略机制化。近20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实力的增强,特别是在我国政府加入WTO之后,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去,我国专利事业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在符合国际规则、适合我国国情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建立了知识产权立法保护机制和管理体系。但是,与驾驭市场游戏规则的跨国公司相比,我国政府和企业在以专利争夺为主要手段控制国内外市场方面,还有很大的不足,如不善于专利战略的运用,忽视知识产权的保护,重研发而轻保护,重竞争而轻合作等,因此,如何在实践中寻求突破,是我国政府和企业专利战略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主要分为引言、专利战略的内涵与选择、跨国公司专利战略的运用、跨国公司专利战略在中国的运用、我国应对跨国公司专利战略的对策建议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结论,以及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是整篇文章的理论概述部分,介绍了专利战略的定义,分类,以及企业专利战略的选择要素。第叁部分与第四部分是本文的主体分析部分。第叁部分是国际市场上跨国公司专利战略的运用。首先,美、日、韩、德是在我国申请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作为对跨国公司专利战略实施的背景的阐述,本文先对这些国家的技术引进和知识产权保护情况进行概括分析。接着分析跨国公司专利战略在国家市场上运用的四种方式,专利研发、专利经营、专利战略与经营战略相结合以及专利战略和技术标准相结合。最后介绍跨国公司专利战略发展的一种高级形式即专利联盟,专利联盟在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技术进步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国际和各国法律都对专利联盟机制做出了相关规定。第四部分是我国市场上跨国公司专利战略的运用。首先,选取世界500强中的231家在中国申请专利的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借助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对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的专利申请情况和运用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出跨国公司专利战略运用一系列特点及对我国的叁大影响。第五部分积极探索了我国企业应对跨国公司专利战略的对策,对政府方面的建议主要包括促进知识产权意识提高,加大科研投入,调整产业结构、加速信息网络建设和制定约束专利联盟的反垄断规则。对企业方面的建议主要包括强化企业内部管理战略、提高知识产权意识、综合运用专利战略和促进专利联盟机制的形成。
孙耀吾[6]2007年在《基于技术标准的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研究》文中认为高技术企业是主导21世纪经济的生力军.而网络如今已成为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代名词。网络使企业的协作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和领域,尤其是在高技术企业,近年来,各种形式的技术创新网络增强了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促进了技术进步,提高了经济效益,改进了社会福利。与此同时,技术标准竞争与合作成为现代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本文正是选择这样一种基于技术标准的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的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从已有研究看,近年来,创新网络成为产业经济、区域经济和网络经济等领域的重要主题,但对于其中的R&D协作、技术标准化合作等主要内容,各自的研究还处于相对分离、零散的状态。本文从技术标准化视角切入,对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网络进行系统的理论与实证(案例)研究,以期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分析体系与框架。主要内容有:首先,提出并论证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的分析框架。基于技术标准的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网络是高技术企业以技术资源互补、技术创新与共同技术进步为目的的,涉及研究与开发、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以及技术标准产业化等主要内容的各种创新协作关系与制度安排,是科技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与重组的重要组织形式,有着自己的内涵、结构、特征及其发展的权变因素和条件。作为一种合作,技术创新网络的结网动力源于创造与分享合作剩余,通过构建博弈模型揭示了这一机理。第二,提出并深入研究基于技术标准的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的发展阶段及其主要内容,即R&D协作网络化、技术标准化联盟和技术标准产业化。具体包括:(1)高技术企业R&D协作网络是以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为技术平台,以企业之间的知识与技术共享为作用基础,以共同提高技术开发的速度与质量为目标组建的跨时间、空间和地域的研究与开发组织模式。R&D协作网络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并有多种具体的组织形式、动力、路径和条件;通过构建动态博弈模型,揭示了这种动力和机理。(2)高技术企业技术标准化战略联盟是指多个企业或相关组织签订合作协议,联合发展一项技术标准。现实中,这一过程发展为广泛的合作网络,有着众多的参与主体、特定的要素与内容;通过构建博弈模型,研究技术标准化联盟中知识产权要素的所有权配置优化机理。(3)技术标准产业化是技术标准的市场采用和技术转移与扩散,形成虚拟网络,由此推动高技术企业集聚虚拟化发展,是技术创新网络的重要外延与扩展。网络外部性是这种网络集聚的重要动力,构建质量互动模型,揭示了基于技术标准合作的间接网络外部性机理;同时,高技术企业的技术特性、创新网络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和发达的信息、通信技术等都共同促使这种集聚的虚拟化发展。基于技术标准的企业虚拟集群有着自己的结构、特征与性质。第叁,研究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的协调发展。基于技术标准的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各主要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和互动关系;与此同时,许多外界因素也会作用于这种网络,技术创新网络与外部环境的协调发展非常重要。最后,通过GSM产业标准网络案例,对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的发展进行实证研究。GSM是第二代移动通信的一种网络兼容标准,其产生和创新、发展的背景、动力、过程及主要内容比较系统、完整地展现了当代以ICT为代表的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发展的过程与机理,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其中,网络构成及其治理结构、知识产权和主导企业的战略作用等关键问题,对我国企业、产业和国家的标准化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由此提出发展技术创新网络、促进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政策建议。
王群力[7]2008年在《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市场竞争的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纵向的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挖掘和横向的战略性合作成为当今国际性企业确立竞争优势的一种趋势。在国际市场上,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渗透到企业的发展战略当中,在竞争中合作,通过合作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已经成为共识并显示出巨大的作用。根据合作竞争理论的基本观点,为了竞争必须学会必要的妥协与合作,建立互利互惠的合作竞争关系,在竞争中寻找一切合作机会,通过联合,赋予成员企业更大的市场竞争能力,进而起到在合作过程中强化竞争的作用。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是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企业如何与跨国公司合作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提升,更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在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的环境下,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相互联系也日益加深,中国制造业企业怎样充分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怎样与跨国公司合作发展,实现企业发展的既定目标,需要从理论和现实中寻找中国制造业企业长足发展的新契机,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战略研究将为在新经济形势下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依据和参考。本文选择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战略进行深入的研究,构建贴切中国制造业企业实际情况的合作战略理论分析框架,从合作战略定位、选择和实施叁个方面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战略进行了论述。而且,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之上,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资源与能力、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以及合作治理的结构特征叁个层面建立了合作战略绩效的影响机制模型,并通过科学、严谨的问卷调查和统计研究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最终提出相应的建设性对策。全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首先提出了本文的选题依据和研究的现实意义及理论意义,其次对本研究的几个主要概念进行了初步界定,接着提出了本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章节安排,最后提出了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第二章,文献综述。首先对合作基础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接着对具体合作的类型做了划分,又对合作治理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最后对国内关于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述。第叁章,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战略定位分析。本章首先提出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战略定位的理论框架,接着对合作动机、合作伙伴选择、合作方式安排叁个问题进行了分析。第四章,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战略选择分析。本章首先基于价值链的视角,从垂直——水平维度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战略选择进行分析;其次,基于中间组织的视角,从结构化——非结构化的维度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战略选择进行分析;最后,基于价值链与中间组织整合的视角对合作战略选择进行综合分类。第五章,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战略实施分析。本章首先划分出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战略的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然后依据生命周期分析合作战略实施中的风险及规避,最后对合作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有效资本治理与运作进行分析。第六章,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战略绩效的影响机制实证分析。本章首先提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战略绩效影响机制的整体模型,并提出相关的理论假设,然后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问卷调研与实证研究。第七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首先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结论,然后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面提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战略的政策建议,最后提出了后续的研究设想。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既往对于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合作战略的研究,大多限于阶段性地、局部性地描述,未能就合作战略的本质和内在机理进行系统深入地挖掘,未能就合作战略的各个方面形成统一的、系统的理论框架。本文为了深入细致地研究合作战略的本质和机理,首先把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战略详细划分为合作战略定位、合作战略选择与合作战略实施叁个基本过程,并依此构建出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战略的理论体系研究框架。在合作战略定位中,建立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战略定位的叁维框架,并对合作动机、合作伙伴选择和合作方式安排叁个维度进行了细致阐述。在合作战略选择中,首先基于价值链的视角,从垂直——水平维度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战略选择进行分析;其次,基于中间组织的视角,从结构化——非结构化的维度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战略选择进行分析;最后,基于价值链与中间组织整合的视角对合作战略选择进行综合分类。在合作战略实施中,首先划分出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战略的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然后依据生命周期分析合作战略实施中的风险及规避,最后,以不同属性的资本为视角,构建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战略实施中的资本治理模型,其中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等有形资本,是资本治理的基础和保障,如果合作双方未能实现基础设施、信息系统、人力资源和知识技术的彼此共享和融合,那进一步的合作便无从谈起,而关系资本和认知资本等无形资本的治理是在有形资本治理基础之上的更高层次的合作,是合作关系得以长期维系和良好运行的“催化剂”和“稳定器”。第二,既往对于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战略绩效的实证研究,未能形成可以涵盖较为全面的影响因素的整合模型,并且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战略绩效的实证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视角,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资源与能力(组织吸收能力、组织沟通能力、与跨国公司的资源互补性)、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目标一致性、文化相容性、信任、承诺)、合作治理的结构特征(正式化、集权化、复杂化)叁个层面构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战略绩效的影响机制整合模型,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假设,并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组织吸收能力、组织沟通能力、与跨国公司的资源互补性,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伙伴之间的目标一致性、信任水平、承诺水平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战略的绩效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合作治理的正式化程度、集权化程度、复杂化程度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战略的绩效具有显着负向影响。第叁,通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战略定位、合作战略选择、合作战略实施的理论分析以及合作战略绩效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战略领域正逐渐拓宽,层次也不断提升,从以往只是单纯向跨国公司提供零部件、原材料,或进行加工组装等附加值较低的价值链环节的纵向合作,开始向研发、市场营销、品牌、服务等附加值较高的价值链环节的横向合作转变。因此,为了应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战略趋势,本研究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次,提出如何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战略成功实施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战略的升级提供指导和借鉴。
孔德洋[8]2004年在《跨国公司经营优势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营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变化,大大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速度,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日益呈现出动态复杂的特征,传统跨国公司理论建构中的许多前提假设在今天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了。经营环境的重大变化,对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其经营优势也发生了重大变迁,依赖传统的“母国优势”再也不能使跨国公司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了,跨国公司必须寻找新的差异化优势来源。在这种背景下,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重点也正从传统的“存在机制”转向“发展机制”,对经营优势的研究也需要从关注“优势利用”转向关注“优势获取”。本文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今动态复杂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如何获取优势? 本文从资源的视角来研究上述问题,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跨国公司“优势获取”理论框架。这个框架主要包括:“一个主题”、“两个概念”、“叁个层面”。 “一个主题”:基于资源的视角,本文研究的主题就是:在动态、复杂的国际经营环境下,跨国公司如何通过跨国经营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和获取资源、整合资源、以及在整个网络内转移和利用资源,最终获得全球整体优势。 “两个概念”:新框架对“跨国公司”和“经营优势”两个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除了一般性的定义标准外,本文对“跨国公司”的内涵强调资源视角的“资源集合体”概念、结构角度的内部多样化、差异化“网络组织”概念、以及跨国公司跨国经营的工具性本质内涵;对“经营优势”的概念则强调相对性、竞争性、层次性、以及动态性等特性,与“传统优势”相区别。 “叁个层面”:根据研究的主题,基于资源的视角,本文从叁个层面来分析跨国公司通过跨国经营“获取优势”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全球资源搜寻与获取层面。为消除“资源差距”进而弥补“战略缺口”,跨国公司首先需要对内部资源与能力进行检测,然后需要进行战略资源的识别,最后才是获取。第5章分析了跨国公司战略资源的范围,并从“全球行业资源”和社会学视角下的“全球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进行说明,然后对跨国公司获取资源的障碍、原则和途径进行了论述。 第二个层面:全球资源整合层面。第6章重点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分析
刘重霄[9]2015年在《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研究》文中提出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必然面临文化差异带来的冲击,给跨国公司在华经营造成了巨大障碍和阻力。消除或降低这种文化差异的负面影响,跨国公司需要在中国文化环境下进行跨文化整合。跨文化整合首先需要辨别和认识差异,明晰异文化的特殊性和不可模仿性,进而利用差异中的有利因素,更好地进行异文化适应,为跨国公司创造价值。自Nahavandi&Malekzadeh将Berry的“移民文化适应理论”中融合、同化、隔离和消亡四种整合模式引入到管理学领域以来,中外学者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不同的跨文化整合的模式,研究这些模式选择和应用的具体环境和条件。但针对中国的文化环境,哪种模式更具有适宜性,目前的研究还没有形成权威或有价值的结论。本研究以Berry的“移民文化适应理论”为基础,结合跨国公司的自身特征和中国的特殊文化环境,提出了融合、同化、隔离和移植四种跨文化整合模式,作为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的基本范畴。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特殊的文化环境,“关系”和以此形成的“关系资本”是中外学者公认的中国特有文化元素,这一特有元素不但牵制着在华跨国公司进行跨文化整合模式的选择,还决定着在华跨国公司的经营和发展状况。“关系”的价值在于能够形成“关系资本”,为企业创造或增加价值。通过对中外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异质性关系资本的价值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目前,异质性关系资本的建构要素散见于中外研究成果中,包括诸如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消费者(顾客)、合作者(竞争者)、企业员工、企业与员工、母、子公司等,在华跨国公司在上述维度建构的关系资本利于其在华的经营和发展。在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中,除了跨国公司自身的战略目标、文化势力、文化匹配及文化认同度外,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与消费者(顾客)的关系、与合作企业(竞争企业)的关系、企业内部员工间的关系、企业与员工间的关系、与跨国公司母公司的关系也是影响企业跨文化整合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同时又是形成在华跨国公司异质性关系资本的重要维度。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与关系资本建构的异质性维度在这几个因素上形成了交集,是否有利于上述维度关系资本的建构,便成了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的标准和依据。跨文化整合模式的核心内容源于“移民文化适应”理论,跨文化整合的目的之一便是关系资本的建构,因此,本研究以“移民文化适应”理论和“关系资本”理论两个理论为基础,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针对四种整合模式(融合、同化、隔离和移植)在叁大层次(外部、内部和系统)的六个关键影响因素(东道国(中国)政府、消费者(顾客)、合作者(竞争者)、企业内部员工、企业与员工、母、子公司)中的关系资本建构状况,提出了24个研究命题假设,并通过美国四家在相关领域具有巨大影响力、但在中国又采用了不同整合模式的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中国惠普有限公司(IT基础设施和计算机硬件)、谷歌中国(互联网)、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手机和无线通讯设备)、微软(中国)公司(计算机软件)作为案例分析的样本,检验不同的跨文化整合模式在叁个层次的六个维度的关系资本状况。为了确保案例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本研究又对五家在华跨国公司进行了补充性访谈研究,以便对命题假设、特别是在案例研究中没有得到检验或检验不成立的命题假设进行进一步的验证。基于文献研究、案例研究和访谈研究的成果,本研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整合存在四种模式,融合、同化、隔离和移植;(2)跨国公司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受到包括政府、消费者(顾客)、合作者(竞争者)、企业内部员工、跨国公司母公司等因素影响;(3)“关系”是中国文化的特殊元素,“关系资本”能够帮助在华跨国公司创造价值。“关系资本”的价值在于异质性,在华跨国公司异质性关系资本的维度体现为中国政府、消费者(顾客)、合作者(竞争者)、企业员工、企业与员工、母、子公司等方面。是否能在以上六个维度建构关系资本便成为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的标准和依据;(4)融合模式、同化模式有利于在华跨国公司与中国政府、消费者(顾客)、合作者(竞争者)、企业内部员工、企业与员工、母、子公司之间建立关系资本,隔离模式不利于在华跨国公司与中国政府、消费者(顾客)、合作者(竞争者)、企业内部员工、企业与员工、跨国公司母、子公司之间建立关系资本,移植模式有利于在华跨国公司与中国政府、消费者(顾客)、合作者(竞争者)、企业内部员工之间建立关系资本,但在企业与员工、母、子公司之间两个方面的关系资本建构状况没有得到有效验证;(5)在华跨国公司在跨文化整合中,可以选择多种模式进行不同维度的关系资本建构;(6)跨国公司应该在“关系资本”的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形成结构上寻求平衡,以保证通过“关系资本”所形成的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发展。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两点管理启示:(1)在华跨国公司以建构延续性关系资本为目标,进行动态的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2)在华跨国公司以构建基于信任的异质性关系资本为内容,进行差异化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此外,本研究认为在跨文化整合模式及关系建构研究主体的地域因素和主体扩展两个方面还存在细化和深入研究的空间。本研究的创新体现在以下四方面:在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中嵌入了关系资本因素,形成了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研究的全新视角;借鉴了“移民文化适应”理论和“关系资本”理论两个理论,以此为基础搭建了本研究的整体理论框架;创立了四种整合模式、24个命题假设的理论研究模型;通过案例研究和深度访谈研究,得到了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和管理启示。
沈蕾[10]2003年在《论大企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关于企业大型化的趋势从亚当·斯密开始，经马克思、马歇尔、到贝恩、加尔布雷斯和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二百多年来，国外学者论着众多，我们可以从《国富论》、《资本论》、《经济学原理》、《产业组织论》、《新产业国家》和《看得见的手》等系列文献中看到他们的理论思想轨迹。这期间，对大企业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两个理论范式发展的。一个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偏向于应用市场结构-行为-绩效的分析范式来研究大企业的形成和发展特点；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资本集中理论，深刻分析了在竞争条件下，追逐剩余价值是刺激企业不断扩张的动力机制，从而进一步揭示出竞争引起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集中又将导致垄断大企业产生的一般规律。然而，这些研究也只是集中于工业发达、市场体系完善、大企业出现较早、数量也较多的国家。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垄断大企业的研究大多是以介绍西方学说和国外大企业的发展情况为主，还缺乏自己的系统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大企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更是薄弱，成果并不多见。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表明：以全球500强为代表的大企业将成为新世纪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导力量。我国自20世纪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企业发展已取得不少的进步。但是和世界500强相比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这与我国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大企业需承担的历史重任很不相称。世界上虽然已有很多国家获得了大企业的成功发展，但是由于各国工业化进程、市场发育程度以及产业组织状况的不同，这些国家的大企业发展模式，并非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和工业发展现状。面对经济全球化中的跨国并购浪潮，面对加入WTO后国际化竞争的挑战，面对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困难，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认识大企业的地位与作用、它的形成机制是什么、在当代又出现了哪些新趋势、如何发展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就成为当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集中的理论为基础，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理论研究成果，采用规范与实证、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世界大企业的形成历史、优势地位、产业分布格局及其发展趋势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从而论证了大企业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分析总结了世界各国发展大企业的叁种基本模式及其经验教训，进而提出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迅速培育国际级大企业战略目标相适应的“以市场为主导、政府适度干预下、以企业为主体”的大企业发展模式。 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在首先界定大企业概念的基础上对大企业的形成方式、成长条件及其地位作用进行了理论阐释，并分析了我国发展发展大企业的条件和必要性；第二章对我国大企业的发展现状和问题成因进行了全面分析；第叁章研究了当代大企业发展的新趋势；第四章总结归纳出世界各国发展大企业的经验模式；第五章分析了加入WTO后跨国公司对我国大企业的挑战；第六章提出了我国发展大企业的模式选择及其相关的政策建议。 当然，我国大企业的发展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大课题，要全面、深刻地把握，并不很容易。本文只是一种探索性研究，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对于与之相关的全部命题，还需日后进一步思考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在华跨国公司竞争与联盟策略研究[D]. 朱志远. 西南交通大学. 2002
[2]. 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营销战略研究[D]. 张喜民. 山东大学. 2007
[3]. 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研究[D]. 林季红. 厦门大学. 2003
[4]. 跨国公司伦理价值观变化趋势及其应对策略研究[D]. 王智. 苏州科技学院. 2010
[5]. 跨国公司专利战略的发展与我国的应对策略[D]. 邹婷婷. 东北财经大学. 2011
[6]. 基于技术标准的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研究[D]. 孙耀吾. 湖南大学. 2007
[7]. 中国制造业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战略研究[D]. 王群力. 山东大学. 2008
[8]. 跨国公司经营优势研究[D]. 孔德洋. 复旦大学. 2004
[9]. 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整合模式选择研究[D]. 刘重霄.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5
[10]. 论大企业[D]. 沈蕾.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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