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葛兰西到赛义德：文化领导权理论与后殖民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权论文,殖民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文化论文,葛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4)06-0064-05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前半部分是 亲身的政治实践活动，最后的狱中10年是对政治实践活动的思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中西欧国家的革命无一例外都失败了。他冷静分析失败原因，创造性地认为：任何一 个历史集团，任何一个已被确立的秩序，它们的力量不仅仅在于统治阶级的暴力和国家 机器的强制能力，而且还在于被统治者接受了来自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化、固有 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换言之，统治阶级维持和巩固其统治地位不仅仅依靠来自暴力和强 制的直接统治，在正常时期更多地依靠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施行精神文化领导权。
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深刻洞悉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后提出的。在他看来， 资本主义国家正处在“完整国家”阶段，即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组成的国家 。“政治社会”的政权形式表现为专政与“直接统治”，依靠军队、警察、监狱等强制 机构维持。“市民社会”政权形式表现为领导权，通过家庭、学校、教会、工会、媒体 等网络实施。葛兰西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直接统治”暂时退居其后，政权形 式主要表现为文化领导权，即在市民社会中进行无孔不入的文化与心理渗透，使被统治 者从内心接受、认同、赞同这种统治，被统治者不仅心甘情愿接受这种统治，并且还喜 欢上了这种统治。
文化领导权理论不仅是葛兰西全部思想的闪光点，也是当今全球化状态下东西方关系 的一个重大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加剧的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使 这一理论的内在价值更加凸显。后殖民理论家特别是赛义德受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 启发和影响建构了“东方学”。“东方学”被认为是后殖民主义诞生的标志。
后殖民主义的崛起
从最广的意义看，后殖民理论作为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它的起始时间与殖民运动同时 开始；从空间上说，后殖民一词又被用来指存在于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之间的全球性 关系状态，无论非西方世界的某一国是否实际上被殖民过，这一角度“使‘殖民’这个 概念获得了非常广泛的涵义，被殖民的不只是那些历史上遭受过西方压迫统治，因取得 独立而摆脱被殖民者身份的民族和人民；被殖民成为一种描述被压迫经验的普遍范畴， 它包括了所有非西方的人民。”[1](P191)发展到后来，后殖民理论把被殖民者扩展为 一切被压迫者的经验，如今经验者包括了妇女、被凌辱被压迫阶级、少数族裔，等等。
后殖民批判理论的自觉与成熟以赛义德的《东方学》出版为标志。该书不仅是赛义德 个人构筑后殖民理论的基石，对于整个后殖民批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其他主要代表人物是印度人后裔斯皮娃和霍米·芭芭。他们被戏称为后殖民批判理论 “三剑客”，都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曾经有过殖民地经验、现今生活在第一世界里的 知识分子。后殖民理论的本质是什么?德里克认为后殖民理论是关于一种全球状态的话 语。与德里克相比，赛义德对全球状态的洞察更加具体也更加深刻，他警觉地指出全球 化的后殖民状态是一个“持续的帝国主义结构的时代”。因此其批判触角既包括老牌的 英法殖民主义国家，也包括后起之秀的美国。他指出：毫无疑问，西方对东方的霸权是 一个历史事实，“自19世纪早期直到二战结束，法国和英国主导着东方与东方学。”在 这一时期，东方学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的文化事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逐步 在此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以法国和英国同样的方式处理东方。”[2](P5-6)赛义德 的观点消除了对后殖民理论的两种误解：一种误解以为后殖民理论只是对欧洲殖民主义 之后的批判——“所有的后殖民主义话语都基于一个历史事实，即基于欧洲殖民主义的 历史事实以及这一现象所造成的各种后果。”[3](P2)另一种误解以为后殖民理论只是 对美国新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就后殖民理论批判的重点是意识形态殖民 与文化殖民上，新老帝国主义一个也不能漏掉。
在后殖民批判中，赛义德的理论最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政治批判色彩，其批判 锋芒直指西方对东方推行的文化霸权与强权政治。他指出，正是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时 代，西方的文化霸权代替了西方以往对第三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的直接控制，因而与 西方文化霸权的对抗就成了“后殖民时代长期政治冲突的内容”。因此，后殖民批判理 论从一开始就是对西方文化统治和霸权的挑战。赛义德曾这样说过：“如果我用一个词 永远同批评联系在一起(不是用作修饰语，而是用作对批评的强调)，那么这个词就是‘ 对抗’。”[1](P164)对抗的本质就是反对各种形式的话语霸权，消解“西方中心论” ，重铸全球化状态下西方与东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关系。
总之，后殖民理论是一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如果忽视了 这一点，忽视了后殖民理论所强调的文化所具有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忽视了它对 这一功能的批判与对抗，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后殖民理论的现实性及其意义。
后殖民理论的分析方法和批判方法
后殖民理论的含义十分广泛，在其内部包括了众多的理论和批判方法，如结构主义的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等等，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多声部的“杂色混成”。把这 些异彩纷呈的理论统一在一个“主义”之下的原因就在于：所有的后殖民理论批评家都 声称反对西方文化霸权。文化霸权是后殖民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直接来源于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有理由说，后殖民理论的分析方法受到了葛兰西理论的极好 启发。对此，赛义德本人有过长篇论述：
葛兰西对民众社会(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做过有益的区分，前者由学校、家庭和民间 社团这类自愿的(或至少是理性的、非强制性的)联合体组成，后者由国家机器(军队、 警察和中央政府)组成，其作用是对前者进行直接控制。当然，人们会发现文化乃运作 于民众社会之中，在此，观念、机构和他人的影响不是通过控制而是通过葛兰西所称的 积极的赞同来实现的。在任何非集权的社会，某些文化形式都可能获得支配另一些文化 形式的权力，正是某些观念会比另一些更有影响力；葛兰西将这种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形 式称为文化霸权，要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 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5](P9-1 0)
葛兰西的理论原本是描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文化领导 权关系，赛义德受这种分析方法的启发，把这一理论扩大运用到西方对东方的文化霸权 关系上，这是因为他看到了当今全球化状态下国际政治的新特点，看到了政治与文化日 益密切的联系。他指出：“在我们的时代，直接的殖民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完结了。” [4](P189)“直接的殖民主义”指帝国主义依靠军事力量，通过武力扩张，侵占他国领 土为殖民地，向被殖民国派遣总督与行政官员，并驻扎军队。自二战后，由于反殖民主 义浪潮高涨，各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格局日益多元化。在这种情况 下，西方对东方、强国对弱国直接的控制、直接的殖民的确不怎么可能了，剩下的就是 不那么公开、不那么引人注目、无疑也是更加阴险的殖民主义——文化殖民，即西方对 东方行使的文化霸权。由此他进一步说：“欧洲还有美国，对东方的兴趣是政治性的， 然而正是文化产生了这些兴趣，正是这一文化与残酷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原因之间相互 结合才将东方共同塑造成一个复杂多变的地方，而这显然正是我所称的东方学要研究的 领域。”[2](P16)
文化是一种观念的东西，文化霸权的实现必须通过话语来完成，西方对东方的文化霸 权正是通过西方对东方的描述、教授、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的裁断来完成的。这 一方面后殖民理论又受到后现代批判方法的启发，借助于福柯的话语理论来进一步诠释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赛义德说：“我发现，米歇尔·福柯……所描述的话语(
discourse)观念对我们确认东方学的身份很有用。我的意思是，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 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而在后启蒙时 期，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 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2](P4-5)这就是说，欧洲人借助于 霸权话语把“我们”欧洲人与“那些”非欧洲人区分开来。东方在“东方主义”里不是 实际上存在的那个样子，东方是西方人的创造——“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 的”[2](P1)。而真实的情况是，欧洲人不可能创造一个真实的地理上的东方，东方只 存在于他们的描述中，存在于他们的话语中，存在于他们的知识中。总之，东方在“东 方主义”中就是一个符号。赛义德说：“我本人相信，将东方学视为欧洲和大西洋诸国 在与东方的关系中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比将其视为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这正是东方学 学术研究所声称的)更有价值。”[2](P14)在这种强势符号中体现了西方与东方之间的 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在符号中(福柯)体现霸权(葛兰西)。
赛义德更进一步把福柯关于知识(话语)/权力的关系与葛兰西的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 理论联系起来，用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进一步论证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在此，他 区分了两种知识：政治知识与纯粹知识。赛义德提醒大家，“真正的”(纯粹的)知识本 质上是非政治的，反过来说，具有明显政治内容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有些知识 看起来是非政治性的，就是说，是纯学术的、不带偏见的、超越了具体派别或狭隘教条 ，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学者与他所生活的环境分开，把他无论是 有意还是无意卷入的阶级、信仰体系和社会地位分开。每个人生来注定要成为社会的一 员，而社会的每一层面都打上了政治烙印。因为，“葛兰西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已经侵入 了像学院这样的民众社会的领域，并且使其与政治发生直接的牵连。”[2]知识、文化 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强制的，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权力与霸权。赛义德的著作就是要揭露知 识和权力之间、文化与政治(霸权)之间所包含的多种隐蔽关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米 歇·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在赛义德这里的珠联璧合，使后殖民理论更加精彩，引人入 胜。
后殖民批判理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解构
后殖民批判理论有一基本的前提：殖民帝国也是“文本化”帝国。如果说帝国主义是 一个国家以军事强权的形式对另一地域所施加的权威，殖民主义则包括对帝国势力的巩 固所作的努力。赛义德作了这样的说明：“我使用‘帝国主义’这个术语，指的是统治 着远方领土的居主宰地位的宗主国中心的实践、理论与态度，而‘殖民主义’这个术语 几乎总是帝国主义的直接结果，指的是在远方的土地上从事殖民实践。”[4](P189)无 论哪种形式，对另一领土来说都是一种暴力，帝国主义表现为直接的暴力，殖民主义表 现为结构性暴力。直接暴力和结构性暴力，都是赤裸裸的强权，都必须依靠文化暴力来 为强权作道义上的辩护，以获得对外侵略扩张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毋庸置疑，帝国是 要通过军事冲突、通过空前的民族迁徙和对财富的探求等强力而得以形成的。但同时也 不可忘记，西班牙、葡萄牙以及稍后形成的荷兰、英国和法国的霸权，也是通过无以数 计的文化形式，通过文化象征层面上的炫耀和展示，才得到肯定、认可和合法化的。” [5](P14)由此可见，殖民主义活动除了来自军事的和经济的支持外，还有一种非常强有 力的文化和话语方面的支持。
殖民话语是文化象征活动的总称，主要包括语言、书写、文本代码等。它包含了一整 套对待扩张和对外统治的意识形态手段。赛义德称它为“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最重 要的思想先驱法侬则称它为“非洲主义”。无论属于哪一类，殖民主义话语都构成了一 个认知体系，西方就是依靠它来建立和保证其殖民权威的。殖民话语最大的目的是用来 调整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侵占领土，掠夺财富，是殖民帝国最大的动 机。但它却打着文明的旗号，声称欧洲人民天生优质，其科学、政治乃至宗教等知识具 有可普遍推广的潜能，而被殖民民族总是表现为次等的：不那么像人，不那么开化，是 原始人，是野蛮人，或一群乌合之众。欧洲人的神授使命就是统治、指引和提高这些次 等民族，使他们变成文明人，“使本土人文明化”便成为了西方对东方的最大的意识形 态诱惑。意识形态诱惑不仅能为赤裸裸的占领暴行助威呐喊，还能使侵略具有合理性， 因而有效地消解了纳于其中的任何反对意见，使被压迫者和被边缘化的殖民地居民对现 存的关系结构表示赞同。法侬深刻地指出：“殖民统治寻求的全部结果就是要让土著人 相信殖民主义带来光明，驱走黑暗。殖民主义自觉追求的效果就是让土著人这样想：假 如殖民者离开这里，土著人立刻会跌回到野蛮、堕落和兽性的境地。”[3](P279)
要使本土人文明化，就得按照西方人的标准对殖民地居民从语言到思想到心理，来一 个彻底的釜底抽薪，使他们变得像个西方人，但实际上他们又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西方人 。艾勒克·博埃默对此作了有趣的描述：“殖民地学校的学童了解了狄更斯，他们描写 起伦敦的雾，或许会比描写本地的天气还充满自信。可与此同时，那样的雾，那位于另 一个世界的英格兰，对他们来说是不真实的。”[5](P215)结果把他们教育成了自己本 土上的异乡人，他们既不是真正的本土人，也不是真正的西方人，这是一种身份的困惑 与尴尬。他们到底是谁呢?——“在那些甜美的日子里，我不是英国人，但我以为自己 是。我是殖民地的居民，但我以为自己不是。”(德里克·沃尔科特《回忆和哑剧》198 0年)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西方人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而塑造出来的一个能够 不断适应殖民控制的“他者”(the Other)。
“他者”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身份，没有自己的历史。后殖民批判从这里开 始，把关注点放在西方话语对东方民族(或第三世界)主体、文化身份和历史的建构上。 由于西方人对东方的人为建构，使得东方民族因无法形成和表述自己独立的主体和历史 意识而不能不屈从于西方意识形态，成为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被压迫者”。赛义德的“ 东方主义”分析了西方作家、学者和官方话语如何系统地建构了一个符合西方意识形态 需要的“东方”。“东方主义”具有最明显的“他性”特征：“东方学的一切都置于东 方之外：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许多 表述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东方可见、可感，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 [2](P29)
赛义德对“东方主义”话语的解构具有强烈的“非中心化”意义，一般的批判视角直 接对准西方，他与众不同地选取了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新的批判角度：从“他者”( 东方)的视角来批判由来已久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 或者说从边缘向中心运动，最后旨在消除所谓“中心”意识。这正是赛义德后殖民批判 的积极意义。
毫无疑问，赛义德揭示了文化和政治之间的隐蔽关系，他指出了这种现象，目的是要 消解中心，可是，他并没有指出具体的方法，始终找不到出路。更确切地说，他没有找 到正确的出路，发现了病因，却开错了药方。这正是赛义德的局限性所在。
收稿日期：2004-07-06
标签：葛兰西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后殖民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殖民扩张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东方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