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失了先锋性的“个人写作”——从王家新诗学理论中的“历史化”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先锋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丧失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2)03-041-04
一、经过战术处理的“个人写作”
近十年来，以王家新为代表的“个人写作”理论在诗歌研究界博得了不少掌声，如有研究者说：“诗人王家新即是能映现出我们时代的诗歌的这样一面镜子”[1](p103)；还有研究者把王家新的“个人写作”理论誉为是一种“较为彻底的‘转型’意义”的诗学。[2](P58)。毫无疑问，这些评价都是把王家新的“个人写作”置放到“当代中国诗歌”这样一个大文化语境中的，即王家新的“个人写作”理论已不仅仅是“个人”的诗学主张了，而上升成了一种“时代”的诗学主张。新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种理论一旦与“当代中国诗歌”、“时代”、“镜子”以及“文化转型”等词扭结到一起时，就意味着该理论已赢得了某种道义上的特权，会给诗歌的创作及其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事实上，这种“影响”在当下的诗歌研究现状中已严重地显示了出来。翻看一下自20世纪末期所出版的相关文学史、诗歌史教材以及大量的相关专著，会发现90年代以后的诗歌界正悄悄地沿着王家新所倡导的“个人写作”的方向滑行。最简单的例证是，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是把90年代的先锋诗歌创作总结成“个人写作”的，并且对“个人写作”的阐释基本上又都是以王家新的理论摹本为摹本的。这也是本文决定要解析王家新“个人写作”理论的最基本动因：好不容易从政治意识形态的钳制中挣脱出来的当代诗歌，果真需要这样的一种“时代”诗学吗?
研究者们在分析“个人写作”诗学时，总喜欢把其往“大处”阐释，也是事出有因的：王家新本人可能觉得“个人写作”这个名字并不能很好地传达出其所包蕴的内涵，所以有时他又把“个人写作”诠释成“历史化的诗学”，并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正是一种历史化的诗学，一种和我们的时代境遇及历史语境发生深刻关联的诗学。”[3](P80)由此可见，“个人诗学”通向的是“时代境遇”和“历史语境”，即“时代”和“历史”是其诗学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石。但是由于“时代”在“个人写作”理论中并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指义，往往是被包容在“历史”中的，诚如他在释说该诗学性质时说过的一句话，这种诗学就是要在“诗与历史间重建一种关系”。[4](P65)“历史”才是包容一切的集合。故而，“历史”在其诗学理论中到底指代什么，就变得至关重要了——任何一种理论，只有把其基石的内涵廓清楚了，才能使理论的真实意义显露出来，否则就是些似是而非、怎么理解都行的含混说法。
纵览王家新的诗学文章发现，他似乎从未直接给自己言说语境中的“历史”或“历史化”下过一个明确的界定。那也许就应该理解成王家新诗学的“历史”就是接着原有的历史话语来说的：“历史”是社会学批评、现实主义批评中的最核心概念之一，那么王家新的“历史化诗学”就应该归属到社会学批评或现实主义批评的价值范畴之中。可事情似乎又不是这么简单的，在王家新的理论语境中，“历史化的诗学”是等同于“个人写作”的。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个人写作”诗学就是一种“历史化的诗学”。这就意味着“个人”与“历史化”在其话语语境中是可以重合、互换的，即“个人”就等同于“历史”或“历史化”。
这个结论显然与社会学批评、现实主义批评是相悖的，即在这两种批评理论中，“历史”与“个人”非但不可能等量齐观或互换，相反“历史”对“个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就意味着，从王家新把“个人”设置成可以与“历史”互换的概念来看，他似乎并无意把“个人写作”——“历史化的诗学”纳入到传统社会学批评和现实主义批评框架中去。更重要的是，他在论述“个人写作”时，总是把“朦胧诗”、“第三代”诗歌作为其参照系数，而“朦胧诗”、“第三代”诗歌都是当之无愧的先锋诗歌范畴内的创作。而且，研究者们也都是这样来指认的，如“个人写作”“透射出以王家新为代表的一批先锋型诗人对于保持诗歌阶段性活力的自觉追求，体现出他们在寻求个人意识与时代意识联结点上进一步拓展诗歌生存空间的清醒认识及有效努力。”[5](P96)“个人写作”对应的是“以王家新为代表的一批先锋型诗人”，这也就在理论上确立了“个人写作”的先锋性质。
以上这两点足以证明“历史化的诗学”中的“历史”并非是传统批评学意义上的历史，它已逾越出了固有的樊篱，具有了“先锋”的特质。然而，这样一种在理论上完全立得住，也理应如此的推论，却与王家新诗学理论的实际内容合拢不起来。这是一件颇奇怪的事。一般说来，理论框架与理论内容是互为一致的——框架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内容，但王家新提出的“个人写作”却并非如此，它的理论框架与实际内容是互相矛盾与对立的：“个人写作”的框架是一种先锋诗歌的理论框架，作者特意用“个人”来彰显这种“先锋”的特性，可框架中的内容，即“历史”或“历史化”却依旧是传统的。
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也许是王家新有意识的追求，因为他曾说过，在与“这个可爱的世界打交道时”，必须要“采用某种战术”，“来一番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技术处理”。[6](P90)也许他的“个人写作”理论就经过了“某种战术”的处理，为了不违背、扭曲作者的真实含义，还是需要返回到他的理论文本之中。
二、杂糅的“历史化”：与艾略特、福柯的不可通约
构成王家新对“历史化”展开思考、检讨的起点，是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诗歌。他认为这段历史时期中的先锋诗歌存在着“非历史化”、“非历史化的抽象写作”的致命弱点，并说：“正是这种写作几乎葬送了诗歌，或者说使诗歌的轮子悬在了空中”。这种能把诗歌送上绝路的写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诗歌?或者更直接问，王家新所倡导的这种能拯救当代先锋诗歌命运的“历史化写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写作?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先知道王家新为何要反省、批判80年代的先锋诗歌，即令他觉得不满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可以大致分为两点：第一是对80年代以来的先锋诗歌的那种“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努力”的不满。他认为正是这种过于使“文学独立、自足的梦想”，使诗歌进入90年代以后“几乎失去了‘对文学讲话’的能力”，“再一次暴露了中国现代诗歌内在的危机。”第二点不满是，80年代以来的先锋诗虽然在诗歌艺术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诗歌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那就是一种面对现实、处理现实的品格和能力的弱化，甚至丧失。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一旦社会发生变化和震荡，诗人就变得不适甚至‘失语’的原因。”这两点其实是一回事，都是指责80年代以来的先锋诗歌过于追求艺术性，而忽略了现实性，从而导致了诗歌的“失语”。显然，王家新论诗是沿着“现实性”的脉络走的。
作为一个理论术语，“现实”无疑是我们最熟知的概念之一，艺术源于现实说的就是这个。当然，这里的“现实”是指广袤意义上的现实，是指用眼睛所能看得到的一切。而王家新所说的“现实”似乎还不是这种意义上的“现实”，他所说的“现实”是有特定所指的“现实”，即指与8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相关的现实，正如他说，创作必须要在“政治与文学之间，在给定的生存／话语条件与文学的自由表达之间，在写作的文化承诺、道义责任与个人的自由之间”①来进行。很显然，在王家新的“个人写作”，也就是“历史化的诗学”中，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现实”，才是他所重视和推崇的现实。
文学离不开政治与具体的生存环境，这既是文学存在的前提，也是谈论文学的前提，作家在这一前提之下所能做的就是要最大程度地使文学超脱出这些外在因素的制约，否则也就丧失了创作的意义。可是在王家新的“个人写作”中，这种必要的审美欲求和超越已经被放逐了，强调的是政治大于文学，“给定的生存”、“话语条件”大于“文学的自由表达”，就连“个人的自由”也要让位于“文化承诺”与“道义责任”。这样的“个人写作”必将会导致外在的政治因素凌驾于文学的审美之上。
通过简单的梳理发现，王家新所说的“非历史化”、“非历史化的抽象写作”其实就是一种“非现实化”、“非现实化的抽象写作”。更直接说，就是一种“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抽象写作”。辨析清楚了何谓“非历史化”、“非历史化的抽象写作”也就明白了何谓“历史化”和何谓“历史化的具体写作”，即王家新所说的这种把“历史”置于首位的写作，就是一种要与当下所发生的政治事件、经济浪潮紧密纠缠于一体的写作。
王家新也曾把他所说的“个人写作”称之为非个人写作：“其实‘个人写作’恰恰是一种超越了个人的写作。它和‘文革’后人们所提出的‘自我表现’有着根本的区别。”[3](P5)“个人写作”并不等于“自我表现”。也就是说，王家新是反对诗人在创作中抒发个性的，这一点与艾略特很相近。艾略特的诗学理论就是反对个性表现，强调历史意识的，况且他也把自己的这种理论称之为“非个人化的诗歌理论”。[7](P6)王家新对艾略特的诗学与《荒原》有过研究，在《以文学的历史之舌讲话》一文中，他说：“‘历史意识’是理解艾略特诗学及《荒原》写作的一个关键词。”[8](P142)因此有理由把他们两人的“历史意识”放到一起来比较。
与王家新的“个人写作”一样，艾略特也是把“历史意识”设置成其诗歌理论的核心基点的。在艾略特的论述中，一个诗人有无历史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它关系到一个诗人特别是年过25岁的诗人能否继续写下去的一个重要筹码。那么，他所说的这种历史意识到底是指什么?他说：“这种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觉，即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这种历史意识迫使一个人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一代了若指掌，而且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这种历史意识既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有时间性的，而且还意识到超时间的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有了这种历史意识，一个作家便成为传统的了。这种历史意识同时也使一个作家最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自己的当代价值。”[7](P2-3)从引文中容易看出，艾略特所说的“历史意识”主要就是指一种文学上的意识：对于一个欧洲作家而言，他如果想把创作永久保持下去的话，不但要了解“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的历史，还要掌握“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的历史。惟有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学背景中去创作，作家才有可能不会迷失了创作的方向。
艾略特言说语境中的“历史意识”并非是指向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以及与此相关的意识形态，而是指一种文学传统，即一个作家的价值意义必须要放到历史，也就是文学历史中才能确认，强调的是作家对文学传统的依附。也许作家在对传统的依附过程中也会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干扰，但艾略特并没有把这些因素考虑到文学的历史意识中来。总之，艾略特的这个“历史意识”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意识，他要求作家必须要在文学史中进行创作。
王家新从艾略特的诗学中借鉴到了一些东西，如诗歌创作的“非个性化”等，但他却把艾略特诗学中“历史意识”的核心内容给置换掉了，即用“政治”和“意识形态”替代了原本的文学传统。如果说艾略特的“历史意识”探讨的是文学内部的发展与承继问题，那么王家新则是把“历史意识”引申到了文学的外部中来，重视的是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两人的“非个性化理论”就有着质的差别了。
或许王家新的这种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纠结在一起的诗学主张，主要还是受到了福柯哲学的影响。他曾坦言自己读福柯理论所受到的最大启示是，“不再把文学视为一种抽象的言说，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和具体的社会历史及权力运作相关联的‘话语’来看待。”[4](P66)显然，攫住王家新眼球的依旧是“具体的社会历史”。这说明王家新的“历史化诗学”中的“历史”与福柯的哲学还是有些精神渊源的，否则就不会有这段话的出笼了。那么，福柯哲学中的“历史”是指什么?与王家新语境中的“历史”是一回事吗?
历史，在福柯的哲学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曾坦言就是要在历史与哲学之间搭建起一座对话的桥梁。但是他言说语境中的历史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相反他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对以往的历史观念进行清算的基础上的，诚如他说：“应当使历史脱离它那种长期自鸣得意的形象”[9](P6)。“自鸣得意的形象”就是传统历史观的形象，福柯是如此为这幅“形象”画像的：“历史从事于‘记录’过去的重大遗迹，把它们转变为文献，并使这些印迹说话”。显然，在福柯的眼中，历史就像书记员一样把发生在“过去的重大遗迹”都“记录”下来，并把这些“遗迹”整理成了不容置疑的“文献”。人们在这些“文献”面前只有瞻仰、服从的份儿。福柯对“历史”这张真理在握的面孔痛恨不已，于是他说：“在今天，历史则将文献转变成重大遗迹，并且在那些人们曾辨别前人遗留印迹的地方，在人们试图辨认这些印迹曾经是什么样的地方，历史便展示出大量的素材以供人们区分、组合、寻找和理性、建立联系，构成整体。……不妨作一个文字游戏，历史而今趋向于考古学——对历史重大遗迹作本质的描述。”[9](P6-7)福柯把“重大遗迹”和“文献”给对调了个，即历史由原本权威的“文献”变成了现在的“重大的遗迹”。这个转变非常重要，意味着历史从今往后再也不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了，它仅仅是历史的一些“遗迹”，即历史的可能性。至于历史的真实面目是什么，那就需要人们顺着“遗迹”来发掘、考证了，这也是福柯有时会用“考古学”来命名他的哲学的原因。
福柯把“遗迹”说引入到历史分析中来，不但颠覆了传统的历史观，更重要的是他开辟了一种观照历史的新视角，历史不再是围绕统治者、英雄、国家机器等运转的庞大叙事，它“不再存在着某种不容置疑的真理和本质，历史不过是一场相对主义嬉戏。”[10](P2-3)历史被从高大、神圣的舞台上给驱逐了下来，沦落成了话语的游戏。显然，福柯哲学中的“历史观”与传统历史观，也就是以黑格尔等为代表的“绝对理念”的历史观不是一回事。如果说黑格尔对“历史”持有的是“大一统”的态度，那么福柯则把“不连续性、断裂、界限、极限、序列、转换等概念”[9](P20)引入到历史中来，已经具有了新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某些思想特质。相比之下，认为福柯哲学把自己“置入到一个新的启示性空间”并要向他“致敬”的王家新，②与福柯似乎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
两人最大的不同在于，早期曾对黑格尔、马克思有所兴趣和研究的福柯，最终在各种思潮与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路并实现了对传统历史观的超越。王家新的问题是，他虽然把自己的历史观追溯到了福柯的哲学中去，但在具体的运用中，他所秉持、倚仗的主要还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历史观，福柯仅仅是个摆设。
三、强悍下的贫乏：缺乏新意义指向的“历史化”
实事求是地说，王家新还是很渴望求新的，他不停地把自己的诗学溯源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大师那里去，以求得其理论上的支撑。然而，由于他从根本上接受、认可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绕来绕去，最终都离不开这一哲学流脉对他的牵绊。
王家新在《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关于当代诗学》一文中曾说，他“渐渐理解了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所说的一句话：世界上只有唯一的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3](P8)如果说这段话还只表明了王家新对马克思高度重视“历史”的一种赞许，并不能证明他的历史观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段话就可以为两人的精神渊源做一个注脚了：“我们正处于一个转型时代。而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我们这里引起巨大动荡、不适、惶惑、甚至骨肉沉痛之感的时代，必然会要求一种与它相称的人文话语、知识话语包括诗歌话语的出现。放开来看，这种转变势必发生，并且它不仅会是‘词’的变化，还将会是‘骨子里’的转变。而相对于这一历史要求，我深感我们过于迟缓。我们的诗歌，在这个时代真像波德莱尔所写的信天翁，它本来是‘云霄里的王者’，可是一旦被捕捉，放逐于甲板上，却显得笨拙滑稽起来。”[3](P9)不能说王家新的这段话有什么错误，相反从传统的反映论出发，说得句句是真理，我们以往所遵循的文学理论就是这样的理论。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想说的是这段借用了不少福柯哲学中的术语，如“话语”、“知识话语”、“词”等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观，与福柯哲学中的历史观远非是一回事。
破碎、断裂，重构，是福柯对历史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正如他说：“我们在谈论那些重新置于历史之中加以考察的行动时，应该将一切可能被视为结论或躲在真理名下的东西置于一旁。”[11](P2)而在王家新这里，历史依旧是那个高于话语的“真理”，它可以义正词严地要求人们和诗歌去“反映”它，而且还要用“相称的人文话语”。这样的“历史”无疑还是那个先行设定了意义和稳定、永恒价值的宏大历史叙事模式中的历史——这种历史观恰恰否定了“个人”的历史，强调的是“大一统”的历史。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宏大的历史模式就一定不好，而只是说这种历史模式离着福柯甚远，与黑格尔、马克思更近。
王家新“个人写作”诗学中所包蕴的这种宏大叙事要求，早在1996年的时候陈建华就在与王家新的一篇对话录中指出，说他文本中的历史是“黑格尔的遗产”，这种“大而化之”的历史只有诗人在“诉诸强烈的‘道义责任’”时才能承担地起来。如此一来，诗歌恐怕最终只能滞留在伦理道德的诉求上了。针对这种疑虑，王家新给出的答复是：“当我感到在那里并没有任何简单的出路时，我才意识到承担本身就是一切。当然，这是一种过于巨大的要求，但我们别无选择。”从王家新义无反顾地选择“承担”，甚至为了承担，不惜牺牲美学要求的豪迈激情中可以看出，他其实是并不否认自己与黑格尔，或者说马克思历史观之间的关系的。
然而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他紧接下来却又否定了“承担”说，并用自己其实并不真正认可、接受的福柯哲学中的历史观来为自己的历史观进行了辩护：“你谈到历史在我们文本中‘是一个隐现而混成的巨物’，或者具有黑格尔所说的‘洪流’性质。也许当我们有时面向历史时，它的确显得如此。但‘历史’不仅是一种外在的承担之物，它其实就在我们自身之内，或者说我们自身就是它的一个‘产品’。因此对历史的承担或追寻总是和一种自我发现相关联的。由此，我们便从黑格尔转向了福柯：历史无非是为一代代人所参与的话语的构造。这就是说，历史并非一种绝对的真实可言”。王家新借福柯的历史就是一种“话语的构造”，解构掉了他的历史“承担”说，似乎又从黑格尔的“洪流”性质的历史观中，巧妙地切换到了福柯的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的历史观里，即意在说明他的历史观与福柯的历史观并不矛盾，其实是一回事的。
王家新在这里不过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或者说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历史观直接衔接到黑格尔这一哲学流脉上，而有意识地用福柯的哲学思想来装饰一下。然而，由于他从“骨子里”并不认可福柯那种搁置与解构“真理”的历史观，而更认可黑格尔、马克思那种宏大、整体性的历史观，故而紧接着他又把自己前面的话给解构掉了：“我们所能做到的，是形成一种‘历史化’地看待事物包括文学问题的方式。例如，不再抽象地看待人性、自我、语言及文化，而是把它们放在具体的历史实践和环境中来考察；由此，我们开始形成一种历史化的诗学方法，而这十分重要。”③既然在前面都已经承认了历史并非是一种绝对的真实，不过是一代代人所参与的话语构造，那就该理应知道历史的认知、叙事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换句话说，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叫做“历史”的标本存在那里，怎么会有一个“‘历史化’地看待事物包括文学问题的方式”的存在呢?无疑，作者在这里所遵循、彰显的依旧是历史的一体化和文学的同一性思路。他所说的“历史化的诗学方法”其实也就是一种“‘历史化’地看待事物包括文学问题的方式”的方法。
王家新从黑格尔“洪流”性质的历史观跃入福柯的“话语的构造”的历史观的结果是，他落入到了“具体的历史实践和环境”，也就是“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狭义历史观中，这才是他最为真实的历史观，也是他可具体操作的历史观。
黑格尔、马克思的那种一体化历史观要气魄有气魄，要胸怀有胸怀，但毕竟在很多时候那不过是一种看待历史的眼光，其庞大恢宏的思想特质很难在具体的批评中展示出来。所以，王家新的这种所谓“承担”性的历史观，一旦落实到对具体文本的批评时，就显得格外局促与小气了：当诗歌与当下的“现实”，主要还是政治事件发生关联时，就是一种“历史化”，也就是“个人化”的写作；否则，就是一种“非历史化”的抽象写作。只有明白了这一前提，才能理解王家新为何要把“永恒情节”、“现代情节”与“历史化”对立起来，说什么“‘永恒’情结”和“‘现代’情结”，导致了诗歌“某种非历史化的倾向”的出现，[12](P65)也才能进而理解他对20世纪80年代的“纯诗”抱有那么大成见的原因。王家新对“历史化”，也就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化的理解太过于单调和狭窄了。诗人不直接在诗歌中触碰“现实”，不意味着诗人就生活在“现实”之外；诗人在诗歌中不直接处理政治题材，并不意味着他就脱离了意识形态。王家新的“个人写作”也罢，“历史化的诗学”也罢，作为一种个体化的诗学主张，是完全有理由存在的。还是那句老话，无论什么时候艺术都是需要多元的。本文之所以要辨析这个诗学概念，主要还是出于澄清一些误解的考虑：“个人写作”诗学，由于是以先锋诗歌理论的面貌出现的，致使不少研究者误以为这只是先锋诗歌内部的一次理论调整与转换，而没有充分意识到，为了获得所谓的“历史性”、“现实性”，也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个人写作”，无论是其哲学基础还是美学主张，都已大大超出了先锋诗歌的理论范畴。如果非要把这种理论纳入到先锋诗歌领域的话，那也是一种丧失了先锋性的先锋诗歌理论。
注释：
①以上引用均见王家新《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一文，见《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②具体参见王家新，陈建华的《对话：在诗与历史之间》，《山花》，1996年第12期。
③以上引用均见王家新，陈建华的《对话：在诗与历史之间》，《山花》，199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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