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中国青年和青年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中国青年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青年”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似乎“与生俱来”就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使得“青年研究”与“现代性研究”也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互相交叉的领域，中国的青年和青年研究也不例外。 在现代社会，现代性一方面与具有特定的时空关联从而具有较高确定性和连续性的前现代社会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通过向未来敞开自身而具有自反性，因而现代性始终在不断完善自身。在此意义上，擅长解构和批判的后现代性依然在现代性的范围之内，是它的自我发展和完善。 现代性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所无法避免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新型工业化社会与信息社会，是“两次现代化”同时进行的历史过程。从时间上来说，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时代。然而，从社会发展水平上看，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却处于不同的时代。受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出极不均衡的特征，它既包括了信息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还存在着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可以说是一只脚在农业社会，半只脚在工业社会，还有半只脚在信息社会。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三者同时产生影响的过程。生活在今天的中国青年所面对的这一特殊的生活背景，使他们既面临如何步入与适应现代性，也面临如何克服现代性的种种问题，这一复杂特征构成了以此为对象的青年研究的非单一性和视界的多重性。 现代性这一主题涵盖了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哲学、社会学、文学甚至建筑学领域都能发现现代性的话语。然而，就关联于人的现代性话语而言，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之诞生表现为以下两条原则：一方面，作为现代性原则的主体性凭着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大行其道；与此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又受到一种历史进步论的影响，受理性和技术指导的自我意识可以帮助人最终达到一种完满的境地；另一方面，已经独立朝各自方向发展的政治领域和市民社会又受到经济理性行为和管理科层化的指导，从而进一步把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等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现代性的这些原则与其中国特性，决定了当代中国的青年问题和专门探讨该问题的青年研究存在着双重任务，即现代性启蒙与现代性批判。 二、现代性启蒙中青年面对的多重目标 如果说，青年研究从学理上看是由各种“看”青年的不同视角而发现或建构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集体，那么，奠基在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中的青年研究的内容则是围绕着青年和政治的需要建构的。由于坚持基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青年研究所遵从的基本信念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武装青年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基本保障。 因为经济基础决定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所以中国当前多层次非齐一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青年所受到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也是多样化的。在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由于青年负有现代化事业主力军的使命，青年教育以及相关的青年研究的目标就是探索能够使青年成长起来并担当起这一使命的合格人才的有效途径。所以，受马克思主义青年观指导的当代中国青年研究遵循的是以青年为本、促进青年发展的基本宗旨，其目的在于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因此，对于以研究青年来服务青年、服务社会为宗旨的中国青年研究来说，培养青年的现代意识，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公民是其理所当然的责任。从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来看，无论是青年研究的政治话语还是学术观点，都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启蒙指的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即人类不经别人引导，就能够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智”[1]。对于中国境遇中青年的现代性启蒙而言，除了引导青年学习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使其具备现代的民主和科学意识之外，还在于教育青年从思想上形成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由此决定了当代中国对青年的现代性启蒙中还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中的资本主义问题的批判。 即使是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因为社会理性化所导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使得社会生活依然无法摆脱异化的命运。在金钱和权力的控制下，个体的自由并没有得以实现。同时，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在象征化的符号体系中，个体越来越深陷于文化无意识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主体与自由的关系再次被置于人们面前。为了实现理性的自我意识对主体的自我关怀，海德格尔把目光投向了对技术的追问和反思，并关注语言这一存在之寓所。而福柯则希望借助宗教使人们彻底改变自己的主体性存在，再度将从未停止运动的主体移植于那种实践和过程的历史领域之中。但由于语言、结构和无意识等范畴取得了优先性，它们都没有为日常生活实践留下余地。对于主体来说，其活生生的生命对物质和精神性的依赖，是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解放的先决条件是无产阶级从金钱和权力的控制中摆脱出来，并通过革命夺取统治权，进而将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加以剥夺，将全部生产资料控制在自己手中。一旦如此，被迫的劳动将变成自由自觉的劳动，公共权力也将失去其政治性质，变成公共管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 尽管对青年政治意识的启蒙于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公民而言具有重要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对青年问题的研究更多地落脚在青年的日常生活层面，包括青年的学业、就业和职业，青年的婚恋、家庭和成才，以及青年的失范行为等。由此，对青年现代性的启蒙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坚守传统的话语灌输方式，另一种则把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世界当作青年研究的“真问题”。两种方式的现实功能也形成了区别：前者侧重于青年从而也是人的解放问题，后者则侧重于青年的成长成才问题。 从青年研究的这两种方式来看，当前对青年的现代性启蒙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启蒙内容之间的冲突，它代表着当下在场的生活世界与理想的未来世界之间的张力。然而在福柯看来，在现代性语境中，自我意识的形成受话语秩序和权力秩序的影响。由于社会的权力和话语结构属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培养青年的现代公民意识实际上是与人的解放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而人的解放通常要涉及物化的日常生活实践系统，自我关怀的自我意识如何才能与话语秩序和权力秩序保持距离。因为对青年的现代性启蒙意味着对青年进行现代意识的训练，而“规训权力的主要功能是训练”[3]，所以启蒙与规训实际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具备着启蒙与规训这一现代性特征，青年研究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如何才能有助于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合理化这一历史总体性目标，就成为一个急需着力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和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个体自由并未真正实现。因而，异化了的生活必须摆脱权力和金钱的支配，并与之保持恰当的距离。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社会主体对社会的认识必然要影响到主体的社会行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青年，在商品经济和权力体系的影响下，由其形成的压力及诱惑通常会被他们再嵌入社会之中。这样，当青年转为成年人以后，往往会把自己过去所遭遇的一切合法化，从而使异化的生活变得正当化。所以，当青年本身的利益被置于和其他群体一样的层面时，以青年为对象的青年研究就不仅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还具有很强的工具理性色彩。如何在青年研究的政治话语和学术观点之间、在关于青年问题的经济维度和政治维度之间保持联系，是现代化过程中对青年的现代性启蒙所要注意的问题。 三、青年研究的现代性批判 当前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待提高，所以，发展问题是当前社会的根本问题。青年研究中对青年的解放和成长成才这两个不同方面的关注，其实显现了社会中的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常常体现为对青年的规训和启蒙之间的不平衡，尤其体现为当今青年所受到的启蒙不足而对他们的规训则往往超出了生活的必需，没能在青年的解放与成长成才之间架起一座相互通达的桥梁。 问题还在于，当前的青年研究对青年的解放不甚重视，尤其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青年的发展问题脱离了研究的视野。例如，在青年研究的对象中，在校青年几乎是唯一的研究主体，而在职青年尤其是农村在职青年被严重忽视，这显然是因为研究者们大多是在校教师和学生，从中无疑可以看出这一问题上的“视野鸿沟”，即一种由现代性所导致的漠视和盲区。 当前青年研究专注于青少年学生而将在职青年尤其是农村在职青年的取向边缘化，可以说是社会中的“城乡对立”观念在青年研究中的表现。由于我们的农村被界定为“前现代社会”，自然就被视为需要改造的对象，农村青年也就成了需要教育才能适应现代文明的对象。这种社会分类的视野无形中将城市青年、在校青年学生放到了较农村青年更高的位置，并“造就”出了青年中的边缘群体的问题，这同样可以视为具有发展优势的现代性对前现代性的“遗忘”。 由此可见，当前的青年研究和青年一样，“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都对其施加着影响。拿研究主题的多样化来说，就符合后现代所提倡的多元化的、有差异的、联合的平等关系的特征。但青年研究中理论和方法的不足以及在研究对象上的偏向性，则表明我们的青年研究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而此时由它来承担对青年群体的启蒙与规训，帮助和指引完成青年的成长和解放等使命，无疑还需漫长的努力。 如果从“社会合理化”的视角来看，随着科技发展、现代化进程而日趋“合理化”的社会中，也出现了人性的异化问题。例如，当劳动还未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而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时，它就仍然是青年“不得不”做的事情，因而还没有成为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是青年成长和解放的最好手段。这样，如何恰当地分析在青年成长的过程中既有受动性的劳动又有主动性的实践所起的特殊而复杂的功能和作用，就成为青年研究的重要问题。当代中国的青年正处在经济改革与政治发展的十字路口，讲求效率的市场经济和追求公平正义的政治理想对他们产生着双重影响，从而在经济求利行为和政治求善理念之间形成精神张力。处于社会多重影响下的青年常常由此产生迷惘或无力感。当青年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与其所接受的理想主义教育相距甚远时，当不正义与不和谐的社会负面现象令其失望消沉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在工作之余躲进私人生活领域，沉溺于诸如“虚拟空间”之类的由“后现代技术”所提供的“避难所”，形成一种“青年的后现代生活”，抑或连同自己也变成了“后现代青年”。 由于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这种逃离社会性的个人生活显然无助于青年的健康成长和解放。人的社会性也意味着各个孤立的个体需要组成联合体，进入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之中。这也表明了个体因陷入惰性而产生的异化只有通过重新融入群体之中才能得到消解。从科技发展的双重效应来看，现代信息技术所建构的信息社会从时空上重塑了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数字化生存”或“网络化社会”造就了与传统模式大为不同的“新思维”、“新行为”、“新生活”，人甚至呈现出更大的自由度和平等性。但这种重塑和影响的背后，仍然是各种社会力量的操控，是显性或隐性的“意见领袖”们的支配。所以在信息社会中，表面上人可以在网络空间中摆脱现实的限制而处于随心所欲的自由状态，但社会对人的控制却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或者说只要从私人空间跨入公共领域，人就总是要被社会所“征服”；不仅如此，甚至在信息社会中“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界限也变得日趋模糊，在网络空间中不再有绝对意义上私人空间的存在，这也是人的社会性的一种新的写照。当今的中国青年所面对的这一自由和受控、“去社会化”和“再度社会化”的张力，无疑有待青年研究加以深度开掘。 四、青年研究：一项未完成的设计 关于青年解放与青年成长成才之间的差异乃至区隔问题，与关于社会对青年的现代性启蒙的两种侧重点之间所产生的冲突，可以被视为社会学领域中常见的社会与个体之间的距离在青年问题中的表现。存在于启蒙与规训之间、青年成长成才与青年解放之间的张力，既构成了现代性在青年问题上的矛盾表现，也给青年研究提供了一种适应变化的空间。基于青年问题的建构特征，“青年呈现为多种意向的统一体”[4]。随着各种话语对青年的不断解构和建构，和现代性一样，青年研究依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 现代性与全球化的进程几乎具有同步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受到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广泛影响，许多人的精神世界似乎也完成了从现代性启蒙到现代性批判的心路历程。但是，如果不能客观看待我国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种现代性批判并不能帮助我们走出前现代的经验式文化模式。同样，青年研究如果不能正视这些因素对青年个体和群体的影响，研究者不能反思自己的研究范式中所包含的一些不合实际的价值观念，就可能得出不合理的结论。 在社会主义语境中，为了推进社会发展所进行的青少年教育，是为了一个更加伟大的社会收获而进行的准备。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过程中，青年的成长过程被精确地描述为一个意义连贯的生命流程，青年的人格和性情可以被理想地塑造出来，特定的能力和潜力可以得到评估，并成为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相契合的螺丝钉。其中包含的是一种现代性的历史乐观主义，认为随着个体道德水平的提升，以及社会生产力的足够发达，“自由人的联合体”终究会实现。然而，在提升个体道德水平和社会生产力之前，教育是对青年的现代性启蒙所必须经历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在此意义上，有必要对教育在青年社会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简要的分析。 中国社会向来重视教育在解决社会不公平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扩大教育机会确实在缩小社会不公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一个同样不能忽略的事实是，教育在改变社会不公方面所发挥作用的程度，取决于同一时期国家在整个社会改革方面的力度。知识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表明，在社会整体稳定而正常发展的时期，教育体系不但不会缩小阶层差异，反而会扩大社会不平等。教育在对青年进行现代性启蒙的过程中实际上发挥着文化再生产的功能，正如布尔迪厄所言，“当这个功能与传统的教学法结合时，教育系统就发挥着再生产不平等的社会—阶级关系的所谓‘外在’功能。”[5]尽管存在着形式上的平等教育实践，然而由于整个社会的权力和话语体系对青年的规训作用，教育实际上发挥了强化而不是削弱社会不平等的功能。为着沟通青年成长与青年解放两者之间的关系，对青年的现代性启蒙与对青年研究的现代性批判必须同时进行。 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作为认识当代中国青年问题的指导思想，同样统领着青年研究的基本方向。马克思主义在高扬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十分重视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在影响人的思维方面的重要性，并认为和外在的客观世界一样，人的主观世界同样是一个可以改造的“客体”。就青年社会化的观点而言，因为青年研究中青年的“缺场”等原因，青年被视为青年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客体，这个领域被思想政治工作者，同样也被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研究，他们的任务是把青年的行为从生物的地平线转向社会化的生活。因为阶级问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问题，在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正性取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成为劳动者谋取财富的合理解释，所以，贯穿于青年社会化过程的各种培训和教育，就属于对青年的现代性启蒙，而不是阶级社会的阶级控制。然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当青年研究中有一种方式把关注的焦点从社会的权力和政治结构转移到青年日常生活世界之后，就忽视了青年问题与有待改革的教育体系之间的关系。由于青年日常生活世界的此在特征其实是被身后现实存在的政治背景所规划的，所以关于生活世界中青年问题的某种态度也意味着对相关政治模式的某种态度。如果这一分析成立的话，那么青年研究中对政治维度的忽视和冷漠，以及对实证分析的青睐，其实也曲折地行使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功能。 因为解放涉及整个社会生活方式，所以“青年解放”一词就具有浓厚的价值理性色彩。既然青年研究直接面对的是青年的社会实践生活层面，它就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面。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由于包括青年在内的公民的现代性意识的启蒙尚未完成，单纯提出把青年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的自由平等也包含着对传统父权论及其隐喻的社会监管机制的批判。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研究也需要重构青年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在今天，虽然我们逐渐纠正了青年仅仅作为学童的观念，但是当青年研究如果还是将自己的对象主要限定为在校学生时，上面的观念就从本质上仍然在影响着我们，使我们的青年研究尚未发现学童以外还存在着一个更广阔的青年世界。因此，重构青年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还要重构青年研究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在当前中国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研究者们更需重点关注农村在读青年学生和在职青年的生存状况和观念状况，尤其需要关注现代生产方式和思维模式对农村青年的影响，而更广义的“农村青年”，还包括虽然“身体”进入了城市，但“身份”却仍然归属农村的庞大的青年农民工群体。 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观”具有上述内涵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观也应当包含青年成长与青年解放(即人的解放)这两个维度。从而，青年研究对现代性本身也应该采取开放的态度，延续现代性本身的价值理性等精神性维度。因而，当青年研究仅仅把自己局限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宏大理想”时，或当青年研究抛开现代公民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去关注青年人格发展，仿佛现代性意识的启蒙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过程的时候，再或者，当青年研究更习惯于关注在读青年学生，仿佛城市青年能代表全部青年群体的时候，我们的青年研究便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带有强烈的现代性色彩。如果沿此路径走下去，则我们的青年研究便既脱离现代性的真实问题，也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必须将对青年的启蒙与规训、成长与解放、在校与校外、城市与农村等多维度、多领域的过程与存在尽可能全面地纳入自己的视野，我们的青年研究才更具丰富的内涵。 总之，由于青年问题依旧处于不同话语的建构之中，和现代性本身一样，当代中国的青年研究依然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需要我们在视野上进一步扩展和在理论维度上更全面整合，这样，我们所把握的青年才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是“生活世界中的青年”，是一种作为具体性和历史性相统一的青年，由此所形成的“青年研究”才可能是一种真正的“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