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与反恐怖：21世纪另类战争的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反恐怖论文,另类论文,战争论文,理论论文,恐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进入21世纪的第一年，恐怖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9·11”恐怖袭击以及随之而来 的反恐怖军事打击，史无前例地将非传统安全凸现在各国面前。参加第九次APEC会议的领导 人在上海发表反恐联合声明，具有世界影响的中、美、俄一起联合反恐，国际合作反恐怖正 式拉开序幕。
一、恐怖与反恐怖是否已经发展到战争形态
就美国发动的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以及本·拉登基地的军事打击而言，反恐怖已是名副其 实的战争。但对恐怖主义袭击是否是战争，认识并不统一，人们因此对反恐怖动用军队打击 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从传统的观点来看，恐怖主义行为并不属于战争。一方面这是对恐怖主义定义的约定俗成 （注：英国学者哈利·戴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明确指出“是指战争 或内战以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采取的个别暴力行为”.）
，另一方面是因为恐怖主义并不遵守战争的游戏规则。
其实，一部战争史，本身就是不断冲破既有游戏规则，重新制定新规则的历史。在人类的 历史上，有多少战争能完全遵守游戏规则呢？
鉴于战争的历史性与多样性，军事理论大师们眼中的战争并没有太多的限制词。被称为兵 学之祖的《孙子兵法》的作者论及战争，谓之“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 可不察也”（注：孙子兵法·计篇）
。近代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是迫使 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注：战争论.（上卷）：23）
。其“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的论 断被列宁高度赞扬为符合辩证法的“至理名言”（注：列宁军事文集：205）
。毛泽东将此演绎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 争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447）
对战争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军事辞典解释得普遍比较宽泛。美国麦克米伦出 版公司出版的《国际军事与防务百科全书》将战争定义为：“发生在较大群体——如民族、 部落、宗教或社会团体、国家级联盟之间的冲突”。中国军事科学院编撰的《军事大辞典》 将战争定义为“敌我双方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力行为。”
现代恐怖主义的活动，就其明确的政治目的性、行动的组织计划性、后果的惨烈性而言， 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战争。据不完全统计，1968～1980年，全世界发生恐怖事件6714起，3668 人丧生。1980年代以来，恐怖活动更加肆虐。至2001年6月，仅针对美国的重大恐怖活动就 有 16起，920多人死亡。（注：上述数字综合自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编著的《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战 争》一书。）
“9·11”恐怖袭击的死亡和失踪人数已高达5000多人。在美联邦调 查局的资料库里，列入恐怖分子名单的高达20万人，恐怖组织有3000个。面对猖狂的恐怖主 义攻击，许多政界、军界和恐怖问题学者开始视恐怖攻击为“非国家间进行的战争”。“未 来战争将不是军队发起的，而是恐怖分子、游击队或罪犯发动的”。“9·11”恐怖袭击造 成的破坏之大、伤亡之巨、组织计划之周密，已远远超过一般的低强度战争。
恐怖袭击的严酷现实和反恐怖已经动用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军队的事实无可置疑地表明：恐 怖与反恐怖已经从一般的暴力发展到战争。1999年，中国空军两个年轻的大校在《超限战》 一书中指出，恐怖战“在军事上的特点就是以有限手段打无限战争”，认为“这种战争意味 着手段无所不备，信息无所不至，战场无所不在；意味着一切武器和技术都可以任意叠加； 意味着横亘在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间的全部界限往往都要被打破；还意味着已有的 许多作战原则将被改变，甚至连战争法也需要重新修订。”（注：乔良、王湘穗.超限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 要认识这一新的战争样式对战争的政治内容、兵力使用、作战指挥、后勤供应带来了什么变 化，研究这些变化对国际社会提出的挑战，研究怎样打赢反恐怖战争。
二、恐怖主义如何界定
当前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据说有100多种。这里略举几例。
《美国法典》第2656f(d)节第22条的定义是：“指经过预谋的、有政治目的、且针对非军 事目标的、由非国家的集团或秘密组织进行的暴力活动，其目的通常是影响大众。”
英国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对各国政府、公众和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 力讹诈或威胁，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各种政治组织、民族团体、宗教狂热者和 革命者、追求正义者，以及军队和警察都可以利用恐怖主义。”
美国兰德公司的定义是：“个人或团体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使用国际暴力。”
上述定义的共同之处有两点。一是在定义的方法上，均力图从内涵上定义，二是在定义中 包括主体、客体及手段三个要素。上述定义方法有其合理性，它将恐怖主义和其他伤害行为 相区分。这是有意义的。但是，其缺点也显而易见。一是将行为主体的动机纳入定义极易导 致 恐怖主义认定上的双重标准。在存在阶级、国家、民族、宗教、意识形态对立的情况下，有 的国家、民族和宗教团体从简单的“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观念出发，只反对针对自己的恐 怖行为，而不反对针对敌对方的恐怖主义，甚至将其称为“自由斗士”、“圣战英雄”加以 歌颂。这种恐怖主义认定上的双重标准，显然对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起了恶劣的作用。缺 点之二是对恐怖主义认定过于原则，在反恐怖斗争中可操作性差。
鉴于上述定义的局限性，人们开始作新的尝试。2001年6月15日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通过的 《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依照法规的方式用外延法为恐怖主义下 定义。公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排除了恐怖行为的动机，明确指出“无论其动机如何 ，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为其开脱罪责”，“应被绳之以法”。二是指出恐怖主义包括了“国际 上一系列反恐怖条约认定并定义为犯罪的任何行为”，以及公约中列举的恐怖行为且“依各 方国内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任何行为”。这种排除了动机的定义法，为打击任何形式的恐怖 主义提供了法理依据。而明确将目前国际上已通过的12个国际法认定为犯罪行为的恐怖主义 ， 以及公约列举的恐怖行为，连同有关国家国内法认定的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全部列入打击之列 ， 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综合上述两类定义方法，对恐怖主义的界定的原则应是既抓住本质又便于认定。那么什么 是恐怖主义的本质特征呢？那就是以恐怖手段伤害无辜。这种恐怖手段可以是暴力，也可以 是恐怖威胁。至于“无辜”的外延，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机构，还可以是公共财物或公共安 全。为便于对恐怖主义的认定，则以通过的国际法规和各国国内的相关法规为依据。如用一 句话来表述，恐怖主义是以恐怖手段伤害无辜的犯罪行为。
三、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什么？
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什么，不同立场、不同角度、不同思维方式的人作出了不同的、甚至是 截然相反的回答。
美国政府认定这是本·拉登之流伊斯兰极端主义邪恶势力对美国的仇视，是恐怖分子利用 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宽松。于是一面调兵遣将捉拿本·拉登，摧毁恐怖基地和一切庇护所，以 绝 后患。另一方面，加强美国的安全检查和情报侦察，不让一个恐怖分子出入美国。
同样在美国，也有另一些声音：“美国应当检讨自己的行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 自己的所作所为，搞清楚到底我们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才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
世界上更有不少这样的议论：这是美国霸权主义政策的报应！美国谋求霸主地位，“顺我者 昌，逆我者亡”；到处插手、四面树敌、单边主义、我行我素；高傲自大，惟我独尊；美国 利 益至上，忽视他国利益；双重标准，为所欲为；一味偏袒以色列，巴以冲突久拖不决……
上述分析虽然对立，但却不无道理。美国如果不是动辄给别国扣上“流氓国家”之类的帽 子而自己在胡作非为，怎么会招致如此深刻的国际仇恨？另一方面，没有极端主义的恐怖分 子的愚昧，又何以有如此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恶之举？
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追根寻源。马克思说得好，人类奋斗的一切都跟利益有关。现代国 际恐怖主义的泛滥是在全球化形势下，国家、阶级、种族和宗教之间尖锐利益冲突的产物。 美国学者哈克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恐怖主义从来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而是一种对社 会现实（或者是他们的主观印象）的激进反映，恐怖主义泛滥正是基于对社会不公正的强烈反 感和不满。”（注：王国强、胡凡.国际恐怖与反恐怖斗争.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5）
本·拉登们与美国的统治者互斥邪恶，其实说到底，是当代国际社会的主导 者与被主导者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是全球范围内贫富对立以及与此相应的不公正的政治、 经济秩序的表现。
当代世界的贫富分化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江泽民主席在联合国千年大会上沉重地 指出：今天的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至今仍举步维艰，南北发展差距愈来愈大。一 边是北方发达国家财富的不断积累，一边是南方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不断加剧。富者愈富，贫 者愈贫……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和出口市场份额的82%，而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 的发展中国家仅分别拥有14%和18%。这种状况如果不根本改变，就难以避免国际社会的动荡 ……”（注：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9—6）
另据有关资料，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人均GNP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1980年的差距 为9640美元，1990年扩大到19030美元，1998年进一步扩大为24260美元。
与经济上的贫穷联系在一起，贫困还表现在穷人缺乏受教育权、政治权利和发言权，对疾 病、经济混乱、人身暴力威胁以及自然灾害的低下的承受能力。世界银行警告：贫困已成为 新世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这一切，无疑增加了穷人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当人们的基本 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对自己的未来丧失信心，当人们的困惑找不到答案，困苦得不到关爱 ，怎能杜绝可能发生的过激的反抗呢？
当然，贫富对立而走上恐怖道路，还有一系列社会的、思想的、心理的原因。有一个发展 过 程。
第一步，由对贫富差别的合理性、合法性的怀疑导致对立。当贫困者不再认为贫困是“命 中注定”或者“应该这样”而产生被剥夺感的时候，当相互沟通不满情绪的成员越来越多， 形成团体的时候，怀疑将更为深刻，人与人、团体与团体的对立便发生了。
第二步，弱者在冲突中追求模糊的非现实性目标（注：乔纳森·H·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235）
，冲突趋于持续暴烈，并逐步丧失理性 。一般来说，当冲突中的弱势一方在冲突时指向现实的、具体的、明确的目标时，有可能通 过妥协达成和解，未必选择暴力。但是，为抽象的非现实性目标，例如“圣战”、抽象的价 值观展开冲突时，往往导致情感的激发，并趋于失控。特别在冲突持续反复的情况下，意 识形态形成体系，冲突双方不仅在利益上对立，而且在情感上仇视，于是将意识形态的冲突 推向极端，暴力冲突升级，甚至不择手段地加害一切自己也说不清是否是敌人的人们。人的 正义心理，本是追求进步的心理基础。它可以使人产生出舍生取义、义不容辞、大义灭亲之 类 的壮举，也可以在极端主义的驱使下，走入歧途，成为邪恶势力反文明得心应手的工具。特 别是一些低文化的、陷入困惑和绝望中的勇敢分子的加盟，使冲突的暴烈性不断升级，使原 本具有令人同情的那种弱者对强者的反抗，变质为失去明确目标伤害无辜的恐怖主义。
第三步，受错误的价值导向影响与成功可能性的吸引，产生盲目的冲动。行为心理学家提 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动力=目标价值×期望概率。走上恐怖主义的人们有目不识丁的贫民 ，却也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本·拉登这样的富翁。尽管他们选择了一条反人类 、反进步的远离文明的道路，但他们深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他们在反对“为富不仁” ，惩治邪恶，建设田园诗般美妙的社会；他们在反对入侵者，捍卫自己的家园。按照教义， 在这样的“圣战”中牺牲，即可升入天堂，因此，他们斗争的目标价值趋近于无穷大。而现 代科学技术和传播技术的进步，可以用较小的投入获取成功，期望概率趋近于百分百。于是 ，“无穷大”的目标价值，乘以趋近于百分百的期望概率，动力也趋近于“无穷大”。恐怖 分子敢于向最强大的对手叫板，因为他们自认为必胜。
第四步，被社会对立势力利用，队伍不断壮大。国际社会走出了冷战，但并没有摆脱冷战 思维。一些国家、组织乃至宗教团体纵容、利用恐怖主义，使恐怖主义有了安身立命之地、 休养生息之机，恐怖主义从个人发展到团体，由分散到联合，由一国到跨国。恐怖主义终成 20世纪的瘟疫。
追根溯源，不难看出，恐怖主义最深的根源在于贫富对立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社会不公 。当人们的意识错误地反映这种存在，并以为以极端的方式可以改变这种存在的时候，恐怖 主义便成为实现目标的理想选择。因此铲除恐怖主义必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着力于消灭 贫 困。只有解决了发展问题，人类才能最终摆脱恐怖主义的威胁。
四、反恐怖合作呼唤合作的新思维
自从“9·11”以来，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谴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但遏制乃至消灭 恐怖主义的前景仍不乐观。且不说目前尚无切实可行的国际合作反恐怖机制，连合作反恐怖 的基础也十分脆弱。由于国际社会几十年的冷战所形成的对立，各国的历史传统、国家利益 、价值观念不同，在国际问题面前立场态度存在着差别是正常的。但是无端猜疑、甚至刻意 散布不利合作的谣言，又进一步动摇了并不牢固的合作基础。加上各国受恐怖主义危害不同 ，对反恐怖合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认识不一，反恐怖合作较之二战的反法西斯联盟仍有很大 差距，因而推进反恐怖合作，首先要确立与之相应的新的思维方式。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90 年 代中期，明确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平等、互信、互利、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 观，从哲学世界观上实现了向现实的“共处”思维的转变。（注：关于“共处”思维的思想见钮汉章.帝国大同共处——国际安全的思维与机制选择.世 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0(4)）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与国际 安全新思维，奠定了中国与有关国家安全合作的思想基础。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和实践表明 ，新安全观作为安全合作的指导思想，对于国际反恐怖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上海 合作组织通过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就是这种新思维取得的一 个 重大成果。上海合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是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几年来共同形成的国际合 作新思维，是国际关系理性化、合理化的产物。这样的新思维不仅指出了国际合作的政治、 经济基础，也指出了合作的途径，反恐怖合作需要这样的新思维。
提倡国际范围内的反恐怖合作的新思维，必须破除“冷战思维”。试想，如果将反对恐怖 主义纳入自身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借反恐怖占领战略要地，扩大军事联盟，扩展势力范围 ，怎么能建立国际反恐怖的战略联盟？如果没有各国的平等互信，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怎 么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世界各国联合反恐？如果对参加反恐的国家缺乏尊重，一味地强加于人 ，又怎么建立良好的反恐怖协作机制？如果沿袭惯用的武力威胁、军事打击的思路和手段， 以暴制暴，又怎么能避免仇恨的升级和对立的加深，又怎能从根本上铲除恐怖主义？
2001年10月，上海APEC会议前夕，中美两国领导人会谈中共同表达了在两国间发展建设性 合作关系的意向。我们看到了中美高层领导在合作反恐方面走出了良好的第一步。但是合作 反恐怖的道路还很漫长，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还将经历风风雨雨。各种抱着冷战思维不放的 人是怎么也不相信曾经几度交恶的国家会携手反对恐怖主义的。顽固坚持反华立场的帝国主 义分子还将千方百计破坏刚刚起步的国际反恐怖合作。但是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 民会从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抛弃旧思维，确立新思维，合作反恐怖，共同营造和平、稳定 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