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诅咒”：制度视域的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制度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地大物博、幅员辽阔”的财富观不仅被人们普遍接受，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主导着人类历史。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西班牙帝国寻找黄金，因为黄金就是财富。随后的两百年里，也是为了那里的黄金与各类资源，西班牙征服、统治了南美洲多个国家。当一个国家的财富是由其所控制的自然资源决定时，那些强大的国家就必然要靠战争征服资源丰富的国家来增加其财富，葡萄牙帝国与西班牙帝国如此，后来的大英帝国也是如此。无可非议，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拥有丰裕自然资源的先天优势将会有力地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那些资本形成不足的落后国家或地区。
然而，颇为残酷的事实却一再证明，丰富的自然资源并没有给相关国家和地区带来好运，反而与一些对经济持续增长极为有害的变量相联系。在1965至1997年间，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委内瑞拉人均GDP平均每年分别下降3％、2％、1％，而相比之下，自然资源一般的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缺乏自然资源的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它们同期真实GDP增长率都在4％以上（扣除通货膨胀率后）。地处非洲中心地带的刚果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黄金、钻石、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资源，享有“地质奇迹”之称，这本该是个富饶繁荣的国家，但数十年来各种力量对资源的抢夺，导致刚果内战连年不断，国家贫困，人民也从未成为资源的真正受益者。如果我们再把视野放宽一些，会发现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尼日利亚、赞比亚、巴西等非洲和南美国家，其经济表现远不如自然资源贫乏的亚洲“四小龙”、日本和以色列。
可见，丰富的自然资源会对经济发展有极强的抑制作用，使得资源丰裕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慢于资源贫乏的国家或地区，这一现象被称为“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那么，丰裕的自然资源经由何种传导机制来遏制经济增长？这是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命题。
二、文献回顾
丰裕的自然资源遏制经济增长，这是发展经济学家较早关注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Prebisch（1950,1964）和Singer（1950）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解释资源出口国贫困化增长的原因，认为依靠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难以成为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从而将发展经济学引入到对“资源诅咒”的深入探讨。Auty（1993）在研究矿产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的概念，并将其描述为：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此后的研究更多的则是对Auty命题的验证。Sachs和Warner（1995,1997,2001）测算了95个后发国家1970—1989年GDP的增长率，发现仅有两个资源丰裕国家的年增长速度超过2％，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性。美国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2003）对美国自然资源利用情况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尽管美国的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石等各种资源储藏丰富，但实际上这些产业在不断地萎缩，2002年美国国民经济中金融、保险、证券业等服务性行业占了71％的比重。我国学者徐康宁、王剑（2006）以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计量研究结果显示在多数省份丰裕的自然资源并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资源诅咒”的命题在我国内部的地区层面同样成立。
丰裕的自然资源何以遏制经济增长？现有文献的解释主要集中在四种传导机制：（1）“荷兰病”效应。① 由于劳动力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制造业部门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吸引劳动力，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出口自然资源带来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币升值，从而打击制造业的竞争力（W.M.Corden和J.Peter Neary,1982）。（2）波动性影响。由于自然资源的生产具有低价格弹性和低供给弹性的特征，初级产品价格的不稳定性使得政府难以对经济发展作出有效的长期规划；由于资源产出的骤降或骤升导致利率和汇率波动，从而增加了本国和外国投资的风险，经济增长所需的社会投资难以实现（Davishe和Tilton,2005; Herbertsson et al,1999）。（3）资本稀缺。资源开采收入的相当部分是以补贴形式用于保护幼稚工业，从而使得经济增长不但缺乏必要的资本积累，而且严重削弱了教育、研发等与长期增长密切相关的资金投入（Auty,1994; Gylfason,2001）。（4）制度弱化。由于产权安排的不合理，资源收入易于被私人所获得，并不能形成国家财富，这使得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当前和长远的资源收益，便会通过贿赂政府官员以确保其对资源的排他性占有（Sonin,2003; Sala-i-Martin和Subramanian,2003）。
三、制度视域下“资源诅咒”的形成机制
从现有文献的回顾可以看出，导致“资源诅咒”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制度弱化。那么，制度弱化何以形成“资源诅咒”？本文试图从不合理的制度及其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来回答这一问题。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等，正是制度变迁构成了一种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② 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一个经济的初始禀赋状况深刻影响着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且这种初始禀赋会产生路径依赖。所谓路径依赖，是指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一种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影响其后的制度选择。路径依赖可能意味着选择的“无效率”。因为即使存在一个更为有效的路径，人们一旦选择了某种路径，就会依照惯性继续被长久锁定在这一路径上。③
为了便于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需要规定如下假设条件：首先，假定存在A、B两个区域，A区域拥有较好的资源禀赋条件，而B区域则相反，资源较为贫乏；其次，给出两个区域生产所需的相同的初始货币资本量K；再次，将区域发展的要素概括为货币资本（K）、自然资源（R）、劳动力数量（L）、人力资本（H）、技术进步（T），两个地区之间不存在任何生产要素的流动，且一单位的人力资本要素相当于倍加的劳动力要素（L）。技术进步（T）是人力资本（H）的函数，且一阶偏导数为正（表示随着人力资本要素的积累，总会引发技术进步的出现）。由于自然资源（R）在生产函数中总是以资本K表示的，因此，自然资源（R）相当于物质资本（K）的组成部分；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我们放弃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完全理性、完全信息、不存在正的交易费用的假说，认为经济人的决策存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且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其决策的无效率，整个经济社会普遍存在正的交易费用。
1.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个区域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更多地应基于其对选择成本的衡量。自然资源丰裕的区域会优先发展本地区具有优势资源的产业，而资源贫乏的区域则不会选择这样的发展路径。伴随着追加的资本投入，经济发展中所倚重的除货币资本以外的生产要素有着顺序性的选择。我们可以将经济发展初期的发展路径概括为：
经济发展初期要素依赖顺序的选择，是基于如下原因：自然资源的利用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且使用的选择成本较低；人力资本虽然在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需要花费大量的沉淀成本（如学校的建设、教师的培训等），且人力资本的形成需要较长的时间，并非区域发展初期首先考虑的依赖要素；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非常大，但需要前期投入大量的研究成本，新技术的研发往往需要高素质的技术人才，且研发过程漫长，存在失败的风险。
图1 交易费用曲线TFC
图2 存在交易费用情况下的最优生产要素组合
在讨论经济增长的选择路径时，放开经济中不存在交易费用的假定，那么经济主体对经济增长中倚重各种生产要素的选择路径将出现一定的顺序排列。在一个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其往往会优先选择利用本地区的丰裕资源进行相关的生产活动，因为这可以节省大量的交易费用。然而，一个区域一旦选择了经济增长所主要依赖的生产要素，该区域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会逐渐形成一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良性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会逐渐加速区域经济的增长，而恶性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则会使得该区域逐渐陷入经济增长的困境而难以自拔。通过下面的分析，我们将会发现，如果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当地丰裕的自然资源，而不能适当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则从长期来看，其将逐渐陷入一种恶性的路径依赖，即“资源诅咒”陷阱。
下面，我们将构造一个两区域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资源诅咒”的形成机理。为了能更好地从区域层面讨论这一问题，我们认为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水平仅由该区域主导企业的经济绩效决定。下文分析中，我们所指的“区域”概念便表示该区域的“主导企业”。
首先，建立A、B两个区域主导企业的生产函数：
。两个区域生产要素包括相同的货币资本K、相同的初始劳动力L及技术水平T，两个地区唯一不同的生产要素是初始自然禀赋的差异，且R＞r。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把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描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根据我们对区域发展一般性路径选择的分析，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A区域会在四个生产要素中更为依靠自然资源（R），而B区域则因为没有丰裕的自然资源而不得不选择在使用生产要素r时不断增加对人力资本（H）的前期投入。
2.一个两区域“资源诅咒”的理论模型
通过以上假设，我们将说明，在区际贸易条件下为什么资源丰裕的区域A的发展最终落后于资源匮乏的区域B。
（1）第一阶段
正是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才使得在经济发展的初期，A区域更多地倚重对自然资源开发的产业，因而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B区域则由于受到自然资源不足的限制，不得不加大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因而经济发展的速度显得比较缓慢。
两区域的C－D生产函数图形如图3所示：
图3 第一阶段两区域的C－D生产函数
与B区域相比，A区域的生产函数更加远离原点，因此A区域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得益于丰裕的自然资源条件，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B区域则由于初始资源稀缺而经济增长慢于A区域。
（2）第二阶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分别作用到了两个区域。对于A区域而言，由于在初期选择了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发展路径，于是便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制度：区域内形成资源开发行业的产业链条，资源性产品生产加工的产业链上下游之间息息相关。这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会使得A区域不断地进行资源开发产业的资本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由于路径选择的限制，A区域不能对人力资本等其他要素进行充分投入，使得其资源产业在经历了辉煌的发展期后开始迎来拐点，发展速度开始减缓。
相反，B区域由于初始时没有优越的资源禀赋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使得其先前大量投入人力资本的产业得以发展和成熟。于是，B区域便形成这样一种制度：对人力资本的完善投资，渐渐地形成发达的区域内教育产业，并使得该区域劳动力素质得到普遍提高。人力资本（H）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具有与倍加的劳动力要素（L）替代的关系，而且人力资本要素的积累是区域内实现技术进步（T）的必要条件。
由于两个区域不同的增长路径，第一阶段的生产函数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首先，由于自然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因此A区域生产要素中以自然资源表示的部分资本（K＋R中的R）将逐渐减少；其次，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得B区域先于A区域拥有了人力资本（H）以及技术进步（T）。由此，我们再次将两个区域的生产函数：
说明B区域得自于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实现了对A区域的超越。如图4所示，A区域由于没有改变依靠自然资源的经济增长，因此逐渐落入资源的“诅咒”。
图4 第二阶段两区域的C－D生产函数
B区域实现赶超后，由于其初期投资并逐步完善了整个区域的教育、服务等行业，使得整个区域从业劳动力的素质得以有效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会带动技术创新。这种良性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会使得B区域继续注重对人力资本、科研开发、技术创新等专业化部门的完善与投入。制度变迁与技术创新的互动作用⑤ 对于促进B区域的经济发展及产业优化升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虽然B区域对人力资本的投入较多，技术创新较快，但这并不意味着A区域放弃了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以及对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相反，A区域也会为资源型产业提供一定的人力资本投资与新技术研发及投入。但是，根据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理论，“一项投资只对特定的使用人有用，对其他人则一文不值”。⑥ 正是由于A区域资源型产业需要的人力资本投入往往会使得其劳动者产生很强的资产专用性，这种提高的人力资本一旦投入则很难转移到其他产业部门。而在第二阶段中，随着资源型产业的逐步萎缩与衰竭，由该产业部门转移出的大量具有很强资产专用性的劳动力并不会顺利地随着非资源型产业部门（如服务业）的扩张而被吸收，人力资本投入的缺乏也将极大地限制A区域非资源型产业的发展。相反，B区域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向更多的是倾向于劳动者基本素质和技能，所以人力资本在非资源性产业（如服务业）的流动和转移相对有着小得多的资产专用性限制。因此，B区域人力资本投资的效果更为显著。
显然，B区域的路径依赖较之于A区域更具有良性循环的性质。B区域在第二阶段实现赶超是制度因素作用的结果。在这一阶段，“资源诅咒”对资源丰富的A区域显现作用。
（3）第三阶段
在B区域顺利实现对A区域的赶超之后，为了考察A区域是否落入“资源诅咒”的陷阱，需进行如下分析：用D表示两区域生产函数的比值，D值的逐渐增大意味着两区域发展差距的逐渐增大。如果两区域差距在逐渐扩大，且资源丰裕区域的经济增长逐渐停滞，我们便可以认为A区域落入“资源诅咒”的陷阱。
第一，由于技术进步是人力资本一阶导数为正的函数，因此，B区域由于长期在基础教育等行业的投资使得区域内人力资本逐渐积累，技术进步较快；与此同时，由于A区域长期依赖于资源型产业，对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技术进步缓慢，因而导致
。
第二，在前文的假设中，我们将资本K分作货币资本与自然资源，货币资本可以实现积累，自然资源却具有不可再生性。B区域由于在发展的初始时期自然资源匮乏，因而选择了不依赖自然资源的发展路径，货币资本初始积累缓慢，但随着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漫长的积累周期而逐渐显现作用之后，货币资本的积累呈加速状态；A区域则随着生产的持续进行而使得生产资本中自然资源（R）逐渐减少，资源型产品因技术含量有限和附加值低而使得货币资本积累困难。因此，两区域生产资本比值
。
第三，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需要一个累积的漫长周期，因而投资将在相当长时间之后才能逐渐显现作用。根据前文的假定，一单位人力资本（H）相当于倍加的劳动力要素（L），因此B区域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将在经济增长的一定阶段发挥作用，使得B区域内劳动力要素显著增加；而A区域由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将大量的生产资本用于资源型产业的扩大再生产，因而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与匮乏将使得其呈现劳动力要素短缺的情况。因此，两区域劳动力要素比值
。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D↑表示B区域与A区域生产函数的比值逐渐增大，也证明了A区域逐渐落入了“资源诅咒”的陷阱，如图5所示。
图5 第三阶段两区域的C－D生产函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区域因最初选择经济增长路径的不同而使得在长期中形成了不同的路径依赖。A区域长期依赖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式使得区域内部形成了以资源型产品为主导的产业链条，于是也逐渐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正规与非正规的制度结构，这就使得A区域如果要改变现有的产业结构，将要付出巨大的交易费用。区域内的这些变化逐渐导致A区域将更多的资本用于资源型产品的生产以及相关工人的技术培训，即使是新技术的研发也将是面向其主导产业。长此以往，两区域之间贸易的开展和深入就使得该区域渐渐被限定在生产资源型初级产品的分工链条的低端。
B区域由于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积累，技术进步较快，逐渐形成了以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两个区域之间贸易的开展则赋予了B区域生产和输出具有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B区域因为具有强大的人力资本及技术研发实力，充分享受着巨大的贸易剪刀差以及规模经济所带来的高额利润。而且，B区域逐渐形成的雄厚的技术研发及创新能力、新技术的普遍使用具有边际回报率递增的效果，形成了对整体产业带动的“蛙跳效应”，从而使B区域能“在更高起点上发动和推进工业化”。⑦
这样的分工格局一旦确定，A区域就会渐渐丧失在生产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的能力及竞争力，而只能单一地生产和输出资源型初级产品，产业结构的优化受到资本积累困难、人力资本不足、制度弱化等一系列因素的阻碍。需要强调的是，A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并非没有任何技术进步，长期的“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也使得其技术改进的能力有所提高，但是其产业结构中资源开发型产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衰落的资源型产业慢慢将原本先进的A区域的经济带入低迷的深渊。
3.“资源诅咒”：一种恶性路径依赖的结果
回顾前文的两区域模型分析，A区域从经济增长迅速到出现停滞，完全是由于最初将自然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虽然这样的选择是合理的（对于一个拥有丰裕自然资源的区域来说，这样的选择交易费用最低），然而在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没有在适当的时机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A区域逐渐丧失了经济增长的优势并落入“资源诅咒”的陷阱。A区域最初选择了依赖自然资源实现经济增长，因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了一种维持这一增长方式的惯性，经济中的自我强化机制（Self-Enforcing）使得其逐渐形成了一种恶性的路径依赖。因此，我们将A区域被资源“诅咒”的原因解释为一种恶性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具体而言，一旦A区域形成了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及相关产业链条，则经济中的自我强化机制具有将这种产业结构固化的倾向，即区域内科技研发、技术培训都将围绕着资源型产业的发展而展开，因而产业结构的改变将变得成本高昂。此外，A区域的这种产业结构一旦固定下来，将逐渐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往往为了既得利益而极力保护现有的产业状况，不允许任何改变现状威胁的存在。相关的各种正规与非正规制度所构成的庞大制度结构将阻碍着A区域顺利实现产业结构的改变。面对因制度变迁而需要支付的巨大交易费用，A区域政府主导的任何产业改革将步履维艰，而经济参与者、庞大的利益集团也将极力阻止制度变迁的发生。由此，A区域的经济增长便长期被锁定在继续依赖自然资源的模式上，逐渐落入“资源诅咒”的陷阱。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通过以上两区域模型的分析可以发现，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不同区域在发展初期不得不依赖不同的生产要素。自然资源丰裕的区域在最初为了规避高昂的交易费用而选择倚重自然资源这种生产要素完全是经济的、理性的，但是如果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新技术的研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正确引导，那么最终将由于进入恶性的路径依赖而陷入“资源诅咒”的泥潭，无法自拔。
资源禀赋较好的区域的发展之所以会远远落后于资源禀赋较差的区域，就是因为在发展的初期，其过度地依赖一种生产要素，即自然资源，这无异于饮鸩止渴。相反，尽管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前期投入巨大，成效缓慢，具有绝对滞后性和风险性，但资源贫乏的区域往往懂得“穷则思变”的道理。没有先天的丰裕资源可以依赖，只有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人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上。资源贫乏区域的这种选择虽然在初期不能有效地实现对竞争对手的赶超，事实上在初期显得更为落后，但在经济发展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一旦前期投入的人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作用开始显现，其发展潜力就会被激发出来。自然资源始终是有限的，而人的智慧永无止境。技术进步正是基于人对智慧的开发、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而取得。因此，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技术进步可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终推动力。
基于以上分析，资源丰富的区域在选择发展路径的时候。应该实施全面、可持续的发展战略，不可一味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对资源过度的依赖会在不知不觉中坠入“资源诅咒”的陷阱。而大力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加快技术引进、模仿创新的步伐，有助于尽快摆脱“资源诅咒”的困境。
一般而言，一个受到“资源诅咒”的区域往往以若干个资源依赖性产业作为其核心产业。而核心产业中的若干代表性企业以及组成的行业协会则往往对其产业的发展有着风向标的导向作用。这些主导企业及行业协会往往促成了一些非正式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因此，资源依赖型区域要实现制度变迁，就需要这些代表性企业及行业协会率先变革其建立、引导的非正式制度。这往往是一个区域全面实现制度变迁的前提条件。
人力资本的匮乏、技术变迁的缓慢很难形成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拉动，从而很难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⑧ 只有依靠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力量才能有效地避免出现类似于A区域的那种恶性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因此，资源依赖型区域的制度创新，政府应起主导性推动作用。政府应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对资源依赖型区域的制度良性变迁起到第一推动力的作用；政府应通过制度移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变激励机制，降低交易费用和交易风险，优化交易行为，最终使落后地区跳出“资源诅咒”的怪圈，顺利实现赶超。
［收稿日期］2008－06－30
注释：
① 20世纪50年代的荷兰，在北海海岸发现巨量天然气。天然气的开采，使荷兰一夜间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荷兰盾变得坚挺。但有了这笔意外的财富，却使荷兰其他工业逐步萎缩，创新的动力逐渐消失，最终在多方面失去国际竞争力。由于这一经历，人们随后把“因富得祸”这类现象称为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
② 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225页。
③ 引自道格拉斯·诺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按时序的经济实绩》，《经济学情报》1995年第1期。
④ TFC曲线引自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⑤ 王必达：《后发优势与区域发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6页。
⑥ 卢现祥、朱巧玲：《新制度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1页。
⑦ 王必达：《后发优势与区域发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0页。
⑧ 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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