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政治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基层党组织论文,农村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994(2009)04-0083-04
重视基层党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传统，也是党的组织优势。正是中国共产党建构了严密而广泛的基层组织，特别是在农村建立了星罗棋布的党支部，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革命道路。建国后，党经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发挥，为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新时期，进一步增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既要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角度探索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特性，又要从政党政治一般规律的角度把握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体系的末梢，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和领导核心，具有领导核心功能；作为基层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具有服务功能；而作为政党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具有政党的一般功能，即具有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政治录用与政治社会化功能。
一、领导核心功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整合社会的基石
领导核心功能，指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社会各类组织中处于主导作用，在活动中能够获得其他力量的支持，对各项工作具有决定权，其行为效果对党外各群体、各党派组织具有向心力，能够引领群众和凝聚人心。从政治社会学意义来看，领导核心功能更多的是反映群体中控制与服从的关系，是社会性的组织与动员。党的领导作为一种组织行为，除了党执政后涉及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外，一般情况下主要涉及党与社会组织、民众的关系。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功能，从动态角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的范围与绩效，从静态角度反映了党组织与农村群众的和谐状态。领导核心功能发挥越充分，社会认同的程度越高，农村秩序就越好。
在执政的条件下，党的领导核心功能，除了广大群众的社会认同外，还表现为政策和制度形态。中共中央1999年2月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地位和功能作了界定，即“乡镇党的委员会和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乡镇、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十七大党章第五章第三十二条指出，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这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化支持，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当把它当作实现自身功能、服务群众的一种手段。正如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不能一劳永逸一样，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把政策和制度化的支持转化为群众的社会化支持，否则，单纯建立在政策和制度上的群众基础是不牢固的，也是很危险的。
从世界政党政治的格局来看，政党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事务的领导，主要是政党组织及其成员通过自身的引领、劝导来吸引党的追随者、同情者和支持者。这种行为模式与强制不成正比。同样，农村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社会的领导核心，与党掌握政权没有直接的正相关性。领导核心功能的实现，可以依靠权力，也可以运用非权力的影响力。而党组织直接诉诸行政权力，不一定能真正成为领导核心；反之，没有直接权力，党并非就不能成为群众的主心骨。与党的领导相比，党的执政直接涉及国家政权，并与宪法和法律紧密相连。在执政框架下，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但党的领导核心功能与宪法和法律文本不一定成正比。从法学规范的基本原理看，党的领导也不可能由法律以规范的方式加以规定。从近现代民主政治的法学理论逻辑来看，法律也不可能规定某个特定的政党在一个国家中具有法定的领导地位。这就是说，不因为法律法规的制度设定，党的领导核心功能就自然产生，也不因为没有法律的支持，领导核心功能就无法生成。政党纲领、意识形态等价值信仰只有符合群众的利益需求，并有效维护人民的利益，党的领导核心功能才能得到实现。反观苏共的教训，由于苏联集体农庄中的党组织在确定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途径时没有一个鲜明的立场，群众的切身利益没有维护好，因此“劳动集体政治核心”的功能尽管在宪法和法律中有明确规定，而事实上在广大群众中已一文不值，表面拥护的背后，是人心的碎化。
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发展直接民主的情况下，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功能的发挥仍然很有必要。换句话说，在村民自治的法律框架下，农村基层党组织仍然要存在，并且担负领导核心功能。因为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当代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执政党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执政党是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因而作为执政党体系构成要件的乡镇党委理应执掌乡镇政权。根据现代政治学理论，领土、主权和人民是民族国家的三大要素。执掌国家政权，必须拥有主权。国家在乡镇的主权始终存在，党的执政地位才得以充分体现。在中国国家主权范围内，每一个村庄都是其主权、人民和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中，主权是国家的核心，代表国家的意志，在独立而确定的领土中必须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权机关。即是说，领土不能脱离主权，村庄可以自治，但村庄不能脱离国家对这一地方的最终治理权。国家对村庄的最终治理权，其表现形式可以是基层政府，可以是政府的基层派出机构，也可以设立国家代理人。当设立政府或者派驻政府机构时，政府是国家的代表；当政党与政府高度一体、党政不分时，政党也属于国家代理人；当政府在村一级撤销或者行政管制弱化时，执政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可以成为国家代理人，对农村实施领导，以维持国家在农村的主权，维护农村基础秩序。这样，执政党对国家政权得以有效控制，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得以巩固。所以，即使在村民自治的法律框架内，农村基层党组织仍然担负着领导核心功能。
从社会治理层面看，领导核心功能有一定的边界。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功能，并不意味着“党领导一切”、“党权高于一切”甚至“党委高于一切”。党组织在农村治理结构中居主导地位，但主导不等于排他性，不意味着党在农村的治理主体是唯一的。比如，乡镇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也对乡村一些事务实施领导；在村一级，村党组织居于核心地位，但村委会对村庄事务也具有领导权，与村党组织一起构成农村事务的治理主体。所有这些，对领导核心功能的实现提出了新要求。
二、服务功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凝聚人心的核心
服务功能与领导核心功能是紧密相连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服务群众的过程，同时是增强领导核心功能的过程；强化领导核心功能，也需要增强服务功能。邓小平说过，领导就是服务。这是就领导的本质而言的。然而，严格意义上说，领导并不等于服务，领导并不天然就是服务，领导主要通过服务来体现。大量案例表明，有些领导活动是通过非服务的方式进行的，并不始终具备“服务”的色彩。突出服务功能，是为了更好地赢得领导者的资格，或者说以服务的理念和方式赢得领导核心地位，以服务功能延伸和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功能。所以，突出服务功能不是对领导核心的弱化，也不意味着抛弃领导地位。
服务功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伦理价值。从纵向看，建立在服务群众基础上的干群关系，与中国封建历史上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君臣关系有着根本的不同。从横向上看，毛泽东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其深层意蕴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道德自觉。这种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思想展示了我们党鲜明的道德风貌和政党形象，其承载的无形政治资本能够赢得广泛而持久的社会支持，直接支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因此，把“服务”单列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要功能，能更好地巩固党在农村的社会基础。
服务之所以成为党组织的重要功能，从政治上来说，还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阶级性、人民性、先进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党的一个崇高目标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党的领导要服务于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党的领导的理论阐述，不能只停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党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贡献等认识上，尽管这些论点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完成最广大人民成为国家主人这一历史任务，这就是共产党人服务观的核心。从共产党执政规律来看，服务群众是我们党执政的价值追求，是党的领导的本质要求。领导群众本身不是目的，领导群众旨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也不是最终目的，执政是为了创造条件让群众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人民当家作主。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领导与党的执政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和落脚点：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不仅体现为领导群众、带领群众共同奋斗，而且体现为服务群众。党之所以由小变大，由弱到强，就在于通过服务群众，凝聚群众。
突出服务功能，对于基层党组织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从党的整个组织体系来说，党的各级组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具有服务功能。但是，由于层级的链条延伸，中央组织、地方组织更多的是通过制定政策、条例以及宏观上的指导为群众服务。这种服务，对于群众来说，属于大服务，具有间接性。而农村基层党组织处于农村一线的末梢，与群众直接相处，是党与农村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群众把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的作风看做是党的形象的代表。当基层党组织为农民办好事时，农民的回应是“共产党好”，而当一些党组织与农民争利时，有的农民则直接归咎于整个党，因此，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的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党在农村的威信。
三、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功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促进和谐的支柱
利益表达，即把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表达出来。利益表达功能可以通过许多途径来实现，例如，个人、利益团体和政府机关。而利益综合，是指把政党所代表的那部分民众的意见和要求加以综合，变成党的政策主张，而不能简单地充当传达民众意见和要求的工具，不能只做“传声筒”、“传送带”。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同属于政党的基本功能，这是因为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的政治组织，要凝聚本政党的成员，并扩大政党在社会中的影响，必须把自身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群体的需求表达出来，同民众进行有效的政治沟通，在此基础上进行利益诉求的整合，或者转化为政策，或者影响政权的活动。
利益表达作为一种术语提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明确的表述，但作为一种思想，则蕴藏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当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阶级不同的民族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即共产党要代表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这表明，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共产党的一项基本功能。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党既是阶级利益的代表，又是人民利益的代表。
利益表达功能，体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政党组织的基本属性，即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壮大的唯一源泉是人民群众的支持。代表、维护和发展广大农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立党之本，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必然逻辑，也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活动的价值归宿。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益表达功能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支点。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又具有内在的先进性。农村基层党组织从群众中来，尊重群众，贴近群众，又综合各方面的意见，经过民主讨论，形成集体的智慧，然后回到群众中去，形成指导全党的政策、规定和精神，在群众中得以贯彻落实。就是说，农村基层党组织不是站在群众的后面，成为“尾巴主义”者，而是尊重群众与引导群众相统一。因此，利益表达功能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既要重视上情下达，让农村群众了解党的主张和政策，为反映利益诉求奠定基础，同时，要重视下情上传，反映农民的利益和愿望。农民声音的上传渠道越宽，利益表达功能的实现就越充分。正因为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够反映农民的呼声，并且让农民建设自己的家园，真正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所以，星罗棋布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才赢得了农民的衷心支持。可见，作为政党组织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不仅要领导农民发展村级直接民主，而且，要创造条件让农民由村民自治逐步扩大到农民广泛、深入参与乡镇事务和国家事务。
同样，利益综合功能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成为“整合的工具”，即在维护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利益的基础上，把各种力量动员和组织起来，使各种利益群体组合起来，构建生活共同体。这种利益综合，对革命党来说表现为领导社会中的各种冲突力量，成为利益博弈的代表，对社会实施再整合；而对执政党来说，则侧重于协调利益关系，缓和矛盾冲突，整合分歧，而不是成为“冲突的力量”。作为执政党基层末梢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其权力来自群众的委托授权。换言之，农村社会各群体和个体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农村干部仅仅是公共权力的使用者。党组织的责任在于使公共权力用于利益的公正协调。由于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群体之间以及各群体之间在共同利益的旗帜下，分别存在各自的利益边界，并且这些边界在日常行动中伴随着共鸣与共振，难免发生碰撞与摩擦，因此，农村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在一些领域往往发生对抗，呈现“一致与冲突”的困境。如果这些冲突力量过于强大，而农村基层党组织坐视不管，那么，不但危及党组织的自身安全，而且会波及整个农村的秩序。为了避免个体和群体在冲突中削弱能量甚至导致消亡，农村社会需要基层党组织成为“公正的化身”，对不同群体的利益有机整合，协调各方，既处理好农村群众的具体利益与国家根本利益的关系，又最大限度地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被某一利益群体所左右，更不能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这是利益综合功能的价值归宿。
四、政治录用与政治社会化功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
政党的政治录用功能，核心指发展党员和输送人才。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能否把社会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发展为党员并将把他们输送到相应的政权岗位。政党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在日常生活中把社会上的精英按照他们的能力和价值观念吸收到党内来，储存起来，并把他们作为本党的人选推荐给选民。尽管选民不可能完全了解候选人的情况，但他们可以根据对各个政党的了解，来确定自己支持的方向。这就是政党的政治录用功能。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千方百计地把社会上的精英吸引到自己身边，以便在执政时把他们安排到政府运作的重要环节上，提高政府的施政能力；政党把能够体现本党意图的积极分子推荐给民众，由民众把他们选举到权力机构中去。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政治录用功能同样十分重要。从党的组织活力来看，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共产党的助手和党的骨干始终是一项战略任务。具体到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录用功能主要表现为吸收农村优秀分子入党，并把党员中的优秀分子培养成后备干部，通过法定程序使党员在乡镇政府、人大、村委会中担任领导工作，以实现党的主张和意图。从实际情况来看，现在农村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发展什么样的农村党员，推荐什么样的人进入乡村治理体制，是很不容易的。比如农民工进城，使农村精英外溢严重，农村发展党员的选择空间缩小，同时，农民思想多变性、选择性、差异性和独立性的增强，造成部分农民入党兴趣减弱，党员意识淡化。这样，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不仅要防止“流失”，保持存量，同时还有一个“增量”的问题，即拓宽政治录用的渠道，推动党组织的功能创新。
如果说政治录用功能侧重的是从群众中来，在群众中发展党员和录用干部，那么政治社会化功能则强调政党到群众中去，引导群众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利益，并不断强化这种认识的责任，达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目的。要使民众参与政治，就必须在民众中广泛传播民主的意识；要使民众对选举负责，就必须使他们对选举产生的结果与自己利益的关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要使民众选择政党，就必须设法使民众知道政党的好处。政治社会化的突出功能，在于沟通民众与政权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权利表明这个国家的民主性质和民主程度，谁享有公民权利，表明的是民主的性质。而享有民主的程度则表明了公众与政权的关系，反映了公众享有公民权利的民主程度。按照这一原理，党的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同时是让民众增加社会参与信息、更新参与观念的过程，是创造各种条件扩大参与范围、调适国家与公民的关系过程。
对农村基层党组织而言，政治社会化功能突出表现为运用党的意识形态使农村群众对正式规则产生认同(如熟悉并接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循制度法规等)，并对非正式规则进行引导(如间接劝导农民改变不合时宜的观念、移风易俗等)。从运行形式上看，政治社会化的实施具有组织动员的特征，即宣传群众和引导群众，在发动群众中赢得群众。但是，这种社会动员与行政动员不同。行政动员诉诸于强制命令、单纯灌输，而政治社会化主要靠潜在影响、宣传启发、思想引导来实现，其机理在于激发农村群众的潜在需求，使群众需求与党的目标统一起来。在执政的条件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社会化，更多地表现为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建设，使农民的日常行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一致。这也是党自身的系统与农村社会系统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