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复苏的条件、动力与制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经济论文,条件论文,动力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2]02-020125-0051
当前，美国经济发展走势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继续受到人们关注，笔者认为存在着以下原因：1.美国经济衰退与失衡，尤其因"9·11"恐怖事件对人们信心状态的影响而加剧，增大了对全球经济的消极影响，由于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不可替代的地位，面对普遍衰退，美国如何反应，它所采取的对策，有哪些体制、结构等有利手段，体现了怎样的理论和政策意义。2.美国经济出现近10年持续增长，曾被认为是新经济形态在全球的率先确立并开始产生加速效应的标志，如何看待现在的转折，新经济发展轨迹有什么变化，甚至新经济理念的本身会否在其逻辑起点上出现动摇。3.需要对美国经济外部化、国内经济国际化的现象加以分析、研究，探究其原因，以此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特征和内涵，这对于更加深刻地认识美国经济，确立中国入世以后发展新的中美经贸关系和中国经济深入国际分工和全球化，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一、增长性衰退的复苏条件及措施
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之后的逆转，正好发生于世纪之交的2001年，而其趋势，则可追溯至2000年。"9·11"恐怖事件之前，美国股市已经下泻，纳指与道指连遭重创。现在，美国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已从抑制通货膨胀和防止经济过热，转移到反通货紧缩、防止衰退和通过投资增加需求上来，而其政策标志则是2001年连续10次降息与减税措施（共计将达1000亿美元）陆续出台。“降息点幅度达到4.5个百分点，目前联邦基金利率仅2%，是40年来最低水平”（注：美国商务部新闻公报，2001.11.30，均引自中国新华通讯社同日电文。）。2000年，美国经济增长率达到5.1%，是美国经济二战以来的高峰，并被较普遍地认为是新经济确立、成长的标志。而“2001年的增长仅为1%，成为1993年以来首次负增长”（注：美国商务部新闻公报，2001.11.30，均引自中国新华通讯杜同日电文。）。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NBER)2001年11月30日报告认为：“按就业人数和工业生产等月度指标衡量，美国经济从2001年3月正式进入衰退”。
"9·11"事件不是美国经济衰退、失衡的逻辑原因，而是一种力度很大的、具有广泛消极影响的重大变数。它的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是对经济衰退复苏所必需具备的信心状态的打击。笔者认为，恐怖事件主要的负面影响如下：从金融领域的产业看，银行业坏账会迅速增加，新的破产银行会出现；保险赔偿将剧增，并导致一些公司破产；证券与股票方面，因国际资金新的大规模流动而增加新的风险，这里的流动资金尤指与FDI及其实际生产、国际贸易交换等经常项目没有直接联系而发生的以逐利为目的大量存在于国际金融市场、尤其是境外市场的“游资”，美元汇率下跌、利率下调必然引起大规模流动，兴风作浪，引发严重的投机后果。与金融产业动荡并存的将是金融系统的扭曲，票据、信用卡业务，同业拆借、国际收支结算与划拨等正常中介和融通业务因已有冲击和风险预期造成成本上升。在国际贸易与投资领域，均已产生短期异常波动，订单锐减、投资中止，对于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国家和地区，其外贸损失是巨大的。与此相伴生的必然是以国际战略物资为主要环节的价格失控（如石油、贵金属、生态资源）。在高科技领域，由于经济衰退，其成长动力受到扼制，生长空间被大大压缩，使其已经初步发生的加速效应中止；这里虽然不乏对高科技乃至新经济理念必要的重新理解，但美国高科技产品输出和高技术企业的发展，已经受到重大阻碍。信心状态急剧下挫波及全球，突发事件诱发信心转折点到来，造成边际效率崩溃，并进一步导致消费和投资倾向递减。信心状态的心理法则是，上升期缓慢且无转折点，下降期急剧并以一个明显转折点为标志。“一个典型的（常常是最普通的）恐慌，其起因往往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注：［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2月版P273）。既如此，则对全球经济的信心重振，应当立足于资本效率的复苏。造成美国经济衰退与失衡的原因一是经济周期规律与经济形态成长（这里特指新经济形态）所必然会形成的泡沫，二是"9·11"事件的破坏与雪上加霜。
但是笔者认为，第一，新经济形态与传统经济有很大的本质不同，这要求我们在分析并清除新经济所产生的泡沫时，需要具备不同的视角和眼光，其途径是分析新经济作为一种新形态所表现出的它的结构、体制与机制、技术手段。第二，与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1973年石油危机、1987年全球股市“黑色星期一”有极大不同的是，这一次被加剧的经济衰退与信心下挫主要不是由经济内循环的结构性问题这一内生变量造成的，所以应属一种增长性衰退（注：按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NBER)定义，增长性衰退指总产出、总收入、总就业及增长率放慢，通常延续时间为一年或更长，但短于经济结构性衰退。增长性衰退的重要特征是，它是一种周期性衰退，也可因经济内外冲突而发生。它可以包含一次以上的衰退。在衰退期，经济继续增长，但速度大大低于长期增长率。）。在调整内生变量的同时，理性地剥离外部变数造成的心理影响，对于尽快恢复信心，具有重要意义。美联储统计显示，“美联储每降息一个百分点，对GDP拉动是0.6个百分点”。未来的重建投资与其他派生投资均非一般投资而属“引致投资”，这对于“乘数效应”的产生，提供了“加速原理”的基础。从这个意义看，这次经济衰退便理所当然地会成为经济成长的新起点。近日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巴罗指出，“袭击事件有一个潜在益处，它可能预示着目前美国经济濒临衰退状况将结束。1941年底，美国宣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美国经济便摆脱了‘大萧条’后残留的经济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二战有利无弊，恐怖事件也有同样的道理。”（注：［美］罗伯特·巴罗(Robert J.Barreo)：《东山再起应有时》：美《商业周刊》中文版2001年11期，第4页。）“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无论是否是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都会同意在暂时的经济困难时期扩大政府预算赤字，两种典型的困难时期就是经济衰退和战争。衰退时期税收减少，而战争时期财政支出大大超出以往，赤字的一个来源是军事费用或军事相关支出的激增。此外，美国联邦政府将为已经展开的纽约市重建工程投入相当一部分资金。国内航空体系的重大调整也需要相当一大笔费用。这些开支，再加上纽约市激增的私人投资，有可能遏制衰退的趋势。”（注：［美］罗伯特·巴罗(Robert J.Barreo)：《东山再起应有时》：美《商业周刊》中文版2001年11期，第4页。）国防开支中很大比例将被用于研发，这将激励大量的发明创造，微芯片、雷达、激光、卫星通讯、全球定位系统及互联网，基本来自于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国家实验室的基础研究成果，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贝尔实验室、英特尔、摩托罗拉等许多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因“高边疆战略”而实现全面现代化。（注：“高边疆战略”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制定的以高科技为主要标志的、以航天技术优势带动军事、科学和经济全面发展的国家发展战略，其以“星球大战”计划为重点。这一战略成为“新经济”的生长起点。）“20世纪60～70年代，国防支出占经济份额是现在的3倍，那10年国防支出约占美GDP总值9%”（注：《国际市场》2001年12期，第16页。）。以上巴罗教授的分析为人们对资本边际效率复苏的考察提供了一个宽阔的视野。笔者认为，美国经济资本边际效率的复苏具有有利条件。凯恩斯原理指出，资本边际效率复苏应具备两个条件：简言之，一是固定资产已折旧或被吸收至供小于求或供不应求状态；二是市场基本出清或体现这一趋势，表现为过剩货物被吸收或吸收完毕。这两个条件是形成再投资与经济新循环的必备前提。在一定的程度上，“9·11事件”本身就促成了这些条件。
另一方面，布什政府削减1000亿美元的税收计划，也将产生巨大投资效果。“减税的生产性”将充分体现。但如何体现这一“生产性效果”，尚有待于探讨。“因此，有必要立即削减影响家庭和企业的边际税率。削减措施包括：加速执行降低个人所得税率的计划、削减公司税率和降低资本收入税率。”（注：［美］罗伯特·巴罗(Robert J.Barreo)：《东山再起应有时》：美《商业周刊》中文版2001年11期，第4页。）在未来的美国经济中，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将面临更高的安全成本，包括短期成本（增加保安力量、购置保安资产）和长期成本（对安全的担心减缓商品、服务、人员的国际流动）。政府必然地将安全成本分摊给企业，在公司化的美国经济中，将有许多涉及该项内容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谈判。因此，减税的“生产性效果”会有所降低，但是，减税的政策则是积极的。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政策就从供应学派与需求学派两个方面汲取精要，因之其经济政策无论是产业、对外贸易、调控方式均来自于以上两个渊源。美国是世界上率先运用供应学派原理指导本国货币、财政政策的发达国家之一。美国较早认识到经济持续发展需要更多考虑“供应结构”改善，而非完全取决于“需求创造”。相对于强调创造需求的凯恩斯理论，供应学派着重从供给方面寻求经济对策，其主要主张是：(1)大幅度降低个人和企业纳税税率，提高投资率，高税率不利于投资，减税具有“生产性”；(2)加强劳动、商品、服务的市场竞争，并加强透明度；(3)实行货币管理，使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4)减缓政府预算支出的增速，实现预算平衡。里根竞选总统时，提出一套以供应学派理论为核心的经济政策。1981年当选总统后，随即宣布提高利率以控制通涨，同时降低公司最高所得税率以刺激经济增长。1983年，减税效应得到发挥，美国经济开始摆脱困境，走上增长轨道。克林顿执政八年中，制定庞大的经济复兴与发展计划，其政策的理论较多吸收“供应学派”主张，比如，将公共和私人开支的重点从消费导向投资，促进对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有利影响；增加科研经费，扶植先导产业，通过提高科技含量扩大比较利益，发展新经济，改进供给结构并增加长期效益，等等。
二、新经济理念形态与作用分析
美国经济占据全球经济40%，在经过近10年增长后步入衰退，无论是增长衰退、抑或是结构衰退的结论，均属正常；“9·11事件”增加了某种程度的恶化，但也在相当程度上提供了复苏契机。视角不同，可以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推论。笔者认为，应通过对新经济现象的进一步分析，去努力揭示这一经济运动与形态背后的原理和规律；其次，通过分析美国政府的角色作用，分析美国经济体制与制度的经验、绩效与不足，去探析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激励作用；再次，在这种初步探索的基础上讨论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发展的关系。新经济是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大市场为基础、经济呈“三高”（高增长、高积累、高企业盈利）和“三低”（低通胀率、低失业率、低财政赤字）的一种经济形态。在以往的10年中，知识与信息在经济中的含量递增。新经济形态的基础运行条件是产品生产与服务提供中包含的信息与知识比重最大程度增加，而物质比重最大程度减少，形成经济性质的规定性，从而转换了传统经济的技术背景和某些市场规律。最直观的特征是：高科技产业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引擎——计算机与通讯结合，将自动化生产节约的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改造成更高效率的信息密集、智能密集，不仅如此，在对应的要素报酬上，因规模经济和集约经济形成的比较优势使价格大大降低。新经济的这类特征，预示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它不仅会改变社会经济形态（随着向全球渗透促进第三次产业革命最后完成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入），而且会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最典型的理念就是价值双赢与经济主体权利的受尊重。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未来存在将以一种经过整合变化的新面貌出现，传统经济向信息、数字、知识经济的飞跃将导致社会经济制度累积性的质变。笔者认为，此次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衰退是一种周期性的、新经济生长过程中的间歇，一种增长性衰退，这是由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种种形态与特征的不同得以鉴别的。需要我们超越传统视野，去寻找新的原理性说明。
美国经济的发展正是体现了这种特征：一是依靠高新技术推动经济增长。美国多年来持续加大对信息技术、信息产业的投资，使该领域投资增长率多年来保持在20%。移动通讯、因特网、电子商务发展迅猛，具有加速实现利润并同时节约成本的典型创新特征。二是大规模实施企业与银行重组。过去六、七年间，美国每年约有三万家企业参与兼并联合，大大提高了企业和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优化了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三是实行扩大出口、促进出口的战略，贸易贡献在GDP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其推动力是产业与外贸竞争力成倍增长。美国连续多年巨额贸易赤字，对世界经济、区域经济的恢复性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四是在主要依靠市场基础上，发挥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指导作用，压缩公共赤字，监控通胀指数，调节货币发行量。
美国经济的这种结构性改进，对全球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前导作用，体现出长期增长的倾向，因此，有必要在增长的理论中引进新经济基本内涵，即当代科学技术，将之作为一个新的理论范畴，作出界定。
传统的经济分析着眼于生产、流通、消费与分配，在它的劳动价值中，科学技术是随机、外生、不稳定的因素与变量，而在新经济中，我们可以找到确立科学技术理论地位的新起点：(1)科学技术是一种、或者说现在已经完全成为一种经济过程的内生变量，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首先是一个理论定位，其次才是经济要素、内生变量。相对于外生变量，内生变量具有更加持久的生长动力（这一点也有助于我们分析美国“9·11事件”和全球经济衰退何时与如何复苏，并给出乐观预期）。(2)加大对科学技术、基础研究、教育与人力资本的投资，应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由于作为内生变量的科学技术集约性极强，创新作用导致经济函数改变的力度也极强，从而导致边际成本递减（而非传统递增）、规模报酬递增。(3)从经济发生学理论看，科学、技术、生产的统一过程在加强，这一统一过程就是新经济活力再生的生命机制。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类对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等现象认识的结晶，它以系统的理论反映系统的现象。技术是人类发展社会生产、改造客观世界所采取的工作手段的总和，有主导核心技术与非主导外围技术，前者在手段总和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经济阶段与时代生产力的标志。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这一历史过程曾经历了几百年，而在第三次产业革命崛起后，加速完成。科学技术发展与世界经济增长互相促进的历史过程被统一，具有科学特征的技术，加速介入经济运行，成为经济内涵之一，促进生产过程统一、产业结构进步，并对现行规则、制度、理论、价值观发起全面挑战。鉴此，新的增长理论一定要对旧的增长理论提出挑战与质疑，需要进行基于当代世界经济紧迫现实需要的理论修正、理论补充、理论建树、理论超越。应从世界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全局考虑新经济的贡献，使科学技术当然地在新的理论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并成为一种核心构成。
美国新经济发展，还体现了制度革新的成就与绩效，证明了新制度学派的重要观点：即将制度创新也看成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承认制度、体制、结构对解放生产力的重要作用与深刻的效率因素。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对经济学的制度范畴定义如下：“制度(Institutions)是人类设计的、构造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作用的众多约束（道德影响力、禁忌、惯例、传统以及行为准则）和正式的规则（宪法、法律、产权）。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制度建立秩序、减少交换中的不确定性。与经济学标准约束一道，制度界定了选择的标准，进而决定了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从而决定了参与经济活动是否赢利、是否可行。制度逐渐演化，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制度提供了一个经济的发展与激励结构，随着这一结构的演化，它形成了经济发展、停滞、衰退的方向。”（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诺贝尔奖演讲》（美）《经济译文》：1995年第1期，第1页。）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几届总统，都称自己为体制改革者，他们放大制度与体制的容纳空间，为新经济的发展拓展空间。
综上，结合对新经济形态的分析，笔者同意这样的基本判断，即处于上升、建设过程中的新经济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尚未到达完全替代传统经济的阶段，“完全替代”是一个程度标志，更是一种全球性的充分实现，即使在美国，也还需要一段时间。而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这一次衰退，是全球经济发展周期和新经济形态确立过程的调整。具有自我恢复的可能。当前重要的任务是，清除新经济的泡沫，调整它的动力与机制，并增强恢复信心的理性与主动性。
三、当代资本主义典型特征：资源全球利用与成本外部化
研究美国经济衰退及其复苏，还应当对美国经济的另一个特点，即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联系予以特别的注意。这一特殊性就在于其经济规模及运行的高度外部化、国际化。这是指美国全球化的经济战略，贸易、金融、投资、新经济运行介入国际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这一特征有助于化解和转移风险，从而有助于美国经济早日步出衰退阴影。同时，也正是在这里，可以找到进一步分析美国经济本质的机会。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曾用大量增发美元的方式，转嫁美元贬值引发的货币与经济危机，并捞取铸币税。在长期的国际分工中，美国利用大国地位和比较成本优势，在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的两个范畴攫取到不少利差。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的命题，就以“中心——外围”理论论证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即中心国家在对外贸易与国际投资中，以保护性的垄断竞争对发展中国家即外围国家所构成的长期损害。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后，美国更是在国际贸易中大量运用管理贸易政策，可以概括为，国家制定各种对外经济贸易法规、条例和措施，对本国进出口贸易加强有秩序的管理。在美国，管理贸易成为外贸政策的制定依据，其中有一些措施具有代表性，如：限制与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通过多边、双边谈判和单边行动迫使贸易对象开放市场。通过实施以管理贸易为理论内核的对外贸易政策，实现变自由贸易为“公平贸易”。“公平贸易”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新口号，当其认定贸易伙伴实施“非公平贸易”，就竭力运用多边协定或国内法进行单方面制裁。
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转型，到20世纪80年代确立，形成了一种特征：即注重以国内立法形式强调单边管理，使贸易保护法律化、制度化。1984年美国通过的《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突出了保护国内产业，予贸易代表更大制裁权等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引人注目地出台了《超级301条款》和《特别301条款》。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具有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双重性，但明显偏重于后者。近一、二十年来，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根据经贸现实而交替运用，即不断加强贸易立法，强调制裁，以通过GATT、WTO等国际多边协定和法律组织进行贸易自由化、投资国民待遇、市场准入等谈判。此外，美国对外贸易政策还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及产业政策相结合，对外贸易政策及其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产业政策制定等，已经逐步地融为一体。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曾发表一份报告，承认美国已通过融入世界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利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研究报告也承认，如果乌拉圭回合贸易协议得到全面实施，按照1992年美元价格计算，全球每年可增加1710亿到2140亿美元的收入，其中美国可获得270亿至370亿美元，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而美国每年向世贸组织交纳的会费仅1900万美元。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认为，当其他国家和美国一起降低关税时，美国获利最大。“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8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1948年关总贸协定正式生效时增加了31.5倍，而这一期间美国的出口增加了60倍以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统计显示，从1990年至2000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五分之一归功于出口的增加。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国内需求的增长超过了国内生产的供给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通过从国外进口商品弥补了国内的供需缺口。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廉价商品的进口使得美国公司无法大幅提高价格，而坚挺的美元汇率又进一步压低了进口价格，因此进口商品有助于抑制美国的通货膨胀。所以，格林斯潘称进口是90年代后半期美国经济得以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安全阀’。美国还从世贸组织推动的全球资本流动自由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美国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美国1999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达2755亿美元，占当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32%。另据美国“国际投资组织”统计，国外跨国公司美国子公司1997年用于厂房和设备的投资达1008亿美元，创造的产值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3%出口占美国商品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注：新华社记者王建生：《WTO使美国获得巨大利益》，新华通讯社华盛顿2001年11月4日电文。）
以上事实足以证明，除了新经济的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还长期由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承担着它必然产生的外部性成本。这种国际化的寄生性，是鉴于世界经济二战以来的现实而被逐步揭示的，即以经济战争的方式夺取市场空间。普雷维什命题揭示了中心与外围国家在深入国际分工、经济一体化整合过程中的相反结果：前者生产成本下降，规模报酬递增，主要就是对外围国家的控制与遏制，并借助于垄断性产业保护、垄断性价格安排和跨国公司公害与污染产业转移，造成后者即外围国家日益边缘化。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工业技术基础条件的脆弱而极少或较少获取世界经济的利益，只能以“弱回流效应”长期向中心国家提供初级产品，接受垂直安排。因此，在分析美国新经济形态的动力与绩效的同时，也不能放下批判的武器，需要剥离出“体面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非理性、非道德因素，并由此证明对美国这一典型资本主义经济的学习与批判，将成为我们的长期任务。
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古典、近代、当代三个重要阶段，其经济活动有三个重要因素，即市场、技术、企业。进入21世纪，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上述三个要素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一个要素，即市场，已经日益扩大，国家经济被全球经济一体化统一。作为第二个要素的技术，呈现高度信息化，形成21世纪经济骨骼。而企业则将为确立生存与发展的优势而努力构建自己的战略模式。因此，在未来几十年中，作为当代全球生产关系的主导方面，以美国经济为代表的、21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从动力、机制到制度安排，都将不断显现出新的内涵。“这样看来，我们应充分注意不要过高评价新资本主义，更不要过低评价和‘逃避’新资本主义。应当思考一下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资本主义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是如何抓住并跟上新资本主义的潮流；第二是如何预见新资本主义的缺陷和弊端以及怎样加以处理。”（注：斋藤金一郎（日本立教大学教授）：《21世纪型资本主义》，日《经济学人》周刊2000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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