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江苏两省与相邻中心城市关系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北论文,江苏论文,中心城市论文,两省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的核心和增长极，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心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势必带来产业规模的扩大，产业部门的增强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对原材料的新要求、技术人员的再吸收、资金信息的集中以及部分产业的转移，从而增强对周围地区的扩散和极化；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将会增大区域扩散的地域范围，以带动原有经济腹地对新区域的经济辐射。京、津、沪是中央直辖市，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劲的三大经济中心，河北省与前二者为邻，江苏省与后者为邻，长期以来，二省与三市之间就分别存在着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
1 历史基础
历史上，上海长期隶属江苏省，行政关系的相关性使江苏特别是苏南地区与上海市的经济联系由来已久。唐朝后期以前，苏沪经济联系主要是以苏州等为中心，辐射上海的西部。上海开埠以后，成为该地区最大的水运中心之一，埠际商品贸易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使上海在苏沪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大幅度提高。但是相当长时间内，上海仍受苏州等经济中心的辐射。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发展提高了上海的社会生产力，配合不断发展的国内外贸易，使上海逐渐变成为全国的贸易、金融、科技和信息中心，交通运输枢纽和以轻纺机械为主的工业基地。海上的辐射范围也迅速扩大到长江三角洲乃至长江流域和广大内陆腹地[1]。在其广大的辐射区域中苏南受到的辐射最强， 江苏成为上海的原材料和商品销售的市场。
河北省内嵌京津两大中心城市，区位条件独特，加上北京首都的特殊政治地位，使得河北省与京津之间具有别于一般区域间的相互关系。北京建都之前，河北省的邯郸、刑台曾一度为黄河北岸及整个北方地区的商业中心。金、元定都宛平（今北京），北京成了全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鸦片战争后，沿海港口工商业城市兴起，北京的经济地位开始衰落，但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并没有太大改变（侯仁之，1982）。天津作为运河漕运集散中心而兴市，并随着首都的兴起，天津发展成为首都的经济辅助城市。1860年开埠后，它迅速成为我国北方的经济中心。环绕京津的河北省，起到为京津提供商品、物资保障及交通通道的作用，特别是作为京畿重地，河北省的城镇都带有浓重的政治、军事色彩，如石家庄、张家口素有京城的南北大门之称，山海关也一直作为北京的门户，承德是清王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保定有京都文化分中心的职能。
从河北、江苏二省分别与京津、沪发生关系的历史中，可以发现：上海与江苏的联系集中体现在经济活动中；上海的经济地位经历了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这既是上海与江苏不断竞争的结果，也是推动上海、江苏经济发展的动力，江苏省内形成了较强的商品意识和竞争意识。河北与京津的联系比较多的发生在政治、军事活动中，北京牢固的政治地位，使得在长期封建专制下的“京畿辅地”的河北省内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服从、服务京津的被动依附思想，缺乏商品经济意识和与京津竞争的意识。
2 三大城市辐射作用
建国之前，上海就已成为我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的金融、贸易和经济中心。建国以后，在高度集中、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上海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基础，上海仍不失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有力推动下，上海的经济发展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推进。90年代浦东的开发、开放进一步促进了上海的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1992年，在上海原有的经济地位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现实条件下，上海又提出创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发展战略：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城市[2]。 上海自身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通过产业转移，内外资金、技术的扩散等，极大地带动了其周围地区的快速发展。毗邻它的江苏省，尤其是苏南最先受益。
建国前，北京基本上是一座消费城市，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建国后，在“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政治思想指导下，北京成为国家重点发展工业城市，逐步建立起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工业，发展了重工业和门类比较齐全的轻工业，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业城市，北方重要的工业基地。80年代以来，作为首都，北京城市功能进行了调整，1993年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明确指出：今后北京城市建设和发展要突出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的功能。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北京关、停、并、转了一些三耗大、污染重的工业部门，北京的经济中心地位受到一定约束。天津是华北老的工业基地。建国前夕，它是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建国后，按照发挥沿海地区老工业和对外贸易基地作用的要求，进行了大规模工业和港口建设，天津迅速发展成为拥有轻、重工业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在此其间，天津曾一度为河北省省会。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一直到90年代以前，天津经济发展都比较缓慢，不仅落后于北京、上海以及广州等东南沿海的大城市，也落后于北方重工业城市沈阳。90年代以来，在国家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形式下，天津采取一系列措施，经济发展迅速加快，1990—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11%，超过了北京（中科院地理所，1997）。
尽管京、津、沪三大城市在经历了长期发展以后都拥有了相当的实力，被视为国家级的经济中心城市[1]， 但三大城市的经济实力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1995年，京津单个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等经济指标值不仅远远低于沪的经济水平，而且由于京津之间缺乏互补性和内在联系，没有形成政治、文化、经济三位一体的核心区，两市经济水平总和低于沪（表1）。 因此上海与京津相比，其扩散效应发生的不仅要早，而且辐射强度和范围更大，对周围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更强。此外由于在工业结构中，上海加工工业发达，零部件配套生产便于向外扩展。而北京三耗大、污染重的大型原材料工业的比重大，尽管这与北京城市功能极不相称，客观上也需要向周围地区转移，但是由于扩散难度大，在短期内，不可能形成类似上海那样的扩散态势。目前北京在经历了长期集聚过程后，扩散作用不断增强，已经开始了郊区化的过程，但扩散的重点还在远郊（周一星，1995）。解放后天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外延式投资扩大模式，尽管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未形成具有自身优势的产业群。进入结构调整期后，天津又面临着各产业部门均难以割舍的艰难选择，因此近期更不会形成较强的扩散态势（蔡建明，1997）。
表1 1995年京、津、沪三市经济实力
总人口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国内生产
(万元) (亿元) 总值(元/人)
上海 14152463 17406
北京 12511395 11511
天津 942 920 9766
北京+天津21932315 10556
工业总产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
(亿元） (亿元)(万美元)
上海 51291598 300543
北京 1909865 110648
天津 2094396 158686
北京+天津40031261 26933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
3 两省在接受中心城市辐射作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长期竞争中，江苏省积极发展与上海的经济关系，再加上人缘、地缘的影响，苏沪间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联系。70年代初期，当全国许多地方在大搞群众运动，工矿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时，苏南地区的农村就主动请来上海退休工人发展起乡村工业。进入80年代，上海进入转换产业结构时期，苏南又主动把国营企业淘汰下来的设备和退休的技术人员进一步充实到农村工业中，并与上海的企业联营建立类似“母厂”与“子厂”或“工厂”与“车间”的关系，为上海的工业生产提供原辅材料、初级加工品和配套产品[3]。随着企业产品等级的提高， 企业实力的逐步增强，企业渐渐地有了自己的最终产品，企业发展的同时带动了苏南乡镇工业的快速发展。此外在商品出口、交通通讯、金融、信息及技术服务等方面，苏南也积极利用各种机会，借助上海的优势发展自己。进入90年代，江苏与上海的经济联系，在内容和规模上又有了进一步扩大，特别是苏南经济的后发优势初展头角。凭借技术设备新、经营机制灵活等方面的优势，其生产规模超过了上海。1996年，苏、锡、常三市工业总产值（5611亿元）超过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部分企业还通过与外资合作、联营等方式，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实力，更动摇了上海企业的主导地位，开始出现反辐射的倾向。江苏省与上海的经济技术合作正通过组建企业集团和加大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河北省与京津之间除了中心城市与区域间的经济关系外，还存在着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行政关系，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行政关系的作用往往高于经济关系。再加上历史原因，导致河北省形成了“服从、服务”京津的思想。由于在过去40年里，京津都处在集聚膨胀的发展阶段，对处在其周围的河北省产生了极化效应，特别是在中央指令计划的特殊政治需要下，这种极化作用表现的更为强烈、更为直接。伴随着京津经济的快速发展，河北省逐渐演变成两市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城市水源地、副食品供应基地、自然环境保护地及重要的产品销售市场[ 4]。改革开放，使人们的思想不断从传统观念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河北省逐步认识到：应该改变传统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计划体制特征的“服务”观念，树立利用京津优势，发展河北省经济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河北省进一步提出了“依托京津、利用京津、服务京津、共同发展”[5]的总体思想。京津在经历了长期极化作用后， 辐射作用不断增强，已开始向紧环其周围的河北省的廊坊、涿州等地扩散。河北省邻近京津的部分县市与京津的经济技术合作有了进一步发展，但大多数属于松散的、零星的产品加工型或一次性贸易。
河北、江苏两省与相邻中心城市关系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影响中心城市与其周围地区间相互关系的因素很多。但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方面：（1）客观因素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联系和经济规律；（2 ）主观因素是人们对待和处理这种关系的态度和努力程度。
与江苏省相比，笔者认为：在河北省发展与京津关系的过程中，主观因素的作用更大。其表现为：（1）河北和京津之间， 长期以来没有形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平竞争，互利互助的良好机制，其三者的经济关系没有很好地按照经济运行规律的轨迹运行，导致了一些不利于三者经济发展的后果，其中造成损失最多的是河北省。（2 ）由于长期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河北省内没有形成象江苏与发展上海联系那样自觉的、主动的、积极的行为，而是在行政干预下的，接受政府指示和任务的被动、消极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今天，行政干预逐步消弱，但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仍有不适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问题，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存在。为此河北省和京津应该进一步统一认识，不仅要从各自的经济利益出发，更要从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角度出发，发展三者间的经济联合与合作关系。
此外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客观因素的作用。（1 ）经济关系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首先，中心城市对其周围地区的辐射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其经济实力的强弱。京津与上海相比，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近期不可能形成象上海那样的辐射强度。其次，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大小，也影响两者之间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沪间的经济联系的内容日益扩大，领域日益拓宽，经济联系的方式从单一化向高层次、综合化方向发展是伴随苏沪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日益缩小而产生的（王德忠，1994）。1995年，河北省环京津的保定、廊坊、 沧州、 唐山四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911.7元／人，相当于北京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1511元／人）的1／2，与80年代初、中期的苏南与上海间的差距相当。 按照经济发展联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性的原则，目前河北省与京津间未能形成密切联系的现状，也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2 ）中心城市对其周围地区辐射作用是沿着其发展轴的方向不断扩大地域空间范围的。在江苏省内部，由于区位条件的差异，苏南地区与上海经济联系的紧密度远远高于省内沿海和沿江地区。北京未来的发展有四条发展轴线：一是京秦发展轴，二是京廊发展轴，三是京九发展轴，四是京广发展轴（李树良，1994）。为此河北省应首先将与京津的经济联系的重点，放在上述轴线的沿线地区。采取以线带面的发展模式，不断扩大与京津联合协作的领域。
收稿日期：1998—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