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邓小平对人的发展问题的把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人论文,对人论文,社会发展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人的发展问题始终在邓小平的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是建立在对人的问题的理性思考和不懈探索之上的。这种理念不仅是理性思考的过程，更是他实践活动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他对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关系的定位与把握，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人的全面发展”重要思想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物质基础与人的发展程度的统一——立足生产力的发展思考人的发展
（一）从生产力的角度出发，致力于建设一个有利于人的发展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问题的关注是以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重视生产力在整个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基础性地位。唯物史观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p32)邓小平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时，把握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生产力尺度，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生产力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源泉。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物质财富增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生活权利才能改善，我们才能告别贫困，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邓小平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深入阐述了这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p63)“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2](p264)“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2](p137)
事实充分证明，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衣食住行在质和量的方面得到基本满足的时候，根本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生产力越高，生产劳动越先进，就越有利于人的发展。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坚持各项工作都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是非对错的根本标准，为人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二）在实践的基础上把握生产力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统一。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消除贫穷走向富裕的主要途径，但是，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为人的发展创造全部的条件。邓小平从来不是孤立地、抽象地去谈论发展生产力，而总是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定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来加以把握。在他看来，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离开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抽象地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没有任何意义。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邓小平致力于生产力发展的层面，关注物质生活条件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影响。他深刻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p229)“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能够得到满足。”[2](p229)为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价值评判标准。在这一思想中，如果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前提，生产力不发展，国力不能增强，人民生活也不会富裕；如果说“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保障，国力不强，国权就会丧失，人民就无法安居乐业；那么，“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最终价值目标，因为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必须依靠人民，必须以满足人民利益要求作为最终目的。因此，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角度来深刻领会邓小平对人的发展的关注，就不难看出“三个有利于”以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归宿，把对人的发展问题的思考和对人民的伦理关怀完整地包含在其中。
邓小平提出的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尺度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他对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关系的正确把握。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是对历史规律的正确把握。另一方面，他注重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利益的切实发展，强调必须同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立足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思考人的发展问题，邓小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问题从革命性到建设性的转变。
二、精神需求与人的发展需求的统一——立足精神文明建设关注人的发展
邓小平对人的发展的理解是全面的，在肯定人的合理的物质需求的同时，也肯定人的精神文化需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他一刻也没有放松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充分重视营造一个有利于人的发展的良好思想文化环境。
（一）把培育“四有”新人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发展目标。
不同的历史时代，对人的发展的要求和目的也是不同的。邓小平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理论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如何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理论。这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人的发展问题的把握，反映了他对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
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断然否定“两个凡是”，积极倡导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以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指出，社会主义环境下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2](p316)他认为，只有造就出一代代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强烈的民主意识、浓厚的法制观念、全新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高尚的道德修养和崇高的理想以及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现代人，才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
人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的提高，除了依靠其自觉、自律以外，还需要进行积极正确的引导、灌输甚至是约束，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尤其如此，否则培养“四有”新人就会是一句空话。邓小平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特别重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多次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3](p367)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p208)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才能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从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才能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使其成为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才能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遵纪守法，从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二）在精神文明建设中重视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突出理想、信念对于人的发展的作用。
邓小平多次强调要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2](p120)在别的方面要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2](p275)并且他还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2](p279)
与此同时，邓小平十分重视理想、信念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他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把握，意义是多方面的：第一，理想、信念是统帅人的灵魂的精神支柱。他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2](p137)人没有了精神支柱，就没有了人的一切；树立了科学的理想、信念，人就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就能经受任何艰难曲折的考验。第二，有了科学理想、信念，就有了坚强的凝聚力。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2](p190)第三，科学的理想、信念是强大的精神动力。邓小平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p63)
有了科学的理想、信念，人的价值才得以实现，人格才得以完善，能力才得以提升，人才能最终获得全面发展。
三、制度环境与人的发展要求的统一——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推进人的发展
（一）邓小平致力于创建一个有利于人的发展的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政治局势。
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而是战争不断、动乱不断，怎么可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因此，邓小平最关心最重视的一项工作就是千方百计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内稳定，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时空条件。他指出：“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和和平的国际环境。”[2](p360)在处理国内问题时他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2](p384)
社会主义人的发展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只要解决好社会主义本身的人的发展问题，就能更好地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东欧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因为把自己的建设独立于世界历史之外。邓小平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视野中关注入的发展问题，把它提高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是一个与世界历史相并进的过程。中国应该紧紧跟上时代发展的节奏，要“从世界角度看问题”，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把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起来，“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p78)为此，邓小平从社会主义中国所处的时代出发，洞察未来世界的发展，准确地掌握世界形势和基本国情。他认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而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2](p369)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2](p300)
邓小平强调，要把社会主义建设纳入到世界历史的全球化经济中来建设，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的挑战，正视自身建设的不足，在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汲取有利的经验，来实现对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发展的关注，从而为人的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
（二）积极推进我国的各项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那些束缚人的发展的旧体制，建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体制。
如果说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国际大背景；如果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云变幻的历史和经验教训，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养分和素材，那么，中国4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则为这一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
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新生的制度，在探索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一些弯路，存在一些弊端。而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在某种条件下，可能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障碍。邓小平坚决主张改革，通过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为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例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人民的自主能力、创新能力，发展人的个性，挖掘人的潜能，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客观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从而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保证全体人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物的民主权利，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教育科技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邓小平指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2](p109)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与完善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这些论断都充分说明了邓小平致力于营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的发展。
四、历史发展与人的发展进程的统一——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审视人的发展
（一）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基础上正确把握人的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其发展的最高形式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时，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要经过一系列的社会发展阶段，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在任何时候都是相对的、历史的和有条件的，并不存在终极意义上的全面发展。
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理论认识上的误区，人们把实现“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推向了遥远的共产主义未来。在现实中，马克思的这个可以被不断丰富发展的基本价值观念则被忽视了。在实践中，社会主义优越性最具有说服力的东西被长期搁置了，似乎社会主义的发展，仅仅是同国家目标、国家战略相联系，而同普通百姓的生活幸福与否，是否有条件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全然没有联系，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曲解。为了澄清认识、统一思想，邓小平把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层面，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广大劳动人民享有广泛的社会经济权利的最终目标。同时，他深刻地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规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时，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始终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目的和归宿，每一步都有相应的人民生活水平标准，即“温饱型”、“小康型”和“比较富裕型”。这就明确了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明确了人的发展过程是分阶段展开的，是一个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
虽然社会主义制度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但我们毕竟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人的全面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这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志存高远、立足现实，既胸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又具备脚踏实地的求实精神，从而根据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人的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做出新的思考和探索。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发展问题的阐述为新一代领导集体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认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立足于时代的发展高度，审时度势地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明确地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我国现实社会主义的人文价值取向，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究竟发展什么和如伺发展”的问题，无疑是对邓小平人的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理论对人的发展的关注，为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把握做了坚实的铺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强国富民之路。从物质层面上表现为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高；从人文层面上突出地表现为对人的发展关注程度的不断增强。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的价值目标，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任务，并指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江泽民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论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人学思想、邓小平的人学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重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飞跃，为在新世纪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开辟了更加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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