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能否抑制通货膨胀：观点评述及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抑制论文,观点论文,人民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人民币升值能否有效抑制通货膨胀：观点论争
目前国内对人民币升值能否降低通货膨胀压力的争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观点，现将其理由及逻辑推理列举如下。
(一)观点一：人民币升值能有效抑制通货膨胀
理由：(1)在每次出现高通货膨胀之前，都出现货币供应增长的明显加速，并且在实际存款利率变为负值之后不久，通胀率便开始显著地加速上升。人民币升值可以减少顺差和外汇占款，降低货币供应增速，同时实现抑制通胀和纠正外贸失衡两个政策目标。
(2)汇率反映了国际收支的平衡状况，在自由浮动和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无法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而在我国目前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政策主要是一种贸易政策工具。汇率的变动主要取决于贸易政策目标而不是抑制通货膨胀。但在目前情况下，汇率升值的贸易政策目标同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正好并行不悖。
(3)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主要属于成本推动，其治理措施理应针对成本上涨的控制。人民币升值一方面可以抑制出口，缓解国内需求的增长，一方面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直接降低通货膨胀压力。
(二)观点二：人民币升值无助于抑制通货膨胀
理由：(1)外部不平衡是内部失衡决定的。当前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是投资和消费内部失衡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原因，通过名义汇率的大幅升值来治理通货膨胀有本末倒置之嫌。
(2)人民币升值短期内不仅无助于缓解通胀，反倒有可能推高通胀。原因在于，汇率升值抑制通货膨胀存在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升值会导致出口明显下降。但实际上企业的生产计划是提前制定的，在短期内很难调整；其次，出口增长模式有一定依赖性，短期内常常表现为“出口刚性”，不会随汇率水平的变化作出快速调整，因此出口不一定会出现显著下降。实证研究表明，升值对降低顺差的贡献仅为20％～25％，而外需等因素占70％以上，后者才是顺差快速增长的主因。二是国际商品价格保持不变。但事实上，近期国际商品价格快速飙升，升值不仅不能平抑通胀，而且还会进一步向国内输入通胀，使物价指数恶化。
(3)人民币汇率升值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提高我国出口商品价格，降低出口增速、减少贸易顺差，同时降低进口商品价格缓解国内物价上涨压力的作用，但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的加大也会诱发外资流入，增加流动性，增加物价上涨压力。
(三)两种观点的逻辑及分歧点
表1对两种观点的分析逻辑进行了归纳整理，从中可以看出，问题争论的焦点或分歧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民币升值是否能降低出口，缩减贸易顺差，因为观点一中的三个理由和观点二中前两个理由的推理都涉及出口和顺差问题；二是人民币升值是否能降低货币供应增速，观点一中的理由一和观点二中的理由在这一点出现相反的判断。
二、对人民币升值能否减少贸易顺差的检验
结合汇率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来看，两种观点对直接渠道或影响成本途径是没有分歧的，都认为汇率升值可以降低进口商品价格，抑制国内物价水平。为了能对分歧点作出较客观的判断，有必要对人民币升值的间接渠道和货币渠道进行量化分析。在检验间接渠道的过程中，我们选择十大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来分析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顺差的影响。根据商务部2008年3月份的统计数据，我国前十位贸易伙伴分别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中国香港地区、韩国、中国台湾、印度、澳大利亚、俄罗斯，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总额占比达到77.2％。①
(一)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以Bahmani-Oskooee & Brooks(1999)提出的模型为基础，先对Bahmani-Oskooee & Brooks的模型加以变形，然后根据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的关系：
q=RP*/P(1)
其中q、R、P*和P分别表示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国外价格水平和国内价格水平。
将(1)式代入Bahmani-Oskooee & Brooks的模型中并整理得到：
分别表示t期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j的贸易收支项、中国实际GDP、j国实际GDP、人民币与j国货币的名义汇率、j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误差项。
大量实证分析证明，汇率与贸易收支的关系随一国贸易伙伴的不同而不同，因而Bahmani-Oskooee & Brooks(1999)等认为，汇率与贸易收支关系的国别差异会导致总量数据分析不足以估计汇率和贸易收支的关系，应该采用双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因此我们这里采用国别月度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以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增加个体效应和时期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能分离汇率与贸易收支关系的国别差异和时期差异，增强模型的拟合效果，克服总量数据分析的不足。
由于GDP没有月度数据，模型中的
和均以各国的工业增加值代表，并用国外工业增加值指数与国内工业增加值指数之比作为相对产出指标，贸易收支指标借鉴Bahmani-Oskooee & Brooks(1999)的方法，用双边出口与双边进口之比的对数值表示，商品价格指标用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与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价格指数之比替代。模型(2)可以表示为以下形式：
(二)数据选择和处理
样本时期跨度为2005年7月至2008年4月。样本指标有：人民币汇率、消费者价格指数、工业增加值指数、贸易收支指数，在实证分析中上述指标全部取对数值。贸易收支指标tb是出口与进口之比；相对价格变量rp用国外消费价格指数除以国内消费价格指数，再乘以100；相对产出变量ry用国外工业增加值指数除以国内工业增加值指数，再乘以100；r为人民币与j国货币的名义汇率。国内外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工业增加值指数都换算为2005年1月=100的价格指数序列。样本数据来源于CEIC和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IFS)。
(三)检验结果分析
1.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为了避免伪回归，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这里选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有Levin Lin & Chut、Im Pesaran & Shin Wstat、ADF-Fisher Chi-square、PP-Fisher Chisquare，其零假设均为面板数据有单位根。检验数据为平衡面板数据，计量软件为Eviews6.0。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中可以看出，四种检验方法结果在5％的置信水平上拒绝rb?、ry?和rp?的单位根原假设，而对面板数据r?的检验，只有Im Pesaran & Shin Wstat检验方法接受了原假设，其余三种方法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单位根假设，因此，我们认为四个面板数据可以都为I(0)过程。
2.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下文简称HS)可以判断是否选取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如果是固定效应模型，再利用豪斯曼检验(HS)和似然比检验(LR)分别判断是否采用个体时点固定效应模型还是个体时点随机效应模型。考虑到截面样本的异方差问题，回归过程中用截面交叉项(white cross-section)进行系数的异方差调整。
从表3可以看出，虽然豪斯曼检验结果支持采用随机效应模型(1)，但方程拟合效果差(调整后的可决系数=0.106300)，且序列相关性问题严重(DW=0.736973)，因此在方程中加入因变量的一期滞后th?(-1)，成为动态模型，即方程(2)。方程(2)拟合效果明显改善(调整后的可决系数=0.984544)，DW值达到2.615296，说明序列相关问题得到解决，故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3)至(5)均采用动态模型。在模型(3)至(5)中，根据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我们选择模型(3)作为主要分析对象。
从模型(3)中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变量ry、rp、r都与tb存在正向的显著性影响，弹性系数分别为0.354123、0.665419、0.323193，即国外增加值指数相对国内增加值指数之比(ry)、国外消费价格指数相对国内消费价格指数之比(rp)、人民币与贸易伙伴国货币的名义汇率之比(r)提高1％，那么中国对贸易伙伴国的出口与进口之比就会分别增加0.35％、0.67％和0.32％。这意味着外需的增加、贸易伙伴国通胀水平的提高、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都会增加中国的贸易顺差。但从弹性系数大小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不是影响贸易顺差的最主要因素，在三个解释变量中，汇率影响力是最小的，外需和通货膨胀水平才是最主要影响因素。
(四)观点评述及问题的提出
人民币升值可以通过三条途径影响国内通货膨胀水平，即直接渠道、间接渠道和货币渠道。国内学者对直接渠道是没有争议的。上文中的实证检验结果证明，我国也存在间接渠道，人民币升值能减少贸易顺差，尽管在三个解释变量中其影响力最弱。但检验结果也同时表明，不能过度夸大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顺差的影响，决定我国贸易顺差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外部需求的变化，人民币升值对贸易顺差的影响是次要的。在国际贸易持续存在顺差和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可以采用人民币逐步升值的政策，达到抑制通货膨胀和减小贸易顺差的目的。
对于货币渠道，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的强化，吸引一部分热钱流入国内，使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增加，增大通货膨胀压力。虽然对热钱很难作出准确的估算，但我们可以从外汇储备规模以及人民币兑主要货币的汇率变化趋势作出一些分析和判断。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近期外汇储备规模保持不断增长趋势，同比增速也在高位运行。图2中外汇储备的环比增速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走势基本同步，说明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并没有随贸易顺差的降低而缩减，不能排除国际游资热钱进入国内套利的可能。因此，应加强对资本账户的监管，减少国际热钱的流入，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对金融稳定的维护，另一方面也能避免热钱流入导致货币供应增速提高，抵消人民币汇率升值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
图1 外汇储备规模及其增速
资料来源：CEIC。
图2 外汇储备规模增速及趋势
资料来源：CEIC。
人民币升值对通货膨胀影响的三条渠道的作用方向存在正反差异，因此很难直接看出汇率升值对通胀的总体影响效果，为此需要直接检验三条渠道的综合效应大小，即中国汇率传递效应大小。
三、对中国汇率传递效应的检验
(一)计量模型设定
Goldberg & Knetter(1997)给出了研究汇率变动对国内价格传递效应的一般方程：
其中，
表示价格指数，
表示国外的控制变量集(通常衡量的是与本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外出口商的成本或价格)，NEER[,t]表示名义有效汇率，
表示国内控制变量集(通常是与本国经济发展有关的控制变量，例如，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等)。与单方程估计方法相比，VAR模型中的变量全为内生变量，可以充分考虑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不用作出哪些变量为外生变量的假设。因此，我们采用如下形式的VAR模型来衡量汇率传递效应：
(二)数据选择和处理
实证检验中价格指数采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对于控制变量，我们采用Campa & Goldberg(2005)定义的国外价格指数FCPI[,t]作为代理变量，FCPI[,t]=(NEER[,t]/REER[,t])，其中，NEER和REER分别表示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对于控制变量，我们采用工业增加值(ZJZ)衡量潜在需求对国内价格的影响。由于2006年12月后的工业增加值未作公布，所以运用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率推算，然后利用X12进行季节调整，并使用Hodrick-Prescott滤波技术(平滑参数=14400)获得工业增加值的循环因素，作为产出缺口(GAP)的代理变量。为了衡量货币市场或货币政策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控制变量Z，还采用6个月短期存款利率即rate6。
样本时期跨度：1990年1月到2007年8月，共212个样本。除产出缺口外，所有数据均取自然对数。为了检验汇改后汇率传递效应是否出现结构性变化，在分析中把整体样本分为两个子样本：1990年1月到2005年6月，2005年7月到2007年8月。
(三)检验结果分析
为了提高估计的可靠性，先对变量进行稳定性检验。在5％的置信水平下，如果检验结果拒绝单位根原假设，那么变量则为I(0)过程；如果一阶差分拒绝单位根原假设，则为I(1)过程。检验结果见表4。对各样本区间的一阶单整变量作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之间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建立VECM模型来分析各变量间的长短期关系。由于滞后期的选取对模型检验结果有较大影响，所以在检验中我们根据AIC和SC准则来选取最优滞后期。各方程残差项的J-B正态检验、序列相关LM检验、White异方差检验表明，残差都是平稳的、正态的，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回归结果见表5。
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2005年7月到2007年8月期间，汇率传递效应的长期系数达到0.60，即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能使国内消费者价格降低0.60％。而在1990年1月到2005年6月期间，汇率传递效应的长期系数仅为0.41。从短期影响来看，2005年7月到2007年8月期间的汇率传递效应系数为0.06，说明汇率升值能起到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的效果，只是作用较小。而在1990年1月到2005年6月期间，短期系数为-0.012。汇率传递效应的长短期分析结果表明，2005年汇率体制改革后，我国汇率变动对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调整效应不断增强，汇率传递效应趋于强化。
四、中国汇率传递效应趋于强化的原因分析
根据对汇率传递效应机制和影响因素的分析，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正促使我国汇率传递效应趋于强化。
1.初级产品价值在进口产品中的比重提高，初级产品价格上升，通货膨胀对汇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增加。近几年来，我国进口产品中初级产品比重从2005年1月的21.78％上升到2008年1月的30.72％。其中，动植物油脂及腊，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在进口产品中的比重都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分别从0.63％、11.14％、8.14％提高0.72％、15.35％、13.20％。同时，这些产品的价格也在不断提高。如初级产品价格指数从2005年1月的116.0上升到2008年1月的141.8。其中动植物油脂及腊，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的价格指数分别从95.4、112.3、125.4提高到161.5、134.0、153.8。初级产品比重的提高，以及价格的不断上升，使初级产品价格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力增加。根据汇率传递效应中的直接渠道，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也将提高，即通货膨胀对汇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增加。
2.我国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使汇率传递效应增大。根据Choudhri & Hakura(2006)的研究结论，即使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通货膨胀水平时期，高通货膨胀时期的汇率传递效应大于中等通货膨胀时期的汇率传递效应。如果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来衡量通货膨胀水平，那么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正处于历史上的相对高点。随着国际价格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内因素的影响，我国近期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通货膨胀仍会维持在高位水平。因此，相对于低通货膨胀时期，我国高通胀时期的汇率传递效应会相对提高。
3.国际价格水平上涨为汇率传递效应的发挥提供了条件。根据表5中的回归结果，在2005年7月到2007年8月期间，国外价格上升1％，在长期内能推动国内CPI提高3.46％，可见国际价格对国内物价的影响较大。自2007年9月份以来，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涨幅逐月提高，2月份同比上涨9.7％，创2005年5月(9.9％)以来新高。燃料动力类和黑色金属类价格持续上涨，以及有色金属类价格反弹，推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涨幅扩大，对生产者价格构成冲击。此外，国际粮价持续上涨，也会直接推动CPI上升。因此，汇率升值能部分消除国际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
4.汇率变动正成为调整我国市场不均衡的重要渠道。近年来我国出现贸易顺差不断扩大、投资过热、外汇大量流入、货币供应量偏多等现象，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市场的不均衡。对不均衡做出调整，主要渠道有两个：一是国内价格水平的调整，包括要素和资产价格的上涨，二是人民币升值。这两条渠道之所以能对市场不均衡作出调整，其主要原因是，如果一国存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为了吸收过多流动性，该国可能面临三种不同的选择：一是保持名义汇率稳定，通货膨胀率因流动性过剩而上升，进而导致实际汇率升值，并最终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二是维持低通货膨胀水平，让汇率升值；三是实行货币的对内贬值和对外升值，使实际汇率向均衡水平调整。因此，货币的对内贬值和对外升值之间虽然存在跷跷板效应，但却是同方向调整的两个渠道，都能解决不均衡问题，并不存在矛盾。随着我国通货膨胀水平和资产价格的提高，价格已得到较充分的调整，随着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程度的逐渐增强，汇率对市场不均衡以及国内通胀水平的调整效应也会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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