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地理数术知识的演变与古代地理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汉唐论文,地理论文,古代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讨论中国古代地理学，尤其先秦至隋唐间地理学的发展问题，很有必要涉及地理数术，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理解中国古代地理学早期知识形态的一条重要途径。虽然已有学者在地理学史中将古代地理数术作为严肃的内容进行了讨论，① 但对其中知识流变的相互关系还未予以足够重视。本文希望在梳理汉唐间地理数术知识进程的基础上，对它与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的关系提出初步看法。
一、《汉书·艺文志》相关地理书再认识
两汉之间独立流传的书较少，地理书则更少。除被纳入各流派经典文本中的地理篇章外，今天能够从《汉书·艺文志》中寻绎出来的地理书只有少数几种。它们不仅集中在数术略中，而且大多已无法窥其全貌。即使流传至今的《山海经》，其文本亦存在不少问题。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造成对《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所录地理书的一些误解。在一般的观念中，除《山海经》以外，《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中与地理相关的书，如形法之《宫宅地形》、五行之《堪舆金匮》，大都被看作后世所谓的风水书。② 这一认识不仅与《汉书·艺文志》相背，与先秦学术实际不符，而且容易导致对古代地理学的误解。
《汉书·艺文志》中与地理相关的书，③ 一般认为有以下几种：一是兵书略兵阴阳中可能专讲军事地形的《地典》六篇；二是数术略形法之《山海经》13篇、《国朝》七卷、《宫宅地形》20卷；三是数术略五行之《堪舆金匮》14卷。④ 据所属类目，称这一时期知识世界的地理知识观念为数术的时代，似较贴近历史真实，兹逐一分析如下。
1.《地典》六篇。该书久佚，后世多不知其内容，故而无论地理学史，还是风水研究者长期以来都没有对它进行讨论。随着银雀山汉简的出土，我们有幸在两千多年后得以窥其一斑。依据残简，李零认为该书依托“黄帝七辅”中的地典，属于战国和汉代流行的黄帝书。地典是传说中黄帝身边的七个大臣之一。他的名字可能是文学创造，因为此书正好是讲军事地形。⑤
兹据《银雀山汉墓竹简（贰）》释文，引述相关内容如下：
……□夫东西为纪，南北为经，□……
……败。高生为德，下死为刑。四两顺生，此胃（谓）黄帝之胜经。黄帝召地典而问焉，曰：“吾将兴师用兵，乱其纪刚（纲），请问其方？”地典对曰：“天有寒暑，地有兑（锐）方。天……天佑十二时，地有六高六下。上帝以战胜……
……十二者，相胜有时。一曰□……［四］曰林胜城，五曰城胜，六曰［胜□］，七曰□胜□，八……［十曰］□胜系（溪），十一曰系（溪）胜沟。此十二者，地之贫也。凡高之属，无时，左之胜，下之属，无时……
……北（背）之胜。虽（唯）六月不可逆水南乡（向），二月不可逆奚（溪）南乡（向），上帝之禁，下□……
……皆下，左右高。左右下，前后高。前后下，左右□……
……战，得其丞下。北（背）丘而战，将取尉旅。左丘而战，得适（敌）司马。北（背）陵而战，得其士主。左陵而战，适（敌）君分走。北（背）邑而战，得其旅主。左邑火陈（阵），适（敌）人奔走。右水而战，氏（是）胃（谓）顺□，大将氏（是）取。
……其忌。”地典对曰：“丘上莫生，其名为秃丘……
……死山陵丘林，其名为□地□……
……弃去而居之死。水而不留（流），其名为樿，其骨独，居之死。此胃（谓）大（太）阳者死，大（太）阴者［死］……
……者为阴地
……者为阳。秋冬为阴，□……
……□□军法令，毋登丘而（呼），毋遂……
……□北。地典曰：“上帝审此，以战必尅（克），以攻必取……⑥
据上述引文，大致可见《地典》在分析军事地理时运用阴阳学说对不同地貌、地物做了分类归纳，如将地形概括为阴地、阳地。它对方位、不同地貌及其军事地理作用的认识也比较准确，与传世《孙子兵法》的分析相近，如“六月不可逆水南乡”，“二月不可逆溪南乡”；又如它对阴地、阳地可居不可居的分析，与《孙子兵法》生地死地的判断亦相近。依我们今天的认识，不合理性的“左丘而战，得敌司马”这一类论述，与《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叙所云“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⑦ 的旨趣正相一致。从残简分析，其中大部分有关军事地理的论述都以实际可靠的地理知识为基础，运用阴阳学说对地貌和地理现象的归纳推理也并非无稽之谈。因此，虽然其中包含“左丘而战，得敌司马”这类预言性论述，《地典》仍然应是战国至两汉时期独立成书、流行的具有代表意义的军事地理著作。
如李零所说，《地典》的性质是战国汉初流行的黄帝书。葛兆光认为，至少在战国前期就已逐渐形成的黄帝之学以“天道”为思想依据，在其形而上的哲理背后拥有春秋战国时代丰富的天文历算、地理物宜、法律制度，甚至占星、推历、望气、德、形法的知识，以及种种治世、处世之道。而战国后期《吕氏春秋·序意》所引黄帝教诲颛顼的话，“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很可能就是黄帝之学的关键，即它是以大圜和大矩，也就是天、地为不言而喻的依据，引申和推衍出来的一套实用技术和思想理论。⑧ 若此，则《地典》正符合“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的思想，亦与《易传》“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思想相通。若非其以兵法为目的，以阴阳为旨归，依《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形法类所叙“大举九州之势”以求吉凶之旨趣，将之归入形法亦未尝不可。
2.《山海经》13篇。有关《山海经》的研究然已十分深入，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如篇卷，《汉书·艺文志》作13篇，而今所见刘秀（歆）《上山海经表》却作18篇，四库馆臣以为《七略》乃刘秀所定，不应自相抵牾，疑表文为后人伪托。⑨ 其他如作者、著作时代、著作地域等更是意见纷杂。⑩ 在现有文献基础上欲彻底解决上述文本问题恐难实现，若他日能得更为直接之出土资料，或可有进一步答案。《山海经》之归类，《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皆以之为地理类之首，(11) 对《汉书·艺文志》列为形法并无疑义。至《新唐书·艺文志》虽列为地理，然并未冠首。(12) 宋人其他目录虽多仍将之列为地理书，但其意义发生变化。如《直斋书录解题》称，之所以将其列入地理类，是“古今相传既久”的原因，(13) 实质上对其性质已发生怀疑。《宋史·艺文志》则将其归入子部五行类。(14) 至《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列入子部小说家，认为以前诸家目录将之列为地理书之冠未为允当，按其名实应为最古之小说。(15)
《汉书·艺文志》将《山海经》归入形法，姚振宗以为是当时无地理类之故；张舜徽则认为是由于它记载宇内四方地形；而清人毕沅认为，古本有图，因之入形法；余嘉锡认为乃因《九鼎图》而作，其图所示固非山海形势，而乃怪异形相之征，系用以占卜者。(16) 其他近代以来诸说，因其多出各家研究之需要，故不具论。
《汉书·艺文志》之所以归《山海经》入形法是由先秦两汉间学术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首先，在当时追述王官和学术家派的时代，知识分类方面还没有地理学的观念。其次，随着出土文献的激增，早期数术的轮廓日益清晰。李零指出，它们主要由三类构成：一是占术（式法选择、卜筮占梦等），一是相术（相地形、相面、相六畜等），一是巫术（厌劾祠禳等）。其中占卜之术为主体，又分三大类，星算类的占卜（包括天文历算和式法选择在内）最复杂，和阴阳五行的关系最密切；卜筮类的占卜次之；其他杂占又次之。(17) 观数术略所分类目及各类目下所系之书，正是这三类数术。形法类即相术。《艺文志》叙其知识旨趣，乃在于“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徵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18) 其相术类型包括相地、相人、相六畜、相器物，其数术特征在于以地形、人畜骨骼度数、器物形容为基础推测贵贱吉凶，即是依据物体的物理特征判断物体的贵贱吉凶。诚如所言，乃数之自然而非鬼神。今通行本《山海经·西山经》云：“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有兽焉，其状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见则其国大穰。有鸟焉，其状如翟而赤，名曰胜遇，是食鱼，其音如録，见则其国大水。”“凡《西次三经》之首，崇吾之山至于冀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状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礼。用一吉玉瘗，糈用稷米。”(19) 这正属于形法类叙所云“大举九州之势”以求“声气贵贱吉凶”的相地之术。
通观全书，虽有讲“声气贵贱吉凶”之言，但主要内容却是论九州之势。后世所谓怪诞迂夸之词主要在于其所记各地鸟兽、人物风俗之事，往往由世人不能理解考信而致。若细读全书，并体会其知识起源之甚早，则可以理解此类地理描述，与其他两类数术比较，是较平实的记载，较少掺杂神秘不可知的内容。(20) 若与《禹贡》比较，除多出各地神祠、礼俗的记载外，在山川表述方法上似乎并不逊色，反而更为详细。如《禹贡》导山、导水并不言具体地理方位、道里，而《山海经》则相反，皆具言方位、道里，其方法与今所见北魏郦道元注《水经》之法十分相似。(21) 或许一方面在早期的技术条件下，还缺乏十分精确的地理定位，一方面其所举九州之形势范围又极为广大，且所据资料之时代往往久远，故对地理大势做如此具体的数字化描述，其间地理与空间的出入反而更大，但其平实、数字定量的描述方法则是古代地理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大举九州之势，所求的“声气贵贱吉凶”，依据其所载内容，应即形法叙言所谓“以立城郭室舍法”，即依九州之地理形势，选择适当的地理环境建立城郭室舍。这与《诗经》和《尚书》所载公刘相地居豳、周公相地洛水营成周的故事性质相同。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今传刘秀（歆）《上山海经表》所云“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22) 并非全无根据，它反映的正是相地术的早期渊源。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山海经》与《禹贡》在性质上可能相同，但各自撰述的目的和作用不同。《禹贡》大举九州之势，核心在于“任土作贡”，即为王朝统治提供地理的物质基础，这或许是今本《禹贡》导山、导水注重运路的一个原因；而《山海经》大举九州之势，核心在于“立城郭室舍法”，即为王朝和人民提供可以居处的地理环境基础。而今人考证《山海经》各部分成书时间不同，早至东周，晚至汉初的情况，(23) 一方面反映了其知识系统存在着较早的来源，以及文本逐渐形成的过程；另一方面，这也与战国—秦时期知识与思想领域逐渐系统化，为新的政治秩序建立提供意识形态基础的潮流相一致。
3.《国朝》七卷。无传世。
4.《宫宅地形》20卷。无传世。
上述两书世无传本，亦未见零星记载，目前尚无相应之出土文献。故时贤所论，多从名称和类目推测。如赵益援引清人周寿昌《汉书注校补》以为《国朝》、《宫宅地形》或当作“国朝宫宅地形”，为后人割裂而成二书。(24) 此说显然与二书下皆有卷目，且形法六家之数相抵牾。辛德勇则推测《国朝》、《宫宅地形》大体与《周礼·考工记》中“匠人建国”、“匠人营国”部分相似，都是讲述城市建设的一般原理。(25) 辛氏之推测虽未经深入论证，却很可能比较接近当时之面貌（说详见下文）。
5.《堪舆金匮》14卷。数术略五行之《堪舆金匮》，地理学史一般悬而不论，而探索风水奥秘的著述则都有涉及。由于该书后世没有传本，论者往往歧义纷呈，不少学者认为其属于早期风水书。兹综合各家意见，作扼要梳理如下。
杨文衡等注意到历史性的差异，认为《宫宅地形》、《堪舆金匮》还不是后来意义上的风水著作，(26) 但将二者相提并论，则基本上仍是把这两种著作看作同一类型的书。如细读《汉书·艺文志》小叙或可发现，《汉书·艺文志》对这两类做了比较明确的区分，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的学术价值趋向。《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五行类叙云：“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书》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浸以相乱。”(27) 据此，五行之说并非纯为吉凶之言，而是把对五常（即金、木、水、火、土）物质形态的观察把握与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相结合，大到国家运德，小到身之言行。李零指出，这种经过战国—汉初诸子之学精密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五行学说源头更早，主要产生于古代的数术之学，是占卜方法的数字化。(28) 因此五行之《堪舆金匮》应属数术中的占卜一类，故唐人颜师古注文谓“许慎云‘堪，天道；舆，地道也’”，(29) 其“天道”、“地道”所指恐非天、地的实际运行规律，而很可能是指古代式占中式盘所象征的法“天、地”。又据上引五行类小叙，知此类数术属于律历之数，结合同一类目下所录诸书，则近来学者认为《堪舆金匮》为当时择日之书的考证应属可信，(30) 因此它与后世讲地理的风水术有很大差异，既非地理学，也不是地理术，不属于早期地理书。
二、《汉书·艺文志》所反映早期知识世界的地理知识观念
虽然《汉书·艺文志》所载独立地理书只有《山海经》传世，我们还是试图从数术略和形法类的著录旨趣，并结合相关出土文献，从形法相地术的角度作一整体概论。
第一，据书名，《国朝》、《宫宅地形》是以相地为核心知识的地理书，应无疑问。
第二，若将二书与《山海经》合观，三者同为相地术。依据《汉书·艺文志》叙录的王官与家法体例，则三者可能代表了地理数术的三种不同官守家派，其区别或主要在于对象之不同。《山海经》与《禹贡》相类，为大举九州之势，其所体现的或是《周礼》(31) 的“体国经野”之道，属于从地域整体的角度进行的综合地理描述和论述。
《国朝》，“国”指都城、城邑，以邦国都邑之地为主要对象。如《诗经·大雅·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冈，乃觐于京……既溥既长，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徹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诗经·大雅·緜》：“周原膴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迺立皋门，皋门有伉。迺立应门，应门将将。迺立冡土，戎丑攸行。”《尚书·召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
《宫宅地形》则可能与《周礼·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则树王舍”及《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之宫室制度之法相当，以相宫殿室舍之地及形为主要对象。
若此，则三者很可能分别代表了以地域、城聚、宫宅三种不同空间尺度为对象的相地术。
第三，相地术与占卜选择之关系。数术略形法在相地之外，著录有《相人》24卷、《相宝剑、刀》20卷、《相六畜》38卷三种。以上各书后世亦多亡佚，然可从出土文献中寻其踪迹。《相人》之术虽在后世大为繁荣，但目前尚未见早期文献出土的报道。《相宝剑、刀》则在居延汉简中已有发现。(32) 而已发现出土文献中与《相六畜》相类者主要有马王堆帛书《相马经》、双古堆汉简《相狗经》、银雀山汉简《相狗方》等。(33) 胡平生通过对“马踏飞燕”铜奔马与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对比研究，认为该铜奔马不仅体现出精湛的制造工艺，而且是对马匹经验知识的科学总结和模型表现，就是古代的相马法式。(34) 这为古代相马经的科学性提供了有力证据。古代对马的生理特征与实用功能的深入认识，建立在长期实践观察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就此大致可以推测，《相人》、《相宝剑、刀》、《相六畜》与《相马经》具有相同的特征，都是以对某种自然物（在中国古人看来，人与其他生物一样是自然的一种）长期实践观察为基础的经验总结。这与形法小叙所言以“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相吻合。《国朝》、《宫宅地形》亦当相类，即以地求“城郭室舍形”，是古人对地形与营建各种住宅之间关系的经验性知识以及相应的吉凶判断为主的文本表现。
在早期文献的记载或描述中，先民相地往往与占卜活动相关。如上文所引《诗经》、《尚书》、《周礼》等。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从上述传世文献中发现，一般先有相地之活动，然后才进行占卜，以定吉凶，即以相地之形势善恶为主，占卜定吉凶往往属于确定和证明相地结论的仪式性活动。换句话说，相地与占卜属于两个不同阶段的活动，其任务及功能不同，两者都在各自的体系内运作，在知识形态上尚未融合。
传世《山海经》的文本记载反映的也是这种情况，书中未见占卜吉凶之仪式与方法。所谓祯祥之术，如上引《西山经》：“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有兽焉，其状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见则其国大穰。有鸟焉，其状如翟而赤，名曰胜遇，是食鱼，其音如録，见则其国大水。”这属于象占，并非全为无稽之谈，而是有一定的物候因素在里面，并且全文此类文字描述也比较平实具体，几乎没有后世阴阳五行休咎的理论色彩。
另外，目前先秦—汉代的出土文献中，涉及居所的大都见于选择类的《日书》体系，(35) 这也说明当时选择术与相地术还没有融合，尚属两个各自发展的数术体系。此类出土文献或可为理解相地术与选择术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后世的融合提供帮助。兹引九店楚简《日书·相宅篇》的一段，以见一斑：“凡相垣树邦、作邑之遇（寓）：盍（盖）西南之遇（宇），君子（居）之，幽（懝）不出。北方高，三方下，（居）之安寿，宜人民，土田聚（骤）得。盍（盖）东南之遇（宇）（简45）君子（居）之，□夫□□□……西方高，三方下，其中不寿，宜人民、六（扰）。盍（盖）西北之遇（宇），芒（亡） （长）子。北、南高，二方下，不可（居），是胃（谓）□土，聚（骤）□见吉。东北又（有）□□”（简46）(36) 从上引文字可以发现，它主要讲的是微地形，方位对居住者可能的身心影响，以及相应的吉凶休咎。这些休咎判断，一方面以地形地貌的经验性认识为基础，比较朴素；另一方面已有一定的抽象特征。目前对《日书》的认识虽然尚未完全一致，但基本上认为它属于选择术，可能与五行类相当，所以有学者认为这篇文字所体现的相宅术可能受五行八卦思想的影响。(37) 然就文字本身看，似乎对五行阴阳思想的反映还不是很明显。这与王充所见《图宅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38) 的旨趣不尽相同。
据此推测，至少到战国末期，数术之相地尚未与五行有密切关系，即使是占卜选择类《日书》中的卜宅内容，也没有完全被纳入阴阳五行说的范畴下，而保有相对原始的知识状态，这种情况可能直到西汉末年刘向父子校书时还未完全改变，至少当时的五行类或阴阳类中可能还没有独立的图宅书或卜宅书。但是两汉之间，随着阴阳五行思想的日益精密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影响日盛，尤其是私人撰述的流行，此类著述开始有较大发展，故东汉王充的时代已有十分成熟的以五行生克为核心的图宅术流行。《论衡·诘术篇》所载图宅术，以五音宅姓为核心，保留了择日内容，专论阳宅，(39) 因此推测汉以来以五音生克为基础的图宅术，可能与战国《日书》中的卜宅知识有关。它们经过五行思想的系统化、精密化而得到发展，最初以阳宅为主，到东汉前期王充的时代，很可能还没有与墓地择吉密切相关。
三、魏晋南北朝形法的转化与地理知识系统的逐渐两分
《汉书·艺文志》之后，随着中国古代学术王官与家法传统的逐渐消逝，私学日盛，儒学正统地位确立，古代的知识体系发生很大变化。这一变化在目录学上的反映，就是《汉书·艺文志》的六分法逐渐向甲乙丙丁的四分法过渡。《隋书·经籍志》则最终将这一过渡确立为后世所遵循的定制。但在《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之间，目录学的发展仍然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不过今天无法看到当时完整的书目，而只能利用零星记载揣度其具体情况。就相地术与地理书在这一时期知识世界的位置而言，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解答：一是形法如何逐渐转变；二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可能的地理书，如何逐渐形成后来畛域分明的格局。(40)
宋齐间王俭《七志》已将“地域及图书”合为《图谱志》。(41) 这表明，至少在这一时期，讲九州地域形势的书籍无论是数量还是性质可能都已突破《汉书·艺文志》形法的范围，并逐渐从中分离出来。然而，我们仅能看到《七志》的一级类目，无法获知其二级类目的情况，因此诸如《汉书·艺文志》形法作为二级类目是否依然存在，其位置如何，所录为何等著述等问题，皆无从判断。
值得庆幸的是，《广弘明集》卷3《七录序》所附《古今书最》较为完整地保留了阮孝绪《七录》的一、二级类目，这为分析上述问题提供了线索。(42) 依据这份目录清单，《七录》内篇第二《纪传录》有土地部，73种，171帙，869卷。内篇第五《术技录》有刑法部，47种，61帙，307卷。(43) 关于土地部著录之内容，一般认为与《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相当，并无异词。然而对于《术技录》之刑法部，似尚较少有人注意，而颇疑其即《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之“形法”。《七录序》云：“王以数术之称，有繁杂之嫌，改为阴阳；方技之言，事无典据，又改为艺术。窃以阴阳偏有所系，不如数术之该通，术艺则滥六艺与数术，不逮方技之要显，故还依刘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医经、经方不足别创，故合《术技》之称，以名一录，为《内篇》第五。”(44) 则阮孝绪之《术技录》实际当为刘向父子之数术与方技略。观其《术技录》所分十类之其余九类（天文、纬谶、历算、五行、卜筮、杂占、医经、经方、杂艺），其性质皆为数术与方技。因此，可以推测《术技录》之“刑法部”的性质当亦如此，而非如《隋书·经籍志》史部讲求律令刑名之“刑法类”。(45) 又，《七录》内篇二《纪传录》已有《法制部》，(46) 似不当别出一类律令刑名，此亦可佐证《术技录》之“刑法”不当为刑名之书。因此，似可推测此“刑法”当作“形法”。
若此推测不误，则说明至少在南朝梁普通（520—526）中，阮孝绪撰述《七录》之时，《汉书·艺文志》之形法作为二级类目，尚为一般目录所保存。既然形法作为二级类目尚存，则其所著录之书是否如《汉书·艺文志》尚包括后世所谓之地理书？而其所著录之书与《纪传录》土地部或王俭《七志·图谱志》所录之书有何关系？此皆需考察。
《术技录》之“形法”（刑法），所录著述之情况虽无直接证据，但可找到一些旁证。《隋书·经籍志》子部五行类著录有《地形志》、《宅吉凶论》、《相宅图》、《相书》、《相经要录》、《相马经》等，此类著述性质似属《汉书·艺文志》形法所类之相术。值得注意的是，庾季才《地形志》在《隋书·经籍志》五行类重出。(47) 有学者认为，《地形志》乃总论天下地形之类，虽或兼及地形吉凶，仍并非专门的宅经、葬经，《隋书·经籍志》入于五行，或误。(48) 在笔者看来，论者对该书性质的评价甚是，但认为《隋书·经籍志》将其误入五行，则有可议之处。据《隋书·经籍志》五行类所录各书，尤其是《地形志》与《汉书·艺文志》形法类著录之旨趣相合，《隋书·经籍志》将之入《五行类》可能是《汉书·艺文志》形法类影响尚未完全消失的表现。
另一方面，《隋书·经籍志》五行类《地形志》、《相宅图》之后，列《五姓墓图》一卷，其自注云“梁有《冢书》、《黄帝葬山图》各四卷，《五音相墓书》五卷，《五音图墓书》九十一卷，《五姓图山龙》及《科墓葬不传》各一卷，《杂相墓书》四十五卷，亡。”(49) 则显示《隋书·经籍志》之前，大举九州地形的相地术随着五音姓宅与宅墓书的发展，在新的情况下已被视为同类。五音类著述在《汉书·艺文志》中属于五行，从《隋书·经籍志》上述著录情况分析，《汉书·艺文志》形法相地类著述在《隋书·经籍志》之前一方面可能存在向五行类转化的趋向，另一方面五音姓宅类数术得到了巨大发展。(50)
因此似可作如下推论：《隋书·经籍志》将《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法类著述多归入五行类，这反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五音姓宅术的发展，相地术逐渐与之融合，在当时的观念中两者遂被当做同一类型的知识体系。故而阮孝绪《七录》“形法”所载可能包含相地术和选择术两类；而原来相地术中比较平实雅正，以大举九州形势为对象，主要记载具体地理知识的书，则逐渐脱去数术的成分，成为独立的一类，在《七录》中被列为“土地部”。这样大致在齐梁之间的知识观念中，出现了两类地理书：一类属于数术地理，是逐渐选择术化的地理数术书；一类则是脱去相地术中数术成分，专讲九州形势的王朝地理书。
虽然在当时的知识世界中，已出现这种两分的地理知识观念，但“形法”的观念还有相当影响，尤其以九州形势为对象、已逐渐跳出数术范畴的地理书，在南北朝时期的某些目录中还是被归入子部。而辛德勇认为，自荀勖创立四部分类体系，把《汉书·艺文志》数术类书籍纳入子部，梁元帝《金楼子》著述书目子部中即列有《荆南志》、《江州记》等多种地理书。(51) 则至少在当时的四部分类体系中，对《荆南志》、《江州记》之类地理书的认识还存有早期地理数术观念的影响。
综上所述，至阮孝绪作《七录》时，《汉书·艺文志》形法类尚作为二级类目存在，形法类目的消失当在此后，而其所著录之书此时正逐渐向侧重吉凶贵贱的宅兆著述过渡。(52) 与此同时，后世所谓狭义地理著述大多已被归入新设立的，并逐渐稳定的二级类目土地部，即《隋书·经籍志》之地理类。
四、汉魏隋唐间相地术的隐退与宅兆选择术的勃兴
如前所论，《汉书·艺文志》形法类所录相地书的要旨在于“大举九州之势为城郭室舍法”，在内容上与后来专门讲王朝疆域地理的著述相近，有很高的地理学价值。因此，早期文献记载《山海经》时往往将之与上古圣人相联系，如《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所载，《山海经》乃大禹“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水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理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53) 东汉王景治河时（公元69年），皇帝赐给他的参考书中就包括《山海经》，(54) 因此学者推测东汉时它还是被看做可靠的地理文献。(55) 今所见刘秀（歆）进书表也将其与《禹贡》并举。但是，知识世界对于《山海经》的认识从西汉以来就开始产生怀疑，文献即记载了东方朔与刘向利用《山海经》辨认名物的故事。(56) 以上史实一方面说明读过该书的两汉学者不是很多，它的流传并不很广，另一方面说明除少数专家以外，学者对它的认可多在于博物。至于东晋郭璞的时代，一般学者已多将该书看做“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儻之言”而“莫不疑焉”。(57) 则东晋时代的学者对它的认识又发生变化，已有偏向小说家言的趋势。
《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法相地术的变化有两个主要趋向，一是大举九州形势类的著述扬弃今所见《山海经》中所谓怪异祯祥部分，吸收《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方法，发展出一套专记王朝山川、物产和疆域地理的著述方式，这类著述在知识世界逐渐成为地理知识体系的正统。一是“立城郭室舍形”的相地术中，“声气贵贱吉凶”的内容被讲求方位和时间的选择术等其他数术所转化，在时代习俗风尚的影响下，逐渐发展出一类不同于以往的卜地吉凶的方法，即后世以冢墓为核心的风水术。唐初《隋书·经籍志》最终为这两类著述在知识世界的意识形态中确立了位置：前者独立为史部地理类，成为古代地理学的正统，并在大量著述的基础上建立起成熟的知识谱系；而后者杂入子部五行类，它的真正发达则尚在此之后。
关于这一时期宅兆类数术的发展，尤其是墓葬吉凶风俗的逐渐流行，学术界已有不错的分析。(58) 下面主要从相地术隐退、宅兆选择术勃兴的角度做初步梳理。
第一，在两汉的知识观念中，依据前文论述，形法类相地书与王充所论图宅术基本上属于不同的数术体系。前者属相术，其对象大到九州疆域，小至宫殿庐舍。后者则是在保留择日技术的基础上，经过精密化、系统化，以五行休咎思想为核心的择居术，主要面向宅院方位吉凶。需指出的是，由于《国朝》、《宫宅地形》世无传本，它们与出土文献中《日书》系统内的宅居数术以及王充时代的图宅术，是否如《山海经》与上述知识的区别一样，还无法确知。
第二，从王充对图宅术的辩驳分析可知，图宅术至少到东汉时期已经流行，有比较成熟的推论方式。它的思想资源与知识来源，依据出土《日书》和《论衡》的相关记载，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是早期选择术。这可从《日书》保留的宅居内容及《论衡》所记图宅术中的择日内容得到佐证；其二是在五行生克思想基础上，以宅姓五音和宅第六甲方位判断吉凶休咎。将《论衡·诘术篇》的零星记载与宋代官书《地理新书》中的五音宅姓吉凶方法比较，(59) 可知前者以世俗宅院为对象，后者虽包括世俗宅院但主要对象则是墓葬；此外，后者比前者远为复杂烦琐，在五音五姓六甲基础上，杂以神将、地脉说为吉凶判断依据。其三是很可能融合了早期的居住习俗和宅占数术知识，如《论衡·四讳篇》所谓当时西益宅不祥的习俗以及提到的宅家。宅家占卜吉凶的依据，在于“宅有形体、神有吉凶，动德致福、犯刑起祸”，(60) 则当时宅占除依据宅院的形状判断吉凶外，还有一套与之相配合的神灵体系，即宅神；据“动德致福、犯刑起祸”推测，它的思想基础或是讲刑德的阴阳学说。
第三，春秋战国时期，丧葬主要在礼仪的范畴内，如《周礼》、《礼记》、《孟子》诸章所载，而当时诸家争论的焦点在于厚葬和节葬。突出者如《墨子》有《节葬》，反对当时的厚葬习俗。至于东汉，《论衡·薄葬篇》则对先秦以来儒、墨反对厚葬的理论做了系统分析，并对当时的厚葬习俗做了深入批判。(61) 这些论述与记载都还没有提到葬地吉凶的问题，据此推测，直到东汉时期知识领域占主导的还是厚葬与薄葬的奢俭、礼仪之争。
第四，东汉时期，专门的葬地避忌数术已广泛流传。《后汉书·王景传》载王景看到当时数术“众书错糅，吉凶相反”，遂“参纪众家术数文书，冢宅禁忌、堪舆日相之属，适于事用者，集为《大衍玄基》”。(62) 表明东汉前期专门讲求冢宅禁忌的数术广为流传，并有相应的“文书”；从冢宅禁忌与堪舆日相并列，可推测当时冢宅禁忌已是一类比较独立的数术。另据《后汉书·百官志》，负责礼仪的太常寺下有太史令一人，掌天时、星历，其中包括“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文注所引《汉官仪》云，有太史待诏三十七人，其中除历法、龟卜、时日等外，有三人负责“庐宅”。(63) 可见此类冢宅禁忌术的核心可能尚是选择术范围内的择时日体系，其官守所掌属于《汉书·艺文志》五行类的“律历”之数。而从其掌“祭祀、丧、娶之事”之良日及时节禁忌推测，“庐宅”可能包括红、白两类良辰吉凶避忌，其中的葬地禁忌数术可能主要不是择地之吉凶，而是葬仪过程的时日吉凶，应与《礼记》记载的丧葬礼仪规范相符合。《论衡·讥日篇》提到的《葬历》，(64) 主要在于“日之刚柔，月之奇耦”，(65) 即择时日之吉凶正可为佐证。
第五，东汉开始，逐渐出现有关葬地选择和以之预测后代吉凶的零星记载。常见引用的最早葬地择吉、荫泽后代的可靠记载见于《后汉书·袁安传》：“（袁）安父没，母使安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安为言其故，生乃指一处云：‘葬此地，当世为上公。’须臾不见，安异之。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66) 依据这段记载，袁安求葬地一开始并无特别之方法与目标，“道逢”乃巧合，带有相当的神秘色彩；从遂葬“所占之地”推测，可能属于占卜性质，而不是相地理或地脉。《论衡·讥日篇》所载《葬历》的数术基本原理，除了用日刚柔和月有奇耦的阴阳外，已有“避九空地自”(67) 的思想，也就是说虽然仍以时日选择为核心，但对葬地的地理特点也有了相应的选择理论。这或许就是当时出现葬地择吉记载的一个前提。《后汉书》以上记载说明，东汉时代关于丧葬的思想中出现了祖先荫泽后代的观念。这与西汉以来广为流传的天人感应思想相符合。
第六，魏晋南北朝时期，冢墓荫泽后代之说大行，(68) 秦汉时以阳宅为主的图宅术相形暗弱。这一时期的葬地荫泽故事，下面几则常为所引：《世说新语·术解》：“人有相羊祜父墓，后应出受命君。祜恶其言，遂掘断墓后，以坏其势。相者立视之曰：‘犹应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坠马折臂，位果至公。”(69)《晋书》郭璞为母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又载，璞尝为人葬，帝微服往观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问耳。”帝甚异之。(70)《南史·宋本纪·武帝纪》载宋武帝父墓在丹徒候山：“其地秦史所谓曲阿、丹徒间有天子气者也。时有孔恭者，妙善占墓，帝尝与经墓，欺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帝由是益自负。行止时见二小龙附翼，樵渔山泽，同侣或亦睹焉。”同书《齐本纪·高帝纪》载高帝旧茔在武进彭山：“冈阜相属，数百里不绝，其上常有五色云，又有龙出焉。上时已贵矣，宋明帝甚恶之，遣善占墓者高灵文往墓所占相。灵文先给事太祖，还，诡答曰：‘不过出方伯耳。’密白太祖曰：‘贵不可言。’明帝意犹不已，遣人践藉，以左道厌之。”(71)
据上述故事，就数术知识源流而言，一是当时冢墓择地方法和吉凶判断中，虽然还没有直接记载如后世风水术中的寻龙点穴之说，但已包括墓地位置、墓地空间形态、周围地理形势、地脉联络等后世风水术中形势与理气说的基本内容。二是在当时的墓地吉凶判断体系上，早期望气术是一个重要知识资源。三是对墓地吉凶的判断，有不少属于占卜术的成分。四是郭璞卜墓暨阳的故事与杜佑坠泪碑山泽为陵的故事相近，都反映了当时学者对地理变迁的认识。从郭璞为母卜墓的故事，还可以推测当时墓地选择的核心还是《礼记》中的“葬者，藏也”的思想。
虽然这一时期史书中的相关故事、墓地选择的数术方法主要突出地理吉凶，但依据相关书目记载的宅兆著述，当时的主流是以五行为基础的五音宅姓吉凶体系。如《隋书·经籍志》五行类《五姓墓图》下注文所列《冢书》、《黄帝葬山图》、《五音相墓书》、《五音图墓书》、《五姓图山龙》、《科墓葬不传》、《杂相墓书》。(72) 当时社会上实际流传的此类著述应远不止于此。据宋代官修《地理新书》，唐人孙季邕奏请停废的伪烂葬书即有120家（参见下表），可见魏晋隋唐间葬术发展之繁盛，更重要的是，依据这份停废清单，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它们多属律历选择术。
魏晋以来宅兆选择术广泛流行，因此在唐代确立王朝政治体系的过程中，“丧礼”作为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问题之一，朝廷有必要做整齐的清整工作，以期统一礼仪、引导风俗。故唐初有吕才整理阴阳书之举，后又有孙季邕撰述《葬范》并奏请停废伪烂之举。(73) 要之，该时期此类数术虽已包含后来所谓形势派与理气派的内容，但其核心则以五音选择为主。
古代知识世界学术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是“学”从“术”出，数术往往是各种知识的早期渊源，古代地理学即如此。《汉书·艺文志》的时代虽已有明确的《地理志》，已创造出一套完整的王朝疆域地理描述方法和变迁系统，(74) 但在当时的知识观念中还没有明确的“地理学”观念，地理书在知识体系中属于数术之形法，是“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的相地术。
依据现有文献，《山海经》、《国朝》、《官宅地形》，很可能属于三种不同地理对象的相地术，依次分别为九州大势、邦国城邑、宫殿住宅，各自在古代的社会政治中发挥不同功用，后两者还有待日后出土文献的验证。若以《山海经》为据，这种相地术的内容比较平实，地理记载详细而具有较高价值。形法类所录相地书与王充所批判的图宅术有本质区别，后者是以五行说为基础，在日书选择术基础上经过精密化、系统化的选择术，在保留择日技术的基础上发展了五行休咎的择地术。这种择地术当时可能主要面向阳宅，与葬书不相统属。
因此就总体而言，汉代知识世界对于地理知识和地理书的认识还未完全脱离数术的范畴。此后，随着古代学术体系由王官、家法向私著的转变，知识体系亦从以人载道的官守、家法逐渐转为以书载道的中古知识系统。魏晋之间，相地术中以《山海经》为代表的类型，在王朝政治的过程中褪去数术色彩，将其平实雅正的疆域地理描述体系发扬光大，取得正统知识地位。原本数术的部分，与其他数术尤其是五行中的律历选择术相结合，并顺应古代丧葬礼仪和社会习俗风尚的变化，由先秦两汉间宅居为主要对象的图宅术，逐渐发展为宅居、冢墓并重的选择术，而随着冢墓荫泽后代思想的流行，冢兆选择术得到极大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数术潮流之一。在某种意义上，今天所讲的古代地理学知识体系在当时知识世界正统地位的构建与确立，是早期数术分化发展的结果。
作为汉唐之间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面相，上述考察也许有助于从古代学术发展的自身环境中进一步理解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发展脉络。
写作时得到晏昌贵老师的热情帮助，并蒙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责任编审：李红岩
注释：
① 地理学史领域主要有杨文衡主编：《世界地理学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唐锡仁、杨文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于希贤主编：《中国传统地理学》，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②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认为《宫宅地形》、《堪舆金匮》皆为风水方位之书，虽无确据，然后人多据以立论。如王玉德：《神秘的风水：传统相地术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页；褚良才：《易经·风水·建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第54页；杨文衡、张平：《中国的风水》，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第3页。有关风水研究的一个比较好的学术史分析参见渡边欣雄：《中国风水与东亚文明：社会人类学的论点》，王铭铭、潘忠党主编：《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7—215页。
③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主要围绕“书”展开讨论，不包括那些散落在其他文献中的单篇地理文献。
④ 笔者对此已有讨论，参见潘晟：《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目录学考察（一）——〈汉书·艺文志〉的个案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辑。本文相关部分在此基础上做了较大修正。
⑤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368页。
⑥ 银雀山汉墓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47—149页。按，李零的辑释与整理小组释文次序、残简编号有较大差异，参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395—397页。
⑦ 《汉书》卷30《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60页。
⑧ 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2—113页。
⑨ 纪昀等编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141《子部·小说家类·山海经》，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871页。
⑩ 参见鲁惟一主编：《中国古代典籍导读》，李学勤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80—391页。通行文本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
(11) 参见《隋书》卷33《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82—988页。《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14页。
(12) 参见《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08页。
(13)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8，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37—238页。
(14) 参见《宋史》卷206《艺文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257页。
(15) 参见纪昀等编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141《子部·小说家类·山海经》，第1871页。
(16) 参见赵益：《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7页。
(17) 参见李零：《从占卜方法的数字化看阴阳五行说的起源》，《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83—96页。
(18) 《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75页。
(19) 袁珂：《山海经校注》卷2《西山经》，第59—60、68页。
(20) 关于《山海经》的地理学价值，参见谭其骧《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9—345页）。关于《山经》与《禹贡》的地理学思想史分析，参见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74—182页）。
(21) 从这个意义上推测，前人疑《山海经》为战国、汉时后出之书，未尝没有道理。需指出的是，据今日出土之大量先秦文献大致可以知道，今天所见早期经典可能多为汉时所厘定，汉之前的流传多有不同文本，且每有后世新加入之内容，《山海经》应当亦不例外。此外，从《水经》与其体例上的相似性或许还可推测，《水经》可能亦有早期之源流，至汉代据当时情形为之重新撰定，亦未尝没有可能。另外，若《禹贡》非《尚书》之一篇而独立成书，依《汉书·艺文志》之旨趣，估计亦可归入“形法”。
(22) 袁珂：《山海经校注》，第540—541页。
(23) 参见鲁惟一主编：《中国古代典籍导读》，第383页。
(24) 赵益：《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第37—38页。
(25) 辛德勇：《〈三辅黄图校释〉后述》，《书品》2006年第1期，第24—40页。
(26) 参见杨文衡、张平：《中国的风水》，第3页。
(27) 《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69页。引文标点略有改动，原“思心失，”改为“思，心失”。
(28) 参见李零：《从占卜方法的数字化看阴阳五行说的起源》，《中国方术续考》，第83—96页。
(29) 《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68—1769页。
(30) 有关论著与考证参见赵益：《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第18、102—104页。又参见李零：《战国秦汉方士流派考》，《中国方术续考》，第97—112页。
(31) 《周礼》的地理学史意义，辛德勇从古代学术的王官体系出发有深入精彩的讨论，参见辛德勇：《〈周礼〉地域职官训释——附论上古时期王官之学中的地理学体系》，《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
(32) 参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98页。陈力：《〈居延新简〉相利善刀剑诸简选释》，《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
(33) 分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释文》，《文物》1977年第8期；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数术书简论》，《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2—30页；李零、刘乐贤主编：《中国方术概观》（相术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2页；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412页。
(34) 胡平生：《“马踏飞燕”是相马法式》，《文物》1989年第6期。
(35) 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刘信芳：《九店楚简日书与秦简日书比较研究》，《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问学社有限公司，1997年；刘国胜：《九店〈日书〉相宅篇释文校补》，《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第3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3—165页；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赵瑞民：《关于堪舆术的一个比较——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宅居”、敦煌本〈宅经〉、今本〈宅经〉》，江林昌等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学术史：李学勤教授伉俪七十寿庆纪念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3—149页；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17—320页。
(3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第50—51页。文字隶定以晏昌贵的研究为基础，难字简为今字。参见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第317—320页。另参见晏昌贵、钟炜：《九店楚简〈日书·相宅篇〉研究》，《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刘国胜：《九店〈日书〉相宅篇释文校补》，《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第3辑，第163—165页。关于本篇的定名，一般依整理小组所定，也有学者称之为“宅居”。参见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第328—338页；赵瑞民：《关于堪舆术的一个比较——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宅居”、敦煌本〈宅经〉、今本〈宅经〉》，江林昌等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学术史：李学勤教授伉俪七十寿庆纪念文集》，第143—149页。依《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和李零对早期数术类型的概括，《日书》中的宅居部分不属相术，而是占卜术，因此若竹书无直接篇名，则称“宅居”或更合适。
(37) 晏昌贵、钟炜：《九店楚简〈日书·相宅篇〉研究》，《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38) 王充：《论衡》卷25《诘术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81页。
(39) 参见王充：《论衡》卷25《诘术篇》，第381—384页。
(40) 本部分内容在潘晟《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目录学考察（二）——汉唐时期目录学中的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1期）中已有讨论，本文在此基础上做了改进。
(41) 参见《隋书》卷32《经籍志一》，第907页。关于王俭《七志》，《宋书·后废帝纪》载元徽元年（473）进上30卷，《南齐书·王俭传》作40卷。王重民认为473年所上为《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而《七志》作为其成“一家之言”的目标，应是此后在门生故吏协助下，至去世前才完成。参见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4—60页。
(42) 王重民认为，齐梁间阮孝绪编撰《七录》，时间大约较王俭晚30年，据《史通》相关记载，推测阮氏以《文德殿五部目录》为基础。（参见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第60—64页）
(43) 参见释道宣：《广弘明集》卷3，《碛砂大藏经》第101册，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第502—506页。
(44) 释道宣：《广弘明集》卷3，《碛砂大藏经》第101册，第502—506页。
(45) 参见《隋书》卷33《经籍志二》，第972—973页。
(46) 参见释道宣：《广弘明集》卷3，《碛砂大藏经》第101册，第502—506页。
(47) 参见《隋书》卷34《经籍志三》，第1031、1039页。
(48) 参见赵益：《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第118页。
(49) 《隋书》卷34《经籍志三》，第1039页。
(50) 赵益对相宅、墓类著述在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发展有精到的论述，不过其中亦不乏可商之处，如笼统将《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之《山海经》、《宫宅地形》与后世相宅、墓类书等同。参见赵益：《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第158—162页。
(51) 参见辛德勇：《由梁元帝著述书目看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四部分类体系——兼论卷轴时代卷与帙的关系》，《文史》1999年第4辑；《唐代的地理学》，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439—463页。
(52) 作为二级类目，“形法”在《隋志》之后的官修书目及其他主要目录著述中多已不存。但亦有例外，如《中兴馆阁书目》与《直斋书录解题》子部皆列有形法类，其所录著述尚存《汉书·艺文志》之遗风。分见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卷4，许逸民、常振国编：《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1辑下册，北京：现代出版社，1987年，第430页；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第377—381页。
(53) 赵晔：《吴越春秋》卷6《越王无余外传》，张觉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158页。
(54) 参见《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65页。
(55) 鲁惟一主编：《中国古代典籍导读》，第381页。
(56) 参见刘秀：《上山海经表》，转引自袁珂：《山海经校注》，第540—541页。
(57) 郭璞：《注山海经叙》，转引自袁珂：《山海经校注》，第541—546页。
(58) 参见赵益：《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第38、102—103、117—118、158—162、184—186页。惟赵氏将隋唐时期五音姓宅类择地术一并按《汉书·艺文志》形法论述，似可商。
(59) 王充：《论衡》卷25《诘术篇》，第381—384页。王洙等纂：《重校正地理新书》卷7《五音利宜》，台北：集文书局影印金明昌三年抄本，1985年，第225—234页。
(60) 王充：《论衡》卷23《四讳篇》，第355—356页。
(61) 王充：《论衡》卷23《薄葬篇》，第352—354页。
(62)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第2466页。《史记》载淮阴侯韩信葬母、樗里子营葬故事尚无荫泽后代的思想，且属于占断性质。
(63) 《后汉书》卷25《百官二》，第3572页。
(64) 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书·艺文志》中，无论五行还是历谱，都没有独立的、专门讲丧葬吉凶的“葬历”。王充所引《葬历》内容虽与出土《日书》中的宅居吉凶不相类，但也已是十分成熟的选择数术，其来源似不可能很近。至少西汉后期不可能还未出现，而东汉时与王充同一时期的班固应有接触。《汉书·艺文志》不见著录，或许是因为此类数术内容已被包括在当时五行或历谱类的著述之中。
(65) 王充：《论衡》卷24《讥日篇》，第365—366页。
(66) 《后汉书》卷45《袁安传》，第1522页。
(67) 王充：《论衡》卷24《讥日篇》，第365页。
(68) 史书中有关这一时期帝王、将相、文人、高士冢墓择吉的记载甚多，参见赵益：《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第158—162页。王洙等纂：《重校正地理新书》卷9《史传事验》，第261—284页。
(69)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术解》，周祖谟、余淑宜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05页。
(70) 《晋书》卷72《郭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08—1909页。
(71) 《南史》卷1《宋本纪·武帝纪》、卷4《齐本纪·高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3页。
(72) 参见《隋书》卷34《经籍志三》，第1039页。
(73) 参见赵益：《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第161—162页；《旧唐书》卷79《吕才传》，第2719—2727页；王洙等纂：《重校正地理新书》卷首、卷15等各篇。魏晋唐宋间宅兆数术与著述的发展非本文重心，故不详细展开，仅讨论其中与古代地理学知识及学术思想变迁密切相关之部分，其他具体问题之考证及社会礼俗变迁与政治、经济、文化之关系等，将另文讨论。有关该时期宅兆书，参见金身佳：《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校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陈于柱：《敦煌写本宅经校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
(74) 对《汉书·地理志》的讨论历代以来非常多，关于其地理学史之地位与价值，参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谭其骧：《汉书地理志选释》，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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