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水将动摇世界粮食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粮食安全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农业用水供给的急剧减少对世界粮食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依靠水浇地生产12亿人口所需粮食的70%，但同时又日益抽取更多的农业用水以满足迅速发展的城市和工业对水的不断增加的需求。随着河流的干枯和地下蓄水层的枯竭，日趋严重的缺水将使中国的粮食进口急剧增加，从而导致世界粮食总进口超过可供给的总出口。
对中国粮食自给所面临的任何威胁，如果不采取新的强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都可能会推动世界粮食价格的上涨，导致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世界观察》杂志以前发表的文章对此已有论述（见附录）。有关中国水资源恶化的新消息已经证实这种可能性是极其巨大的。中国政府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和工业用水需求而又不损害中国农业发展和危及世界粮食安全。
中国为农业灌溉提供足够用水的能力正在下降，主要证据包括中国所有北方地区的河流和灌溉用井正被抽干，而这种情形恰恰发生在世界粮食库存量接近有史以来最低点的时候。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巨额贸易顺差的产生，中国有能力通过高价进口更多粮食来解决缺水问题，但其它同样面临不断增大的粮食缺口的低收入国家却不能支付这么高的粮价。对世界上那13亿每天消费不超过1美元的贫穷人口而言，更高的粮价可能会危及其生存。这一问题已变得与世界安全如此明显地联在一起，以致统属美国所有情报机构的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开始以当年关注苏联军事力量发展的热情来密切注视该事态的发展。
对中国缺水可能威胁全球安全这一问题的深切关注，促使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资助了一项多学科研究项目以分析中国粮食供给前景。该项目由哈佛大学地球与天体科学系系主任迈克尔·麦克厄罗伊(Michael McElroy)主持，他们利用间谍卫星所提供的信息修正了对中国种植面积的
大部分华北平原的地下水位在过去5年中平均每年下降1.5米，中国几乎所有地势平坦地方的地下水位都在下降。
缺水的征兆
自本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人口增加了近7亿，这一新增数量相当于工业革命开始时世界人口的总数。中国的大多数人口都集中在包括黄河和长江在内的几条主要河流流经的区域。这些河流为中国大部分粮食生产提供了必需的灌溉用水，同时还满足了不断增长的城市和工业用水需求。
这几大流域的过分依赖给这些地区的土地和水资源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中国的西部大多是沙漠和山区，所以中国人不可能象当年美国向西部加尼福利亚扩张那样向新的疆土扩展。由此带来了中国的人口、工业和农业的高度集中，这大致相当于将美国的所有人口都集中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地区，然后将密度再乘以5。
由于中国从黄河抽取越来越多的水来满足其经济增长的各种需要，黄河在25年前就开始难以满足供水需求。1972年黄河水位的大幅度下降，导致黄河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未能入海就干枯了。那年黄河断流15天，并在随后的10年中间歇性地出现断流。1985年以来，黄河年年断流，且断流时间越来越长。1996年，黄河断流133天。1997年，由于干旱，黄河断流长达226天。这一年，河水有很长一段时间未能流到黄河出海所流经的最后一个省份山东省。中国五分之一的玉米和七分之一的小麦产自山东，而该省50%的灌溉用水来自黄河。
虽然黄河断流可能是中国缺水的最明显的标志，但它仅仅是多种征兆之一。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较小河流淮河于1997年被抽干，淮河因断流而未能入海达90天。有卫星照片表明，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和泉水干涸，近年来中国有数百个湖泊消失，许多地方小河断流。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成千上万的农民发现他们的水井也干涸了。
就水文地理而言，中国可分为两部分。潮湿的南方包括巨大的长江流域和其上栖息的7亿人口；而干旱的北方包括黄河、辽河、海河和淮河流域，拥有5.5亿人口。中国的四分之三的水在南方，而三分之二的耕地却位于北方。其结果是，北方平均每公顷耕地的水仅是南方的六分之一。
虽然缺乏综合性的水利资料，但一些有关中国水资源的关键数据正开始从各种渠道显露出来。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刘永纲（音译）教授的一份近期调查报告表明，大部分华北平原的地下水位在过去5年中平均每年下降1.5米，而该地区生产的粮食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40%。中日专家联合进行的一项关于中国农业前景的分析表明，中国几乎所有地势平坦地方的地下水位都在下降。
在1997年的仲夏，山东省经历了25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大部分的灌溉用井都干枯了。中国的水利专家还报道说，在某些省份，农民们拼命钻井以追逐不断下降的地下水位。
当然，除水的因素外，中国农民生产足够的粮食以满足本国需求的能力还受到其它许多因素的限制，如在高产农田上修建公路、土壤流失、施用化肥的效益下降、以及提高土地生产率的技术储备减少等。但是，灌溉用水大量挪作它用，加上地下含水层的严重损失，这已经成为中国粮食安全最紧迫的威胁。
水的需求预测
在黄河断流、地下水位下降和水井日益干枯之时，中国的需水量却在继续增加。联合国人口专家预测，从目前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从12亿增加到15亿，其增加的人口将超过美国人口的总和。即使人均用水量不增加，人口的增长也将使水的需求量在当前的用水量上增加四分之一。但是，实际上人均耗水量也在增加。预计中国在农业、居民住宅和工业这三个方面的用水量都将增加。
中国农业部门目前的灌溉用水需求约为每年4000亿立方米，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到6650亿立方米。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中国人所消费的猪肉、家禽、牛肉和蛋类也在增加，这将引起饲料用粮的增加。更多的粮食意味着更多的水消耗。1990到1997年间，中国的猪肉消耗量每年以9%的速度增加。由于基数较小，牛肉和家禽消耗的年增长率达20%以上。由粮食酿造的啤酒，正在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
1994年春天，北京城郊的农民被禁止利用水库里的水浇灌庄稼，因为所有的水都要用于满足北京市区急剧增长的用水需求。
在居民住宅方面，类似的情形也在发生。目前，中国取水约有85%用于灌溉；但是，随着中国城市化人口的增加，上亿的居民从乡村水井转向带淋浴和能冲厕所的室内自来水系统，所以住宅用水量也正在增加。由于人口的增长和人均用水的增加，中国居民住宅用水量将从1995年的310亿立方米增加到2030年的1340亿立方米，增加4倍多。
中国工业用水量的需求增长得更快。假设从1995年到2030年中国经济每年增长5%（实际上过去10年的年均增长率两倍于此），则工业用水量将从520亿立方米增加到2690亿立方米（关于1995～2030年期间中国水的需求预测，见下表）。在这25年内，中国住宅和工业用水量的增加总计将达到3200亿立方米。如果这些水用于农田灌溉，而假设生产1吨粮食需要1000立方米水，则这些水可以使中国生产出3.2亿吨粮食，这接近中国1997年3.8亿吨的粮食总收成。
换句话来说，目前仅占用水总量15%的中国非农业用水在今后三十年间将增加约5倍，而占目前总供水量85%的农业用水在同一时期内也将增加。很明显，这种情形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耗水量不可能长期超过可持续的供水量。因此，中国水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方式正面临根本性的变化。
调水、水枯竭和水污染
虽然中国粮食生产的70%来自水浇地，但灌溉用水的供给正从三个方面开始枯竭：河水和水库蓄水被调往城市使用；地下含水层所提供的水正在枯竭；迅速的工业化导致日益严重的水质污染。从政治上讲，只要居民经济上能负担得起，任何政府都不能剥夺其公民用水洗澡和冲厕所的权利，而中国的城市化人口越来越具有这种经济能力。从经济上讲，农场无力与工厂争水。随着农业、住宅和工业间争水变得日益激烈，农业在争夺用水中不可避免地将成为失败者。
在中国的617个城市中，有300个城市面临缺水；在华北一些地区，所有可获得的水都已被利用起来，这些地方的城市只能挪用农业用水来弥补缺水的需求。1994年春天，北京城郊的农民被禁止利用水库里的水浇灌庄稼，因为所有的水都要用于满足北京市区急剧增长的用水需求。而那里的农民们过去却一直依赖水库的水用于灌溉。这种城市抢占农业用水的情形成了中国华北平原缺水城市的水资源分配模式。
在中国或其它任何地方，农业都不可能与工业竞争用水。1000立方米水可生产1吨小麦，其市值仅为200美元，但同样数量的水用于工业，其产出约为14000美元，后者产出比农业部门要高70倍。另外，工业部门的这种经济优势还从政治上得到加强，因为中国需要为每年大约1400万人的新增劳动力提供工作岗位。随着中国的老国营企业的关闭，数百万人要失业。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形，将水用于工业部门能创造比用于农业要多得多的工作机会。工业部门的收入比农业部门要高得多，同样数量的* 在农业用水由于政治上的考虑让位于城市和工业的同时，它们在水文地理上也正节节败退。随着对地下水的需求增加，取水将最终超过对地下含水层的自然补偿，这些补偿是上游流域的水渗漏而来的。一旦超过这一“可持续来水临界”，地下水层开始下降。如果用水需求继续增加，与可持续的来水相比的超采水量将逐年增大，其必然结果是，地下水高度逐渐下降。
一旦地下含水层干枯，则每年从地下可抽取的水量取决于补水的速度，除此之外别无它法。如果抽水量两倍于补水量，则将来地下水枯竭时能抽取的水量将减少一半；如果抽水量是补水量的5倍，则将来的抽水量将减少五分之四。在华北平原，如果德水位每年下降1.5米，则抽取的水量很容易为回灌率的2倍。如果情形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华北的小麦和玉米种植带将来的抽水量不可避免地比现在减少一半。
当农民失去灌溉用水时，在降雨量充足时农民转向靠雨吃饭，在无雨水的情况下农民只好放弃土地。对中国来说，大部分土地将转向靠天吃饭的旱作农业，而产量则将减少一半到三分之二。
黄河水目前含有众多重金属和其它有毒元素，使得在其流经的许多地方，黄河水已不适于灌溉，更不用说供人类消费了。
遗憾的是，即使是这一严格的算术也未能反应出中国耕地灌溉用水流失的全貌，因为它未将水质的污染计算在内。中国主要河流有50000公里长，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80%的河流水质遭到破坏而不能再维持鱼类生存。由于城市和河流上游企业，包括高污染的造纸厂、制革厂、炼油厂和化工厂等排放的有毒物质的污染，黄河水目前含有众多重金属和其它有毒元素，使得在其流经的许多地方，黄河水已不适于灌溉，更不用说供人类消费了。
由于农民用污染严重的水来灌溉农田，中国发生了许多水污染造成的严重事件。在黄河流域的山西省已发现大米中含有过量的铬和铅，包心白菜中含有镉。沿着黄河流域，智力缺陷、发育不全和发育病症等方面的高发病率与水和食物中高浓度的砷和铅有关。
随着工业化的速度超过污染控制手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河水已变得不适于农业灌溉。在人口稠密、高度工业化的长江流域，也许不是取水用于工业威胁到农业用水，而是长江水被工业污染得不再适于灌溉。
对各主要流域的评论
如美国桑地亚实验室的模拟研究那样，单独地研究中国每条河及其流域的状况也许最能正确评估过度抽取河水和地下含水层所产生的影响。桑地亚实验室研究了长江、黄河、海河、淮河和辽河五大流域的情况，这五大流域栖息着中国12亿人口中的大约9亿，粮食产量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主导中国南方流域的长江，其水量十分充足，到2030年仍足以保证该流域的用水。虽然不排除今后几十年由于供水需求的增长而导致的偶尔的地方性缺水，但是该流域至少不会出现因水量不足而导致的任何严重的缺水。
在华北，情况将严峻得多。所有北部的四个流域都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大量用水被挪作非农业用途的问题。约有9200万人口、包括了北京和天津的海河流域，目前处于长期缺水状态。根据桑地亚实验室的Dennis Engi的研究，海河流域在2000年的预计抽水量约为550亿立方米，大大地超过了可持续供给的340亿立方米的来水量。所短缺的210亿立方米的水只能靠开采地下水得以保证。一旦地下蓄水层枯竭，所抽取的水将下降到地下蓄水层可持续的出水量，那时的供水量将比现在减少40%。这至少可说明，整个海河流域在今后都会把农业灌溉用水转为城市供水，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在北京周围出现了。
海河南面的黄河流域正在经历每年数次的严重干旱，且情况注定会越来越糟。由于黄河流域所拥有的1.05亿人口将迅速地工业化，今后几年对河水的需求将迅速增加。黄河流域的每个上游省份都计划增加在黄河的抽水量以满足民用和工业用水。
在计划从黄河上游引水的数百个项目中，一个项目是修建一条河渠，每年将1.46亿立方米的黄河水引入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市，这一引水量相当于美国新泽西州内瓦克市(Newark)的年度用水量。该项目将于2003年建成，所增加的供水将有助于保证该市的120万人口和逐步扩大的工业用水需求，包括该市利用内蒙的巨大的牧业而发展起来的重要的毛纺业。
计划中的另外一个项目李家峡水电站是中国最大的水电站之一，它的5个4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已经于1997年开始部分发电。该电站只是计划在黄河上游兴建的许多大型水电站中的第三座水电站。水电工程师爱争辩说，这些电站仅仅从河流中获取电能而不耗水量。但是电站所需的水库扩大了河流的表面面积，每年由于蒸发而损失掉的水量就将占到库容的10%的水量。
随着上游的新项目不断增多，流向下游的水越来越少。一个结果就是下游的工厂向上游转移，以保证有充足的水量供应，同时利用上游的廉价劳动力。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黄河就可能变成一条不能入海的内陆河。这种结果使北京主管农业的官员们夜不能寐，因为如果黄河水不能流到山东，该省将失去约50%的灌溉用水。由于山东的粮食产量在中国的粮食总产量所占的份额比依荷华州和堪萨斯州的粮食产量之和占美国的粮食产量份额还高，这将会对中国的粮食供给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同时，在黄河上游省份创造就业机会的压力相当巨大。在国家层面，经济落后地区的收入再分配对于保持政治稳定和避免人口向沿海城市的大规模迁徙是至关重要的。在平衡上游地区对创造就业和满足居民消耗的用水需求与下游地区农业灌溉的紧迫的用水需求这一对矛盾时，北京政府在政治上左右为难。
在平衡上游地区对创造就业和满足居民消耗的用水需求与下游地区农业灌溉的紧迫的用水需求这一对矛盾时，北京政府在政治上左右为难。
水的流失使粮食减产
不但对农业官员来说，而且对国家领导人和全球安全顾问们而言，越来越重要的是准确地了解灌溉用水的急剧减少对土地生产力会产生什么影响。迄今为止，真实、充分的证据较少。《中国日报》在1995年报道说，由于黄河断流未能流到山东省，使当年粮食减产270万吨，减产的粮食足以养活900万人口。如果真是这样，1997年黄河断流时间增加2倍所产生的影响将更大。
当人们主要关注城市缺水时，中国的农村地区也面临缺水，但这种情况常常得不到重视。在1998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王文远（音译）代表指出“全国农村每年约缺水300亿立方米，使粮食减产2000万吨……。”
为了估算未来缺水对中国粮食的影响，有必要弄清有多少现存的水浇地的粮食产量依赖于不可持续的用水或地下水开采。在美国，仅十分之一的粮食收成来自水浇地，灌溉用水的减少并不会大幅度改变粮食供给。但对一个70%以上的粮食收成来自水浇地，并且广泛地开采地下水的国家而言，地下蓄水层枯竭的紧迫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有多少灌溉用水将被转为非农业应用。我们不清楚中国预计的1030亿立方米住宅用水增量和2170亿立方米的工业用水增量中，有多少是取自农业用水；但是对于华中和华北那些所有的水源都已被利用的地区而言，这些增加的用水量只能取自农业用水。
虽然对中国未来有多少水将转移到居民和工业部门用水还没有预测，但世界银行对水量相对丰富的南韩的预测可以对中国未来的情形作一警示。世界银行专家估价，如果南韩在到2025年以前以每年5.5%的平均速度增长，居民和工业用水的增加将使农业用水的供给减少70亿到130亿立方米。如果不考虑对居民和工业用水的回收利用，或者水价变化对用水的影响，这将使农业用水减少差不多一半。如果是这样的话，本来人均水量就要少得多的中国华北地区，水量的减少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模式。灌溉用水的转移将极大地改变中国粮食生产的前景，其影响甚至要超过政府长期担忧的农田转为非农业用途的问题。
重塑中国的水经济
诸如以色列、约旦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些小国在面临严重缺水时，它们只须按照需要将灌溉用水转为供应城市，牺牲国内的粮食生产而进口所需粮食的75%～95%即可。但是由于面积和人口总量太大，中国不能采取同样的策略，因为那样将向世界粮食市场提出不可能得到满足的需求，所以中国必须找到自身解决缺水问题的办法。
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需要重塑整个农业、能源和工业经济体系，使其用水更加有效率。这样做须转向依靠更节水的农作物和畜产品，以及用水强度较小的能源。这将同时意味着减少水质污染，使可供的水不至于不能用于灌溉。
从水的供给角度来看，中国已提出三项从南部向北方调水的建议，但是没有一个南水北调方案能提供多于200亿立方米的水（作者使用的这一数据有误——编注）。与正在出现的北部缺水相比，这个调水量是杯水车薪。中国南水北调的“西线”计划从长江流域上游将水调到黄河上游；“中线”计划从长江支流汉水的最北端调水直接输往北京；“东线”是在长江流到上海以前将水调往天津。
从长江支流汉水将水调往北京，其路途相当于将密西西比河水调往华盛顿，其所需投资估计约为数百亿美元。一些分析家指出，如果中国华北每年进口2000万吨粮食（加拿大每年粮食出口总量），将可腾出200亿立方米水作它用，这相当于从汉水调水的水量，但是其成本会更低些。
为对付缺水而经常提出的建议之一是提高水价，迫使用水户能高效地用水。遗憾的是，将水价提高到能迫使工业企业提高用水效率时，水价将超过农民能够负担的灌溉用水的价格的数倍。为确保农业高效用水，水价必须提高，但不能超过农民的负担能力。因此应实行水价双轨制，即农业用水的水价和工业、城市用水的水价分开。
对农民而言，高的农业用水价格将鼓励采用高效灌溉技术。例如，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Sandra Postal在其著作《最后的绿洲》(Last Oasis)中指出，使用喷灌具有很大的节水潜力，同中国目前95%的水浇地上所采用的漫灌技术相比，它可以极大地提高浇灌效率。有一种被称为低能耗精确喷水装置(LEPA)的系统能在低压下运行，它比之于其它喷灌装置有两种效率上的优点：其一是能耗低，其二是该装置喷出的水更接近地面，而不是将水喷向空中，从而避免了水的大量蒸发损失。在美国的南部大平原，低能耗精确喷水装置帮助农民对付由于地下水减少而引起的供水减少，同时减少能耗并提高产出。由以色列发明的滴灌技术，对生产谷物并不经济，但对高附加值的水果和蔬菜来说，用水量可减少70%。
灌溉用水的转移将极大地改变中国粮食生产的前景，其影响甚至要超过政府长期担忧的农田转为非农业用途的问题。
在使用农业节水技术的同时，还需要转向生产耗水少的作物，这可能意味着某些地区应多种小麦而少种水稻。对畜产品而言，这意味着多养家禽而少养猪，因为生产1公斤家禽所需的粮食只是生产1公斤猪肉的一半，从而所需要的水也只有一半。这或许意味着政府政策公开不鼓励中国社会较富裕的阶层消费畜产品，因为这部分人群的动物脂肪摄入量已达到对其健康有害的程度。
另一种可能是提高家庭和工业的用水效率。例如，在中国缺水地区的城市引进复合式厕所取代传统的冲水厕所也许从经济上更划算。西方国家的那种用水很多的污水处理装置对水资源缺乏的中国不适合。此外，在家用水龙头和淋浴装置中建立节水标准也有助于缓减水的短缺。
随着中国的新兴城市的兴起和老城市的扩张和重建，城市规划人员应该将来自居民区和工业区的废水分开，而不能走西方国家将两者合一的老路。由于不含工业污染物，居民区的废水可以重复利用，而提取的营养物可以用作肥料。当前的那些损坏环境、难于管理的城市扩张计划至少提供了一个重新设计高效用水系统的机会，因为若现在采用了糟糕的设计，则在将来还会带来重新翻新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损失。
中国工业的节水潜力更加巨大。例如，中国生产1吨钢的耗水量为23～56立方米，而在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些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其平均耗水量不到6立方米。类似地，中国生产1吨纸一般至少需要450立方米的水，而发达国家的耗水量不到200立方米。对某些工业部门来说，提高用水效率需要对全新的技术和工厂投资。而在其它情况下，只对制造工艺进行稍许改进就可节约大量用水。
对中国巨大的人口而言，正如人均用水量的少量增加可导致需求量的巨大增加一样，人均用水效率的小小提高可节约大量的水。
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言，最可能的直接有利于环境的新能源技术——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也是节水的能源技术，它们的耗水量比水力发电、核电或燃煤发电要少得多。开发风力发电资源也可以加强风力资源丰富的内地省份的经济实力。
很明显，需要进行全面的努力以重塑中国的水经济。为了解决缺水问题，传统的强调供给的办法常常需要建设巨大的工程项目，而这些项目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相对而言，需求管理对满足中国未来的用水需求至关重要。对中国巨大的人口而言，正如人均用水量的少量增加可导致需求量的巨大增加一样，人均用水效率的小小提高可节约大量的水。这些工作并不能阻止由于地下蓄水层枯竭和灌溉用水被城市挪用而使华北农业灌溉用水减少的趋势，但是它能部分缓和灌溉用水供给减少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的粮食进口
当日益增加的水需求与日渐严重的水供给限制交织在一起时，在家庭用水需求仅能靠挪用灌溉用水来满足的情况下，缺水国家的典型反应是进口粮食以弥补缺水导致的粮食生产损失。实际上，进口一吨小麦相当于进口1000吨水。如果对缺水国家来说进口水的最有效的方式是进口粮食的话，缺水就会通过粮食贸易而越过国家的边境影响全世界。
其它地区的经验表明了缺水将如何增加对进口粮食的依赖。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粮食市场不在东亚地区，而在北非和中东，包括由摩洛哥向东，通过中东并将伊朗包括在内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对粮食的需求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居民因拥有大量石油美元而变得日益富裕而迅速增加。其人口仅占世界人口总量的5%，但1997年其粮食进口却占世界粮食进口的四分之一。要生产出出口到这一地区的粮食，所需的水量约相当于尼罗河的年径流量。
如果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2025年中国需进口1.75亿吨粮食的预测外推到2030年以与本文作者的预测时间范围相吻合的话，则那时中国需要进口2亿吨粮食，这相当于目前世界粮食出口的总量。
中国大量进口粮食所引起的粮价的小幅度上升就有可能使其它一些不那么富裕的国家用尽宝贵的外汇，造成粮食价格上涨，最终引起粮食暴动。
由于分析的范围仅限于中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研究简单地假设中国所需的1.75亿吨粮食进口可很容易地从粮食出口国获得，但是世界上主要粮食出口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和欧盟——的自身发展趋势对这种假设提出了疑问。这些国家生产了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85%，其粮食出口从1960年不到6000万吨稳步地增加到1980年的2亿吨。虽然美国农场商品计划中全部休耕的农田又重新投入了生产，但自从1980年以来世界粮食出口没有增长。近20年来，全球粮食出口总量在每年2亿吨上下波动，最初是因为粮食需求没有增加，而最近则是由于无力生产更多的粮食以供出口。
在农田基数基本上固定的美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受土地产出率增加的限制。目前美国土地生产力的增加勉强能跟上美国人口的增长，可供出口的粮食供给并没有增加。在90年代中期，欧盟有一些闲置土地没有投入生产，但到1997年已将大部分闲置的土地投入生产。主要依靠旱地耕作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其增加粮食出口的能力受到降雨量少的限制。阿根廷可大量增加其粮食出口，也许可增加一半以上，但阿根廷是个小国，每年的粮食出口不到2000万吨。由于这些国家增加粮食出口的潜力不大，中国缺水可能迅速地变成世界缺粮。
是否有那么多粮食可供出口的问题已经引起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关切，因为它们已经依赖于粮食进口以养活其不断增加的人口。虽然中国有钱在日见紧张的世界粮食市场高价购粮，但粮价的小幅度上升就有可能使其它一些不那么富裕的国家用尽宝贵的外汇，使其本地的粮食价格上涨，最终引起粮食暴动。
解决与用水和水资源重新分配有关的越来越棘手的政治难题对中国的领导人提出了挑战。这些问题包括，农村地区和城市为争夺可供水量而日益加剧的竞争；流域上下游省份之间的用水矛盾；用水去创造就业和用水来维持粮食自给的矛盾。更为紧迫的是，中国将面临一个选择：是投资数百亿美元修建调水工程以使每年能从南方向北方调200亿立方米水，还是从北方地区农业用水中调出同等数量的水另作它用，而进口所需的2000万吨粮食。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很少有什么问题会象中国在今后的几十年中所面临的缺水问题那样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当我们回顾过去时，我们应该问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及早地看到中国水资源所面临的压力。在1980年，那时中国约有10亿人口，经济改革刚刚开始，供水一般还足以满足所有需求。但是我们展望2030年时，中国将拥有15亿相当富裕而不是10亿相当贫穷的人口，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需要3倍于现在用水来满足其需求的国家。但中国却没有那么多的水。中国的经验向所有国家表明，及时地稳定人口规模以使人均粮食消费处于其资源基础所限定的范围内是何等的重要。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研究建议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美、中农业论坛，以便双方能制定互补的农业战略并分享彼此在诸如粮食生产和灌溉效率等领域内的技术。我们赞同这个建议。如果美、中这两个世界上的粮食生产大国能密切合作以保护其农业生产的资源基础，同时全世界努力稳定人口总量，这不仅对这两个国家有利，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有利。
附录：《世界观察》杂志发表的评论
《世界观察》杂志不仅在记录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缘起，同时在影响全世界对这些问题的反应上起到重要作用。1994年，该杂志发表了莱斯特·布朗的警示性文章“谁来养活中国？”。其时，人们一般认为中国一直养活了自己，而且还会继续养活自己；这种看法忽略了世界粮食进口的总需求可能远远超过可供出口的总量，从而导致世界粮价上涨以至于危及世界安全的前景。中国的领导人抵制了中国的粮食进口规模会危及世界粮食安全的这种看法；一个主管农业的中国高级官员甚至宣称，中国的粮食在2025年将会有巨大的盈余。
布朗的分析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前景。综合考虑诸如中国将农业用地用于修建新的工厂、道路和住房，施用化肥的收益递减，灌溉用水的日益短缺等趋势，布朗的计算表明，中国正走向的不是粮食过剩，而是大规模缺口。这将会使世界粮食价格上涨到世界上不断增加的贫穷人口所不能企及的水平，从而严重地影响世界的粮食安全。
《世界观察》的这篇文章一开始受到严厉批评。但布朗的观点很快得到了主流传媒的反响。该文章发表三周以后，《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同名文章“谁来养活中国？”。在其后的数月内，布朗的文章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会议、讨论和对世界粮食问题的重新评估。再后来，极富影响的《科学美国人》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能养活自己吗？”。
这一争论断断续续地在传媒中继续着，而世界各国政府的官员们开始悄悄关注此事，其中一些开始认识到，水源和粮食的匮乏在下世纪对人类安全的威胁比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威胁还大。在美国，出于对粮价上涨对世界政治稳定的潜在影响的考虑，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起了一项被称为“关于中国农业未来的MEDEA研究”的重要研究项目。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1998年1月联合公布的消息，该项研究的初步结果预计中国在2025年需要进口约1.75亿吨粮食，该数字与布朗的研究结果非常接近。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预计中国在2025年需要进口约1.75亿吨粮食，该数字与布朗的研究结果非常接近。
（原文载于World Watch 98年7/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