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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2)03-0049-05
一、引言：近年我国研究苏联剧变原因的一般概况
前苏联剧变、解体已经十年了，它留给世人的研究课题不仅纷繁复杂，而且意义重大 。在中国，研究这一课题不仅关系到党和国家坚持的社会主义信念问题，而且还直接关 系到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事业。由于此种原因，中国研究苏联剧变原因的迫切 性，在世界研究同一问题的国家中更显突出。资料显示：中国对苏联的关注在苏联解体 前的十年里，主要侧重对苏联体制形成的原因和“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等问题的分析研 究。1995年出版的《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等著作反映了这方面的关注。1991年岁尾 苏联解体，一个有着近70年历史、与西方抗衡半个多世纪的大国一夜之间瓦解，其震撼 力是可想而知的。一时各种议论、种种奇谈纷至沓起。第一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做出反应 的是邓小平。他在苏联解体后一个多月发表的南巡讲话，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曲折 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1 ](P375)。此后在大约五年的时间里，我国学术界开始将视点从“斯大林模式”、“苏 联体制”扩展、转移到苏联剧变原因的分析。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定，这期间“对这一问 题的研究尚不深入”[2]。(注：苏联解体后我国学界出版的有关力作有俞邃的《苏联解 体前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江流主编的《20世纪社会主义的回顾与前瞻》(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宫达非主编的《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靳辉明的《社会主义历史理论与现实》(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1996年 以后，江泽民同志在多次谈话中提出要研究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此后，我国学界一 方面以集体攻关的方式展开对苏联剧变原因的研究，《苏联兴亡史论》等一批重点课题 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另一方面，跨地区、跨学科的研讨会纷纷举行 ：1997年在北方召开“意识形态在苏联演变过程中的作用”专题讨论会后不久，11月7 —11日，《苏联兴亡史论》课题组和上海东方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在上海召开 了《学习邓小平理论，探讨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及其教训》综合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 的除上海市政府顾问、中国东欧中亚学会名誉会长汪道涵外，还有京、沪两地40多名学 者。大致可以以十五大召开前后为界，中国研究苏联剧变问题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形 成一定规模，出了一批成果，如《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历史记录》、《苏联解体前 后》、《20世纪社会主义的回顾与前瞻》等著作和论文。对于前一阶段的研究状况，中 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胡绳曾在谈话中认为，前几年提出的苏联剧变原因问题，看来还没 有做出好的回答。1997年以来，关于苏联剧变深层原因的研究，表面上看没有前几年那 么热闹，但在研究的视角上、方法上、理论上、资料发掘运用上，都有了新的提高。本 文所阐述、论析的就是这一时段苏联剧变研究的主要观点和情况。
二、评论：苏联剧变原因研究中的几种主要观点
1.几种流行说法
我国关于苏联剧变原因的流行说法，并非形成于苏联解体后，而是出现在此前发生的 东欧剧变之际。这些流行说法主要有“阶级斗争”说、“和平演变”说、“路线错误” 说，等等。其实，稍有共和国历史常识者不难发现，这些说法的理论之源可上溯至20世 纪60年代初的中苏大论战。它们只是在“文革”结束后才稍有沉寂，当苏东大变局发生 才复出流行。故所以一些持这类说法的人士认为，苏联剧变是“九评”理论的一个“不 幸胜利”。关于这些流行说法的具体观点概括如下：
“阶级斗争”说。持这种说法的人士认为，苏联剧变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他 们说苏联是被党内外三种资产阶级力量联合起来搞垮的。一是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戈 尔巴乔夫；二是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势力，即所谓民主派；三是西方帝国主义、垄断资产 阶级。对此，高放等学者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苏联在1936年就消灭了资产阶级，长 期反对资本主义。苏联剧变以前，国内不存在强大的资产阶级势力，党内也不能说存在 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把苏联剧变的原因归结在一两个领导人身上，很难 令人信服[3]。
关于这类“阶级斗争”说及其衍生的“复辟资本主义”说，且不说它与马克思的唯物 史观很难吻合，就连遭受败亡的前苏联共产党人也不同意。1993年10月底，莫斯科举行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会，会上很多与会者就提出：“应当摒弃搜索‘叛徒’的做法 。制度是因自身的突变，而不是个别统治者心怀恶意而崩溃的。”[4]这是不是“当事 者迷”呢?
“和平演变”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再度流行的这一说法与六七十年代的“ 和平演变”说已有差异。在持这种说法的人士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把“和平演变”与改 革开放相联系，认为苏联剧变是胡乱对外改革开放，不抓阶级斗争，加快和平演变的结 果[5]。(注：“和平演变”说，是苏联剧变原因研究中的主流观点，此类著述颇丰。除 薛启亮、凡心的观点外，尚有马岩的《意识形态与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研究》199 7年第3期)，肖枫的《对苏东历史悲剧的沉思》(《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年第5期)，高 辉的《两个文明一起抓与反“和平演变”的关系》(《辽宁大学学报》1997年第7期)等 可作参考。)关于这一点，我们自然应该承认，确实存在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对社会 主义国家的渗透和侵蚀。西方的政客们也确实抱有“和平演变”的战略构想。已故美国 总统尼克松撰写的《不战而胜》就集中、具体地表达了西方政治家们的政治渴望。问题 是“和平演变”是不是就像我国流行的“和平演变”说理解的那样简单，仅限于对社会 主义国家宣传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意识，制造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舆论?答案显然是否 定的。有学者在分析苏联剧变原因承认西方“和平演变”的影响因素时指出，当今西方 的“和平演变”，一靠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作为物质后盾，二靠市场经济，三靠多党制， 四靠文化自由。这种对“和平演变”的分析就站在了时代的高度，考虑到了知识经济时 代不同于“冷战”时代的特点，提出了新世纪新时代反“和平演变”的新难题。
“路线错误”说。关于苏联改革的路线错误导致苏联剧变的观点，不仅当今十分流行 ，而且在此观点下还有种种说法，比较复杂。总的看，持此论者是以传统政治术语“左 ”或右的概念进行表述的：一种认为“左”的路线错误导致苏联剧变者称，苏联失败是 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超前”造成的；另一种认为右的路线错误导致苏联剧变者称，历史 问题的积淀使苏联社会困难重重，潜伏着危机，经济改革的失败，政治体制改革违背社 会主义原则，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6]，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迎合西方资 产阶级的需要都表明苏共是右倾投降而亡党亡国；还有一些学者也用“左”和右的概念 阐释苏联剧变的原因，但表述很有意思，他们首先认为包括苏联在内的11个社会主义国 家(柬埔寨、东欧六国、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蒙古、苏联)主要都是被“左”葬送 的，但是“剧变的病根、病源是‘左’的东西，病象、病变是后期右的东西。”“长期 的‘左’，促使后期转向右的极端，先‘左’后右，合葬了社会主义。”[3]
在“路线错误”说中，首次肯定“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这在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 论上是一大进步。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的政治术语中，“路线斗争”、“左”和右等概念 绝大多数是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舶来品。虽然在我国(特别是我党)近80年的政治生活中 ，它们的概念已尽人皆知，但是这类词也明显地具有不确定性。且不说党的历史上毛泽 东、邓小平曾被当做“右”遭受批判，就连李立三的“左”也被王明打成过右。在探讨 苏联解体原因的科学研究中，怎样使研究结论表述得更科学、更准确，话语选择似乎并 非无足轻重的文字游戏。
2.一些新颖观点
我国对苏联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是“苏联变修”问题)的研究，“文革”结束 后有一段时间大为降温。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需要，对苏 联的研究重新升温，但研究重点已从“变修”问题先转移到对苏联体制的研究，后变为 对“斯大林模式”的探讨。这种摆脱一般理论阐释，进入对体制和模式的分析，不仅是 我国苏联问题研究的一大进步，也无意中为后来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在方法上的突破、 新观点的提出创造了条件。在近些年探讨苏联剧变原因的各家之说中，“模式说”能占 有重要的市场份额，是与上述情况有密切关系的。与“模式说”相比，苏联解体后出现 的“原因说”，是在传统分析的框架中的一个“革新”。研究者改变了单纯从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和平演变视角出发的阐释，采用唯物辩证的分析方法，考察诸种相关因素 ，提出事变的内因、主要原因、直接原因、根本原因等“原因说”。此外，近年国内研 究苏联剧变原因中出现的“危机说”，颇为引人注目。自然，在倡导“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精神的今天，在苏联剧变原因的研究中还有一些说法颇为新颖，但相比较而言， “模式说”、“原因说”、“危机说”更显突出，今择要论析如下：
“模式说”。把苏联体制定为“斯大林模式”并对其进行分析，最早滥觞于西方学术 界，后在东欧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中盛行。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学术界才接受这一 特指名词和概念。其内在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关于“斯大林模式”，国外争论已久，分 歧很大。中国学界受国外影响，从开始研究这一问题时分歧就已形成，等到苏联解体转 入研究苏联剧变的深层原因时，关于“斯大林模式”的争论更趋复杂：首先，在定性上 ，原先对“斯大林模式”是不是姓“社”存有争议，现在这一问题又直接衍生出：“斯 大林模式”的失败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其次，在理论溯源上，原先一般认为“斯大 林模式”是斯大林背叛列宁思想的结果，那种认为“斯大林模式”与列宁的“集权”思 想有渊源关系的观点没有多少市场。现在，后者不仅有所抬头，而且又演变出：从“斯 大林模式”的垮台对列宁“一国社会主义革命”论的质疑，对“十月革命”的否定，等 等；再则在“斯大林模式”与苏联剧变的关系上，观点更是对立：一种认为，“斯大林 模式”与苏联剧变有直接关系，该模式是苏联体制的集中体现，它潜力耗尽，走向衰落 ，不可避免地引发苏联剧变；持另一种观点的俞邃先生等人则认为，虽说苏联模式的弊 端确实根深蒂固，积重难返，是导致苏联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绝非像有的人说的那 样“不可救药，改则必败”，必然导致苏联垮台。中国改革的成功雄辩地证明了，在正 确路线指引下苏联模式是可以改造的[7]。
综观从“模式”角度对苏联剧变原因的探讨，应该承认其具有独到的视角，也具有结 构分析的潜势。问题是一种好的、独到的理论分析模型能否获得其应得出的结论，关键 常常不在于静态的模型选择，而在于符合模型的思维取向和规范。国内学界虽然通过对 “斯大林模式”的分析，对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陷入危机的原因获得了种种新认识，但 是还应看到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没有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理论演绎推理的思维定式。因此 ，在这方面还不能说研究成果已经达到了预期。
“原因说”。这是在分析苏联剧变深层原因时突出唯物辩证思维特点的一种努力。其 意义在于力图摆脱惯常只满足于对事物单纯的一分为二的思维定式，采取了恩格斯所说 的历史事变“合力”论的分析方法，对苏联剧变进行“综合因素”剖析。在这方面比较 典型的是高放先生等人的观点：苏联改革失败的真正原因不是单一的，应该用马克思列 宁主义历史发展合力论来解释。……仔细分析，苏联东欧剧变有12个方面的原因：外因 与内因，内因为主；远因与近因，近因为主；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主观原因为主；微 观原因与宏观原因，宏观原因为主，大的决策有错误；下层原因与上层原因，上层原因 为主，上层领导出了问题；浅因与深因，深因为主，浅因，如民族矛盾没处理好，深因 就是苏联共产党没有很好掌握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3]。俞邃、肖枫、 陈开仁等学者还从“现实原因”、“历史原因”、“具体原因”、“根本原因”、“直 接原因”等角度分析苏联剧变的相关因素。
近些年出现的这类“原因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勾画出了事变原因的纵向和横向的 剖面和层次，给人以启迪。但是，它不仅仍未摆脱话语的陈旧色彩，而且在理论上也难 更深刻地阐释事变。内中原因，一方面反映了研究者所受的局限，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 度上显示了我国学者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的匮乏。
“危机说”。这类观点是近年研究苏联剧变原因中最引人注目的新观点。它是中国学 界介绍俄罗斯学者研究苏联解体情况时“引进”的。所谓“危机说”，主要指：“经济 危机毁灭苏联”说和“党的危机毁灭苏联”说。被介绍进来的前一种观点是由俄罗斯著 名学者若·梅德韦杰夫在反驳“军备竞赛毁灭苏联”论时提出的。若·梅德韦杰夫从苏 联模式中的低工资、低物价、补贴消费的经济政策入手分析指出：数十年内苏联社会主 义经济的危机是逐渐产生的。“小型危机”出现过好几次，然而政府从未下决心用经济 手段解决。至改革之前，苏联35%的财政支出用于对农产品的补贴，约15%的财政支出用 于对市政支出和日用能源的补贴，还有15%的财政支出用于对教育、医疗、科学和文化 的补贴，12%的财政支出用于养老金和社会补贴。这种低物价、高补贴和特权制度需要 大量经费，从而越来越难以为继。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公司在运作，而这个大公司已走 向破产。1990年开始了国家在500天内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著名计划，结果经济和政治进 程失去控制，苏联解体[8]。
后一种观点认为，使苏联社会垮台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执政几十年的党的危机造成 的。在“冷战”的最后阶段，苏共粉碎了自己的党，从而粉碎了苏联国家体系和整个国 家的社会制度[9]。2000年在我国翻译出版的《权力与竞争》一书作者甚至举证俄罗斯 共产党人参与了瓦解联盟促使苏联解体的行动。
上述两种“危机说”，前者在我国内反响不大，而后者已有反应。国内有学者根据访 俄获得的资料撰文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共瓦解了党群关系，才导致苏共危机 和苏联解体。该学者以前苏联社会科学界的一份问卷调查的结果来证明存在着“苏共危 机”。该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 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认为苏共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 竟占85%。
“危机说”在研究的视角上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尤其前一种观点是建立在人所皆知而 又无人注意的统计数据上的，更显出研究者不受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干扰的科学分析头 脑。
3.若干非传统方式的探索
在我国探讨苏联剧变原因的研究中，学界主流基本上沿袭着传统的方法，在实际操作 中这种方法可概括为“以A理论研究A”的模式。近年，在研究苏联剧变原因的探索中， 开始出现运用“他山之石”的探求，尽管这类研究还不多见，但已提出值得重视的观点 ，这里试举两例：
“中央权威衰落”说。这是王丽萍博士从国家结构特征入手分析苏联联邦制国家解体 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得出的结论。作者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中央权威衰落的直接后果。为 了阐释这一结论，王丽萍在她的《苏联解体的国家结构特征分析》中详细地分析了苏联 联邦制形成的原因和特点，指出了造成中央权威衰落的两个深层原因：一是民族地域原 则具有致命的行政界线与民族界线相重合的特点，这样容易产生民族分离主义倾向；二 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维系联邦中央集权的苏联共产党开始联邦化，即按民族特征划分党 。此外，在联邦制所要求解决的各项问题中，对社会与经济的管理又遭受某种程度的失 败。在这种情况下，不合时宜地改变其集中模式，就不能不导致社会严重分裂并最终导 致联邦解体[10]。
应该说，从联邦制分析苏联剧变的原因不乏其人，惟这一观点的分析具有独到之处。 表面上看这一观点是从国家结构特征入手的分析，实际上是对权力结构(特别是对联邦 制国家的中央集权及其权威的存在条件)的解剖：一方面展示构成联邦的各实体的向— 离心力；另一方面又揭示维系联邦各实体的凝聚力的要素(党、军队、意识形态)。运用 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不仅有说服力，而且具有很高的资治价值。
“基础制度环境缺口”说。这一论点是徐坡岭从“制度变迁视角”分析苏联解体深层 原因得出的。他认为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彻底变革”打开了“原苏联意识形态、宪 法秩序等基础性制度环境”的缺口，搞乱了国家秩序，使长期积累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 盾在外力的作用下爆发出来，最终导致苏共下台、苏联解体、宪法秩序改革和国家权力 更迭。作者进一步指出，原苏联意识形态、宪法秩序等基础性制度环境决定了在其框架 内进行的经济改革的不彻底性和最后失败的结局[11]。
撇开对这一观点是非的具体评述，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作者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苏 联转轨失败的分析是严谨而又独具特色的。与“以A理论分析A”的研究模式比，作者提 出的“基础制度环境”概念也要比“国情特色”的话语更富有深层理论色彩。至少，徐 坡岭将改革的不彻底性和失败的结局与制度环境中的意识形态相联系，大大拓宽了人们 考察苏联解体原因问题的视野。
三、结语：关于如何深化苏联剧变原因研究的一点思考
迄今为止我国在对苏联剧变原因的研究中虽然出了一批成果，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真 正使人耳目一新的论著并不多。且不论用新理念新方法探讨苏联事变的研究十分少见， 即使运用“A理论分析A模式”的成果也难令人满意。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是学界 缺乏对我国研究“苏—俄”学术史(特别是学术研究方法层面)的纵向审视。简言之，缺 少学术反思。在这方面，学界竟不如政界。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围绕“苏联变修” 问题展开的大论战为例，事过20年，当时的政界当事人能够反思说：“六十年代前半期 ，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 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1](P291)
说此话者是当年的总书记邓小平。与政界相比，学界能承认当年对“苏联变修”问题 的研究许多是“空话”的又有几人?正因为缺少这种学术史上的纵向审视，才使得我们 不顾、不能改变因循守旧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满足于引章摘句式的学理演绎。20世纪六 七十年代研究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学术空话”，既没能防止破坏无产阶 级专政的“十年浩劫”，也未能在世界研究“苏—俄”的学术之林中崛起一个学派。这 种切肤之痛的教训不应在苏联剧变原因的研究中重演。
其实，即使就“A理论分析A模式”而言，马克思在对“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 争”和巴黎公社等“事变”类对象的研究中，也已做了经典示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自 然有理由选择这种分析理念和方法。但是，为了更好地揭示苏联剧变的深层原因，应该 允许采用各种新理念、新方法对事变展开多视角、全方位的研究。研究苏东问题的学者 宫达非先生曾在文章中呼吁：“必须从更广阔的领域，借鉴一切有益的观点，包括那些 一贯被视为异端而今天看来是正确的理论，进行一次历史性、世纪性的大反思，开创社 会主义理论的光明前景，为社会主义创建新的理论框架。”
不言而喻，在研究苏联剧变原因乃至各种社会科学研究中采用何种分析模型和方式， 不应存在姓“马”姓“资”的禁区。同样不言而喻的是，不应把指导我们从事学术研究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一成不变的僵死教条，因为只有坚持与时俱进、坚持理论创新， 才能找到解开苏联解体和苏共败亡真正谜底的钥匙。
收稿日期：2002-04-20
标签：苏联解体论文; 斯大林论文; 和平演变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