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党建教训透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建论文,教训论文,苏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探讨总结苏共党的建设的教训，应该从这样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长期以来，苏共作为执政党在自身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执政七十多年的大党，它的瓦解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二是苏共在改革中的错误。为什么一个执政七十多年的大党，会葬送在短短六年时间的改革中？况且这场改革是由苏共倡导和领导的。现在我们党正致力于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如何在改革进程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领导全国人民顺利完成改革事业，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探讨总结苏共教训的意义之所在。
一、苏共党建模式的积弊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该如何进行党的建设，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中，对执政党的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阐述了一系列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理。但遗憾的是，列宁作为执政党的领袖在世时间很短，很多问题来不及探索。就是他的思想遗产也没有被他的后任很好地继承和发展。尽管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在位期间，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有过一些新的思想和实践，甚或作过一些有益的尝试，但也犯了不少错误。可以说，正是这些失误导致了苏共党的建设模式代代相因的积弊。
沿着历史的轴线，综观苏共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失误和积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党的战略思想的转变中，重政治，轻经济，使经济战略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战略。1918年3月， 列宁发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提出俄共的首要任务由军事战线转移到经济方面来的战略方针。但是，由于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叛乱，这一思想没能实现。国内战争基本结束时，列宁再次提出党的首要任务转移到经济战线。1920年12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实现电气化的宏伟计划，列宁称它为“第二个党纲”。1921年3月， 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的提议，制定、通过了新经济政策。当时党内几乎有四分之一的人不接受它，但是，党的领导有足够的勇气继续这一政策，而且眼瞅着国家站起来了。
但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并未始终如一地坚持列宁的思想。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日益增多，他提出了一个错误的思想，即社会主义愈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而且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在党内有所反映。为此，斯大林先后发动几次全国规模的清洗运动，伤害了很多人。同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和国家的建设模式日趋走向集权制。
后来的停滞时期，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基本上继承了斯大林的体制模式。在经济上，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农业；为冷战的需要，强化军事工业，与美国抗衡。结果导致有限的资源和经济能力的巨大浪费，除军事工业外，其它经济部门都相对落后和失衡。到六十年代初，苏联的国民经济就开始在原地打转，而到1982年，战后第一次出现人民的实际收入跌到了零增长。经济战略完全服从和服务于政治需要的结果是，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被忽略和无法得到满足，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冲突和不满日益增大。
八十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虽然始于经济领域，但在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取得明显效果的情况下，改革很快转向政治体制，过热的政治最终导致了全面的崩溃。
（二）在党的体制建设中，重集中，轻民主，使集权制形成。一提苏联模式，人们立刻就会把它同高度集权、党政不分、行政命令、个人专权、个人迷信、党的领导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官僚主义等术语联系起来。这种集权制模式的形成，实际上是没有真正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结果。
早在列宁时期，作为执政党的建设，列宁一贯主张发展党内民主，并身体力行，遵守党内民主原则。但是，由于当时激烈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限制着实施党内民主的条件，因而列宁强调党的集中和统一、强调党的纪律多于强调党的民主，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俄共（布）十大通过了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加强了政治局、组织局的权力；加强了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等等。使党的体制中集中的机制较民主的机制更加完备和有效。
到了斯大林时期，党的建设中集中与统一的一面走向极端，党内民主则日渐削弱，致使党的体制发展成为高度的集权制。集权体制一旦形成，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就无从谈起，正常的社会生活就失去了保障。相反，党内民主机制的无效性，又不断强化着集权制。因此，这种体制的负效运转，使党的体制变成了一个自身封闭的系统，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体系。这样，党内不仅极易滋生各种与共产党人称号不符的腐败现象和消极现象，而且由于这种机制本身缺乏“自下而上的监督”，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就形成一套完整而僵化的官僚体制。从而失去了社会更新的活力，失去了回答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能力，也失去了不断采纳新鲜经验、改正错误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都曾作过努力和尝试，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实行党政分开、加强集体领导、而后期在这些问题上不仅重蹈覆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党可以犯各种错误，但如果没有改正错误的能力，就没有希望了。
（三）在党的自身建设上，重形式，轻内容，使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泛滥。从苏共的党纲、党章、代表大会的决议、党的文献以及领导人的言论看，苏共是一个非常注重自身建设的执政党。但是，苏共的瓦解却恰恰暴露出自身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在党的思想建设工作中，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从形式上看，苏共有一套完备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体系和庞大的舆论宣传工具。但是，由于思想工作中的空洞无物、表面文章、和“政治空谈”；特别是理论脱离实际和言行脱节，使党的思想教育工作收效甚微。党员的党性观念淡薄成了一个较普遍的问题。
其次，在党的组织建设工作中，虽然自上而下党的组织体系很健全，党的基层组织遍布全国，几乎在所有的企业和机关里都有党的基层组织。但是，党的组织生活在很多地方已名存实亡，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加之以委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干部制度，下级只对上级负责，上级不对下级负责，结果在苏共党内形成了上级作决定，下级服从的局面，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从而无法保证把集中同自下而上的主动精神和首创精神结合起来。
再次，在党的作风建设上，由于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上的低效，致使官僚主义盛行；民主机制的缺乏，使不受监督的权力膨胀，党的特权、党的领导干部的特权，滋生出种种腐败现象和消极现象，脱离群众，使党的声誉和威信下降。
实践证明，苏共党的建设的积弊的确妨害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它直接促成了苏联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应该指出，这些积弊的存在以及它在苏联社会的影响，使改革变得异常艰难和复杂。苏共倡导并领导了这场改革，然而改革误入歧途，连同改革一起葬送了的是苏共自身。
二、苏共“革新”的内容及后果
历史进程反复说明，意识形态往往比随之而来的政治现实要温和得多，思想家也比政治家要软一些。苏共“革新”的现实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苏共针对自己传统党建模式的积弊进行“革新”，有其进步性、合理性，但是，苏共“革新”的内容及其引发的政治现实却是残酷的。
（一）“革新”列宁的一系列建党原则。1.党的指导思想：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转为以意识形态多元化作为党的思想来源；2.党的性质：由工人阶级先锋队，转为“一个按自愿原则联合公民、实施以全人类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为基础的纲领性目标的政治组织”；3.党的奋斗目标：由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转为“把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作为自己的目标”；4.党的组织原则：由民主集中制，转为允许派别存在的“民主制”。结果，造成党内极大的思想混乱，自上而下变成了争论不休的俱乐部，党由分歧转向分裂。苏共党内由改革而引发的对改革的方针、目标、改革的战略以及实施改革的策略、速度、方法等问题的争论和分歧，矛盾和斗争，变成了对党的信念、党的原则、党的历史、甚或党存在的“合法性”的争论和斗争。党的信仰的分裂，使党丧失了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而取消民主集中制原则，则使党失去了团结、统一的组织保证。
（二）“革新”党的领导体制。1.党的领导地位：由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转为以议会民主的方式获取执政地位；2.党与其它社会组织的关系：由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变为平等的“伙伴关系”。3.党政关系：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在“还权苏维埃”的口号下， 由“党政分开”的改革目标，走向了“党政分离”。结果，1990年3月， 苏联第3次人代会修改了苏联宪法第6条，删除了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文，从此，苏共的领导地位失去了法律依据。这使原本就遭遇挑战的苏共领导权，在党内外反对派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遇到了更大的冲击。同时，在新旧领导体制的更替中，苏共自身并未做好准备。一方面，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与党政分离的矛盾问题，党政分离的结论是从否定传统模式中得出的；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没有使广大党员和党的组织掌握新的活动方式，党的机制实际上处于不发挥作用的状态。这样苏共党的领导就变得异常软弱和脆弱。
（三）“革新”政党体制。政党体制由一党制转为多党制。八十年代后，前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打破了一党制的传统。随着公开性、多元化和民主化的实施，一方面，导致了社会上成千上万个非官方组织的应运而生，1988年甚或出现了第一个反对派政党“民主联盟”；另一方面，导致了执政党——苏共自身的政治分化。苏共内部在三大主流派，即激进的改革派、中间派、保守派的基础上，各派又在自己的阵营中，程度不同地分化出一系列色采各异的政治集团，形成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派中分流的局面。对此，苏共再次向现实妥协，接受既成事实，1990年由官方提出推行多党制，并把它作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体制的政党体制基础。但是，多党制体制的有效机制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来。由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型，无疑加剧了社会政治力量和苏共自身的进一步分化与改组，苏共作为政治生活“传动带”的作用也随之被削弱和取缔。
三、苏共党的建设的教训
从党的建设角度讲，苏共的瓦解应该说是远因和近因合力作用的结果。长期以来苏共党建模式的积弊，使党内和整个苏联社会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这些矛盾和危机不仅表现在可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指标上，而且隐藏在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群体意识中。而改革进程中，苏共和戈尔巴乔夫所犯的激进主义错误，毫无节制的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与革新苏共的进程，恰恰迎合了社会心理和社会群体意识中、那些对苏共的疏离情绪和逆反心理。不当的措施不仅未能逐步地缓解与化解矛盾和危机，相反，却加速了矛盾和危机的总爆发。
我们党与苏共的联系源远流长。苏共党建传统模式的一些问题和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在我们这里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此，苏共的前车之鉴，可以从历史与现实的两个层面上，给我们党领导的改革事业提供诸多有益的教训和启示。
（一）在党的建设中，既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又要结合国情和时代特征发展马克思主义。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借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名把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化，把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党员形式化；或是借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和基本内容，都会导致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在苏共党建的传统模式和苏共“革新”中，这两种错误都十分明显。长期以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态度，使苏共的理论严重脱离国情和时代、脱离实际，变得空洞无物，根本无法回答现实和时代提出的问题。但是，在传统的党建模式下，人们把自己的想法和感情都隐藏起来了。当改革大潮把形形色色的思想观念带来后，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那种党的统一就变得异常脆弱。党内信仰的分裂、思想的分化在所难免。此时的苏共又靠牺牲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来维持党内各种势力的平衡，结果是徒劳无益，不仅加剧了党内的思想斗争，而且使党内的思想斗争变成了有组织的派别斗争，最终导致了党的分裂和瓦解。
（二）党的改革战略，要有明确的思想和贯穿始终的目标。
改革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挑战的特殊时期。各种信仰、信念的碰撞；各种思潮、观念的碰撞；各种原则的碰撞；各种利益的碰撞；各种社会改革方案的出现，都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领导改革的执政党必须用明确的战略思想和目标，来引导改革的方向。这样，社会才不会在纷乱的现实面前，无所适从。从苏共的改革进程中可以看到，在改革战略这一重大问题上，它没有始终一贯的思想和目标，而是在纷乱的现实面前，穷于应付。先是经济体制改革，很快又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放弃经济改革目标。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又不断地以放弃原则的让步妥协，来换取党内各种势力的暂时平衡。而实际上，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却日益加剧，由党中分派发展到党内有党。经济的持续衰退和动荡的社会生活，不仅使苏共的反对派有了攻击苏共的口实，而且也使对改革寄于厚望的群众，没有从改革中受益，从而失去了对苏共领导改革的信任。
（三）改革时期，党要利用舆论给社会以正确的导向。
党的舆论工具必须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为党的团结统一服务，在世界观、价值观、精神、意识形态方面引导群众，使社会群体意识在正确的导向下，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以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改革时期苏共在党的舆论工作中的导向错误，使苏共腹背受敌，难以招架。苏共的历史旧账，一直是困扰苏共前行的包袱。要改革，必然有一个对历史的反思过程，甚或是批判的历程。作为执政党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应该对如何正确评价历史，把握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承担责任，而苏共却没有承担起这个责任。戈尔巴乔夫率先批判和否定斯大林，引发了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高潮。反对派则借此利用舆论大造声势，一时间揭露、攻击苏共成了时髦，舆论完全失控，结果导致苏联社会全盘否定苏共和苏共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列宁和列宁主义。几十年来苏联人民引以自豪的光荣历史，变成了历史的耻辱。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也否定了苏共自身存在的价值。
（四）党的建设，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建立起完善的民主集中机制。
首先，在党的建设问题上，应当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不得以任何借口削弱和破坏这项原则，更不能随意取消它。改革时期在苏共党内，一些人以种种借口，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存留提出异议，引起广泛争论。虽然在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章程》中，仍可看到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但它的一些重要原则却被削弱和取消。而且，在实际运作中苏共开始不断吞食民主集中制原则被破坏后的恶果：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被破坏，致使党变成了争论不休的俱乐部；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被取消，使共产党按照民族门户各奔东西成为现实；党内允许派别存在，对苏共的分裂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其次，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必须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正确贯彻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能把两者分裂开来，更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苏共过分强调集中而忽视民主，结果形成个人专权、家长制、行政命令的体制，民主集中制被独裁者所利用，其本质被歪曲；而改革时期，又无限夸大民主，否定集中和纪律，导致混乱和分裂。这两种倾向都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应有的作用。
再次，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应建立起完善的民主集中机制，以确保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实际动作中的有效性。在苏共党的建设中，民主集中制作为指导党的活动的基本原则，其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是被公认和反复强调的。但是在实际动作中，却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模式，完备的集中机制一直在高效运转，而完善的民主机制则一直没有建立起来。以至于改革伊始，要求民主的呼声成为苏共党内上下压倒一切的声音，并迅速遍及整个社会。苏共的民主措施原本是推动改革的手段，之后却成了葬送改革和苏共自身的利剑。这主要是因为高度集中的机制受到冲击，不能发挥作用，而完善的民主机制又不可能一蹴而就，结果导致整个党的机制的瘫痪。
（五）在党的建设中，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人民执掌国家权力，接受人民的监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苏共在整个执政时期，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对权力的监督一直是单向的。任何时候党都是监督者，而不是被监督者。虽然勃列日涅夫时期，把党和国家的监察机关改成人民监察机关，但又说明：“人民监察机关并不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党的机关的工作由党内监察系统根据党章进行监督”。但是，党内监察系统在实际运作中，只能实行“自上而下”的监督，却不可能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对由它选出的执行机关也没有监督；监督机制对党的最高领导人更是无能为力。苏共监督机制在某些重要环节上的低效或无效，使不受监督的权力日益膨胀，助长了党内的个人独裁和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使党的肌体受到损害，最终使党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总之，从学习和借鉴的角度来说，苏共党建的教训的确是我们的一笔财富。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因此，为避免重蹈苏共覆辙，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和吸取苏共的教训，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把党的建设搞好，只有这样，党的事业才有前途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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