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活”来话破产——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思路谈之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企业论文,深化改革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扭亏无望的企业，如何根据《破产法》和《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实施破产，这是今年企业改革要探索的问题之一，目的是尽快建立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机制。
“活”、“死”皆不易
早在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指出：搞活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十年来的事实证明，“中心环节”论是完全正确的，今年“以国有企业为重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看作是“中心环节”论的继续实施。但至今仍有1/3左右的企业长期亏损，说明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确非易事。
也许，当年在提出“中心环节”的时候就已意识到：人类不可能只生不死，永葆青春；企业也不会只有生产，没有破产。因此，两年后的1986年1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庄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并决定1988年11月1日正式实施。只是，从那时至今6年多了，在长期亏损、资不抵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的企业中，真正实行破产的却为数不多。据国家经贸委的负责同志透露，到1994年10月，全国破产企业刚超过1000家，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仅300来家。
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破产难，既有传统观念、传统体制的束缚，又有社会保障、生产结构和法制建设方面的制约，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破产难主要表现为“四不”：
——职工群众不愿“破”。他们坚信：社会主义就是人人就业，共同富裕，大家有饭吃，个个有衣穿；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国家主人还能失业？让亏损企业破产就是落井下石，丢社会主义的脸。1992年6月，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一家针织厂宣告破产，工人们从报纸上看到法院受理的公告以后，觉得不可理解。1991，江苏一个企业破产后，职工们思想不通，宁可借钱度日，也不愿去劳动局领取救济金。
——企业领导不想“破”。他们觉得，办了多年的企业在自己手上倒闭，上对不起领导，下对不起职工群众，落了个“败家子”的恶名。“好死不如赖活”。
——银行不让破。因为，在政资不分的情况下，银行成了企业资金的主要供应者。企业一破产，银行作为最大的债权人，受到的经济损失也将最大。有材料说：吉林省各级法院1992年受理了32宗企业破产案件，破产企业的债务达到2.1亿元，而企业破产（包括债权）仅6700多万元，资不抵债的差额是1.5亿元。在这无法清偿的1.5亿元之中，银行贷款占到80%，差不是破产企业财产总额的两倍。在目前国家财政、银行、企业的相互关系条件下，银行更愿意将虚有实无的企业财产，挂在自己的帐上，而不愿作破产处理。因为那样将由银行承担帐面损失，直接影响自己的经济效益指标。此外，财政也不愿银行因此而冲减上缴国库的利润。
——政府不敢“破”。长期以来，因为不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失业问题，因而迟迟没有建立健全职工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这方面的负担统统由企业自己解决。如今企业破产，职工短期内难于重新就业。因此，地方政府总是希望能不破产就不破产，“别捅这个马蜂窝！”
这“不愿”、“不想”、“不让”、“不敢”破产的现象说明，要建立起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机制，即使我们马上迈步，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红”、“白”都是喜
我国民间有“红白喜事”之说法。红喜事指娶媳妇、生儿子。白喜事指老者离开人世。老百姓把丧事看作“白喜事”，尊重的是自然法则。该破产的企业破产，也是喜事。遵循的是经济规律。
让我们先看报刊介绍过的一个具体事例：
1992年5月，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宣布，对长期扭亏无望的国有企业义乌造纸厂，依法实行终止。同时决定，在其终止后利用其生产要素，创办一个或几个体制转轨、机制转换的新经济实体。他们首先通过房地产市场，把地处黄金地段的厂区8万平方米土地转让出去，共得到出让金8000万元。然后，通过拍卖和调剂，将价值1149万元的机器设备，转让给赤岸造纸厂等市企业，用土地出让金5000万元与港商合资创办了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用土地出让金偿清银行债务2000万元，银行把这笔钱转贷给市场前景很好而资金缺乏的几个企业。对造纸厂的1007名职工，市政府一方面从土地转让金中一次性提足养老金和医疗费，由市统筹办统一管理和发放；又让市人才劳务市场专门在造纸厂举办劳务供需见面会，再加上运用创办合资企业、带资安置、自谋职业、提前退休这四种手段，消化、分流了造纸厂全部职工。
义乌造纸厂破产，国有资产不仅没有损失反而增值，职工群众不仅没有“流落”反而找到了新的出路，皆大欢喜。破产成功的实践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第一，企业破产是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该破产的一定要破，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有资料说：在1992年里，美国倒闭了18.3万家企业，英国倒闭了5.36万家，瑞典也倒闭了5万家。政府和民众对企业破产已习以为常。在我国，1992年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一年，然而这一年“死”掉的乡镇企业也有5万个之多。很显然，这局部的“死”与总体的“活”有着某种必然联系。
第二，破产是优化企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劣势企业的解体消亡，正是优势企业发展壮大的条件。古诗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似乎可以看作是一种正确的“破产观”。
第三，破产是培育和提高企业整体素质的有效方式。一家企业破产，能促进当地一大片企业转变观念。经营者、生产者忧患意识、竞争意识的增强，逼着自己为企业的生存、发展而“背水一战”。
第四，破产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一道防线。对那些拯救无望的企业停止“输血”、“供氧”，可以避免亏损的“黑洞”吞噬更多的国有资产。及时处理破产企业的存量资产，有利于包括银行在内的债权人将“死钱”变为活钱，为国家创造新的财富。
第五，破产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措施。通过执行破产程序，消除了长期亏损的企业，妥善安置了职工，推动了优势企业的进一步崛起，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这正是对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减少和消除。
当然，加大企业破产的力度，并非盲目行事，它是一项系统工程，还有许多实际工作要做。例如，《破产法》还需要完善并制定实施细则，社会保障制度要尽快建立起来。只有各种配套工作紧紧跟上，这项改革才能大见成效。
（理清思路篇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