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一流大学的基础——重建现代学术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流大学论文,走向论文,学术论文,制度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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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F035.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942X(2006)02-0027-08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已成为近年来中国大学特别是高水平大学追求的理想目标。关于加快大学发展的讨论观点纷繁多样，一些大学制定了建设一流大学的规划，甚至时间表，政府也不断加大对若干所重点大学的经费投入。这种追求以及为此采取的各种措施，无疑大大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繁荣与发展。但是，我们发现，在目前的这些讨论和规划中没有对现代大学制度的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而现代大学制度之保障，恰恰是我们创建一流大学最深刻的基础。
现代大学制度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大学的法律制度和治理结构，其核心内容首先是大学作为独立法人，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担独立的法律责任，在遵守宪法、法律的前提下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没有自主性的企业就不是现代企业，就难以持续发展；同样，没有自主性的大学就不属于现代大学，更谈不上“走向一流”。同时，要建立合理高效的校内组织架构，以保证学校按照教育与学术规律良好运行，还要有一系列科学、公正、透明的规则、程序，特别是聘用教师的规则、程序。二是大学的学术制度，其核心要素是学术的独立和自由。大学的法律制度和学术制度之间既有联系，又相区别：一方面，法律制度体现了大学与国家间的关系，大学真正实现了独立法人的角色，承担起独立法人的责任，为学术的独立和自由提供了法律保障。但这种法律保障并不一定能保证大学真正实现学术的独立与自由，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影响着现代大学学术制度的确立和实行；另一方面，学术的独立和自由既是法律制度的实现，更是大学内部开展学术活动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处理大学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尺度，因而它作为大学学术研究和思想创新的基础，与创建一流大学有着更深刻的联系。
当前中国大学的独立法人地位在进一步提高，办学的自主性也在进一步扩大。可是，人们对现代大学学术制度在创建一流大学中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认识，现代大学学术制度的重建工作十分缓慢，其中一些曾经为人们所称道、所遵循的内容遭到了轻视、破坏，甚至已经缺失或者正在丧失。从当今中国大学的现实状况看，重建现代大学学术制度对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非常重要、非常迫切的。
何谓现代大学的学术制度？一般说，西方现代大学学术制度始于德国教育家洪堡创立柏林大学时期，而中国现代大学学术制度则由蔡元培先生所开创。
洪堡由于19世纪初创建柏林大学时推行新人文主义大学观念，成功实行了大学改革，被推崇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奠立者，柏林大学也被誉为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直到今天，洪堡当年确立的大学观念、大学精神与学术制度仍在各国现代大学中产生深刻影响。例如：“美国那些顶尖大学的代表人物仍然承认自己是洪堡的继承人，并将西方大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归功于洪堡。”[1] 洪堡所倡导和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大学观① 及以此观念为基础的现代大学学术制度，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探求科学。这里的科学是指“科学的纯粹理念”，即所谓的纯科学。纯科学是一种未尽之事，意味着研究、探索和发现新知识；纯科学又是一个整体，任何专业的知识都必须建立在对世界和生命的基本原则及意义的认识基础上，脱离整体的知识是片面的；纯科学以探求纯知识、纯学理为自身的目的，不以实用为主要目的；科学研究无权威和禁区；大学必须坚持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但以研究为首要任务；教师和学生要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第二，大学的另一基本任务是提高道德和个性的修养。修养是人的各种潜能的完全协调的发展，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也是人之为人应有的素质，与专门的技艺和能力无关。科学探求的根本目标在于促进学生乃至整个民族的道德与精神修养，提高人的素质，但这不是说科学是为修养服务，从属于修养这一目的，而是说若大学专心于科学研究，探求科学的活动顺利进行，可以达到提高修养的目标。
第三，大学为了尽可能面对和获得纯科学，“寂寞与自由”应成为其居支配地位的原则。这种“寂寞与自由”，第一层次是对大学机构本身而言。大学应独立于政府管理系统之外，大学进行的科学活动是一种精神活动，它与国家的严密组织形式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这里说的“独立”，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学术的独立”；与此相关，大学的科学研究也必须是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大学有开展学术活动的自由，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的一条普遍原则，是大学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政府应尽可能限制对大学干预；但这不意味着大学可以脱离国家。洪堡认为，大学在根本利益上与国家一致，大学始终与实际生活和国家需要有更密切的关系，因为它始终为国家承担实际任务，并对青少年予以引导；国家应当为大学的繁荣提供保障，并通过对教师的聘任，防止大学内部对学术自由的压制；“在洪堡看来，寂寞和自由能促进大学的繁荣，而繁荣的大学及发达的科学正是国家的利益所在”[2]。这就是大学与国家的关系。这种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也适用于大学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第二层次是对大学的主体即教师和学生而言。科学研究是一种专注的精神生活，大学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专心研究科学和学术，不为世俗事务所干扰；他们完全服从科学的要求，享有充分的自由，包括精神生活的自由，生活方式的自由，教师教学与研究的自由，学生学习的自由。
蔡元培是中国现代大学学术制度的开创者。而陈寅恪在中国现代学术精神建立中也有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他在应清华国学研究院之约撰写王国维先生纪念碑时倡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揭示了中国学人优秀的精神与品格，后来还以死抗争，维护此种精神，诚为可贵。然而制度与精神本不可分，蔡元培以这种精神为基础，创立了中国现代大学学术制度并运用于北京大学的改革中，这对后来的大学和学人的影响更为深远。
至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与洪堡思想的关系，学界虽有不同看法②，但以他在德国留学的经历及其对德国大学教育的关注了解看，他在北京大学的改革深受洪堡思想的影响应是无疑的。
关于蔡元培所开创的中国现代大学学术制度，论者颇多，这里强调指出几点：
第一，明确学术至上。蔡元培强调大学的任务是研究，主张学术的自主性、非功利性。在就职北京大学校长演说中他就明确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3] 大学中，教师和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研究学问，而非追求别的目的。学术的自主性和非功利性思想表达了大学的运行应相对独立于政治、政府和社会经济这一制度观念。与此同时，蔡元培也十分注重对学生的道德伦理教育和个人修养，强调教师既要做到独善其身，还要具有兼济天下之胸怀，教导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第二，提倡兼容并包。按蔡元培的说法就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4] 兼容并包与学术至上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思想，大学以追求学术为目标，以研究学问为己任，而研究必有不同观点、学派乃至不同国家的文化、观念的碰撞冲突，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便可自由发展，这正是学术自由的思想和学术平等的观念。当然，这种“兼容并包”原则是建立在蔡元培自身独具的学术品位和价值选择基础上的。这一著名原则，使北京大学的改革空前成功，也对后来的中国大学发生深远影响。
第三，创新研究方法。晚清时期西学开始引入中国，却与中学格格不入，两者处于对立状态。蔡元培对此提出批评，并力图以新的学术观念扭转此种局面。他既反对只注重西学输入，也反对中学抱残守缺，而主张中西贯通，尤其是在国学所涉领域，更需要研究方法上的革新。他指出：“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5] 虽然不加反思地用西方的科学方法研究国粹并不全然确当，后来陈寅恪曾就此提出过批评，认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有时并不适用，但在当时提出要以西方的学术方法和理念来研究与改造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实在是一种转换学术研究范式的深邃之见，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
第四，建立学术体制。蔡元培不仅提出上述现代大学的制度观念，同时建立了一整套学术研究与管理的制度，为学术活动提供基础和保障，由此形成了现代学术体制。它主要包括：聘请知名教授，引导师生培养研究学问的兴趣，养成做学问家的人格；建立研究所，鼓励学生和校外学者参与研究；创办学术刊物，为学者提供讨论交流学术思想和成果的阵地；组织学术团体，提供广大教师和学生有组织学术交流的渠道，公开学术探讨的空间；重组学科结构，既以西方的方法研究整理中国传统国学资料，又把重点放在文理学科的建设上。
从洪堡1809年5月向国王提出建立柏林大学的申请，到1810年6月退出教育部文化和公共教育司的领导职位，仅一年有余，也就是说，当时在普鲁士战败于法国且社会经济几近崩溃的情形下，洪堡筹建柏林大学的时间也只有一年多一点；而且，洪堡职位的接替者也没有继续他的观念与改革。然而，在洪堡大学观念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柏林大学，却极大地推动了德国大学的发展。到19世纪中期，德国就已拥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极大提升了科学水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已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柏林大学更是独领风骚。有资料表明，一战前全部42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德国占了14名，这14名获奖者全是大学教授，而其中就有8名是柏林大学的教授[6]。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十年，实际进行改革时间前后不过五年，而改革又是在军阀当政、政府更迭、政局动乱、北京大学“声名狼藉”③ 的背景下进行的。可就在这样短暂而困难的情形下，蔡元培构建了北京大学传统，活跃了学术气氛，建立了新的学术体制，实现了学术体系和学术范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奠立了中国现代大学学术制度。短短几年，使北京大学面貌大变，前后判若两校。1919年《东方杂志》载文盛赞了蔡元培的改革和由此改革带来北京大学的巨变：“学界泰斗，哲理名家，就职后，厉行改革，大加扩充，本其历年之蕴蓄，乐育国内英才，使数年来无声无臭生机殆尽之北京大学挺然特出，褒然独立，延名师，严去取，整顿校规，祛除弊……学风丕正，声誉日隆。”[7]
由此足见现代大学学术制度作用非同寻常，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就大学自身而论，两所大学在改革中的迅速发展乃至近世全部学术的发展，当推建立现代学术制度为首功。
回顾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大学发展的状况，今天在研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问题时，我们主要应关注什么？需要重新找回和填补的根本缺失又是什么？
客观地看，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资虽然整体来说还远远不够，但这几年来对少数几所重点大学给予了特别的财政支持，这些大学自身获得经费的渠道也在不断扩大，教学研究大楼及其设备也已达到了较高标准。可以说，这些物质条件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与一流大学的要求相比，尽管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这显然已不是大学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问题和障碍；况且，大学之为大学，大学之能以大名之，亦不在大楼而在大师，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早已成为教育界的共识。因此，我们应该从大学发展的特殊规律，从大学学术活动的内部机制，从大学自身的构成要素去寻找制约和影响创建一流大学的根本缺失，并努力填补之。
近世中外大学之发展，条件不同，措施相异，各具特色。但以共同特征和根本原因而论，则有三个核心要素：大学的制度、大学精神和学人。上文已指出，大学制度包括法律制度、治理结构和学术制度。大学制度决定了大学活动的目标、运作的机制，也决定着大学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之是否可能，因而可以认为是最根本的要素；大学精神是制定和推行大学制度的基础，制度又是精神实现的条件和保证，精神可以引导学术活动，规范师生的行为，形成大学传统，改变校园风气，但必须通过制度和学人来体现并实现这类转化，所以，制度与精神本不可分，只是谈论的角度有所不同；大学学人是学术研究的主体和学术成果的主要创造者，同样又是大学制度和精神的承载者、传达者和实践者，尤其是那些德厚学富的思想家、大学者，更是大学精神的象征、学术水平的代表。所以从大学的现实运作和学术活动角度说，三个要素实际上可归为制度和学人两个要素。
进一步讨论制度和教师的关系与作用，我们可以发现大学发展的深层次基础。通常评价一所大学之水平，是以学科建设、学术成果和师资队伍三个因素为主要指标的，三者中师资队伍最具活力，是决定学科建设、学术成果变化的变量因素，因而所有高水平大学都极其重视教师队伍建设，特别是聘请既有学术造诣，又有学术发展的战略眼光，还能带领团队共同前进的学术领军人物，这无疑是关键之举。问题是：大学以什么来吸引高水平的教授、学者？如何又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进而提高学科建设水平，创造高水平学术成果，培养优秀毕业生？毋庸讳言，在当前经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市场规则作用日益凸显的现实境况中，工作和生活的物质条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还会继续增强；但是，真正的学者所追求的首要是学术的环境与条件：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与自由性。有这样的环境与条件，才可能出成果、出人才乃至出大师。可以说这是大学之所以能成为大学，一流大学之所以能成为一流大学的真正基础。世界的著名大学皆是如此。当年的柏林大学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吸引了如施莱尔马赫、费希特、沃尔夫、萨维尼等一批名家大师加盟；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有了这样的基础，才集聚了如陈独秀、胡适之、鲁迅、辜鸿铭、蒋梦麟等知名学者，还请到了大名鼎鼎的杜威来校讲学；也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和竺可桢领导时西迁于遵义的浙江大学，在那样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才能聘请到并留住许多著名学者，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相反，失去了这样的基础，即使有现成的高水平教师和著名学者，即使他们有创造高水平研究成果的能力和激情，结果也是难以有作为，甚至无所作为。
一般说来，人们直接看到的是大学中这些显现出来的学者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却较少注意学者们所赖以生存和活动的独立自由的学术环境，因为它作为基础条件，隐藏于显赫的成就之中，并为其所遮蔽。用一句现象学的话语来表达，两者是显与隐的关系；然而，显者易变，隐者常在。就大学自身而论，最终吸引高水平学者、能激发他们的潜能和创造力的决定要素，还是独立、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从根本上说，也就是现代大学的学术制度。
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现代大学学术制度的境况如何？
蔡元培所开创的现代中国大学制度和学术制度，历经社会和制度的变迁，特别是经过“文革”这样一些特殊时期，可以说是出现了断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大学教育的快速发展和取得的成就世人皆知。从大学与国家关系的角度上看，国家以发展教育科技为基本国策，对大学的经费投入逐步增加，大学的独立法人地位得到了法律的保障，办学自主性的程度进一步提高，自主性的范围也在逐步扩大，学术研究拥有了广阔的独立和自由的空间。
从现行的大学管理体制和学术运作机制的角度上看，可以说问题不少，境况堪忧。时下，教育、学术各界人士，刊物、论坛各种场合，已是不乏批评和呼吁了。择其要者列于下：
政府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教育资源。教育行政部门掌握着政府投入高校的经费，同时决定这些经费的使用方式、投向和目标等，及与此相关联的评估考核模式，实际上是将高校的学术活动纳入了行政管理系统，限制了高校办学自主性，使法律规定的独立法人地位难以真正得到保障。《中国新闻周刊》载文认为，目前引起国人广泛关注的一些高校乱收费现象，其根源也在于此。
管理体制仍表现着鲜明的计划经济特点。学术行政化倾向严重，有人认为行政对学术活动和学术组织的干预已具有全面性、全程性特点。这种情形不但表现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与大学学术活动之间，也表现在半官方、非政府组织与大学学术活动之间，同样渗透于大学内部。
学术研究未能真正独立。一方面是由上述体制原因造成的非真正独立状况，另一方面是指学术研究者及其活动本身。许多学科领域对外国的东西只注重输入而缺乏批判性研究，对社会和市场需求只被动适应而缺乏前瞻性引导；许多研究者为获得经费而选择低层次实用性的短期化课题，为凑足数量而发表应景式无价值的垃圾文章，此类现象十分普遍；科学研究模仿跟踪多，创新突破少，在关键领域原始性创新能力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国教育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
学术研究的浮躁和急功近利现象突出。一些研究者心态浮躁，甚至唯利是图，耐不住寂寞，缺乏“坐冷板凳”精神，也不愿深入社会，而把学术研究当作追名逐利的工具；一些决策者和管理者则急于通过行政方式、手段推进科学教育的繁荣，特别是片面追求成果的数量，实施名目繁多的“工程”、“项目”，限时攻关，频繁考核。
教育发展观和政绩观上的认识偏差。近年来在大学的发展中，大规模扩招扩建，盲目升格办学层次，脱离实际贪大求全，而忽视大学内涵的优化，忽视办出自身特色和个性，忽视营造良性发展的高等教育的生态圈等现象不可谓不突出。这种状况反映了注重数量、急功近利的做法和情绪已经转变为一些教育管理部门和大学领导者对政绩的追求和自身价值的肯定，这种情形又反过来加剧了普遍存在的重量轻质和浮躁心态。
笔者认为，上述问题大体上可归为三类：
一是管理体制上的问题。现行教育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对学术研究的独立和自由，即对现代大学学术制度的重建与实行，确实成为一种无形的却是刚性的阻滞。消除了这种阻滞，就消除了重建与实行现代大学学术制度在体制上的障碍。然而，改变这种状况不能靠大学自身，也难以期望短时期实现，必须有待于整个体制改革的深入而逐步解决。
二是大学自身的问题。实际上，上述问题在各个大学存在的程度和表现形式并不相同。有些大学坚持自己的办学特色，注意内涵的优化，在评估考核上既考虑量的因素，更注重质的要求；有些大学则在激励机制和政策导向上注重量化因素，导致教师学术研究的短期行为与数量追求，一时间数量指标上升了，内涵质量并无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丢弃了追求学术独立、立足学术创新的现代大学学术传统和制度。
三是学术活动、学术行为本身的问题。从现象看，制约甚至破坏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的是目前弥漫于大学校园和师生学术活动中的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行为，但深究起来，原因却是多方面的。诸如，市场经济的功利观念对学术研究活动的推动及造成的负面冲击与影响，一些研究者学术精神的缺失和功利意识的膨胀等，但笔者以为，现行学术评价与考核体系所存在的问题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直接原因。
较长时间以来，在高水平大学建设与学术活动过程中，评估与考核名目繁多，内容缺乏权威性，评价方法简单化，特别是片面注重数量的评估观念与考核标准及其与职称、待遇挂钩，使学术与利益紧密结合，并为利益所驱动；再加上各种以简单量化为依据的官方或民间的“排行榜”，像一根根无形的绳索，牵引着大学领导者前进的路向，捆绑着他们的手脚，形成了“评估—数量—评估”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现象，催化了学术研究的短期行为和实用主义倾向，对科技创新能力和大学学术水平的提高并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据《中国科技部》网站公布的数据，高校科技论文产出占全国论文总量的三分之一。2003年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已跃居世界第5位，接受海内外专利申请总数达20多万件，其中海外来华申请3.78万件。而同时，中国向美国申请专利却只有一两百件。“这一两百件专利多集中在中草药制造、保健品、机械工业技术，很少涉及现代科技领域。”
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于2005年11月5日指出，SCI的数量不能完全代表科学家的学术贡献，中国科技实力发展速度远远不如SCI的数量增长，由于过分强调这个因素，“导致一篇论文被拆成几篇发表，一个鸡蛋炒几个菜。这种现象在当今中国的学术界绝不是一件新鲜事”。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了2004年60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排位，中国位居24位，比上年提升5位。而这个排位是按宏观经济运行、政府效能、企业效益和基础设施这四个要素测评的结果，其中显然还未包括科技创新能力的要素。而此前的报告是：中国科技竞争力的排名1999年比1998年下降12位，居第31位，2000年又比1999年下滑3位；我国国际竞争力总体排名2000年也比1999年下降2位，居第31位(据《中国科学院》网站)。这种情况足以使我们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引起高度警醒了。
上述三类问题相互关联。现代大学学术制度的完全重建和实行，最终有赖于教育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的改革与完善；大学自身兼有从属现行管理体制和组织学术活动的双重角色，作为前一角色，大学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作为后一角色，大学又具有相对主动的权力。学术活动、学术行为本身的问题，无疑受到前两者的制约，但完全有可能通过大学的管理者和教授自身的共同努力，予以改变。所以，从目前中国大学发展的实际境况而言，重建现代大学学术制度的问题，除了进一步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对大学的行政干预这一比较长远的目标之外，从现实性可运作的策略上考虑，大学的管理者和教授们共同努力，从多方面克服和改变学术活动、学术行为本身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以量化为特征的学术评估和考核体系，是一条现实而可行的途径。
克服和改变学术活动、学术行为本身存在的问题，当然有具体的技术和操作层面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大学自身使命和功利追求之间关系的认识，因此，首先要解决大学管理者和教授们的认识：大学在自身使命和功利追求之间应取什么态度？从洪堡、蔡元培所提出和推行的现代大学观念和学术制度来看，现代大学的使命有二：一方面，就大学内部而言，应享有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就大学对人类和社会所负的任务而言，应充分关注人类的生存、活动及其价值，为提高人类生活的条件与质量作出贡献。
当今时代，决定人类生存、活动的因素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观念的内涵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但大学依然承载着上述的基本要求，它对人类自身和社会所负的任务实际上比以往更繁重、更紧迫了。这样说的理由何在？我们先看一看哪些最重要的因素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大学所面临的更紧迫的任务。
第一，整个社会和人类生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与过去极不相同的新世界，我们完全可以体验到它的变化之深刻，感受到蕴涵于其中的变化之动力；人类生活同样也出现了涉及自身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这告诉我们，人类需要对自己生存的新世界和自身的变化作出更动态、更综合、更深入的解释，同时密切关注由此引发出来的新问题新矛盾。从理论上对此进行系统深入的解释、分析和综合，是今天的大学对人类生活应承担的重要责任。
第二，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经济与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新世界的变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互为表征的。今天的科技成就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已成为我们生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使得人们的宇宙观豁然开朗，思维方式随之改变。然而，有远见的人们在享受着现代科学技术带来便利的同时，却对它的发展所造成的对自身生存的威胁越来越感到忧虑了。如何善待自然、合理利用科技，成了关乎人类自身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这一严峻挑战是对科学提出来的，也是对整个大学提出来的，大学必须面对这样的挑战，努力解决科技与人类和谐共存、协调发展的问题。
第三，全球化已经对当代人的生存发生重要影响。当今时代，人类正在经历和进行着从未有过的紧密而深远的联合，彼此发生着直接而快速的影响与互动，全球化已从理论描述成为现实。全球化的结果是使世界表现得更加多样性、多元化。因此，社会和个人一方面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充满活力；另一方面又容易出现极端主义、自由主义的论调和行为，这是全球化潜在的危险。由此，世界、社会和个人更需要对话与交流。大学应该乐观地接受全球化，认真地对待多元化，充分把握和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机遇，如大学又必须从自身的特殊角度出发去把握和利用这种机遇：借鉴别人的经验和成果提高自己的水平，通过科技的合作和研究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用自身的人才和智力优势规范市场竞争的合理性与有序性、引导民众的消费理念与消费趋向，运用各种方式达到观念、意识的沟通。这是大学面对全球化现实所应承担的重要任务。
大学在面对如此变化了的新世界时所应承担的任务和责任，内在地规定了它在大学自身使命和功利追求之间应取的态度，这就是：既讲功利追求，又超越功利主义。大学离不开社会，也不能脱离社会的需要自我封闭。大学和大学的研究也需要经世济用的哲学观点，这既是大学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和应给予的回报，也是大学自身持续发展的需要。当年以一己之死来维护现代学术精神的陈寅恪，也践行经世济用的传统，只是认为必须以精神上的学问为根基。当前大学竞争力的比较不可谓不激烈，教育行政部门的指标考核，民间团体的排名又为此推波助澜，这极大地带动了大学的功利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功利追求也是利益追求，价值追求，无论是对团体或个人，都是如此，这与讲究效率的市场经济时代的现实和需要是完全相容的。因此，我们不应该笼统地反对或否定功利追求。我们所要反对和否定的是过分地热衷于功利追求，是急功近利的观念和行为。而现在这种现象的确大量存在，这正是我们产生深深忧虑的原因。如果不克服和超越这类现象，大学就根本难以完成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任务，也必将严重影响自身的未来发展。
注释：
①这种新人文主义大学观也称为德国古典大学观。有研究者认为，这种大学观即当时建立柏林大学的指导观念和原则，并不是一贯的、系统明了的理论观念；代表这种大学观的经典文献有：洪堡《论柏林高等教育机构的内在和外在组织》、施莱尔马赫《德国特色之大学断想录》、费希特《柏林高等教育机构建校计划演绎》。而从后来的德国大学实践看，显然洪堡更有资格代表德国古典大学精神。
②如张汝伦称，迄今为止无有力证据证明蔡元培直接接触或研究过洪堡思想，因此，他与洪堡关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属想当然”。参见张汝伦《思考与批判》，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00页。
③蔡元培曾这样说到自己出长北大的决心：“觉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参见高平叔《复吴敬恒函》，收于《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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