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谱系论文,语境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5)02-0041-08
四、后马克思主义在东欧的“艰难浮出”
后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即“后资本主义”概念所表达的东西），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变化（即“后社会主义”的概念所表达的东西）。有些人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解释的失效而得出后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而有些人主要是基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弊端与挫折而得出后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有些人也可能基于这两个方面的综合影响而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如果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因为背景的残缺而对后马克思主义作出偏颇之论。如果我们妄下断论说，所谓后马克思主义只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知识分子的理论思考主题，它似乎难以进入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构成经验之中，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以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许多后马克思主义者，从时间上要早于英国的后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与莫菲为代表）；并且我们看到，在著名社会学家汤姆·巴托摩尔1983年(Tom Bottomore)主编的《马克思主义辞典》中，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在“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条目下进行的（该条目的撰写者是阿拉托）[1](P355-361)。这说明，早在拉克劳与莫菲宣称自己的理论规划属于后马克思主义之前，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在学术思想界已经确立起来了，而这一确立过程的重要场域之一便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经历和思想情境。
按照阿拉托(Andrew Arato)的划分，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修正主义(Revisionism)”、“马克思主义的复元［即回到马克思］(Renaissance of Marxism)”、“重建马克思主义(Reconstruction of Marxism)”［亦称作“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这四个阶段。“修正主义”明确反对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复元”把列宁主义也作为批判的对象；“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即新马克思主义）”则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提出了挑战（如无产阶级的特权地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社会变化的生产关系模式等）；而“后马克思主义”则基本上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断裂——它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一定的相关性并认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同时它也仍然张扬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但是，它完全拒斥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范式，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与范畴进行了“清洗”。这里或许可以套用孙中山当年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来形容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2](P62)。
这种划分和界定为我们有效区分新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参照标准。一些学者虽自称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但如果他们仍沿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和分析框架，他们就只能称作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伊万·塞列尼(Iván Szelényi)和乔治·康拉德(Gy
rgy Konrád)合著的《在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注：塞列尼和康拉德系匈牙利左翼激进分子，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的这部颇有影响的著作写于1973年11月至1974年9月间，1978年出版德文版，1979年出版了英文版。）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具有独特视角和分析深度的新知识分子阶级理论。他们虽然仍沿用阶级的概念，却明确地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构成历史的代言人和进步的承担者的断定，而把知识分子阶级权力的到来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部著作中，他们把自己对新知识分子作为阶级所作出的论证和理论阐释宣称为是“后马克思主义的”[3](P4)。诚如琼·柯亨所言，塞列尼和康拉德对“知识分子阶级”的认定及论证确实表现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冲动(post-Marxist impulse)”[4](P17)。因为，这种冲动明显地以两种式方展示出来：“一是，国家被看作一种分层机制，这一机制并不反映社会的阶级关系；二是，从分析看来，在一种要求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的批判的政治规划的情景之下，市民社会区别于资本主义。”[4](P17)但是，塞列尼和康拉德的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冲动”由于重建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套词（如生产方式）的使用仍然在场而不断地受到挫抑，尤其是他们并不是追求“政治优先性”的主题，而是把理论焦点集中于计划者（再分配者）的政治、经济功能上，对剩余的控制和分配对他们的阶级分析仍然是关键，因此，分层在很大程度上仍囿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范畴之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琼·柯亨正确地指出，塞列尼和康拉德的“新知识分子阶级学说”还称不上是后马克思主义；恰当地讲，它应归入新马克思主义者(Neo-Marxism)之列[4](P14)。
但许多原来持“修正主义”立场的人，在转到“新马克思主义”界域之后并没有停下来，在理论上他们走得比塞列尼和康拉德更远。这些“后马克思主义者”为他们所坚持的理论立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大多遭到当局的逮捕、关押或流放。套用拉克劳与莫菲的一句话，东欧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后马克思主义视域真正说得上是“艰难浮出”。70年代以降，东欧国家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明确转入后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主要有：科拉柯夫斯基(Leszed Kolakowski)、库龙(Jacek Kuron)、莫泽列夫斯基(Modzelewski)、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基思(Kis)、瓦热达(Vajda)、本斯(Bence)、巴赫罗(Rudolf Bahro)、吉拉斯(Milo
an Djilas)等，而赫勒(Anges Heller)80年代初的写作(A Tneory of History)也应归于后马克思主义之内[5](P280-297)。
在东欧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科拉柯夫斯基特别引人注目。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著述甚丰的哲学家，也不仅因为他个人几乎经历了一个从“修正主义”到“回归马克思”再到“新马克思主义”最后到“后马克思主义”的全程式的漫长演变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在1956年之后，当波兰许多“修正主义者”在否定斯大林主义的范围内拒斥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时，他已从多方面对列宁主义产生质疑和批评；而1968年之后，当东欧许多具有党员身份的理论家主张回归马克思之时，科拉柯夫斯基已开始把理论批评的矛头指向马克思本人。迈尔斯(David Myers)认为，科拉柯夫斯基是在70年代末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的[6](P467-470)。他可能是按《马克思主义的主流》(Main Currents of Marxism)第三卷的完成（1976年）或全书的出版日期（1978年）来界定的。但是，要知道，该书的第一卷的补写、修订与改动在1970年就已结束，而科拉柯夫斯基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不只是体现在第三卷中，在第一卷中科拉柯夫斯基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已昭然若揭。
在第一卷第十四章和第十六章，科拉柯夫斯基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发展的动力、阶级概念、国家概念、无产阶级概念、社会主义的概念进行了全面的质疑和批评。在科拉柯夫斯基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是含糊不清的，它的基本命题如果解释得严格，就违反正常的理性；如果解释得不严格，它就是十足的老生常谈；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一点也不“科学”，充其量它只表达了一种大团圆的希望，但“怀有这种希望的人在思想认识上的地位决不比别人优越”[7](P423)。科拉柯夫斯基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三个动机：其一是浪漫主义动机，它体现为马克思想取消中介，消除对抗，使社会价值达到统一一致，而这种理想在工业社会中只有通过专制政府才能实现，废除中介就意味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直接的绝对的同一，就意味着权力的分散、三权分立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异化性政治。其二是普罗米修斯主义动机，它表现为马克思相信人作为自我创造者的无限能力，无产阶级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大写的人”，而这一主题已经导致经济上的唯意志论和通过警察手段来组织社会生活。其三是唯理主义的、决定论的启蒙运动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哲学并没有超出近代哲学的范围。基于这种识见，科拉柯夫斯基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是不可修正的，也不可能使之富有成效，“作为一种解释体系，它已经死亡，而且它也没有提供任何有效地用之于解释当代生活、预见未来或培育出乌托邦规划的方法”[8](P529)。他进而宣布，“现在，马克思主义既不能解释世界也不能改变世界；它只是作为一种口号被用来组织各种利益，而这些利益大多与马克思主义当初所认同的相去甚远”[8](P530)。
不难看出，科拉柯夫斯基的基本立场和50年代末波兰尼所达至的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波兰尼当时是“以偏概全”式地由批判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而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了根本上的否定。也就是说，波兰尼没有将马克思的原典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而科拉柯夫斯基则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核心概念和主要命题本身的问题性出发来批评马克思主义，尽管他实际上并没有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与斯大林主义混同在一起，但他仍然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产生的极权主义不仅仅是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个人的问题，其根源也不仅仅是信仰的滥用与伪装，问题恰恰就出在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本身上。正是出于此一判断，科拉柯夫斯基才把批评的目标直指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然而，笔者认为，科拉柯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定位和定性无疑存在着许多臆测、武断及谬误之处，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的责难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科氏的说法根本就没有严格的理论论证。他的一些命题往往自相矛盾，前后相违：他有时在谈到某一点时清楚地表现出彻底否定的倾向，而有时他又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思想的优越点。比如，他也坦言“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所作的更加详细的历史分析和政治分析，表明他们本身并不是自己的‘简化论’公式的俘虏”[7](P414)；“每当马克思谈到细节，他确实没有把他的假说夸张到这样荒谬的极端”[7](P418)；“这些话都不表示马克思考察历史的原则是空洞的或没有意义的东西。正相反，那些原则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很难否认，假使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不如目前情况完备而精密了”[7](P418)。
可以说，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能表达当代世界的新变化表示根本的怀疑，并且不再对这一解释范式的哲学基础抱以任何信守和膺服，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发生“后马克思主义者”转向时的共同“征候”。对科拉柯夫斯基来说，马克思主义展示了一个逐渐“祛魅”的过程，它最终呈现的外观使一度投出的热情和执著难以合情合理地得到定位——毕竟走了那么漫长的马克思主义之路，即便现在突然地感到了一种“错认”，但它毕竟构成了活生生的历史并塑造了一代人真切的思想际遇和心路历程。正如利奥塔德所描述的：“对我们来说，马克思主义曾经是一种普遍的语言，它以辩证法的名义，本身包含了抽象普遍性的裂隙与矛盾以及具体普遍性的悖论和无限运动。通过经验和反思，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明白了陷入一种特定生活、观点，一种特定语言，并且只能通过冲突和悖论来摆脱它，这是一种什么滋味啊！”[9](P50)。
我们知道，波兰尼在50年代末提出“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本来就是针对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而发的，而科拉柯夫斯基在70年代初的“后马克思主义转向”实际上是对1968年“布拉格之春”和当时波兰的“社会运动”以及法国“五月风潮”的理论反思与回应。所以，东欧社会主义的现实经历以及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形态的变化是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语境。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何以在“苏东剧变”的酝酿、发生前后，“后马克思主义”会迅速增殖为一种广泛的思潮与运动。
东欧的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从“现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衍化出来的一种思想倾向，它不是像麦克弗森和贝尔那样聚焦于现实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化，提出什么“后－自由主义的民主”或“后工业社会”的概念，而是根据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集权、专制，针对性极强地提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阿拉托曾正确地指出，“从哲学上讲，后马克思主义是基于对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曾经论述过的国家与市民社会问题的一种再思考。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后马克思主义是‘回归马克思’工作的直接继续。在科拉柯夫斯基的带动之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倾向于把马克思对内在于国家／市民社会二元性中的异化的解决——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民主同一当作一种必然的独裁主义而加以拒斥”[10](P358)。所以，东欧的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诉求一般是主张重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制度性中介，并把社会运动作为市民社会的积极建构性因素。
众所周知，波兰的“社会运动”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是最活跃的——50年代后期有“工人委员会”，60年代有“工人自治代表会议”，70年代有“工人保卫委员会(KOR)”和“民族解放阵线”，80年代初有“团结工会”。波兰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也就是“社会运动”的理论家和精神先锋。这清楚地表明，东欧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与现实批判意向非常鲜明突出——以“社会运动”来消解国家的极权主义和专制，从而建构出一种与国家概念并不完全同一的多元化的自治性的市民社会。也许正是由于过于直接、过于急切的政治干预指向，东欧后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是以激进的方式提出并引发了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但他们似乎缺乏从理论上进一步“建构”的耐心和细密。比如，他们拒斥了马克思在市民社会问题上对黑格尔的批判，而又没能提出自己对市民社会概念的充分阐释，恰如阿拉托分析的那样，这使得“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难以澄清他们与黑格尔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形式的市民社会的批判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如果这种批判只是简单地被抛开（科拉柯夫斯基就是如此），那么，这些理论家就近乎为资本主义社会做辩护；如果这种批判至少部分被接受（瓦热达就是如此），那么，理论家就得为一种可能的市民社会规划——它不仅从极权主义国家中解放出来，而且也从它同资本主义的历史联系中走出来——作出概念化的理论说明。这些问题的许多方面实际上在1980-1981年波兰社会运动中已经凸显出来，但在此理论反思却没有跟上现实的实践”[10](P358)。然而，无论如何，东欧后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质点的拓入对80年代的后马克思主义无疑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且不说长期研究“社会运动”的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以及长期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琼·柯亨是沿着东欧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拓的思路及问题性在“接着说”，就连拉克劳、莫菲及齐泽克对葛兰西的、马克思的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的批判性阐发都是这一线路的自然延伸。
五、阿兰·图雷纳的行动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
波兰的“社会运动”引起了法国一位著名社会学家的极大兴趣，他试图创造性地从社会运动中“抽象”出一个非决定论的建构主义的行动理论空间，这个人就是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1925-)。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图雷纳就一直关注发达工业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及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运动，致力于从社会运动的视角给社会理论确立一个新的分析维度。1978年，他在《声音与眼睛：对社会运动的分析》(La Voix et le Regard)中明确提出，要在社会理论中构筑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注：《声音与眼睛：对社会运动的分析》法文版于1978年问世，英文版于1981年出版，此部著作发表于70年代末，但产生普遍影响却在80年代初。另外，图雷纳阐述其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思想的重要著作还有Sociologie de láction(1965)、Production de la société(1973)、LAprès-Socialisme(1980)、Solidarity:An analysis of a Social Movement:Poland-1980 1982(1982)等。）。在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图雷纳是在20世纪70年代继丹尼尔·贝尔之后明确将自己的理论分析自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的社会行动理论(la théorie de láction)的研究成果对20世纪90年代的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安德烈·托塞尔(André Tosel)产生了构成性影响。也许正是充分考虑到图雷纳在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谱系中的重要地位，约翰·莱希特在其《当代五十个思想家》一书的“后马克思主义”一节中，列出了五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紧排在拉克劳后面的就是阿兰·图雷纳[11](P175-200)。
图雷纳将集体行动者和他们的斗争模式作为社会分析的出发点，由此探寻社会运动的性质、规划和利害关系。但是，图雷纳并不认为所有的集体行动都可以叫作“社会运动”。他划分了三类集体行动：一是防御性的行为，它与具体的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利益保护有关。这种冲突形式通常不带有普遍性意义。二是明显具有政治意识的社会斗争，这类行为旨在修改决定、影响决策或者变革制度体系。这一类型的集体行为虽然具有普遍性诉求，但却自甘堕落地接受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和策略的制约，从而成为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行动的附庸。三是以主体的名义、要求主体真正发挥它的自主作用并最终使主体摆脱一切权力与从属关系的束缚的自治性行动。依图雷纳之见，只有第三种集体行动才配享“社会运动”的美名。因为“社会运动之出现，既与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强调其客观重要性的革命形势无关，也不是由于某种意识形态学家的一番演说或某种政治导向的作用而引起的。它的形成，是一个能进行创造性活动的行动者的能力造成的。即是说，这个行动者既投身于社会冲突之中，同时又能捍卫社会生活的准则；此种社会生活准则不会变成行动者自己的利益，因而也不会消灭对方”[12](P151)。质言之，图雷纳不是从先验的社会意识规定或者某种既定的意识形态样式去“认定”社会运动，而是从社会运动作为社会关系的建构场所来把握社会运动的规范性和创造价值。因为，把社会构想成由内在逻辑驱动的社会体系的观念必然导致对社会运动的表象主义的理解，在这种视域下，社会行动只不过是“被赋予”的阶级意识的表演性释放，图雷纳要拒斥的正是这种“体系”与“阶级”之间关系的先验设置。他甚至激进地认为，同时谈论体系的矛盾和社会行动及冲突是不可能的，通过诉诸于事实中的更高秩序——不论这一秩序是形而上学、历史哲学或进化理论——来评价社会行动的规范性必然造成对社会行动所关涉的创造及引发的动力的盲视，从而使主体的自主性集体行动从属于某种权力或政治意识形态。图雷纳反复强调社会运动要以主体概念为中心，之所以如此“是为了使社会运动（不论它是何种社会运动）不蜕变成政治工具，从而把它从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中解脱出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掩盖了社会运动的本来面目，不让人们知道所有一切这种类型的社会运动都是为了给主体以自由——不是社会真空中的政治自由，而是在涉及统治、财产和权力的社会关系中的自由。由此可见，一个社会运动既是对某种权威的斗争，同时又是为了实现某种社会憧憬而进行的斗争”[12](P156)。可以清楚地看到，图雷纳一方面强调社会行动对本质的优先性，一方面将行动的社会功能纳入到社会本身的自生成之中。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图雷纳对社会行动在社会关系中的构成性作用的理论阐释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的奇妙结合。
由于社会运动不是单个个体的行为，它的发生、发动和开展如果根本没有总体性观念的设计与引导，而纯粹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产物，那么，社会运动的理论说明本身便会陷入尴尬的悖论。图雷纳当然明白这一点，他并非要将社会关系的所有规定都一扫而空，而是力图将社会关系从劳动结构或生产方式的传统中心场域中解放出来，这就像哈贝马斯试图用“交往行为”取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一样。在图雷纳看来，马克思虽然把社会关系当作总和、总体看待，但由于其本质主义的作祟，这种总体具有不可忍受的还原论倾向，这使得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异质性都浸泡在简单的阶级关系之中。图雷纳竭力打破社会关系与经济机制、结构矛盾与被归结的利益的固定联系，而将社会关系视为向对立的解释开放的文化领域之内种种对手间具有规范定向的相互作用关系。正缘乎此，人们看到，在《声音与眼睛：对社会运动的分析》中，图雷纳虽然仍使用阶级这一概念，但它的意义规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阶级不再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定义，而纯粹从社会行动方面来界定，它被看作是那些将自己的特定利益认同为历史真实性的人们与寻求重新取得对拒绝给予他们的历史性的控制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围绕历史真实性（知识的定义和模式，研究的类型，文化样式等）的斗争构成了每一历史行动体系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变成了同义词，它们表达的无非是在社会规范和惯例构成上的有意识竞争。
有两种努力发生在图雷纳这里：一方面，尽力将阶级斗争与体制或政治权力的改变的联系松开，这可以叫作去中心化；另一方面，是将阶级斗争与社会运动同一起来，把阶级斗争看作是争夺社会行动规范的创建与解释权的活动，这可以叫作重新中心化的过程。就像他本人所总结的那样，“我希望建立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这种分析方式最终归之于阶级关系和社会运动的，因而也是归之于那种为了对文化领域进行社会控制而发生的冲突性行动的，是这些关系和运动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那里所无以获得的中心价值，阶级关系和社会运动在这种意义上的重要性是那些除了国家再也看不到任何敌人的人所拒绝承认的”[13](P114)。图雷纳的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实质就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再概念化而将社会运动从对历史发展的附属（马克思主义）、对秩序的附属（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对权力的附属（后结构主义）中拯救出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严格区分了两种分析轴心：历时轴心和共时轴心。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体系、矛盾、革命和发展的主题下所作的分析被定位于历时轴心，这种历时轴心所指向的行政国家和政治行动乃是对秩序或制度的改变的分析所关涉的对象，它把国家当成从一种历史行动体制向另一种行动体制演进的关键因素，所有的社会范畴都锚定于同国家的关系之中，在这里，对立发生在指导国家和历史改变的统治精英与被统治精英所支配的大众之间；因为革命与社会运动明显不同，它向国家发难，它诉诸于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改变。而社会正常功能的发挥，规范的创造与解释，阶级关系和社会运动被定位在共时分析轴心上。在此，基本的社会对抗发生在把自身认同为历史性的统治阶级与力图建立一种对立的文化模式阐释的大众阶级之间。这种斗争不是像马克思主义模式那样构筑一种未来的社会制度，而是引入一种规范阐释和文化模式惯例化的替代方式。共时轴心所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不再以国家为直接对象；社会冲突不再把夺取国家政权视为不可避免的目标；社会行动不同于策略性的工具性行为；社会运动不是社会功能失常的表现而是社会机体健康的表现。通过两种分析轴心的区分，图雷纳确实凸显出了各种斗争形式在社会本身自生产过程中的建构性意义——在历时分析轴心下表现为边缘性的斗争方式，在共时分析轴心之下一跃而成为担负规范主导阐释权的中心。这种同由边缘到中心的转变使社会运动成为社会集团建构其自身、获得社会认同的过程，各种社会运动被带到一个平面上；而这种等同性的平面消解了等级式的分层机制和既定社会秩序的制度化的规范权，社会运动在这种视野下远离了无序的混乱、激烈的崩溃偏向以及破坏性的动乱或革命，它成为新规范和新认同的策源地，成为社会自身得以激活和机理更新的契机。
图雷纳对社会运动的性质与特征的规定透出了浓厚的后马克思主义气息，尽管这种阐述以社会学的方式进行，但它的理论抱负和实际的理论任务已远远超出了社会学的边界。因为这种对集体行动的新诠释广泛地触及到了主体概念、阶级概念、国家理论、革命学说以及人类解放和政治的真正意义等哲学的、政治学的、历史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重新界定，并且他通过建构主义的视角重塑了社会自我生产的空间、政治的中介与反应界面和集体主体的自治性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图雷纳的社会理论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均超过了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学说；而且，图雷纳把社会建基于集体主体行动之上的动态式的建构主义的把握方式对拉克劳与莫菲在politics与the political之间、society与the social之间著名区分以及对霸权接合实践(hegemonic articulatory practice)的强调都具有直接的启示性和先导意义，以致于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提到图雷纳时称赞他的分析“非常有趣”[14](P169)。
图雷纳企图扩大社会运动的空间和范围并赋予集体行为者的斗争以中性的文化意义和民主的政治目标的意向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两种轴心的关系，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社会运动和国家的关系，在图雷纳这里都没有清楚地理论说明；更为要害的还在于，种种社会运动既然都在为争夺文化规范权和历史性而斗争，那么，最终获得文化霸权地位的社会集团又是以何种机制连接不同利益集团并得到认同的呢？特别是，当一种不以夺取政权为宗旨的社会运动与志在推翻国家为目的的社会运动来建构社会认同时，他们之间的共识如何在民主的政治空间下面达成呢？这些都是图雷纳的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困境所在。
六、市民社会与琼·柯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分层理论
琼·柯亨(Jean L Cohen,1946-)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她在1982年出版的《阶级与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局限》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分层理论。在该书的导论中琼·柯亨宣称，她的这项研究试图“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分层(stratification)理论的奠定基础，以使这一理论能够在不忽视马克思主义成就的情况下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多样性与创新。我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是指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前提进行反思并从中解脱出来，同时又仍继续从事于对现代市民社会的彻底批判工程”[4](P2)。在她看来，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尝试发展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阶级理论的企图一开始就陷入偏见之中，因为他们首先预置了这样的一个前提：对生产关系、社会—经济集团、资本主义再分配机制与阶级斗争的分析是当代市民社会的逻辑和潜在的激进社会运动的关键所在。为了揭示新马克思主义的新阶级理论的困境所在，琼·柯亨列举并分析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四种基本类型：寻求替代性的革命主体来完成原先指派给无产阶级的任务（马尔库塞）；关注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体制内劳工结构的变化，提出一种新的劳工战略的“新工人阶级”理论（马勒和高兹）；普兰查斯和赖特所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古德纳、塞列尼和康拉德等人的“新知识分子阶级”理论。在对每一类型的逻辑思路进行样细探析之后，琼·柯亨得出结论说，这四种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都没有试图对原初马克思主义综合物的基础性前提作出批判性的评价，每一种探讨立场均抽取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特定方面作为其对当代社会进行修正式的阶级分析的基础，而缺乏对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分析必然无以达到对分层的新形式、社会运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出充分的、非教条的审理。
作为一位长期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学者，琼·柯亨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批评紧紧围绕着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观点而展开，但她并不是接受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分析，恰恰相反，她认为正是这一分析，在阶级理论的核心之处，是必须要加以重估和改动的。基于此种考虑，她仔细甄别出蕴涵着马克思阶级概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的、社会学的和体制性的诸因素，在对它们进行内在批判的基础上确立一种批判性的分层理论。琼·柯亨的主要论据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一开始就背负着市民社会分析的重荷，而这种分析一直在两个完全相反的冲动之间纠葛撕扯：首先，按照对当时主要社会运动的分析，它努力表达私人领域（家庭）与公共领域（国家）之间新关系的社会性；第二方面是，将社会领域和工人运动都还原为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和矛盾的趋势。而后者在马克思著作中的完全优势说明了原先对具体的现代分层原则的分析变成了一种教条式的阶级理论。如果不对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理论作出修正，就不可能发展出新的批判性分层理论——它面向社会运动发言或者说估价结构性矛盾，因此，我使用分层这一术语而不用阶级这一概念”[4](P2-3)。
在琼·柯亨看来，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市民社会的概念，但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态度比之于黑格尔来说，辩护性更少并且更具双重性，对马克思而言，市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既可以看作是自由、自律、个体性和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统治、限制、异化和不平等的诸种新形式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分离的政治意义给予了一定的肯定，认为政治制度本身只有在私人领域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才能发展，市民社会只有从政治国家或专制权力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获得独立存在的时候，代议制民主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这表现出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合理内核的认同与吸取。另一方面，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历史性和局限性又具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不是把国家作为市民社会的前提，而是相反，他坚持市民社会构成了国家的基础，而且，不论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都是阶级关系变化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随着阶级利益分化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而产生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而伴随着阶级社会的消失，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也必将一道消亡。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这一内在紧张关系并不是琼·柯亨非议之处，她所诟病的是马克思将公民的、政治的、司法的、规范的和文化的要素化约为资本主义社会解剖学中的从属方面。质言之，她认为马克思的根本错误在于将市民社会化约为资本主义社会，而马克思完成这一化约的最重要的手段正是与生产方式相对应的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琼·柯亨认为，任何将阶级关系描绘为现代社会统治和解放的普遍基础的分析都内在地具有双重倾向：一方面，如此的分析妨碍了对那些不符合阶级关系结构或者不能视作是阶级工具的统治的基本形式的认识；另一方面，它通过把冲突性利益、需要的结构以及这一领域的合法基础看作是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外观性的表达，从而模糊了以社会和国家之区分出现的社会领域的复杂性。
马克思分析市民社会的最重要的洞见是：如果没有社会问题的解决，民主和自由问题就得不到真正的解决。由此，马克思把社会问题之最终解决的任务交给了无产阶级这一普遍的历史主体。而琼·柯亨认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将工人运动、政治民主斗争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分析综合成‘辩证的’总体的宏大努力，但是，马克思把政治的互相作用化约为阶级关系的工具性，把市民社会化约为资本主义，导致他将政治化解为社会问题”[4](P51)。在琼·柯亨看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俨然已成为通达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的路障和绊脚石，她提出批判性分层观无非是要寻求一种理论替代。恰如她自己所概括的那样，“后马克思主义的分层方法应该能够使结构矛盾、危机的趋势和分层机制符合于当代社会体制，并在摒除了经济和社会—经济的阶级斗争的优先性的预设下，来评价各种社会运动的潜势”[4](P195)。市民社会不会随资本主义而消亡，相反它会沿着多元化、异质性、民主形式的多样化的方向与社会主义汇聚在一起，用琼·柯亨的话来说，“市民社会制度和内在动力，民主政治文化的固有活力，并不排除社会主义的和多元主义的市民社会”[4](P228)。
十分明显，琼·柯亨并不认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一个完全荒谬的思想虚构，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置于根基处来凸显它的本源性的这一取向仍然是当代思考不应跃过的转捩点，问题是，我们不能从生产方式“规定”市民社会的视角将其化约为“经济基础”。跳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模式，跳出二元对立的阶级对立模式，在“分层”的视域下把市民社会看作是一个具有自发性、自治性和自我调节性的建构空间，这是琼·柯亨理论努力的一个基本方向。正是在积极为市民社会概念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构架和普遍的规范设计的意义上，琼·柯亨称自己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15](P2)。在1992年出版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一书中，她和阿拉托对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转向及这一理论的性质作了相当精确的描述，这一描述对我们恰切地把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或许具有“解蔽”与“澄明”的功效，所以把这段较长的引文摆在这里似乎很有必要：
当然，从马克思主义转向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任何立场的可能性一直存在。但是，如果一个人欲意避免以反马克思主义的教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如果一个人不愿意用为一种形式的支配作出的辩护来换取为另一种形式的支配所作的辩护的话，那么，他必得承认这种可能性：马克思确实确立了某些批判性的优越点，而只要资本主义社会还继续存在，这些优越点就不能被抛弃掉。在很多情形之下，这意味着对马克思的主要概念进行重新诠释或重新建构，这意味着导向一种更新的理论规划，这一规划远远越出了任何版本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及法兰克福学派）的规范和分析的方法论意义。正是这种理论规划，我们愿意将其归属在后马克思主义的标题之下来加以描述。所有的后马克思主义，不论其术语如何的不同，它们的共同立场是修正马克思在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作出的等同化，是修正马克思旨在使国家和社会一致化的种种政治方案。后马克思主义者们不仅像葛兰西那样充分注意到了在资本主义民主之下市民社会的持久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革命的存疑乏信，而且他们对维护市民社会保持着一种标准的向往。后马克思主义也有别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它们特有的方式在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作出等同，而后马克思主义总是试图把激进民主或者现存各种形式的市民社会的激进多元主义的改造变换作为理论探讨的主题[15](P70-71)。
从这段话中，笔者发现，《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1992年）与《阶级与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局限》（1982年）在表述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及理论内涵时有一个重大的变化：琼·柯亨在《阶级与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局限》一书中只是将后马克思主义与市民社会问题关联起来，而并未提及激进民主，当时她虽提到了“多元主义的市民社会”，但绝没有用“激进多元主义”这样的表达；而《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则刻意将市民社会与激进民主或激进多元主义联结在一起，这表明在1982年至1992年之间有人从激进民主的角度重新对后马克思主义作了理论上的拓展，并且这一拓展在影响上远远超过了琼·柯亨和阿拉托仅从市民社会问题阐述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规定。不言而喻，从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看，这一变化恰恰就是拉克劳与莫菲1985年《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所带来强有力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增殖效应。
［收稿日期］2004-11-20